04 巴士底日

亨利·缪尔热那句著名的话是怎么说的？“波希米亚式放荡不羁是艺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它是进入法兰西学院、医院或太平间的前奏。”费利克斯·纳达尔也看到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中那饥寒交迫和流浪漂泊的死胡同，以及它那些“绝对、准确和毫无诗意的细节”。我该继续前进了。

到哪里去呢？一个朋友的朋友在玛黑区即将腾出一套一居室的公寓。它有室内水暖管道、窗户和一间厨房，而且在法国人住的一楼。

巴士底狱附近的圣安托万路上，有一座新教的圣母教堂，拥有四百年历史。它后面是一个有回音的空旷庭院，里面有一家灯罩商店，我登上店铺旁边一架逼仄的楼梯，然后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仿佛是几个世纪之前地精居住的地方。这里似乎足够舒适安逸。那个庭院被硬塞进一座女修道院废弃的回廊里，修道院已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遭到破坏。悲剧与浪漫故事就像是从那些杂草丛生的牢房里渗漏出来一样。这似乎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早已喜欢上附近的区域。大约在尤利乌斯·恺撒时期，这片塞纳河平原上就出现了季节性泛滥，僧侣们把这里的积水排干，用墙把它圈起来，又被那些暴动的劳工反复重塑。查理五世国王曾在14世纪中期在此修建起若干棱堡和巴士底要塞，来保护东边的入口要道。然后，他又在玛黑区略微弯曲的宽阔街道圣安托万路附近，增加了两座皇宫。自从1365年以来，经过几个世纪的衰退，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一个艺术气息浓厚的诱人住址，有鸡爪形状的中世纪街道布局，上面点缀着从16世纪末以来修建的贵族府邸。

在我那个位于圣母教堂后面的院子里，我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泰奥菲尔·戈蒂耶曾经在一个画室里学习绘画。他是芭蕾舞剧《吉赛尔》（Gisele）的剧本作者，撰写了已知的首部有关浪漫主义的历史。几个街区之外，在樱桃园大街（Rue de la Cerisaie）和莱迪吉耶尔大街（Rue de Lesdiguières）的交叉路口，巴尔扎克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屋檐下，通过撰写一些粗制滥造的文学作品，来磨炼写作技巧。维克多·雨果位于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的公寓——如今是一个故居博物馆——离我的新蜗居更近，而戈蒂耶的父母曾经就住在隔壁。实际上，我可以从我的窗户探出头去，拔掉雨果那个用于密会幽期的隐秘工作室的插销。它就在不到一个街区远的地方。玛黑区就是那样——充满隐秘的文学和艺术朝圣地。

当然，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和纳达尔都会喜欢我的新公寓。他们全都以喜欢秘密撤离并留下欠债而闻名。我的院子有一个后门通往一条小巷，以备房东或索债者到来时偷偷溜走。更棒的是，这个院子还是个lieu de mémoire，一个历史纪念地。据说这里经常有那些修女以及怀孕的情妇和“尴尬”的未婚女子的幽灵游荡，她们被塞到这个圣灵显现女修道院（Convent of the Visitation）来隐居，这也是圣母教堂以前的名称。在大革命之前的时代，那些非婚生的孩子就被扔到这种地方。尽管偶尔有活着的租客发出呻吟，但在夜里，这个院子就跟那些鹅卵石路或隔壁教堂那些铺路石板下的墓穴一样安静。我居住的这座摇摇欲坠的建筑，就像红杉上长出的节瘤一样，从支撑物上冒出来。

我搬到这里来的第一个夜晚安静得出奇。然后清晨降临，我有了惊人的发现：那家灯罩商店其实是个灯罩工厂。呜——嗞——嗒嗒！现在我明白为何房东太太到傍晚的时候才带我来看房了。这座两层楼的出租房在气钉枪的呼啸中摇晃。长话短说，每周有六天，这种音乐会都要持续八个小时，中间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裹着一个木乃伊式睡袋，戴着耳塞，我理解了十二音阶的音乐和模仿它的散文是怎么回事。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即使在这种折磨和不适中，也有一种执拗的浪漫。我还没有读过德·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作品，或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那部研究浪漫主义的划时代之作——《浪漫主义的剧痛》（The Romantic Agony）。不过，作为终生热爱犯罪与侦探小说的人，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粉丝，我天生倾向于理解自我伤害、欢跃的痛苦以及其他黑色潜流。

它们将我那个诞生于大革命时代的房间跟那座教堂下的骷髅联系起来，然后发展到“神圣侯爵”（Divine Marquis）——这是那些追随者对德·萨德的称呼——的幻影。从1784年至1789年，他曾经身陷囹圄，被囚禁在位于这条路上的巴士底狱中。然后，那些黑色的隧道就分岔出来，通往几乎所有伟大浪漫主义作家和许多艺术家的住所，包括那位自相矛盾地反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古斯塔夫·福楼拜。他在描述爱玛·包法利服毒而死时乐在其中，并且曾经把人心定义为“记忆的墓地”。他还因说过这样的话而闻名：当他看到婴儿床时就会想象到坟墓，看到一名可爱女性的裸体就会联想起死尸。幸好我没有福楼拜这样的想象力，不过我还是被他迷住了。

因《恶之花》而著名的夏尔·波德莱尔比福楼拜更棒，他是现代主义的先驱——如果现代主义意味着一个被剥离了多余之物与短暂人生的世界，一个没有光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像拐杖和辅助轮一样作为支撑的神话、迷信和宗教失去作用。

他们俩都曾经住在附近——福楼拜住在圣殿林荫大道（Boulevard du Temple），位于东北方几个街区之外；而在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圣路易岛上，波德莱尔曾经栖居于至少两处公寓。

随着时间逐渐流逝，在我看来，那些光明的黑暗隧道，似乎在表面上延伸到了我来巴黎的第一年中碰到的法国男男女女，以及我读过或听说过的其他与这座城市有关的人。黑色是黑与白的一半。如果有哪座城市是一门有关黑与白的学科——不管是黑白摄影、电影或文学——那非巴黎莫属了。上述三种技艺的法国版都是在浪漫主义时代诞生的。黑色犯罪小说类型中那种铤而走险的复仇者兼反英雄概念，也同样诞生在那个时代。这种小说就是法文中所谓的“polar”，一种巴黎特产，我已经学会喜欢上它。

在拜伦和布莱克的胆汁与黑色乳汁的哺育下，巴黎那些“歌剧院的幽灵”、狼人和吸血鬼——有男有女——在一百五十年前大量出现，在我看来，他们在如今的屏幕上、在街头也有很多，而且为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罗曼蒂克的快感。他们居住在“19世纪之都”——那是悲惨的现代性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巴黎的称呼，“一个矗立在已经成熟的没有神灵的未来世界尖端的城市”。奇怪的是，虽然我的住处地下有骷髅和秘密通道，但我从未感觉到如此幸福或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