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热气球中的鸟瞰

19世纪中期一个冷飕飕的春日清晨，一只沉重的热气球破破烂烂，已经充满气，笨拙地升入巴黎棱堡外的天空。这只洋葱状的球体剪影上仿佛饰有流苏，颤颤巍巍地朝那一大片散漫杂乱、闪着微光的铁皮和瓦片屋顶飞去。夜里，大雨、冰雹和那一年的最后一场雪已经将巴黎清扫干净。

在热气球摇摇晃晃的柳条筐下方，出现了一片起伏不平的棋盘状城市，一条条点缀着像是棋子中的小卒、骑士和城堡的河道从中穿过。一名孤零零的乘客哆哆嗦嗦地蜷缩在柳条筐里，被这一幕景色惊呆了。随着光线逐渐增强，薄雾渐渐消散。那些棋子变得清晰起来，化为一些微小如玩具的男男女女、马匹和马车。那些河道也变成了奇妙的城市风景，由尘土飞扬的工地、半废弃的教堂、刚建好一半的林荫大道或火车站、中世纪的尖塔钟楼和怪兽滴水嘴构成。塞纳河畔，结构对称的灰白色议会大厦刚刚建成，古老的巨型赭黄色纪念碑直刺蓝天。

蜿蜒的河水缓缓流淌，呈现出模糊的蓝灰色，水天一色。河面上点缀着一波波的白浪，而非朵朵白云。那条河在一个个岛屿周围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接着又在一些河船和桥墩周围重新分分合合，从照相机取景框里自东向西地逶迤流过。

蜷缩着的年轻的加斯帕尔-费利克斯·图尔纳雄（Gaspard-Félix Tournachon）有个知名度更高的名字，叫费利克斯·纳达尔，他在黑色的帆布罩下打开照相机的快门，默数几下，然后飞快地转过身，让感光板显影。他在一个系着绳索的气球上尝试了六次，均以失败告终，如今他终于琢磨出问题所在。这一次，显影获得成功，地面上的景色在感光板上留下幽灵一般的形象，他的气球可以自由飘浮了。

纳达尔是早期摄影师中最大胆的一位，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者。在1855年的一天，他认定发明航空摄影的时候到了，而他就是那个发明者。作为一名颇有天赋的多面手，他脑子里充满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其身份从书商、走私贩子、间谍、讽刺画家、油画家、小说家和记者演变为未来的革命者。1848年，他从巴黎长途跋涉到华沙，为波兰的独立而战斗——尽管他跟那个国家毫无关系。在同样轻率的热情中，他掌握了摄影技术，并且不到五年就成为这个新行业中的佼佼者。而后他被天空吸引。热气球很大，为什么不把柳条筐变成一个摄影工作坊和实验室呢？

纳达尔就像他那些感光板一样敏感，对巴黎念念不忘。有时，他从罗曼蒂克的高度想象这座城市——可是当时却没有摩天大楼或埃菲尔铁塔供人俯瞰全城。他脑子里怀着鸽子那样的鸟瞰视角，在巴黎的街道巷弄和公园里徘徊，深入一座座地下墓穴和下水道探索——有一天他会发明闪光灯摄影，把地底深处那些没有光线的景象记录下来。

纳达尔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职业游民和好色之徒。身高6英尺的他，比其他巴黎人高出一头，他习惯甩甩头，以免一头浓密的黄褐色头发遮住那双略有些外斜视的眼睛。人生就是寻欢作乐，是没完没了的求爱。他按照哥特式风格，把自己的姓氏改成“纳达尔”。这听起来隐约有点中世纪的意味，放荡不羁而又有些刺激，而且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他和自己那些无拘无束的同好们，总是在驱逐队到达的前一天，从一家低级酒馆转移到另一家去。

正是费利克斯·纳达尔“出演”了最初的《波希米亚人》（La Bohème）[1]，然后这出戏才从巴黎的阁楼登上歌剧舞台。他爱上了普契尼那部经典之作中患有肺病的美人咪咪的原型或其众多姐妹中的一位，并使之成为文艺作品中一个不朽的形象。“咪咪”是一个假名。他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小说家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和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比其他任何波希米亚人都更加了解巴黎那些艺术家的画室和没有取暖设备的顶楼房间。

纳达尔的人生启迪了无数的后世浪漫主义者，其中就包括一个来自旧金山的类似灵魂：笔者我。纳达尔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摄影作品，了解他的生平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但我对旧大陆及其人物有一种亲近感，那是一个拥有无数古老历史建筑、古老书籍、老照片和老电影的世界，一个由优雅的顽皮戏谑构成的复杂世界，里面充满浪漫主义的阁楼，被一座座葡萄酒厂和餐厅包围的城堡废墟。那些餐厅里供应各种罪孽深重的美味佳肴，而欧洲人却毫无愧疚地在其中大饱口福。

就像他们一样，我对此类所谓的罪恶不以为意。我还怀疑旧大陆可能不只有享乐主义或怀旧之情，不过我也说不出其中的原因。

当我没有在旧金山湾区一家罗曼蒂克得有些夸张的法式餐厅里等待桌位，或者没有为当上一名摄影师而徒劳地努力，笨手笨脚地弄得一卷卷黑白胶卷过度曝光时，我会写一些以欧洲为背景且永远不会发表的短篇小说，沉浸在自己令人生厌的想象中。有一年夏天，我到旧金山歌剧院当一名志愿引座员，被《波希米亚人》迷得神魂颠倒。我从普契尼开始追寻其根源，发现这部歌剧就是根据作家亨利·缪尔热（Henri Murger）那部苦乐参半的自传体小说《波希米亚生活场景》（Scenes from Bohemian Life）改编的。然后我发现了咪咪与缪尔热及其朋友纳达尔之间的关系。我梦想融合生活与艺术，融入这些早已作古的男男女女的浪漫世界，一个由书籍、摄影和黑白巴黎的那些任性的热气球构成的世界，在这里，当花朵被夏尔·波德莱尔提炼成诗歌时，它会同时散发出甜香与罪恶。夜里，我开始从伸开双臂呼唤咪咪的美梦中醒来。

就像其他旧金山人一样，我在城里或深夜电视频道上观看有关巴黎的老电影。我头戴贝雷帽，购买法式棍子面包，并且考虑购买一台旧的雪铁龙2CV车。我被频繁的干旱所困扰，又被无情的烈日晃得头晕目眩，想象自己在雨中的巴黎街道上放声高歌，周围是一些摇摇摆摆、照射出黄色车灯的老爷车。在我脑子里，我是《筋疲力尽》（Breathless）里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扮演的那个在香榭丽舍引诱珍·茜宝（Jean Seberg）的坏蛋，或者《雾港》（the Quai des Brumes）里跟踪米歇尔·摩根（Michèle Morgan）的让·迦本（Jean Gabin）。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一本本二手法文书。它们那些充满贪欲、覆盖着苔藓的幻想故事中，描绘了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的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在颠簸的马车上心醉神迷，或者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笔下的卡西莫多和爱丝美拉达在巴黎圣母院的怪兽滴水嘴之间纠葛缠绵，显得那么引人入胜，充满异国情调，而且，谢天谢地，跟充斥着加州的那种反常的纵酒狂欢毫不相干。

然后有一天，我一路东行，横穿美国，历经多年及多次职业的改变，才停下旅行的脚步，从艺术桥（Pont des Arts）上越过塞纳河，进入我自己的歌剧布景，它位于右岸的洛吉耶路（Rue Laugier），是七楼上的一个阁楼，没有热水和电梯。我兴奋得等不及打开行李，就在铺着厚木板的走廊里找到一架木头梯子，把它靠在一扇长方形小天窗下的柱子上。我抓起一份巴黎的地图，爬上梯子，探出头去。

我在梯子上站稳了，眨眨眼睛，呆住了，周围都是鸽子。外面在下雪。那是1986年的4月5日，巴黎的4月。不过，我脑子里回荡的旋律很快被普契尼的一首咏叹调所取代。我的房间没有窗户，比《波希米亚人》里面的那个更小也更冷。

那一幕景色似乎有一种怪异的美。里面独独缺少一个幽灵——例如乘坐热气球的纳达尔，怀里搂着咪咪。可是头顶上没有热气球，甚至那种充满氦气的小气球也没有，我小时候在幼儿园里看电影短片《红气球》（The Red Balloon）时见过，这部电影曾经为我提供了有关巴黎的第一印象，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

仿佛是受到满怀同情的魔法召唤，终于，一条软式小飞艇滑入我的眼帘，两侧拖着闪烁的广告条幅。追随它的轨迹，我辨认出凯旋门的冠顶。在我和香榭丽舍大道之间，一道道檐槽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些冒着热气的烟囱顶帽，装着黑色铸铁栏杆的阳台，以及点缀着小凹坑的新艺术风格的尖塔。在塞纳河南岸更远的地方，埃菲尔铁塔伸出它那花边状的天鹅脖子。我眨了一下眼睛，从视野中排除掉一片片雪花。光线柔和，空气里有股法棍或羊角面包、咖啡豆和烤鸡肉的气味——还有从我这层楼上其他女仆房间里飘出的燃油和白菜的气味。

那只软式小飞艇的蒸汽轨迹将巴黎景色中的其他小黑点连接起来，正是纳达尔从热气球上看到的那些。它们仍然在那里。我展开地图，循着一条条线，找到蒙马特和贝勒维尔、玛黑区、塞纳河两岸、拉雪兹神父公墓、拉丁区和卢森堡公园。这些地方，我都在书上或赛璐珞上见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另外几次造访巴黎的短暂旅行中，我也曾从其中穿过。现在我能够拥有它们了。巴黎将属于我。

我不知道，在那个4月的清晨，我是否意识到自己将滞留于此地，无法离去，我会花数十年时间在那些街道上潜行，追寻费利克斯·纳达尔照片中的影像——巴黎最优雅的时刻中那些罗曼蒂克的男男女女。我是否意识到我会在一座座图书馆、公墓、名人故居和政府办公室之间忘记自我，打扰那些官僚主义者，结婚成家，为了出生证明和驾驶执照，而费力地应付各种繁文缛节，为选举人登记和吵闹的邻居而苦恼，在无意识中试图穿透那些谜团，解开世界上最高深莫测、引人注目、令人疯狂但又充满诱惑的城市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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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契尼的著名歌剧，有的也根据其法文版的副标题译为“艺术家的生涯”。波希米亚本是捷克的一个地区，历史上，法国把来自波希米亚的吉卜赛人称为“Bohémien”，后来由此引申出另一个词形相似的词语“Bohème”，用来指文化界那些像波希米亚吉卜赛人一般放荡不羁、不愿按传统方式生活的人。不过英文中用一个词“Bohemian”表达了这两重意思。本书在涉及这部歌剧的地方仍依习惯译为“波希米亚人”，在其他地方则译为“波希米亚式放荡不羁者”或“放荡不羁者”。——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