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如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在市场上无处不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商店里，都可以找到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东京、纽约、悉尼、巴黎，只要你能想到的地方，中国产品都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些外国的爱国消费者试图避开中国产品，他们的日常生活将会变得相当痛苦。美国记者Sara Bongiorni（2008）在她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记录了她的家庭在一年之内不用中国制造的商品后遇到的困境。在这一年里，她的家庭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寻找非中国制造的商品，并在这些商品上花费了过多的钱。结果，她的孩子们的生日聚会由于没有蜡烛，不能玩任何游戏；他们度过了一个没有传统装饰品的圣诞节——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非中国制造的装饰品。这一年的痛苦经历让Bongiorni女士得出一个结论：如今，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40年前，中国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几乎与世隔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更是指导中国政府官员制定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每年的商品和服务出口额超过2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想对外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时也想不到，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会超越日本、美国、德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企业可以为全世界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从鞋、T恤、毛衣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到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无人机等高科技产品。

据著名经济增长史学者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2001）推算，公元1500年，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古代中国是在封闭状况下实现了经济繁荣。这个繁荣与国际贸易无关。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又恢复了16世纪的经济辉煌，发展成为一个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这一巨大经济成就，是在中国主动开放国门与世界融合，采取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之后实现的。它是开放型经济体制下实现的经济繁荣。

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之一。过去40年中国出口的爆炸性增长，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核心作用。发展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观察家们，试图解释中国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并找出促使中国出口能够广泛地渗透到全球市场的关键因素。他们在学术期刊、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此类研究和文章。这些研究认为，促成中国出口奇迹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促进出口的政策；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出口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步；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帮助中国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大幅提高了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促进了中国制造产品向国际市场的渗透。然而，这些因素远远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为什么美国将近一半的贸易逆差源于中国，而中国的GDP还不到全球GDP的15%？为什么中国制造的产品，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品都更有竞争力？

事实上，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大多数中国制造产品，都是以外国品牌销售的。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在鞋、玩具、服装等这些被公认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中国企业依然没有培育出得到国际市场认可，并能够与耐克、ZARA、优衣库等竞争的品牌。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外国品牌，中国的商品出口量，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吗？尽管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中国仍处于追赶阶段，依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但是，它依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在中国劳动力中，只有不到2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中国本土企业在技术上很少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那么，在美国被公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领域，中国怎么会对美国有1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呢？诸如此类问题，强调劳动生产率或者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是无法回答的。要想清楚地理解中国出口奇迹，我们必须走出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汇率制度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框架，研究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组织方式，分析中国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探索中国出口产品中蕴含的核心技术的来源。

仔细研究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沿着全球价值链制造和销售的。过去几十年，全球价值链给国际贸易的商业模式、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国际贸易的组织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正如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所描述的，今天的贸易已经向前发展，它与200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讨论的以布换酒的古典贸易有着本质的不同。21世纪的国际贸易，已经从商品贸易发展到了任务贸易。目前，几乎所有制造产品，都是在全球价值链上生产和交易的。在价值链上，许多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集体参与了从研究、开发、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到最终将产品销售给全球市场上的终端用户的各种任务。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和基于生产与组装任务的外包活动，不断引导和扩大了全球贸易，颠覆了传统的区域贸易格局和平衡。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性质和范围。它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国际分工的演变：从商品和产业层面上的分工，进化到更为细化的同一产品层面上的任务分工。用Richard Baldwin教授（2018）创造的一个术语来说，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第二次拆分”（second unbundling）。全球范围内生产过程的分割，为中国企业参与价值链、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溢出效应，提供了众多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出口产品向国际市场的成功渗透，是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在全球价值链上，中国企业承担低技术的标准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等任务，而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则负责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一般来说，企业在国外市场销售产品，会面临各种固定成本，例如分销渠道的建立、对国外法规和消费者偏好的了解、产品宣传广告的制作等。这些固定成本通常是企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的一个障碍。然而，中国企业通过参与由外国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全球价值链，就可以利用这些跨国公司的知名品牌、先进技术与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成功地规避传统的市场进入障碍。因此，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中国制造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一个新捷径。

跨国公司组织和管理的全球价值链，具有三种溢出效应。这三种溢出效应，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高科技出口冠军的决定性因素。第一种溢出效应，来自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拥有的品牌。中国企业以合同制造商的身份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就可以以国际公认的品牌销售自己制造的产品。这些国际知名品牌的标签，显然提高了中国制造产品对国外消费者的吸引力，增强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二种溢出效应，来自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不断培育出新市场，创造出新的需求。然而，任何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不仅需要高增加值的零部件和服务，也需要低增加值的零部件和服务。中国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例如iPhone的价值链，专门从事低增加值的工作（例如组装，生产电池、天线等低技术配件），就可以自动融入高科技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并从全球消费者对这些产品快速增长的需求中获益。全球价值链的第三种溢出效应，来自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建立的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作为外国跨国公司的指定供应商，中国企业获得了利用这些基础设施，进入国际市场的便利条件。它们的产品可以通过价值链主导企业建立的批发和零售渠道进行销售。除了目前主流观点经常强调的低成本优势外，这三种溢出效应是决定中国出口奇迹的关键因素。

全球价值链，不仅为中国企业打开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大门，也为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离岸外包和海外直接投资，为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需要几十年才能在国内形成的技术和生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企业一旦加入全球价值链，就像进入了一条动态的学习曲线。参与全球价值链后获得的学习机会，大大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和升级的能力。装配手机、缝制牛仔裤、缝制鞋子等低增加值的工作，是中国企业最初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切入点。有些学者担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能会掉入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陷阱”，原因是它们不具备必要的学习能力，或者是价值链主导企业不向非主导企业传授生产诀窍和技术（Sturgeon和Kawakami，2011）。但是，中国企业在各个行业的技术升级现象令人印象深刻，表明“低增加值陷阱”在中国并不存在。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价值链战略实现非线性技术革新，即绕过必要的技术阶段，直接跳跃到价值链高端——品牌发展。现在，全球五大智能手机品牌中有三个是中国的品牌：华为、OPPO和小米。这三家公司都是利用外国公司的操作系统、中央处理器（CPU）和内存芯片等核心技术而崛起的。这些中国企业尽管在技术上依然存在不足，但现在已经成为手机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并建立了自己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例如，OPPO手机的背后就写着：OPPO设计，中国组装（Designed by OPPO，Assembled in China）。

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对经济学家评估国家比较优势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使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来衡量国家比较优势。当价值链贸易成为进出口的主要方式后，传统的贸易统计实际上是不适合评估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动态变化的。用贸易总值计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往往会夸大中国大量使用进口零部件的比较优势。例如，在高科技产业，制成品往往被用来衡量出口企业的技术含量，这种方法忽视了产品核心技术的来源地（Ma，Wang和Zhu，2015）。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2018年中国笔记本电脑和手持平板电脑的出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70%左右。应用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公式，我们可能会草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持平板电脑的生产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但是，笔记本电脑的核心技术——操作系统和中央处理器，是由美国的苹果、微软、英特尔和AMD公司垄断的，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结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中国向美国出口高科技产品iPhone的贸易形态，以及中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等结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数据的不当解读导致的。因为传统贸易数据无法反映产品核心技术的来源，不能区分各种任务的技术难度和增加值的高低，例如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任务与标准零部件制造、组装等任务之间的技术和增加值的区别。以传统贸易数据为基础的分析，错误地假设所有从中国运出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并代表中国的科技水平。事实上，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时，虽然能够在高科技产品产业链上承接低技术任务和组装制成品，但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已经获得了独立制造高科技产品所需的技能、技术和生产诀窍。

全球价值链让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大量的贸易流，表面上看是双边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多边贸易关系。亚洲生产网络形成的三角贸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大陆位于这个三角贸易的中心，从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进口中间投入品，然后将其组装成成品，最终出口到美国（Wang，1995）。因此，中国的出口总值不仅包括国内增加值，还包括其他亚洲经济体创造的增加值。通过这些生产网络生产，并最终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中国商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和其他相关亚洲国家与地区的出口。按照同样的逻辑，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有一部分是多边的，而不是双边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其他亚洲经济体通过生产网络转移过来的。

然而，目前的贸易统计评估体系依然是以以布换酒这种古典贸易理论为基础的，它完全不适合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现代贸易。尽管全球价值链已经在国家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目前经济学家、决策者和政治家，在分析贸易格局、双边贸易平衡、贸易结构和国家比较优势时，仍然依赖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现行贸易统计的经济含义，对于考察与价值链贸易相关的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误导性。基于价值链的现代贸易，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的基本假设是不一致的，这就导致了传统贸易统计对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的扭曲。传统贸易统计衡量的是商品跨越国界时的总价值。它隐含的假设是，出口产品的全部价值都来自产品出口国家。这一假设，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辩论、谈判和评估国家出口能力的基础。把这个假设用到价值链贸易上显然是错误的。沿价值链制造的产品的总增加值，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国家。相反，它分布在参与制造过程的国家之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值，是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与其他参与制造这些出口货物的国家的增加值的总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制造业的组装中心。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部分制造品，都包含有大量的进口零部件。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将中国出口产品内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也算作中国创造的价值，无疑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从而错误地描绘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以及技术进步状况。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传统贸易统计实际上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利用同一产品价值链的新国际分工，许多美国跨国公司主动放弃制造任务，专注产品研发、设计、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已经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苹果、耐克、高通等美国公司都是无工厂制造商。美国的无工厂制造商，通常雇用外国的合同制造商生产或组装它们的产品（如高通芯片、耐克运动鞋和iPhone），然后将这些产品卖给中国消费者。这类“美国产品”是不被计算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的，因为这些产品不是从美国本土运到中国的，它们不经过美国的海关。美国的无工厂制造商对这些产品的贡献，主要来自蕴含在这些产品中的无形资产的增值服务。这些无形资产包括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品牌、产品设计、物流管理技术等。利用无形资产和其他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是美国的无工厂制造商在中国市场上通过销售可见产品获得收入的方式。中国消费者在购买iPhone、耐克鞋等这类产品时，不仅要为这些产品的制造成本买单，还要为产品中蕴含的无形资产和服务的增加值买单。然而，目前的贸易统计却无法追踪这种新型贸易。它没有统计美国无工厂制造商通过销售外国合同制造商生产的有形产品，向外国消费者和企业销售无形资产增值服务的活动。因此，在记录中美双边贸易流量的统计数据中，美国无工厂制造商对中国的出口是“缺失”的（Xing，2020）。用目前的贸易统计来考察中美贸易平衡，不仅夸大了中国的出口量，同时也低估了美国的实际出口，从而导致中美双边贸易平衡被大大扭曲。不幸的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一直是两国争议的焦点，并引发了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

全球价值链的盛行，也挑战了关于汇率与贸易关系的传统理论。中国的出口总值一般由国内和国外增加值组成。无论中国出口企业是否具有定价权，是否可以进行汇率传递，人民币升值只能影响源于中国的增加值，而不是传统理论所假设的中国出口产品的全部价值。就中美贸易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以加工出口的形式生产的。人民币升值的传递即使存在，也会因为外国增加值的存在而大打折扣。此外，在价值链上，中国企业一般负责生产和组装，外国跨国公司负责全球批发和零售。与消费者为中国制造产品实际支付的零售价格相比，中国企业的增加值相对较小。人民币升值导致的生产成本小幅上升，未必会转化为最终销售价格的上升。在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中，进口代表国内对外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需要进口大量的零部件来生产出口产品。为生产这些出口产品而进口的中间产品，例如中国的加工进口实际上是由外国需求而不是中国的国内需求决定的。因此，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数量，并不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解释的方式，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做出反应。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既给国际贸易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对指导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进行国际贸易和政策分析的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本书采用全球价值链的方法，分析了过去40年的中国出口奇迹。这是一种新的方法，不同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奥林模型，或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的基于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本书在计算双边贸易平衡、评价国家比较优势、确定贸易模式和出口结构时，注重的是贸易增加值而不是出口总值，注重的是中国企业从事的任务而不是出口的最终成品。利用贸易增加值，可以降低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对贸易事实造成的扭曲，可以准确地描述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本书按照全球价值链的方法，将出口的范围从有形产品扩大到无形产品（利用有形产品出售无形资产增值服务的新型贸易）。过去十几年，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逐渐向无工厂转变，进化为无工厂制造商。它们利用包含在有形产品中的无形资产和服务，从世界市场获得收入。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专门从事制造和组装这些有形产品，例如iPhone、耐克鞋、优衣库牛仔裤等。美国和中国代表了这一趋势的两个极端。将无工厂制造商从世界市场获得的增加值，作为其母国出口的一部分，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如何从全球化中获益，也可以减少目前贸易统计中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平衡的扭曲，特别是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平衡的扭曲。

全球价值链方法，可以系统地解释：中国为何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为什么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多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什么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来自中国？对于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方法提供了研究特朗普关税对中国出口影响的新视角，有助于回答为什么许多外国跨国公司在贸易摩擦期间选择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之外。

本书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结果，主要来自我过去十几年对中国出口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2009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EAI）访问时，萌生了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中国出口奇迹的想法。当时，我正在做一个关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研究。欧盟的一份研究报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报告称2007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排名世界第一，年出口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27国的总和（Merie，2009）。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中国人，我会为“中国是高科技产品出口第一大国”的成就感到兴奋。不过，以我个人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以及它们在制造高科技产品方面承担的任务的了解，我觉得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确增长非常快。这一现象曾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2006年，哈佛大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的出口有什么特别之处？》（“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Rodrik，2006）。他发现，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高科技产品的比重特别高，甚至高于发达国家。他把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归功于中国政府的科技政策。我毫不怀疑，中国对研发的投入、中国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增强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差距。然而，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07年，尽管中国经过了将近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大约为3500美元。我不认为此时中国积累的技术能力，足以使它成为世界第一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对外国技术特别是决定产品技术功能的核心技术的依赖，意味着中国在2007年就已成为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冠军，应该是一个“神话”，而不是现实。

中国企业利用进口零部件组装的高科技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用iPhone智能手机等组装产品，来代表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否合理？带着这些问题，我研究了中国高科技产品是如何生产的，并分析了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研究结果与我的直觉一致，即中国离真正的高科技出口冠军还很远。2010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中，超过八成属于加工出口类别，也就是利用进口零部件组装的，这些产品的核心技术部件全都是进口的。换句话说，是外国的技术决定了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先进技术特征和功能。加工出口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事实，说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是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并非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我在《中国高科技出口：神话与现实》（“China's high-tech exports：myth and reality”）一文中，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总结，并建议将这种出口称为“组装型高科技产品”，而不是“高科技产品”（Xing，2014a）。

从新加坡回来后，我买了我的第一部苹果手机——一部黑色外壳的iPhone 3G手机。在iPhone出现之前，我一直不喜欢使用手机。但是，iPhone首创的触摸屏、虚拟键盘，以及手机和音乐播放器功能的无缝结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正在欣赏新买的iPhone时，手机背面印着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Assembled in China）。我曾在日本、美国、加拿大等访问或生活过的国家，购买过数以千计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包括T恤、牛仔裤、电脑、电视和微波炉等。按照WTO的原产国规定，“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一直是中国出口产品关于原产地的标准标签。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在中国组装”（Assembled in China）这句话。我从未在国际市场上的其他中国制造的产品上，看到过类似的声明。我不知道为什么乔布斯无视传统，非要使用“中国组装”这个词。但是，这句话清楚地描述了参与制造iPhone的中国企业的角色：它们仅仅是按照苹果公司的设计，将进口的零部件组装成现成的iPhone而已。iPhone就是一个说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与全球价值链关系的非常直观简单的例子。它说明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并非中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所推动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美国拖入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股市近8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乌有（Merie，2018）。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希腊、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来自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学术界的宏观经济学家们，都在积极寻找金融危机的原因，并试图起草政策建议，防止世界经济再次陷入类似的危机。全球失衡——即一些国家（例如中国）经常账户有盈余，而其他国家（美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经常账户有赤字，被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判断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The Economist，2009；Portes，2009）。而全球失衡的核心，是中美贸易之间的失衡。因为中国拥有最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而美国拥有最大的经常账户赤字。由于贸易顺差是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贸易逆差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来源，中国的再平衡被认为是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人民币必须大幅升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20）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对付中国》（“Taking on China”），公开敦促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让人民币升值。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像这一政策的支持者预期的那样有效？我对此是怀疑的。在那些宏观经济学家的心目中，中国的出口与两个世纪前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研究的出口类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2007年以前，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是以加工贸易出口——即以进口的国外中间产品为原料和零部件生产的，是沿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交易的。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太小，不足以影响中国的出口或贸易平衡。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我分析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汇率弹性。我惊讶地发现，加工出口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率超过了100%，而马歇尔-勒纳（Marshall-Lerner）条件——一国货币升值时，贸易顺差会缩小的充分条件，对中国的加工贸易来说并不成立，因为加工进口会随着人民币升值而下降。当我四处寻找具体案例来解释我的发现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这句话。我想，iPhone可能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我以前的学生Neal Detert，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担任研究助理，他一直希望和我一起做研究。于是我就让他帮我收集了iPhone 3G的拆解数据，以及相关的iPhone 3G贸易统计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我得到了惊人的结果：中国为每部iPhone 3G，仅贡献了6.5美元的组装服务，大约占总制造成本的3.6%！但在贸易统计中，中国向美国每出口一部iPhone 3G手机，中国海关就把它记为179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极大地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根据对苹果手机制造成本和中国出口数据的分析，我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传统贸易统计，大大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的时代，应该用中国的出口增加值，而不是出口总值来评估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第二，iPhone中蕴含的外国增加值，大幅削弱了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平衡的影响，即使人民币升值50%，它对中国向美国出口苹果手机也不会有影响。第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苹果公司将它的手机组装任务转移到中国的原因。我把这些分析结果写成了论文《iPhone是如何扩大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的》（“How the iPhone widens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PRC”）。

2010年7月，我在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发表了这篇论文。除了我的同事John West，研讨会的听众反应很冷淡。John West觉得论文结论是爆炸性的。经济学家喜欢用大样本来做计量经济学分析；他们通常认为案例分析有偏见，不能代表样本分布。然而，在这个案例分析中，我是在挑战传统贸易统计衡量双边贸易平衡的可靠性；是在探讨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和生产时，传统贸易理论解释贸易模式和汇率影响的有效性。为了这些研究目的，我认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应该是充分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前研究部主任Mario Lamberte博士，认为iPhone案例分析简洁明了，逻辑清晰，结论非常新颖。他建议将它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的工作论文先发表。在互联网时代，工作论文已成为传播最新经济研究成果和新思想，特别是主流学术期刊编辑不喜欢的非正统思想的一种流行手段。为了感谢Neal Detert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收集数据的贡献，我把他列为第二作者。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拒绝了。Neal Detert是美国人，他觉得这篇论文是批评美国的，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当时他在美国找工作。因此，他担心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会影响他在美国找工作。后来，在Mario Lamberte博士的劝说下，他同意把自己的名字署上，但是，Neal Detert又建议我修改一下论文标题，让它看起来不是特别刺激。我说：我就喜欢刺激的标题，这样才可以吸引读者的关注。我的直觉告诉我，iPhone，中国，美国和贸易赤字这四个关键词连在一起，一定会引起关注的。

2010年12月16日，我去早稻田大学商学院讲课。在去教室的路上，我随手拿了一份放在走廊里的免费《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浏览报纸时，我在第3页看到了Andrew Batson的文章“Sum of iPhone parts：trade distortion”。文章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总结了我iPhone论文的主要结果。文章的最上方有一张利用我的研究数据设计的色彩斑斓的图表。这张图直观地解释了贸易统计数据是如何扭曲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这让我非常激动和兴奋！

随后，2011年1月1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6.5美元的贸易战》（“The $6.5 trade war”）的社论。6.5美元是我估算的苹果手机包含的中国增加值。社论利用iPhone案例的研究结果，批评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提出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建议。这两篇《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向全球媒体传播了我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对我的研究表现出兴趣前，吸引了公众的巨大关注。后来，《时代》周刊登载了迈克尔·舒曼的文章《iPhone对美国经济有害吗？》（“Is the iPhone bad for the American economy？”），德国最大的商业报纸Klau Meinhardt发表了题为《全球iPhone经济的奇怪逻辑》（“The strange logic of the global iPhone economy”）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以我的iPhone案例分析为基础的。

此后不久，我接受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温迪·考夫曼的采访。在采访中，她问了我一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谁让你做这个研究的？”我对她的询问感到惊讶。我回答说：“在日本，我有充分的学术研究自由。如果你非要我指出那个研究的起源，我想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教我的美国教授。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我不知道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什么时候会播出这个采访。后来有一天，我的博士生导师斯坦福大学教授Charles Kolstad给我发来了一个广播文件，让我去听听广播节目里有谁。他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这个节目的。后来，《纽约时报》对我的研究也表现出兴趣。《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问我将iPhone组装工作搬回美国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她曾协助撰写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文章《美国如何把iPhone工作岗位丢给了中国》（“How the US lost iPhone jobs to China”）。

媒体对iPhone案例研究的广泛报道（图1.1），最终引起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我的研究的注意。VOXEU的主编Richard Baldwin教授，邀请我写一篇关于iPhone案例分析的专栏。我于是把研究成果总结成一篇通俗易懂的专栏，并于2011年4月11日发表在VOXEU上。随后，WTO和IDE-JETRO（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2011）发表了一份联合报告《东亚的贸易模式和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Trade pattern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from trade in goods to trade in tasks”）。这是第一份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按照贸易增加值估算中美贸易平衡的机构报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司司长Koen De Backer用iPhone 4复制了我的iPhone 3G分析（Backer，2011）。他发现，中国对iPhone 4贡献的增加值为6.54美元，与我在iPhone 3G分析中的估计结果，仅相差0.04美元。2012年，OECD和WTO（2012）发表了联合文章《贸易增加值：概念、方法和挑战》（“Trade in value added：concepts，methodologies and challenges”），这代表着两个国际组织正式支持按照贸易增加值来统计贸易的方法。在我的iPhone案例论文被《经济视角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和《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两家主流经济杂志拒绝后，Aussenwirtschaft杂志编委会成员Simon Evenett教授，邀请我在该杂志上发表。日本发展经济研究所的猪田聪教授评论说，“iPhone论文是第一篇引起对传统贸易统计有效性警觉的文章”（Inomata，2017）。目前，利用增加值研究分析贸易问题，正在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很多学者和从业者联系我，问我是否更新了对iPhone新机型的分析。他们对中国企业参与iPhone价值链的升级很感兴趣。在中国深圳一家手机设计院的技术协助下，我对苹果公司2018年推出的iPhone X进行了拆解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在iPhone X中获取了更多的附加值，并且完成了更复杂的任务，远远超过了简单的组装。感谢Richard Baldwin教授，我的关于iPhone X论文摘要于2019年11月11日发表在VOXEU上。它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iPhone手机价值链分析表明，中美两国的经济，已经被一只新的看不见的手——全球价值链，紧密结合在一起，两国完全脱钩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关于中国出口奇迹的许多悖论，都可以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中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论，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模式是存在的。“中国模式”不同于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以及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其他成功案例。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仅催生了出口奇迹，而且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最终推动了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参与后的经济结果，都是无与伦比的。依靠全球价值链实现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

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并非是没有风险的。自然灾害和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会破坏价值链的平稳运行和可靠性。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摩擦，就人为地提高了为服务美国市场，从中国采购产品的成本。随着贸易摩擦演变为技术摩擦，美国政府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上百家中国企业向美国企业采购核心技术零部件。这危害了这些中国企业的供应链，也威胁到了利用全球价值链战略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生存。此外，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突然暴发，不仅打乱了对于外国下游企业经营至关重要的中国供应链，也暴露了许多国家依赖中国供应抗击疫情急需的医疗用品策略的风险。贸易摩擦和COVID-19疫情叠加，促使一些跨国公司将其生产设施转移出中国。这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并最终重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决定全球价值链的未来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