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影像也是一种语言

马丁·斯科塞斯

国际著名导演，电影社会学家

在我小时候，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差距就像大洋的此岸与彼岸。只要是图画，无论是移动的还是静止的，无论是手绘的还是拍摄的，都只是供人观看的事物，仅此而已。而文字则只是供人阅读的。

但从某一个时刻起，我开始意识到，影像也是一种语言。我必须承认，我是在不知不觉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我无法具体告诉你特写镜头与推拉镜头的区别，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存在镜头剪辑这一回事，但还是会感受到不同层次的情感张力、色调变化，以及对于画面比例、景深、光影、节奏、色彩、动作和肢体语言等细枝末节的变化和调整，这些都能在观众进入剧情时对其视觉起到引导作用。

总之，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电影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意义非凡。持这种观点的人可不只我一个。

随着成长，我对电影和电影制作渐渐产生了兴趣，也阅读了一些关于电影史的书籍。我发现，人们仍然在苦苦地探索电影的奥秘，毕竟电影的诞生不过是一个世纪前的事情。美国电影史经常讲述的无非是影视明星和好莱坞的传奇故事，以及一系列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电影，比如《火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贪婪》（Greed）、《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和《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等。而如今，电影制作本身存在着诸多限制，搭建场景规模较大、花费不菲且困难重重，所以制作电影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能力范围。市面上介绍如何自制电影的图书还是围绕着特写、广角、“表现灯光”等枯燥无趣的概念展开讨论，其观点通常也墨守成规：特写代表了“情绪化”，交叉剪接是为了“营造紧张气氛”，推拉镜头则代表“神秘”。对此，我感到很遗憾，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哀。

而萦绕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文学与电影之间奇怪的对立现象。在一些人眼中，电影总是排除在高雅艺术之外，被看作低级的艺术形式，而话剧和小说则被看作相对高级的艺术形式。对他们来说，电影不过是玩具，是“没有任何想象价值”的消遣对象。电影是“轻浮”的，而其他艺术则是“严肃”的。甚至有人认为电影根本称不上是艺术，因为它是人们合成的成果。他们还认为，影像转瞬即逝，只有文字才能传承久远。我知道，旧的偏见很难消除，但也惊讶地发现，这种特定的偏见仍然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没想到过了这么久，它还未消失殆尽。

接下来就是电视。如果人们认为电影算是庸俗和“逃避现实”的消遣对象，那么电视则更加缺乏实质性内容，更是让人沉迷的娱乐工具和消遣对象了。无须多言，电视是不需要“阅读”的事物，你只需要打开电视，坐下观看便好。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16毫米摄影机和便携式声音设备的发明，有关电影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卡索维茨（John Cassavetes）的《影子》（Shadows）、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断了气》（Breathless），以及布鲁斯·康纳（Bruce Conner）的《宇宙射线》（Cosmic Ray）等先锋电影就是最佳的例证。在那时，全世界的电影人都在以全新且革命性的方式讲述故事。我曾多次提到过电影史上的这一时刻，并且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它对我的影响力也变得越发强大。那个时代最有趣也最激动人心的一点是，能够接触电影的人和无法接触电影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与是否追求时尚无关。相信我，像我们这样整天泡在电影院里的人离时尚还差得远呢。

当放映机的灯光亮起时，电影不是供人消费后便遗忘的事物，而是需要人们专注且充满感情地反复观赏和研究的对象。事实上，观看电影与阅读小说、欣赏戏剧的方式毫无二致。我们会一起关注帕索里尼的最新电影，研究伯格曼的作品，然后走进黑泽明的世界中。要知道，对一部电影的记忆会启发并充实我们观看其他电影时的体验。这些电影为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和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创作新电影奠定了基础。同时，已故影评家安德鲁·萨里斯（Andrew Sarris）也向我们展示了好莱坞电影的辉煌成就。他们不仅告诉我们，喜爱约翰·福特（John Ford）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这些电影巨匠没有问题，同时也告诉我们，应该学习法国人，并对他们的电影摄制法表示认可。许多过去的大师级电影人在那时仍在制作电影，所以福特的《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和希区柯克的《鸟》（The Birds）是那场永无止境的伟大交流中的一部分，在那场交流中，每一部电影都既是主题又是参与者。

时至今日，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对这些是闻所未闻，更不必说对那些无法接触电影的人造成的极大障碍了。电影作为一种新奇事物是易于为人们接受的，但将电影视作艺术形式呢？这不可想象。一些电影和电影人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想举三个例子——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塞缪尔·富勒（Samuel Fuller）和让–吕克·戈达尔予以说明。一位摇滚乐评论家曾说过，如果你不喜欢滚石乐队，那就谈不上喜欢摇滚乐。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你观赏了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却没有发现蕴含其中的美好和神秘感，没有体会到故事的流畅性，那么你或许谈不上真正地喜欢电影。现在，我想以另一种方式阐释和解读：如果你坚持认为动态影像是被消费和遗忘的对象，那么一般的电影你可能都无法欣赏，更不要说欣赏沃霍尔、富勒和戈达尔的作品了。

同时，你也无法注意到电视和广告正变得越来越复杂。1960年，在通过电视直播的总统选举辩论中，当著名的尼克松“五点钟阴影”(1)案例出现后，政治家和演员都开始更加注意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电视广告在被精心设计后，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打动着人心。这意味着广告业一直在变化，并适应着文化的每一次起伏，将人们对视觉的理解重新定义到了毫秒级。我还记得以前人们对电视怀抱忧虑，担心它会对文化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此时文化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我们需要停止忧虑，并开始细细品味电影的魅力。

2012年，动态影像早已无处不在：电影、电视、视频游戏、流媒体、出租车的电子屏、地铁广告、电子广告牌等。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种发展最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图像是由非专业人士创作，由不同形状、尺寸和价格的智能手机及照相机拍摄的。人们对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指对影像的解读能力）的需求愈加迫切。事实上，这种视觉素养对现代人来说已经必不可少。《用影像发声的时代》这本书从一个电影爱好者和教育热心者的独特角度出发，帮助我们将这种需求梳理成具体的观点。阿普康从石洞壁画开始，带领我们一路探索到视频分享网站及其他媒介形式，中途取道古登堡、爱迪生以及希区柯克。他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文字与影像之间联系紧密，而非毫不相关。在整个过程中，他重新定义了素养（literacy）一词，使之涵盖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传播方式。

2001年，我来到了雅各布·伯恩斯电影中心（Jacob Burns Film Center），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阿普康。十几年来，电影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令人激动、欣欣向荣的独立剧院，同时也是一个创新性教育中心。在那里，阿普康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五花八门的课程，以视觉故事为中心，将批判性观赏以及电影制作联系起来。

《用影像发声的时代》罗列出了培养我们意识的工具，以及对每条信息及每个动作的关注方向，不管这些信息和动作是艺术性的还是投机性的，是印在纸上的还是出现在屏幕上的。本书不仅仅是一份有关视觉素养的宣讲稿，更是一幅精巧的路线图，指导着我们如何传授并培养自己的视觉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