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与背景各异的朋友对话

愿意随时与任何人对话

哲学对话也是一种沟通。当今的日本比以往更需要沟通能力。

究竟什么是沟通能力？又为何在今天尤其需要呢？

首先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绝对服从于权威，要管理人，就需要有理有据地进行解释说明和因势利导。

比如，在笔者的小学时代，小学教师都是高学历群体，家长也会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权威。然而今天，半数以上的家长受过高等教育，在教育方面的知识和信息也很丰富，无条件服从于教师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接触孩子的方式，家长也不会再去盲目地认可和接受。

所谓权威，就是一种让人们自发地去认可或服从的关系。拥有权威的曾经是血缘或地缘中的长者、高社会阶层的人，或宗教文化的权威人士。然而这些人的权威只局限在脉络相通的小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不是某宗教的信徒，自然就无须服从某宗教的权威。在现代社会里，不同阶层、五湖四海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正因为大家各不相同，才会出现困惑，有时甚至出现对立。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与多元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去建设社会，利用相同的社会资源，有条不紊地参与到各自的社会活动中。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和别人一样是社会的一员，那么他就会在心理上产生疏远感，不会产生为社会做贡献的意愿。

现代社会的权威，来源于人们所公认的（或约定成俗的）事实。要获得人们的公认，就需要提供能使人们心悦诚服的合理依据，并经过人们的讨论去进行检验。另外，每个人自身的存在、言论和贡献也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切身感受到自己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如果没有亲自参与到形成社会共识的过程中，也就不会去认真遵守社会所形成的共识。

现代社会所需要具备的沟通能力，正是在今天这个传统权威崩塌的社会里，使人们建立起关联从而形成共同体的人际交流能力。在国际化的企业里，没有人会去盲目地追随日本的固有习惯，如果来自上司的命令太强硬，就会导致下属离心离德。做事的理由和方法，都需要在员工之间达成共识。只有让员工参与到讨论中，加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才能有效地管理组织。共同探讨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建立让大家都能融入社会的人际关系，都离不开沟通能力。

紧跟社会的变化，与时俱进

读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正在呼唤着哲学对话。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里，充斥着各种不一样的或全新的体验，这会让自己之前的固有观念被动摇，并触发思考，与别人进行对话的愿望也会随之变得更加强烈，但如果不去讨论其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就很难让人们产生共识。即使在讨论中发现思维理念有天壤之别，对话也一样能让人们走到一起。哲学原本就是在广场或市场上的公开讨论，而现代社会整体就是这样一个各色人等汇聚一堂的场所，哲学对话能力也就变成一种迫切需要的沟通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超越固有的社会立场和职责，不带有特定的目的，作为一个人去与对方坦诚相待的能力。

今天这样的社会也被称为“多元共生社会”。这里的“多元”，指的不仅是有很多来自其他地区或其他国家的人，在今天这个相对自由的社会里，人们也从事着比以往更为多元的社会活动，产生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移民或来自其他地区的移居者只是冰山一角，老年人、残疾人、疾病患者、特殊性取向人群等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在逐渐浮出水面。

而教育也必须与时俱进。笔者想向各位读者介绍一部法国剧情类电影《课堂风云》，这部电影讲述了在多元社会里，我们应该如何去开展教育。

所谓的全都是坏学生的学校其实并不坏

《课堂风云》在2008年的第6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是由弗朗索瓦·贝高多（François Bégaudeau）主演的作品[日文版图书由秋山研吉翻译，日本早川书房于2008年出版，法语版原著名为《墙壁之间》（Entre Les Murs），由劳伦·冈泰（Laurent Cantet）执导改编成电影]。该影片看似是一部纪录片，其实是剧情类电影。片中的学生也都是由演员扮演的，其演技可谓出神入化，加之由贝高多本人出演教师一角，使得该片极具观赏价值。

贝高多一开始在法国南特（Nantes）担任教师，后来被委派到移民较多的巴黎19区（片中改称20区）担任法语教师。班级里有一半的学生都是移民子女。影片以平淡的叙事视角描写了实际的授课情形，既没有起伏跌宕的剧情，也没有催人泪下的结尾，却并不影响其成为一部杰作。

主人公就任教师的班级，刚开始是一片混乱的状态，学生们没有学习意愿，窃窃私语，行为叛逆，老师一说什么他们就跷起二郎腿，阻碍正常授课。已经是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了，却还是不会法语的动词词尾变化规律。贝高多一开始绞尽脑汁地尝试让学生们记住法语语法，然而学生们却并不买账，后来他慢慢发现了学生们背后的复杂家庭环境、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贫困等问题，最后他意识到眼前的教室无疑是法国移民接收问题的一个缩影。

尽管是电影，观众们一开始还是会为学生们的不争气而愤慨。有的教师甚至隔着屏幕都变得情绪高昂。但是请各位仔细想想看，法语动词的词尾变化其实是一种书面用语，与实际的发音并不能一一对应。学生们讽刺精英阶层为了划清与平民的界限才发明这样的词尾拼写方式，也是情有可原的。学生们的父母作为移民，也未必会写法语，电影中就有一位孩子说：“我的父母不会写法语词尾，但是也一样生活啊。”

有的移民原本就是从不使用文字的国家或地区来到法国，他们的孩子出生在法国，对于法国传统文化能接受和尊重到何种程度呢？电影中教师在黑板上写下“比尔总是会吃美味的食物”的例句，非洲和阿拉伯裔的学生反驳道：“为什么总是用‘比尔’之类白人的名字呢？”女学生甚至抗议例句中没有女性移民的名字，认为自己被法国社会遗忘了。

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教科书中都充斥着与他们的祖先毫无关系的法国贵族、骑士或政治家。记住这些有什么用呢？这难道不是在赞美殖民者，贬损自己和自己的祖先吗？在法国的移民之所以会说法语，是因为法国曾经在非洲、阿拉伯地区和亚洲有殖民地。自己的祖辈已经忍受了殖民统治，自己今天还要被迫学习和接受这些歧视者的文化吗？学生们对于不公平和不平等极为敏感，学生们的反抗态度和无能为力的背后，有着这样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贝高多放弃了让学生们在法语课上记住语法，他先让学生们读《安妮的日记》，又让学生们写关于自己的性格和生活的自我介绍。《安妮的日记》的作者是德籍犹太裔少女安妮·弗兰克，日记中描写的是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离纳粹的迫害而潜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生活经历。安妮与电影中的孩子们是同龄人，后来因为他人告密而被关进强制收容所，最终没能生还。

影片中的学生们一开始很害怕暴露自己，有的学生拒绝写自我介绍，然而他们慢慢敞开了心扉，开始表达自己的好恶，内容逐渐从简单变得详细，也开始吐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并提及自己的家庭问题。他们自我介绍的表达形式也变得丰富起来，开始使用照片和图画。尽管这个班级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在一年后，学生们的自我介绍足有一本书那么厚了，而学生们对于贝高多老师的信赖也变得厚重起来，班级内已经产生了某种联结感。

这位教师所做的全新的尝试，如果只用“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去概括，恐怕太过于草率。这里的自我表达是指，向别人和社会表达自己的存在并获得认可的一种活动，向社会传达自己的身份和状态并非简单的自我告白，同时也是在让别人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状态。从《安妮的日记》中不难看出，自我表达也是对于社会架构的一种表达（安妮却没能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日记公之于世，最后公开安妮日记的是她的父亲，也是战后她家唯一的一位幸存者）。

“理解别人”其实很困难

笔者还想介绍另一部与《课堂风云》极为类似的美国电影《自由作家》（Freedom Writers，导演兼编剧：理查德·拉·格拉文斯，2007年公映），改编自美国的一本以现实故事为蓝本的畅销书。这部电影也是以人种和文化较为复杂的高中为背景，而剧中学生们的处境比《课堂风云》更为残酷。

剧中的高中位于黑社会控制下的贫民区，学生们完全没有学习的意愿，态度极为冷淡且叛逆，对于教师和成年人的不信任感也根深蒂固，而教师们也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教育。剧中新来的英语教师，起初试图教学生们研习古典作品，可过程让他很痛苦。

这位教师最终找到了与贝高多一样的改变学生的方法——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他让学生们每天坚持写日记，内容可以包罗万象，例如关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思考、情感、诗歌等。他们约好不打分，如果希望老师仔细读，可以放在一个特别设置的书架上。结果，在被放在书架上的日记里，学生们都在向老师诉说着他们贫穷残酷的日常生活和痛苦的内心世界。教师通过日记了解了他的学生，而学生们也开始敞开心扉去信任教师，并努力抓住一切机会脱离自甘堕落的生活。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促进自我表达的契机，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也在这部电影中登场。最后，学生们用自己赚来的钱，邀请了化名为安妮·弗兰克的西斯夫人来学校做演讲，学生们获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指导。课程结束后，学生们恢复了对社会的信赖。

接受不信任感和疏远感

在以上这两部电影里所描写的学校中，人种和文化都极为多样化。多样化是法国和美国的特色，所以这与日本无关吗？也不尽然。据笔者所知，在日本的东京和神奈川等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已经与电影中并无差异。有很多学校甚至父母都是日本人的孩子已经变成了少数派。也许有人会说，电影里描写的都是大城市，与同质性较高的日本地方城市的现实相去甚远。对此笔者也不敢苟同。

两部电影中的学生们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并非来自于多样性，而是来自于对社会的不信任以及被社会疏远的感觉。歧视和贫穷造成不信任感、疏远感和闭塞感，并因此导致对他人和社会失去关心，这才是问题的根源。现在住在日本大城市里的人们，原本也是来自地方小城市的“移民”，这些“移民”们所面临的不信任感和疏远感已经得到彻底的化解了吗？“移民”们至今仍无法在公共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陌生人和社会事件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态度。

那么日本的地方城市又是什么情况呢？地方城市整体感很强，所以不信任感、疏远感和闭塞感就不会蔓延了吗？笔者并不这样认为。很多同质性较高的地区都在面临着严重的人口流失。如果不能敞开心扉去接纳背景各异的人，今后很多地区都将面临从地图上消失的危险。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对话，区域社会本身就很难成立。通过对话实践去寻求真正的区域社会连带性，想必读者们也有所耳闻。比如桑子敏雄先生以“谈义”的形式去促进达成社会共识的尝试，就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

与原本无关的陌生人建立关系

这两部电影告诉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已经无法默认享受共同体的存在，如果以存在文化和价值相通的共同体为前提，就无法思考或做事。现代社会已经很难做到让所有人的文化价值全都趋同。在当今的多元化社会里，已经无法去规定什么是共通的文化价值，甚至如电影中所见，连主流文化是否有学习价值都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如果孩子发自内心地认为没有学习价值，就不会去认真学习。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孩子应该掌握的能力是，与不同文化价值的人去进行沟通，携手去建设和谐共生的社会。人际关系不再是拓展原有的圈子，而是与原本无关的陌生人建立关系，换言之，需要具备从零开始构建共同体的能力。而现代的沟通教育正应该致力于培养这样的能力，这同时也是建设社会所必需的公民教育的一环。

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发达国家都弥漫着不关心政治的气氛。选举的投票率越来越低，人们对政治和社会感到失望，进而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尤为甚之，年轻人缺乏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为时已久。长此以往，民主主义将出现危机。为此有人主张应该对孩子开展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宗旨是，掌握民主主义所必需的公民素养，理解作为社会一员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有：仗义执言的勇气、遵纪守法的精神、独立心、宽容精神、劳动意愿、应对经济和科技变化的能力、尊重他人权利的能力、提出合理要求的能力、评价公职人员工作水平的能力、积极参加公共讨论等。公民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关注。

笔者认为，要维持人们互相尊重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上述这些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公民主动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正是这些素质的根基所在。没有参与意识，也就不会有遵纪守法的精神和劳动的意愿。电影中的学生们因为感到自己被社会疏远而摆出反抗和冷笑的态度，他们肯定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下负责任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还有另外一种人，认为社会的运行可以交给精英，自己只要服从权威和权力，像大多数人一样随波逐流地活着就好，这样的人只能算“臣民”，而非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公民。后一种人（臣民）表面上温顺，实则与前一种人（电影中的学生们）一样是民主主义的破坏者。因此笔者认为，公民教育的第一要义就是增进社会参与意识。

从发出自己的声音开始

这两部电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提升社会参与意识。那就是，向其他人、向社会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并接受来自其他人和社会的反馈。看似反其道而行之，实则培养社会参与感的第一要义，恰恰在于在学会自我表达的同时，拿出聆听别人说话的态度。换言之，就是学会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必要性，并将其转变成公共课题的过程，同时也要发自内心地接受其他人完成此过程。两部电影中所描写的都是最难教育的学生如何敞开心扉，找回自己与班级的关联性，并重新回归社会的过程，这完美地诠释了自我表达有助于培养社会参与意识的反向推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学生将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之后，他们还需要有一个愿意去倾听的老师。两位新任教师都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并与学生共同创造了沟通的过程。公民教育就是要让公民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之中，为此社会也需要拿出聆听年轻人说话的态度。只有年轻人的存在获得接受和认可，年轻人才能真正参与其中。

这两位教师的教学方法都很有借鉴意义。而笔者则认为，自我表达的下一步，恰恰是哲学对话。

我们在日本的儿童哲学实践团队，目前正在与夏威夷大学的托马斯·杰克逊（Thomas Jackson）教授进行密切的交流。杰克逊教授在儿童哲学领域中是一位杰出的实践家，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尝试在小学开展哲学教育，目前以檀香山为中心，成功将哲学教育引入各类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课堂上。

檀香山小学有一个教学科目就叫作“儿童哲学”，笔者到访过的凯诺亚高中和艾维亚初中，也都在英语、历史等普通科目中引入了哲学对话的要素。进而，檀香山小学还提出了“哲学思考是让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让世界充满正能量的坚实后盾”的理念，并长期聘用两名哲学家作为辅助教员参与到哲学对话的课堂中，为其他教师提供建议。杰克逊教授的得意弟子，荣获2012年度“Teacher of the Year”（年度最佳教师）大奖的查德·米勒（Chad Mille）就是其中的一位。凯诺亚高中正门的教育愿景这样写道：“凯诺亚高中的学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世界带来有价值的变化，为此要成为谨慎思考、有哲学思维的人”。

儿童哲学之所以能在夏威夷取得如此长足的发展，众所周知，因为夏威夷是一个多文化融合的地方。一些地区因各民族间贫富差距较大以及民族关系紧张而导致校园暴力横行，学校陷入荒废状态。杰克逊教授指出，很多夏威夷的学校在引入儿童哲学课程之后，开始针对现实问题进行认真的对话，情况也因此取得了较大的改善。那些所谓的坏学生，恰恰最迫切需要有人倾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让自己的存在得到别人的认可。

表现出倾听的态度

在日本，以大阪大学为据点从事儿童哲学工作的本间直树和高桥绫两位教授提交了一份很有意义的报告（本间和高桥，2011年）。报告中提到在某小学以“我们都是平等的吗？”为主题进行哲学对话授课时的情形，最开始孩子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有贫富差距就不会平等”，另一派则反驳“只要努力，谁都能成为有钱人”，在最后填写感想表时，有一位学生这样写道：“对于后一派的反驳，我感到很愤怒，我来自单亲家庭，妈妈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成为有钱人。我们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在下一个课时中，这位平时不怎么发言的孩子开始主动拥护“有贫富差距就不会平等”一方的意见。教师反复确认“你确定要说吗？不想说可以不用说。”而孩子本人的确希望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后续课堂中，那个孩子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家境，也没有表现出愤怒，而只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主张“只靠个人努力不一定能摆脱贫穷”，并且也能接受其他孩子的反驳。

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将自己的情况和必要性变成班级讨论的内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之所以能进行自我表达，是因为班上有很多愿意听他说话的同学。通过这位同学强而有力的发言，其他学生也一定加深了对于贫困问题的理解程度。在日本肯定还有很多类似的事例，只不过没有被冠名“哲学对话”而已。

营造畅所欲言的环境

哲学对话中最应该重视的是“安心感（Safety）”，即可以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意见的状态。营造出可以畅所欲言、放松地进行提问和反驳的氛围，不让孩子担心和惧怕“会不会被忽视？”“别人真的会对自己倾听吗？”“不会被当傻瓜吧？”“不会被否定吧？”在哲学对话中，作为引导者（Facilitator）的教师，恰恰应该承担这样的职责。引导者既是协调对话进程的推动者，也是加深对话与思考的促进者。上文中所述的两位教师，即使身处那样困难的地区，也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学生们营造出了具有安心感的空间。

笔者认为两部电影如出一辙，并且都与杰克逊教授所开展的哲学对话有着很深的共通性。然而哲学对话还要超出自我表达的范畴，并引导参与者去进行知性探究。所谓哲学对话，就是在维持自我表达的安心感的同时，围绕小组共通的主题去进行哲学探究。

对话课程风靡全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很关注哲学对话的效果，并于1995年发表了《巴黎哲学宣言》（The Paris Declaration for Philosophy，以下简称《巴黎宣言》），2003年又提出了跨部门哲学战略，向全世界倡导儿童哲学，尤其着力推动中等教育和大学级别的哲学教育的发展，向各国政府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敦促进行全面系统的课程开发，并发行了关于各地区哲学教育情况的厚达数百页的报告书。

在亚洲，哲学教育的大潮也正扑面而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0年举办了“关于哲学教育的地区级高级别系列会议”。在亚太地区的会议上，与会者制定了包括具体行动方案在内的各项哲学教育目标。在欧美、南非、以色列以及一些亚洲国家，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托儿所都在进行儿童哲学实践。

让我们来详细看看《巴黎宣言》的内容吧。宣言首先确认了哲学所涉及的都是关于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而提出了研习哲学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哲学讨论可以锻炼公民的判断力，而公民的判断力正是民主主义的根基。判断力在人的生活中是一项重要能力，教育也尤其应该注意培养判断力。

所谓“判断”，就是判读某个事物的真伪、正确与否或是否有价值，例如“这本科学报告书是否真实？”（真伪判断），“这家企业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道德判断），“这项政策对于残疾人来说都有哪些好处？”（价值判断），“这件艺术品有多少价值”（美学判断），“这个地区可能发生多大规模的地震？”（概率判断），“这项计划是否可行？”（可行性判断）等。如果不去培养判断力，即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无济于事，只有判断力才能引发行动。公民的判断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共同生活中尤其受到重视，而哲学对话的作用正在于提升此项能力。

第二个理由是，哲学教育能教会我们，现代社会的很多大问题，尤其是伦理领域的问题，其实都需要各位公民自行负责解决。《巴黎宣言》中指出，哲学教育就是要通过培养判断力来锻炼公民的自立心，让公民能深思熟虑，不去轻信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无论何种社会形态，我们人类都难免受到政治权威、经济权威、文化权威的影响。这些掌握权力或权威的人，当然希望我们无条件接受对他们有利的观点。哲学教育可以让人们保持批判性的思考，避免在不自觉间接受这些观点。换言之，哲学教育对于公民教育是有促进作用的。

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研习哲学就是让孩子变成“更坏的公民”，因为哲学会使人以批判性的态度去思考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并形成自己的看法，不再一味服从，逆来顺受。笔者认为，哲学会让人们变得更有社会参与意识，不轻信宣传，成为更好的公民，然而有些人恰恰不喜欢这样的公民，他们更喜欢顺从而不懂得独立思考的臣民。企图支配别人的人，是不会喜欢哲学教育的，正如苏格拉底当年也曾经被一些人所厌恶。《巴黎宣言》中认可了哲学具有一定的咨询效果，然而哲学咨询不能只是让人们去抑制自己的内心，一味地去顺应现有的社会，而是要找到问题的真正根源，并在团体或社会的层面上进行应对。

尤其值得瞩目的是，《巴黎宣言》中提到了保障人们“研习与实践哲学的权利”。

所有的个人，无论以何种形式，无论身处何方，都必须拥有自由地研习哲学的权利。已经在开展哲学教育的学校，应保持并发展之，而还未开展哲学教育的学校，则应该积极引进哲学教育，并确保其哲学教育的合理性，学校应由有资格的、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负责开展哲学教育，该教育不应受任何经济、技术、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所制约。哲学教育必须具有自律性，同时又必须尽可能地与其他领域的学术或专业训练进行联动。（节选自日本哲学会第七十届大会的座谈资料）

为什么研习哲学是一种权利呢？受教育的权利是儿童的普遍性人权，为何笔者还要反复强调哲学教育的重要性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高级会议上，就开展哲学教育的理由进行了讨论。会上指出：“哲学的作用是，给民众思考社会发展的方向、目的和目标的机会。”

在人类生活中，尤其在民主主义尚不发达的地区，人们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往往受到经济、技术、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地区哲学教育高级别会议”上提出“哲学可以让人们对各种社会局面进行思考与反省”的主张，这是因为哲学有着知性的一面，让人们得以去审视自身和社会的理想形态。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它都无法取代哲学。科技不仅能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动机和谐并存，甚至可能被后者所支配。日本的邪教集团就利用科技知识制造了一连串的恐怖事件，笔者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在知名大学里学习物理学、医学、法学的年轻人，却有着歪曲迷信的世界观和强烈的支配欲。

上文所述的电影中提到了《安妮的日记》，少女安妮敏锐冷静的批判精神，与当时大多数成年人对纳粹的盲目狂热和自欺欺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研习哲学的权利，就是与这些宗教、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动机保持距离，充分发挥自由思考、发言、对话的权利。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跨区域哲学战略”的第二节《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教学》中，明确做出了如下宣言：

哲学教育有助于培养自由的公民。它让参与者学会如何独立判断，参与各种类型的讨论，尊重他人的言论，只服从理性的权威。换言之，哲学教育就是履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践训练，让每个人都拥有思考的自由以及摆脱不经独立思考和质疑的“前人经验”的自由，培养公民根据自己当前的处境进行判断的能力。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去评估是否应该采取某种行动，并在经过斟酌之后最终进行选择和取舍。

上述两部电影中所展现的教育的巨大可能性，还能通过哲学对话取得更大的发展。通过对话培养判断力，就会产生既能批判性地思考又能保持自律的自由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