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品猫城方家莱尔　读狂人才子去矣——美国汉学家莱尔译鲁迅

威廉·莱尔（William A. Lyell，1930—2005）是美国乃至国外汉学界普遍认可的翻译家，是研究鲁迅和老舍的权威专家，曾在斯坦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执教多年。他不仅是全译老舍的讽刺小说《猫城记》（Cat Country：A Satirical Novel of China in the 1930's）的第一人，还翻译了鲁迅的全部短篇小说，其译本被尊为“翻译的典范”。他的主要作品有六部，包括四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作品以及两部鲁迅研究著作。威廉·莱尔个性鲜明，热情幽默，从教三十余载，始终诲人不倦，恪尽职守。莱尔以其中西贯通的学识和出色的中英双语驾驭能力，恰如其分地再现和传承了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独具特色的语言与风格，并别出心裁地添加了详尽的引言及注释，使其译本亦“信”亦“达”亦“神似”，匠心独运，别具“译”格。

（一）机缘巧合，开启译介之旅

威廉·莱尔于1930年6月29日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素有“花园州”美称的新泽西州拉卫城（Rahway，New Jersey）。莱尔祖上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父亲对此深以为傲，不仅从小教导莱尔要学习祖先开拓进取的精神，还培养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莱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罗林学院（Rollins College）学习法语和英语文学并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莱尔原本期望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员，却因突出的语言天赋而被派往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在耶鲁大学，他刷新了该校有史以来的得分纪录，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所有汉语课程。

退伍后，威廉·莱尔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爱情——他结识了让他一见倾心的心理学研究生露丝·格兰涅兹（Ruth Granetz）。有了爱情的滋润和恋人的支持，莱尔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随着中文水平的提升以及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钟情于这个蕴含着悠久文明的东方古国。求学期间，莱尔幸运地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使他得以前往中国台湾进行为期三年的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专业学习。莱尔十分珍惜这个学习中文的机会。他求知若渴，让自己完全沉浸在中文的语言环境中。在台湾大学就读时，他不仅认真听课，还利用住宿之便不断与当地学生交流、学习，汉语进步很快。1956年，此时的莱尔中文已经非常地道。当赴台湾地区学习中文的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阿尔·迪恩（Al Dien）遇到他时，他正在向一名当地教师请教如何准确地发出“额”（eh）这个音。迪恩回忆道：“他一遍遍地练习，一直练到他和那名教师都满意为止。他那种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精神无论在学习还是研究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次的交流学习对莱尔的帮助很大，他的中文读、写、说、译的水平在这段时间修炼得日臻纯熟。之后，莱尔回到芝加哥大学，终于在1961年与露丝步入婚姻殿堂。此后两人互相支持，彼此陪伴，一同走过了44年的婚姻生活。芝加哥大学不仅成为莱尔事业腾飞的起点，还成为他幸福家庭开始的地方。婚后，莱尔和露丝育有两双儿女，四个孩子的先后降临给这个家庭不断地增添活力与欢笑。莱尔是爱尔兰人的后裔，而露丝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决定让儿子们信奉犹太教，让女儿们皈依天主教。在这一点上，莱尔彰显了他的与众不同。按照惯例孩子们应该随母亲信教，但莱尔夫妇更希望他们的孩子学会了解和宽容别人，于是他们才有了上面的安排。“莱尔是提倡兼爱的。”在这一点上，莱尔与鲁迅的精神高度契合。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给予了莱尔极大的支持，也让他得以专心于学术与研究。

1971年，威廉·莱尔获得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其后一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还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莱尔这段来华求学经历让他能够长期沉浸在中文环境中，得以多方面接受译语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而学生阶段练就的纯熟的中文水平及扎实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底为他今后译介中国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得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现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更能准确把握读者需求，而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他此后翻译和研究对象的选择及翻译策略的实施。

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威廉·莱尔就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教育事业，而教学之余的时间，则全部奉献给了翻译和研究。他的研究和大部分著译都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和老舍。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相关专业的教学工作使得莱尔对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都非常熟悉，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理论及实战经验。这不仅为他今后成为鲁迅及老舍的研究专家埋下伏笔，更助推了他翻译事业的腾飞。

（二）译介老舍，传承口语风格

可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威廉·莱尔将研究方向转向中国作家老舍，并致力于译介老舍的小说《猫城记》，成为第一位将《猫城记》全译本奉献给英语读者的汉学家。《猫城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外译数量在老舍的作品中仅次于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骆驼祥子》。早在1964年，詹姆斯·杜（James Dew）就翻译过《猫城记》。然而，这位翻译家认为老舍的原作存在一些重复描述及结构问题，便采用了删节的策略，结果他的译本仅保留了原著三分之二的内容。可以说，詹姆斯·杜翻译的《猫城记》是节译本，而莱尔在1970年献给英语读者的则是《猫城记》全译本。正是莱尔使这部当时在中国备受争议的作品在国外实现了从节译到全译的转变。

1970年，莱尔的《猫城记》全译本由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截至2013年，该书已被370家图书馆收藏，其馆藏量是詹姆斯·杜译本的7倍，这表明全译本在目标语国或全世界各地的传播范围显然更为广泛。而莱尔之所以选择重译《猫城记》并采用全译方式向目标语读者客观全面地介绍该作品，则是出于对其题材与体裁的考虑。

在题材方面，《猫城记》一针见血地讽刺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状，其蕴含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符合当时目标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猫城记》一改老舍委婉、以幽默处理讽刺的文风，虚构火星猫人的故事，采用斯威夫特式（Swiftian）的笔法来讽刺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如莱尔所说：“除了文学价值，小说还具有记录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境况的社会文献价值。”

《猫城记》不仅能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形式和现状，还能够使文学读者尤其是专业学生了解中国真实的社会状况。译者莱尔站在文学研究的立场上，高度肯定了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对其作品的“幽默、鲜活的比喻以及方言口语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大加称赞。

莱尔不仅将《猫城记》全译本贡献于世，还为该译本写了一篇精彩的引言。这篇引言从老舍其人、老舍的作家身份以及老舍和《猫城记》这三个部分展开，把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时代背景等向读者一一道来。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认为威廉·莱尔的论述“贯彻了‘深入浅出’这一原则，做了值得称道的工作”。此外，从译作中添加的注释可以看出，译者莱尔怀着极其严谨的学术精神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这些注释的添加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很大便利，既有助于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指出讽刺的目标所在，也能帮助读者理解小说中许多有特色的、口语化的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文化鸿沟。

关于莱尔的《猫城记》译本，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莱尔的《猫城记》译本是现有老舍小说英译本中的最佳之作，且该书是所有现代中国小说译本中最耐人研读的作品之一。”虽然葛浩文也坦言莱尔在选词和运用比喻时偶尔也有佶屈聱牙之处，但瑕不掩瑜，“其结果仍不失为一部经得起推敲的译作”。由此可见，莱尔的《猫城记》译本不仅有着较广的受众范围，在翻译界也备受认可。

在全译本《猫城记》取得成功后，莱尔着手研究鲁迅并翻译了鲁迅的全部短篇小说。此外，他还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更多的中国短篇小说翻译中。1997年，他翻译出版了中国作家张恨水的小说选集《上海快车：张恨水三十年代小说选》（Shanghai Express：A Thirties Novel）。1999年，他翻译出版了《草叶集：老舍短篇小说选》（Blades of Grass：The Stories of Lao She），包括了14篇短篇小说和2篇自传体散文。这部译作中，莱尔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从作品的题材入手，悉心甄选翻译材料。《老字号》和《老年的浪漫》这两部短篇小说讲述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模式，以及中国人如何看待亲情和爱情，与老舍在1949年之前文学创作的人生和社会的基本主题非常契合。因此，莱尔从译作目标读者的角度出发，以颇具作家主题的代表性作品为切入点，选择翻译这两篇作品，既满足了受众的需求，也使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此外，莱尔在译文中比较忠实地移译出了老舍幽默、口语化的风格，将老舍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三）鲁迅研究，著译相得益彰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威廉·莱尔对鲁迅这位中国20世纪文坛巨匠深有研究，不仅翻译了《〈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Diary of a Madman，and Other Stories），还撰写著作《鲁迅的现实观》（Lu Hsün's Vision of Reality）和语言教材《鲁迅选读》（A Lu Hsün Reader）。莱尔的译作和他的《鲁迅的现实观》均成为美国学界公认的权威之作，而他本人也因此被公认为美国的鲁迅研究专家。

1990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莱尔翻译的《〈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该译本是鲁迅小说的完整译本之一，其中收录了《呐喊》《彷徨》中所有的25篇短篇小说，以及鲁迅最早的短篇小说《怀旧》。虽然在莱尔之前，鲁迅的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译本，且许多为翻译大家所译，但莱尔仍然坚持自己的翻译。他决定翻译鲁迅的这些小说主要是因为其对鲁迅作品的浓厚兴趣及与“鲁迅精神”的高度契合。首先，莱尔与鲁迅有着相似的生活背景。鲁迅曾“弃医从文”，莱尔也曾“弃军从文”。其次，莱尔与鲁迅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莱尔提倡兼爱，崇尚中国古代的墨家哲学；而鲁迅是位伟大的文学家、改革家、创新家，提倡用白话文写作，旨在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来唤醒广大中国读者。因此，信仰相似的莱尔力求传承鲁迅的精神，在翻译时既大胆地改革创新，也注重其社会效应。最后，就像文学大师鲁迅一样，莱尔对语言也有着高超的驾驭能力。于是，莱尔不畏前路漫漫，靠着信心、细心和恒心，完成了鲁迅小说的翻译。在这个译本的《序言》中，莱尔这样写道：

“这个集子中的所有小说此前都被很好地翻译过（就我所知，由我第一个翻译的只有《兄弟》一篇，刊登在1973年《翻译》的创刊号上）。……1981年杨宪益夫妇又出版了《呐喊》和《彷徨》的全译本，但他们所使用的是英国英语（British English），所以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是第一个把鲁迅的全部小说译成美国英语（American English）的。”

莱尔的译本在国外受到广泛关注，获得了广大外国读者的青睐，如在亚马逊网站上读者对该译本也是好评不断。事实上，莱尔重译鲁迅的许多小说与其前几个版本相比较都有新的突破。他别具一格的翻译风格也得到了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寇志明（Dr. Jon Eugene von Kowallis）的赞赏：

“在我看来（或许鲁迅先生不这么认为），这部小说的翻译能否取得成功不仅仅在于语言表述的准确性，其对原作中辛辣的讽刺风格的再现，独到的语言的运用，以及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则更为关键。在这些方面，莱尔相较于其他译者有着更为周全的考虑。”

莱尔译本不仅忠实通顺，还带有鲜明的美国口语化风格，将对话翻译得生动传神。值得一提的是，莱尔译本中详尽的引言和注释所传达的大量文化信息是之前的译本所难以媲美的。鲁迅的许多小说如《阿Q正传》《祝福》等都具有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生活的社会背景，因此小说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带有乡土气息的口语化表达。这些文化信息的处理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显得尤为关键。为了尽可能地缩小文化差异，令目标语读者既能准确地领会原文的思想，又能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莱尔从受众的角度出发，将译作的第一部分设为引言，详尽、系统地介绍作者其人及该作品的时代背景，并辅以有趣的细节，增强引文的可读性及趣味性。在译作中，译者还添加了大量的注释（随文注释、脚注、尾注），内容确切细致。莱尔在《阿Q正传》这一篇译文中就加了多达67条脚注，为读者清晰地介绍了原作的文化背景知识。这样的译本，既具有学术性，又能为普通大众所接受。“译本中内容丰富的注解，向英语读者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民俗背景知识。莱译的出现，让英语读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鲁迅先生所描述之辛亥革命前后的旧中国，也为译界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因此，莱尔的译本实现了让更多的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鲁迅的创作的目的，有效地促进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除了翻译鲁迅的短篇小说，威廉·莱尔还撰写了两部研究鲁迅的作品，分别是《鲁迅的现实观》和《鲁迅选读》。在芝加哥大学深造期间，威廉·莱尔的老师大卫·洛埃（David Roy）对中国现代文学素有研究，曾撰写过郭沫若传记。莱尔继其衣钵并攀登新的高峰，攻读鲁迅。1971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鲁迅短篇小说的戏剧性》（“The Short Story Theatre of Lu Hsün”）。之后，他将自己的论文进行改写、扩充，最终于1976年著成并出版了《鲁迅的现实观》一书。这部研究专著被公认为美国鲁迅研究的权威之作，对于推动鲁迅作品走向海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走出去”功不可没。有学者认为：“莱尔功夫下得很大，学问很严谨……这是让读者接近鲁迅的世界的一个起步。这本书为英语世界的学者探索了一条明亮的道路，有永久的价值。”

《鲁迅选读》是1967年由耶鲁大学远东丛刊出版的由威廉·莱尔编选的集子，其中收录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自序》《阿Q正传》《孔乙己》《随感录三十五》《肥皂》和《随感录四十》等七篇作品。该书的编排方式是先中文原文，其后是详细的英文注解。这个集子没有提供完整的英文翻译，只是为帮助美国学生了解鲁迅和学习中文而编纂的语言教材。

（四）匠心独运，彰显不俗译技

威廉·莱尔作为美国译界的著名翻译家，其译本既忠实顺畅，又追求“神似”，被尊为“翻译的典范”。他翻译时懂得灵活变通，对原著的口语化风格拿捏得恰到好处，最大化地再现了原著的信息、风格和语体，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和译者风格。莱尔的翻译作品风格独到、质量上乘，如经过悉心打磨和雕琢的艺术品一般，值得细细玩味，且受众较广，备受认可。

美国一些知名大学的出版社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而是尽力满足文学及教育的需求，因此主要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莱尔的译作基本都遵循“忠实顺畅”的翻译原则，十分忠实于原文，最大化地再现了原著的信息、风格和语体。不过，莱尔并不局限于这一种翻译方法。在莱尔看来，所谓的“忠实”并非只是词语、句子之间的忠实转换，也不是形式上的完全一致，而是善于发挥译者主体性，以“神似”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力求灵活变通，增加译作的流畅性及可读性。因此，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之上，除了姓名之外，莱尔很少采用直译或音译等翻译策略，而是常常借用英文中相近或相似的表达，对原作进行翻译或是进行解释性翻译，使译作更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自然通顺，更能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莱尔善用口语化的翻译风格，在老舍和鲁迅的小说中有诸多体现。莱尔的翻译拒绝平实和一味地直译，在他看来，有些译者为了追求直译甚至采取疏远读者的方式，其结果必然南辕北辙。鉴于老舍和鲁迅的小说中常有许多中国方言词语以及乡土化的表达，莱尔以直译加注为首要翻译方法，根据具体情况间以意译或解释性翻译，以生动、活泼、日常的口语化语言风格将小说中怪异又独特的人物描写重现眼前，从而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地道的、栩栩如生的农民生活图景。

威廉·莱尔以其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和对原作风格的高度还原使其翻译作品为学者和大众所广泛认可。葛浩文在谈及莱尔的《猫城记》译本时，认为“该小说本身即为社会现代政治史上各类作品中的里程碑，而莱尔译笔之高明又使该译著成为未来从事翻译者的一个范例”。由此可见，莱尔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还十分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再现，通过使用简洁、生动、充满幽默感的词语和目标语中非正式文体的常见表达来延续原著作者的风格，将读者带入原汁原味的意境之中。莱尔以其堪称典范的翻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外译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教学相长，成就语言巧匠

威廉·莱尔一生钟情于教育事业。他先在芝加哥师范学院（Chicago Teachers' College）教授了一年的汉语，而后九年（1963—1972）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亚洲语言和文学系，其间他曾荣获该校“卓越教师奖”。自1972年起，他来到斯坦福大学的亚洲语言系，教授中国文学与语言以及东亚文明。其间，他还受聘于北京大学，为学生教授现代中国文学。莱尔对教学事业十分热忱，投身教育三十余载间，恪尽职守，对待学生更是诲人不倦。尽管莱尔在2000年宣布退休，但他依然在亚洲语言系任教。他爱好广泛，为人真诚、率真，深受学生们的喜欢和同事们的爱戴。2005年8月28日，幽默、乐观的莱尔因食管癌并发肺炎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享年75岁。

此后，寇志明撰写了一篇纪念莱尔的回忆录，讲述了莱尔学术上的成就及其为人处世，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片真诚。寇志明回忆道，“莱尔曾住在斯坦福大学外较为贫穷的地区，房子前面停着几部老爷车，堆满了废弃物，房子里也乱得可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家”。莱尔曾经的梦想是做一名空军飞行员，虽然化为了泡影，但他从没真正放弃过最初的梦想。一直热爱飞行事业的莱尔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并购买了一架小型二手飞机，时常邀请同事和朋友一起翱翔于蓝天。然而由于飞机太过老旧，同事们坐得胆战心惊，便不敢再去享受，可是莱尔却乐此不疲。在寇志明眼中，莱尔乐于帮助年轻人的精神与鲁迅也是高度契合。莱尔并未正式教授过寇志明，但却给予了他很多的帮助。每次寇志明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议（AAS）上做报告都很紧张，莱尔就既捧场又助阵，给他增强信心。他还常常把他翻译的鲁迅作品和旧派诗人的诗歌以及论文拿给他的这个学生看。许多看似细小的举动却着实给寇志明以心理鼓励，令他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心怀感激。

莱尔有超凡的语言天赋，他的中文流利、自然且地道，还能用爱尔兰土腔（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来讲故事和歌唱，更能以一口纯正的京腔讲述老北京的故事。寇志明曾评论道：“莱尔说中国话的能力不亚于加拿大相声演员大山”。讲中文对莱尔来说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不时会在英文中不知不觉地加入一些中文，让教日文的同事们常常听得“似懂非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日语名誉教授苏珊·马蒂索芙（Susan Matisoff）回忆道：“莱尔经常沉浸在思考当中，以至于我们在走廊上碰见时，他竟用中文跟我打招呼。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学会‘我不会说汉语’这句中文。”

威廉·莱尔既是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又是一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莱尔曾在《鲁迅的现实观》一书第十一章中评价鲁迅是“故事的建筑师，语言的巧匠”。莱尔不仅学识渊博，中英双语兼通，且教书育人三十余载，因此用“教育的园丁，语言的巧匠”来评价他也是实至名归。

莱尔乐天达观，幽默随和，富有人格魅力。在事业上，他耕耘译坛数十载，著译颇丰。他的大部分著译都侧重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20世纪的作家如鲁迅和老舍。虽前有大家之作，但他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独树一帜，让译作既忠实传神又别具一格，充分彰显其独运匠心。莱尔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和勤勤恳恳的付出为学界留下很多权威之作，又凭借忠实且传神的译文赢得了翻译典范的赞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发扬做出了贡献。

威廉·莱尔主要汉学著译年表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诸葛亮《出师表》

Your Majesty should be truly open minded and attentive if he is to build upon the late Emperor's legacy and put heart into men of honour，he should not demean himself and draw on false analogies in order to put a stop to loyal remonstration. The palace and the Chief Minister's office are one body：there should b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over promotions and demotions，favour and disgrace. If there be cases of trickery and misdemeanour on the one hand，and good and loyal service on the other，the matter of punishment and reward should be left to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 of state，in order to demonstrate Your Majesty's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No favouritism should be shown，no different rules for the palace and the ministries.

——“To Lead out the Army”，trans. by David E. Poll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