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天下人之所赋，岂有公私憎爱之别？故如杂然之人生，虽千状万态，多不可推测，但概以观之，无论高低贵贱，应见其苦乐相伴，幸福均一。然人之职分实乃千种万类，虽从其一而为之，亦不足以奏丰功，扬芳名。但见大苦之下而有大乐，则知天道酬勤，所以至公至平。试看古来伟人之行迹，均辛苦艰难，一难未平一难又至，几无安宁之日。此岂非大苦哉？然知其暗中一言一行左右天下之气运，一举一动震撼乾坤，亦非不能感受其无上之愉快。况其英名赫赫照青史，千秋之下犹令人景仰，岂非人生之一大快事哉？吾等碌碌无为之辈，如行尸走肉，蠢蠢而无益，饱食暖衣间虚度一生，慢怠天赋之职分，丧失人生之真义。动静存亡于社会无丝毫影响，坟土未干而其名已为人遗忘，此乃人生悲痛之极也！因此应知苦乐相伴、幸福均一乃妄说也。纵使不能为震天撼地之大业，犹誓不废一事一业；纵使不能垂芳名于竹帛，犹盟不能失名于稗官野史。浮利虚名本不足以希求，但若空虚中醉生梦死而终，神圣之天职又奈若何？想来阳明先生不正是所谓大苦大乐之人乎？以文臣之身建盖世之伟功，蒸蒸英名永照千秋，真乃令百世之上下感奋兴起。先生终生遭逢辛苦之行迹，即吾辈借以磨炼心胆，振奋气象之龟鉴。

凡聪明敏活，能洞察几微，又能生出妙计者，此乃有智之人；天真恻隐，感愤人类之不幸，愤慨国家之歹运者，此乃有情之人；豪健勇猛，临大节而不惊，大敌当前仍不惧者，此乃有意之人。有智之人虽善于不惑，但有时难免陷于冷酷；有情之人虽长于令接待之人钦慕悦服，但有时会流于慷慨激越之形式；有意之人临事而泰然自若，但有时难免会压制弱者。庸常之人大抵偏重于以上三者之一，若能兼具其二者，必成杰士而成一世伟业，况能兼具此三者乎！先生所属何类之人？有智之人，有情之人，抑或有意之人？如其事迹所示，可谓三者皆完备之人。此乃先生所以为明代大师之原因。有日本学者曾评价道：“明代中叶首推王阳明，救戴铣，忤刘瑾，不恤谪杖之刑，吾见其气节；能怀柔京军而不犯上，阻许泰、张忠之计，吾见其智略；平定横行华南数十年之贼寇，一月有余平定宸濠，吾见其用兵之神；《传习录》《五经臆说》等诸书虽难免为后人所议论，然总有其一己之见解，吾见其学问之深。其余，诸如骑射、笔札之类，无一不晓，且其文章雅健，可为一代宗师。称其为朱明第一人物，谁人谓不可？”盖可谓适当之评。

先生气魄之豪健，乃因其意志之坚定；思想之深邃，乃因其智力之卓越。与其共语者感奋之，与其相接者悦服之，皆因其热情散发于言语眉睫之间。有人评价先生为“百世殊绝之人”，此言亦无溢美之词。人之大业所成，盖因乘机所在。将人生百事比作用兵，则成败之机只在毫发之间。而连续成功者，须明敏于见机，有拔群之才能，但若有一点邪欲之念，其举动必现丑陋。而读先生传记者定能熟察其见机之明敏、内心之高洁。

夫英杰之士不待外界刺激便能感奋兴起，然常人岂能如此？刚毅之士不待外人辅助便能坚韧不拔，然庸人岂能如此？阅读古今伟人之传记，追想其人其事，翻阅其遗作，感其英灵，触其神韵，此效果因智愚不同而有所差异。庸常之士往往智识浅劣，意志薄弱，故其心智难免随见闻而动摇变移。是以吾辈须常求刺激寻辅助之策略，或与当世之杰士相交以鉴其行，或张贴伟人之肖像以强己之敬意，或翻阅先贤之传记以盛私淑之意，或诵读圣贤之遗训以为己修养之资，或赏玩哲人之遗爱以赏其气韵，或拜访豪杰之遗迹以追忆其雄图，或吊唁烧香献花于英雄之坟墓以慰其灵魂。若为薄志弱行之徒，缺少适当之刺激辅助，则放辟邪侈无所不至；若为剽悍狰狞之徒，缺少适当之制裁指导，则残虐暴戾无所不至，必毒害于社会。

先生之传记乃极大感奋人心者是也。惰气生时读之则生勇气，邪念起时读之则归正义之念，胸中沉郁时读之则洒然如洗，志气浮靡时读之则脚踏实地，退婴之心起时读之则生进取之心，姑息苟且之心浮时读之则生活跃之心，厌世之念起时读之则归乐天之念，人生不安之念起时读之则悟人生之稳健，怨恨嫉妒之心生时读之则如抛雪片于烘炉，浮荣虚誉之念起时读之则忽焉归于恬淡高洁。盖先生一生极其多变而有趣，余好读古今人物传记，但未曾见如先生之传记般令人趣味津津而感奋兴起者。故余不顾文笔不良竟敢记述其传记，乞读者莫责余文辞之拙劣，当于言外接近先生之流风余韵。

高濑武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