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之滨，景州舍利塔下，有一个公园，叫董子公园，园里有一个巨大的铜像，就是董子像。董子何许人也？他是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现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生于惠帝四年，即公元前191年（《汉书.匈奴传.赞》说：“仲舒亲见四世之事......“这四世就是惠帝及吕太后世、文帝世、景帝世、武帝世，再考证其它因素，可推断董仲舒大概生于公元前191年）。我在编写景县教育志的时候，HEB省教育志让我们编写，并给以出版过一本《董仲舒研究资料》，那时我就读过大量关于董子的书，并进行过认真研究，也对董子的古迹文物进行过考察。
说起董子，人们可能首先想到他“三年不窥园”的故事吧。那时董家是有钱的大户人家，藏书甚多。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年轻时研究《春秋》，常常废寝忘食。他父亲说：这样用功，会不会变傻呀。就在宅后修建了一个大花园，想让他散散心。园里有假山、池沼，各种奇异的花，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拉着他的手叫他到花园中玩，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姐姐只得抱抱他，蹦蹦跳跳，自己去玩。中秋节的夜晚，一家人在花园中，吃月饼，赏月圆，呼吸着温馨的空气，听着虫儿的鸣叫。说笑声，带着一家人的温情，塞了满满一园，特别是姐姐那动听甜美的笑声，勾引得那些虫儿，也从泥土里跳出来。却不见董仲舒的踪影。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家做客，问到董仲舒。他的父亲回答说：在后院读书了。朋友道：你后院和花园相邻，每日花香鸟语，景致迷人，不分散精力吗？董父说：这个孩子呀，连隔窗看一眼也不看！朋友觉得好奇，便单独去后院看看，来到书房窗下，见董子正在桌前专心读书，故意来回走动，且脚步很重，董子却无动于衷。他又故意大声咳嗽，董子充耳不闻。后来他经常到董家来，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董子，一晃三年过去，朋友再次来到董家，对董父说：今天我可要见见仲舒了。董父便和他径直来到董仲舒的书房，对儿子说：仲舒，休息会儿吧，快来见过叔叔！仲舒闻言，慌忙见礼。朋友笑道：贤侄，你几年没见到我了？仲舒答道：您大概三年没来了吧。他说：这三年我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也常到你家的花园去玩。仲舒道：小侄只知道有书，不知道外有花园。这以后，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故事便成了美谈。
就这样，他读遍了儒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派书籍，尤其喜爱和精通儒学。他读过的文章，几乎都能倒背如流。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招收学生，传授《春秋》。董仲舒研究传授经书太专一，有一次，外出讲学，牵过一匹马，骑上就走。走在街上，引得满街的人哈哈大笑。原来他错骑了一匹母马。那个时候，上街骑马都是有讲究的，只能骑公马，不能骑母马。所以他骑着母马，就闹了大笑话。他因为读了很多内容丰富的书，知道许多奇异的事，讲起课，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又形象生动。讲到细微处，又像小河流水，潺潺悠悠，流如心田。与那些浅薄之士相比，他真是鹤立鸡群，形若天仙，无愧“通才”“鸿儒”的名声。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课，总是在课堂上挂幅帷幔。他在里面讲，学生坐在外面听，看不到他的真容。很多学生，跟他学了多年，竟然不知道他是何等模样。叫人觉得很神秘，好像他就是上帝派来的哪方神仙。他的学生太多，无法一一亲传面授，只有资性优异，学问不错的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其亲传。再通过他们传给其它的学生。所以培养了大批学生，有的做了朝廷长史，有的当了诸侯国的国相。有一位名叫司马迁，撰写《史记》，被称为“史圣”的人，就是他的学生。后来他被称为儒学大师，汉景帝仰慕他的名声，就召他入宫，当了一名博士。
汉朝文帝、景帝以来，一直推行黄老学说，讲究无为而治。这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理念。就是对事物不做过多的干预，任其自然发展，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有点像对待地里的庄稼，对待草原的绿草，给它丰厚的土壤，给足水，给足肥，任其自然地生长。从而实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仓禀丰实，府库饶财，黎民淳厚，百姓安康，从经济到治安都达到了农业社会美好的极点。但由于朝廷的无为放任，诸侯骄恣，豪强坐大，割据势力业已形成；再加上，四夷侵临，匈奴寇边，在社会富强的表面现象下，西汉社会已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最终暴发了吴楚七国叛乱。尽管平定了叛乱，但从此朝政不稳，国家政权岌岌可危。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下令在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问国家安邦治国之策，向董仲舒连续三次策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在儒学理论上，他第一次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太学，置明师，选贤才，举孝廉”的主张。他要一改汉家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之治，开启崇尚儒学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他要以德治国，教化百姓，懂信，知礼，行义，守德，让儒学思想，成为巩固封建皇帝中央统治和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他的主张，深得汉武帝欢心。汉武帝又得到了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等人的支持，再加上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鼎力相助，他决定放手一搏，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就依董仲舒之言，推行新政。但遭到喜欢黄老学的窦太后反对。
这位窦太后，连个真实的名字也没有，小时候，早早就没了娘。她爹在钓鱼的时候，掉到河里淹死了。她趴在河边哇哇地哭，心想：爹死了，我一个人也活不了啦，就往河里跳。有个人拉住了她，看她长得秀气，就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别死呀。朝廷在招宫女，想不想去试试？她想：这也算是一条活路吧，便前去应聘，竟然被选拔入宫，做了一个普通宫女。后来机缘巧合之下，嫁给了一个不得宠的王爷刘恒做妾。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因为母亲不得宠，在刘邦的几个儿子当中，他也算是最不得宠的一个。所以，刘恒八岁的时候，就被刘邦远远打发到了山西这边，做了代王。正因为不得宠，他就像群狼中一只懦弱的小羊。吕后掌权之后，对刘邦的几个儿子痛下杀手，生怕他们威胁汉惠帝的皇帝宝座。刘邦那么多聪明又强大的子孙，一个个被残忍地杀害了。而对于这只小羊，吕后认为永远成不了气候，就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这才导致刘恒侥幸活了下来。幸运的是，公元前180年，执掌大汉王朝的吕后，忽然去世。吕后去世之后，西汉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联手发动了政变，废掉了吕后之前拥立的小皇帝，打算拥立刘邦的其他儿子为皇帝。这个皇帝的妻子，要是低微的，不会再出现吕后这样外戚掌权的局面。刘恒之前的那位正妻早逝，正妻的几个儿子也无一人活下来。这个妾就相当于妻，出身又是那么卑贱。正合这些功臣们的意思。这个时候，刘邦的几个儿子当中，就只剩下两个还活着，刘恒又是年长的。所以最终，大臣们拥刘恒入宫。刚刚进宫，刘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吓得瑟瑟发抖。他是这样像做梦一样被推举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汉文帝登基之后，按照以往的传统，需要马上册立太子。汉文帝就只能挑选庶子当中，年龄最大的刘启，做了新的太子。而刘启被立为太子之后，这个老太太也瞬间母以子贵，直接被立为皇后。再后来，文帝去世，她的儿子登基，就是景帝，她自然就成了太后。儿子景帝在位16年之后，因病去世，皇帝换成了窦太后的孙子。而这个新登基的小皇帝，就是汉武帝。在汉武帝即位之初，窦太后便成了太皇太后，她又是一个瞎了眼的老太婆，却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把持朝政，俨然成了整个汉朝的无冕女帝。
因为窦太后的反对，汉武帝无法立即重用董仲舒，就派董仲舒去了江都，做易王的国相。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能让他去做国相，也是一件非常幸运又荣耀的事。
董父摆了几十桌酒席，招待所有的亲朋好友和众乡亲。一些地方高官和董仲舒的学生，也前来祝贺。第二天，董仲舒穿上朝廷送的官服，向爹娘和众乡亲们磕了几个头，就奔江都国去了。
这江都国是汉朝最大的封国，在今扬州，南临大江，北近淮河，东望于海，靠近运河，颇得水陆鱼盐之利，水陆交通极为方便。其地原为吴王刘濞所有，刘濞曾依靠这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动叛乱。国君是汉武帝的哥哥刘非。这刘非与汉武帝刘彻为同父异母的兄弟，比汉武帝大12岁，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汝南王。七国之乱的时候，他才十五岁，却勇猛善战，竟然主动上书父皇汉景帝说：愿肝脑涂地，攻打吴军。汉景帝觉得儿子是好样的，赐他将军印。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率兵攻吴竟然不要命，带头持刀厮杀，士兵们哪还会惜命？所以势如破竹，大获全胜。七国之乱结束后，汉景帝改封他为江都王，并且因战功还获得了天子赐予的旌旗。这江都，所拥有的城市达到五十三座，比他们兄弟们的封国大多了。用“地方千里，连城数十座”来形容他的江都王国，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他就更加狂傲。因为狂傲，才瞧不起那些比他狂的人。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江都王刘非进京朝见汉武帝。有诏令让他跟随皇上到上林苑打猎。皇上的车驾还未出发，刘彻就先派韩嫣乘坐副车奔驰向前，后面跟随上百个骑兵，去观察兽类的情况。这韩嫣是韩信的曾孙，汉武帝宫中受宠的臣子，汉武帝做胶东王时，韩嫣与他一同学习，一同吃饭，一同睡觉。汉武帝当了太子时，越发亲近韩嫣，两个人就像亲兄弟一样。汉武帝即位，想讨伐匈奴，韩嫣就首先学习胡人的兵器，骑马射箭的本领，无人能比，又会献媚，哄得汉武帝成天美滋滋的。他也就越来越尊贵，官职升为上大夫。这会儿，韩嫣的车，就像皇帝一样威风，唬得江都王远远望见，就以为是皇上前来，急忙让随从者躲避起来，自己虔诚地趴伏在路旁拜见。韩嫣却打马急驰而过，不见江都王。江都王知道是韩嫣的车，怒从胸起，骂道：狗日的韩嫣，看老子会不会弄死你。他猎也不打了，奔向皇太后的宫殿，向皇太后王娡哭着说：请允许我把封国归还朝廷，回到皇宫当个值勤的警卫，和韩嫣一样吧！太后问：这是怎么了？江都王告诉缘由，太后说：韩嫣这小子，太狂了，等着吧，我会给你一个交代。后来，韩嫣侍奉皇上，出入永巷不受禁止，与永巷宫女有了奸情，被太后知道。皇太后王娡大怒，就派使者命令韩嫣自杀。汉武帝替他向太后谢罪，终于没被接受，韩嫣自杀了。
刘非是这样一个人。董仲舒做他的国相，谈何容易。但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刘非以厚重的礼节欢迎他。作为一个中央派来的诸侯相，董仲舒既要维护中央王朝的利益，又不能开罪于自己的主子，实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他正心正己，威望自然而生，又以礼义匡正，刘非从内心里敬重他。但刘非意高气盛，有一天，他和董仲舒喝酒，在月光下，拉着董仲舒的手，说：越王勾践依靠文种、泄庸、范蠡之谋，灭掉了不可一世的吴王夫差，三子称得上“吴之三仁”。又说：齐桓公决疑于管仲，吾将决疑于君。齐桓公、越王是春秋二霸。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董仲舒了，我要靠你谋取东南霸业。谋取霸业干什么呀，帮我篡夺皇权哇。这还真把董仲舒吓住了。董仲舒一时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过了好一会儿，董仲舒才缓过神来。他也握着刘非的手，站起来，笑了笑，委婉地说：“臣很愚昧，不足以奉对这么大的问题。我听说过当年鲁公问柳下惠：‘我想要讨伐齐国，你看怎么样呢？’柳下惠说：‘不可以。’可柳下惠回去后，对别人说道：‘我听说讨伐他国不能询问仁人，鲁公为什么拿这种问题来询问我呢！’他只是被询问了一句，却仍然感觉羞耻，何况是使用诈谋，去讨伐吴国呢？从这些来看，越国原本没有一点仁。仁人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以在孔子的门前，连五尺高的小孩也羞于谈论五霸，那是因为五霸先行诈力，而后才施行仁义。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起其他诸侯算得上贤良，但比起三王，就是石头和美玉相比。”刘非深感佩服，说：讲得太好了。从此刘非就再也没有了造反的念头。后来这“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当时的江都国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这座文化古城留下了时光冲刷不去的印记，无论是董子祠，还是正谊书院、正谊巷等，都已成为后人追思的凭借，而董子的信念，也成为了历代儒生自我修炼的最高标准与最高境界。连他的家族堂号也取名正谊堂，族人家中的农具如水车、风车、犁、斗、斛，甚至盛粮食的大小笆斗、避雨用的小斗篷、油布雨伞等，都写着“正谊堂”三个大字，一时江都上下，人心向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随着当地百姓文化素质提高，文贤辈出，社会安定，江都国成为汉武帝时期发展最快的封国。直到现在，扬州的百姓和前来游历的人们，在董子祠前，见了正谊两个字，都是虔诚地止步。
如今，董仲舒在江都的治迹已不可详考，现在记载较多的是祈雨止雨的事。董仲舒到江都国任国相这一年，正赶上江都国一带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董仲舒心想：这正是教育刘非的极好时机，就对刘非说：这次久旱不雨，是上天的惩戒，必须举行祈天求雨的仪式，以求五谷丰登。刘非问：怎么求？董仲舒说：“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就是关闭所有含有“阳”的东西、开启所有含有“阴”的东西。反之，则可以止雨。第二天，董仲舒就令江都国内，所有的南门都关上，所有火的东西都关了，又令江都国内，所有的北门都打开，在祭坛前摆放清酒、猪肉、公鸡、盐巴等供品，用干净的泥土，在祭坛前的中央空旷地带，堆成一条长八丈的大苍龙、七条长四丈的小土龙，又在祭坛之前，挖八尺见方、一尺深的水池，里面放上五只活蹦乱跳的瘌蛤蟆。在祭坛前，八个身穿青衣的男女儿童，随乐起舞，口中念念有词。几个巫祝卜师，不停地向上天祈祷。所有参加祭祀的人，也把水撒在身上。这个时候，人们的神情极为专注，现场的气氛极为严肃，祭祀的场面极为壮观。刘非、董仲舒等大小官员，都长跪在设好的祭天坛下，求老天爷快快下雨。事实上，这就像后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一样。董仲舒因为懂天文、知风象，得知近日要下大雨，才要求刘非这样设坛求雨的。也正像董仲舒预计的那样，在他设坛求雨不久，天上果真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一下就是整整好几天，地浇透了，沟里的水满了，小河的水也满了，庄稼绿了，噌噌地往上长。江都国的旱情得到了彻底的解除。以后，每次求雨、止雨，都如期达到这样的效果。刘非和那些官员和百姓，就都把董仲舒当做神仙一样敬重，更相信儒学思想的神秘和神圣。
再说，汉武帝刘彻因急于推行董仲舒的治国理念，得不到执行，一直郁郁寡欢。他吃不下饭，经常失眠，动不动就向大臣发脾气。支持他的大臣们，一个个也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到了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就向汉武帝建议：政令不要再向窦太皇后汇报，让年老的奶奶安享晚年吧。他本想，只要皇帝批了奏章，这位老态龙钟，又双目失明的老太太，会通情达理，乖乖地听话。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窦太后得到消息，勃然大怒，瞎了的原本是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对身边的人吼道：把皇帝给我叫过来。皇帝过来了，跪在她的面前。她把手里的一件宝器，摔在地上，说：请你下旨，立即给我罢免赵绾、王臧吧。赵绾、王臧罢免了，支持汉武帝的窦婴和田蚡受到牵连，也被免职。窦婴和田蚡他们俩毕竟一个是窦太皇太后的侄儿，一个是皇太后王娡同母异父的弟弟，真真的皇亲国戚，不过也就是保住脑袋，丢了官印，沦为白身，另外两个人赵绾、王臧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窦太后又找借口把他们打入监牢。这两个囚犯，可是精通权术，善于谋略的人，竟然把脑门快要想裂了，也没有好的计策，突见皇帝前来探望，大喜望外，看到身后的太监，手里提着饭盒，皇帝的脸上也没有一点表情，方知皇帝只是给他们送饭，并不是来放他们的。突然，牢门一声大响，大理寺卿过来给皇帝请安，道：太皇太后请皇帝立即下旨，让赵绾、王臧自杀。皇帝听完，一脸的苦闷。不等皇帝下旨，两个死囚，隔着牢门，一把鼻涕，一把泪，连连磕头谢恩。他们说：感谢皇帝的知遇之恩，感谢皇帝来送我们最后一程啊！皇帝也不想让他最亲近的大臣就这样死啊，但也只能仰天长叹，亲眼看着他们举起毒酒，一饮而尽，呜呼哀哉，直奔黄泉。汉武帝羽翼被剪，成了孤家寡人。可是眼泪还没擦干，紧接着，窦太后又硬塞给他喜好黄老之术的两个人，一个叫许昌的，成为丞相，一个叫庄青翟的，成为御史大夫。第二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又迫使汉武帝免去董仲舒江都相，废为中大夫。汉武帝推行的新政一律作废。汉武帝和窦太后的矛盾，一触即发，危及皇位。这就是汉景帝的亲娘、汉武帝的亲奶奶做的事。多亏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从中调合，这个老太太和汉武帝的矛盾才没有激化。自此汉武帝很长一段时间形似傀儡，尴尬无比。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二月和四月，辽东高庙和高园殿相继发生火灾。五月，窦太后死了，汉武帝终于摆脱了这个奶奶的控制，真正掌握了汉朝的大权。六月，朝廷又启用田蚡为丞相，罢黜黄老，儒学兴。
那年董仲舒贬为中大夫后，他的意志没有丝毫的消沉，忧国忧民之心却更加强烈了。他认真研究学问，写了许多传给后人的经典之作。窦太后去世后，董仲舒想到这几年各诸侯国的所见所闻，深感诸侯王的桀傲不驯，仍然是破坏“大一统”的潜在威胁。这一切若不引起皇帝的注意，汉朝就将重蹈亡秦的覆辙，就用他的“天人感应”说，把两处火灾的事归结为上天的警示，准备向汉武帝上书进言。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一篇《灾异之记》的文章，借天人感应，大谈政治得失。他说：为什么高庙高园殿会被焚呢？是因“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位置不当，于礼不安。高庙居辽东，在外，象征在地方的诸侯；高园殿在关中，在内，象征在朝中的大臣。上天烧了高庙和高园殿，是在告诉皇帝剪除不法的诸侯，远离奸佞的大臣啊！自汉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而遭杀身之祸以来，诸侯问题一直是一个既难办，又难言的棘手问题。他对诸侯王骄奢跋扈的揭露，并不是危言耸听。数年之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多次触犯刑法，滥行淫威，甚至杀人全家，毒死朝廷派去的官员；淮南王、衡山王竟然谋反，胶东王刘寄和江都王刘建，也私下打造兵器，准备起兵响应。事发之后，汉武帝想起当初董仲舒的忠言，派张汤等处理，张汤严刑峻法，处死者数万人，才稳定了局面。汉武帝这才知道，董仲舒《灾异之记》的预告，还是很准确的。他甘冒当年晁错杀身之祸，敬献忠言，体现了一代大儒勇于殉道，直道事人的儒者精神。
不料文章尚未写好，一个叫主父偃的山东人来拜访他。这个人当年在齐地游学的时候，齐地的读书人都讨厌他，排挤他，他后来没办法跑到燕国、赵国、中山国去，到那儿后人家又讨厌他，又排挤他，就是说，他走到哪儿人家都烦他。他来拜访董仲舒，本来是想利用董仲舒和刘非的特殊关系，在江都国谋求一官半职。走进董子书房，董子不在，见到桌上董子写的文章，不经意地瞅了瞅。这一瞅，他大惊，也大喜：这不是自己做官的机会来了吗？董仲舒啊董仲舒，你小子敢把天上的灾异说成是人祸，最后让皇帝背锅。这不是反贼吗？老子举报了你，就能做官了。他抓起董子的文章，揣到怀里，离开董仲舒的书房，直奔朝庭，向汉武帝上书。这一来，董仲舒就惨了哇。
这个主父偃为什么能做出这等事？看下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就知道了。这次状告董仲舒，他自己并没有得到好处，心中憋闷，又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西入函谷关，他去找谁呢，找卫青。他觉得卫青是皇帝的小舅子，如果有机会的话，他可以通过卫青，得到重用。结果卫青多次向汉武帝进言，汉武帝不听。他又去京城，开始也不顺。最后他带来的钱也花完了，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最后只剩下一条路，铤而走险。他给汉武帝写了一道奏章，这个奏章非常奇特，按照《史记》的记载，是朝呈暮见，早上呈报上去，晚上汉武帝就召见他了。这就是主父偃的机遇了，这个奏章究竟是什么内容？《史记》记载得不详，说奏章一共写了九条，其中八条是关于法律的，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对匈奴作战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他不同意对匈奴作战。而这个意见刚好和汉武帝的意见相反，但是汉武帝并没有因言废人啊，还是召见了他，同时被召见的还有两个上书的人，这两个人也是反对对匈奴作战的。汉武帝见到这三个人，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都跑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我和你们见面这么晚呢？这个话说明汉武帝对这几个人非常器重，当然，最受器重的是主父偃。这个主父偃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能揣测到皇帝的心思，自从尝到上奏章的甜头，就隔几天一道奏章，这个奏章一上来就中汉武帝的心思，汉武帝一高兴就提拔他，一年之中提拔了四次，主父偃迅速地飞黄腾达了，很快升到了中大夫。他看汉武帝正为诸候势力太大而烦恼，就建议皇帝实行推恩令，把诸候的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实际就是利用王子的贪欲，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他又向皇帝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都被采纳。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在汉武帝面前，说不利于自己的话，所以处处奉承巴结，还争相向他行贿。有人劝诫他：“你太横行无忌了啊！”主父偃说：“我从游学以来，四十多年，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拿我当儿子，兄弟姐妹瞧不起我，宾客抛弃我，穷困潦倒的时间太长了。况且大丈夫生前，如不能列五鼎而食，死后就受五鼎烹煮好了。我已年老，没有多少好日子了，所以要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他又是那种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择手段，瑕疵必报的人。有一年，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打算把自己的外孙女许配给诸侯王刘次昌，有一个叫做徐甲的内官由于是齐国出身，就毛遂自荐到自己的家乡为齐王提亲。这个时候主父偃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也让他把女儿介绍给齐王。结果齐王都没有同意。其实这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女亲事有一方不愿意的也就算了，毕竟汉武帝的母亲也没有说什么。可是主父偃就不这样想了，他觉得齐王是看不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看不上自己，那就必须要报复他。于是主父偃主动上书汉武帝，说：齐地的主城临淄，人口实在太多了，而且商业十分发达，仅商贸这一块，一日就能有千金的收入，只可惜这些都入了王府的金库，不能成为国家的资产。他还造谣说齐王的人品很差，甚至做出了一些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他把齐王的丑事，说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汉武帝听了，想吐，勃然大怒：朕任命你为齐国相，查清事实！主父偃手持皇帝令牌前去问罪齐王。齐王本来就是个没有本事的人，听说汉武帝来问罪，立刻吓破了胆，还没等主父偃到临淄，竟然选择服毒自尽了。但是在自尽前，他给赵王送去了一封遗书，陈述自己其实是清白的，什么违法和违背道德的事情都没做，完全是被主父偃冤枉的。赵王接到信，立刻联合很多诸侯王一同告到朝廷，说：主父偃贪赃枉法，还迫害齐王，应该被问罪。说白了，主父偃哪怕和齐王没什么，但他的推恩令已经和各地藩王形成了对立。最终汉武帝为了平息诸王的怒火，下令将主父偃抓起来。当然，这并不是什么真的下大狱，完全是演戏给诸侯王看。在汉武帝心中，主父偃还是十分重要的，只不过想要释放，也得找个理由，就征求了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公孙弘却解释道：“齐王被主父偃逼死之后，由于他本人没有留下子嗣，所以封国已经不存在，如今被中央收回设置了郡县。可是主父偃作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如果不进行判罚，就没办法向全天下人解释，大家都会认为是陛下贪图土地，逼着齐王自杀。”公孙弘的这番话，应该是汉武帝怎么也没想到的，等于直接给主父偃判了死刑，汉武帝就将主父偃下狱，并接受严格审查。这一来，昔日不敢说话的这些人，纷纷落井下石，拿出手中掌握的证据。其实在主父偃去齐国担任国相之前，就做出过众叛亲离的事。他在家乡的哥哥、弟弟以及原来的亲戚朋友，知道他混好了，有很多人主动不远万里来看他，主父偃却说：“当年你们都不拿着我当人看，现在觉得我发达了，就开始低三下四地来迎奉了。看在以前都相识相知的份上，今天就赏赐给你们五百金吧。“说着就把钱撒了一地，他自己则转身离开，这就是著名的散金断交。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汉武帝还是斩杀了主父偃，并且株连了他的全家。主父偃受宠显贵时，宾客数以千计，等到他被灭族而死，没人为他收尸，唯独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他这样的死，应该也是一种报应吧。这样一个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和政治欲望，而不择手段，又心胸狭窄的人，状告董仲舒就是很正常的事了。
再说，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灾异之记》，又气又怒。心想：自朕登基以来，的确灾异不断，民间也传说，是朕得罪了老天，逼得朕穿了五天素服，表示敬畏，可你这个董仲舒哇，在朕最难的时候，不为朕解忧，却写文章来诋毁朕。汉武帝愤怒了，把文稿摔在地上，召集了群臣来议。群臣不知文章是谁写的，见汉武帝生气，便纷纷诋毁此文。汉武帝专门把文章拿给吕步舒看。这吕步舒，年轻时，从河南跑到河北，拜董仲舒为师求学。他原本有自己的名字，为了表示自己求学的决心，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步舒，就是步董仲舒后尘，紧跟老师的脚步走。后来他也代老师讲学，那讲课的声音，讲课的气势，和董仲舒如出一辙，他又和董仲舒一样在帷幔里讲，不太熟悉这俩人的，一般学生还真分不清里面到底是谁在讲课。他简直可以称为“董仲舒第二”了。这时，吕步舒已经是御史大夫长史。汉武帝知道他是董仲舒的学生，是故意把书拿给他看的。吕步舒看完，非常激愤，说：这是狗屁不通的东西，纯属胡言乱语、丧心病狂、荒谬绝伦、妖言惑众，这个作者下等、愚蠢，按照法律，应该杀头。汉武帝听后更加愤怒，就说，这个写文章的人就是董仲舒，将他处死吧！
此话一出，朝中的官员，都吓坏了。他们大多是儒生，呼啦啦，跪了一地，求情道：董子大儒，誉满天下，不可杀也。吕步舒一脸尴尬，跪在地下，鸡啄米似的连连向皇帝磕头，说：臣瞎了眼，说错了话，我的老师，是出于好心，本意是想让皇帝的天下太平哇，不要杀我的老师呀！
皇帝的话哪是说改就改的？董仲舒就下了大狱。
吕步舒又到监狱探望老师，打开监牢的铁门，董仲舒坐在铺满干草的地上，还在看书呀。吕步舒羞愧地跪行到老师的跟前，泪流满面，说：学生丢人，无脸见老师了。董仲舒紧紧搂着学生，抚摸着吕步舒的头，说：老师知道，你是无意的，不会有意害我。不要哭了，大丈夫，死当死之，没有什么。吕步舒说：我要救你，如果你死了，我会和你一起死。董仲舒说：不要说傻话，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效忠国家，尽忠朝廷，才是你应当做的。
吕步舒和朝廷的大臣又一次次地谏言，汉武帝的心软了。他也舍不得这个人才呀，就又下旨，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中大夫官职。第二年(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又恢复他的江都相职务。
这次大难不死的董仲舒，虽不敢再言灾异，却没有过分在意这事，反而更加发奋研究儒学，常以儒家的大礼匡正刘非的过错。刘非对董仲舒更加敬重，采纳董仲舒提出的治国方略，尽守臣职，忠君效祖，于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病故，最终成为西汉少数得以善终的诸侯。刘非死后，儿子刘建继任江都国王。董仲舒还是江都相，帮助刘建，把江都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董仲舒的人生又出现了新的危机。
这年，汉武帝要选一个人任胶西相。这胶西王刘端，是汉景帝第八子，母亲程姬，在汉景帝的后宫也属于默默无闻型的。早早就失去了继承权，与兄弟们关系都还算友好。刘端自小身体就有难以说出口的那种病，不管是父亲还是兄弟们都对他颇有照顾。初到胶西的刘端还算正常，也就偶尔捉弄一下胶西国相以及皇帝派去的官员，毕竟他是十二三岁的半大孩子，大家也都没当回事。随着刘端长大，他身上的担子也重起来了，毕竟作为西汉诸侯王，还得肩负为刘氏开枝散叶的重任嘛，于是胶西国的官员们又得忙着给他找女人。谁曾想，他居然不举，而且一接触女人就得病上几个月。这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抬不起头，即使在现代也是非常没面子的事情，更何况在古代呢！于是他开始讨厌女人，同时也讨厌给他找女人的那些官员。心理就开始变态：他妈的，女人不行，男人总可以吧。于是他选了一个看着最顺眼的美少年做了自己的郎官，结果这位郎官太过热心肠，不仅“照顾“刘端，连同刘端后宫的妻妾也一并“照顾“了。那些妻妾没有见过这么帅，这么美的少年男子，经常和他如胶似漆，寻欢作乐。这位美少年，也享尽了几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男女之间的那种激情和快乐。刘端气得嗷嗷乱叫，毫不留情地杀了这个郎官，还诛灭了他的九族。这件事让刘端的心理发生了极大的扭曲：苍天啊，你让我生在了帝王家，但又给了我这样一个身体，是戏谑我吗？是叫这个世界的人都看我的笑话吗？我恨，恨这个世界，恨所有的人，更恨那些让我出丑的人哇。于是因恨生怨，因怨做出许多触犯律法底线的事来。胶西国的官员并没有权力处罚他，于是上报汉武帝。而汉武帝对于自己这个兄弟太过同情，也就更加容忍。这也让刘端的行为变得更加出格。于是汉武帝削减了胶西国大半封地。刘端心怀恼怒，就对朝庭给以报复。朝廷派来的国相，奉行汉朝法律帮他治理，他就千方百计搜寻罪状来告发国相，实在找不出罪名的，就设计陷害，最后杀掉。别看他心理变态，但心智极高。他构陷的方法又千变万化。他顽固到拒绝任何劝谏。他的狡诈，又足以使他文过饰非。国相如果照他的办法来治国，又将要绳之以法。所以胶西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被它杀死的官员很多。他手下几任国相，都被他治罪或杀害了，无一幸免。朝中再无人愿意去胶西国任职。
这样，选派胶西相，就成了一大难题。汉武帝问在位的丞相公孙弘。公孙弘就向汉武帝进言：“唯独董仲舒可以去做胶西相。如果让他去刘端那里做国相，好好辅佐胶西王，胶西国一定能太平。这样陛下兄弟之情保全了，祸患也化解了，不是两全其美吗？“
公孙弘这个人和董仲舒一样，也是学《春秋经》的，且和董仲舒同样属于公羊一派。他是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召贤良，进入朝庭的。那年他已经70岁。汉武帝是26岁，问公孙弘治国之道，公孙弘说：治理天下，只要推广仁、义、理、智就好。至于我们今天遇到的各种灾害和困难，主要是前朝乱世留下的祸根，不能怪罪本朝的天子。公孙弘是第一个在灾异方面为汉武帝说话的人，汉武帝心里高兴，将公孙弘的文章选为这次对策的第一名，又将他留自己身边，遇事就和他商量。公孙弘自此平步青云，一年后便做到左内史（首都行政长官）。再三年做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再两年做到丞相，封平津侯，权倾天下。公孙弘创造的升迁奇迹，史上无双。之前，因为家贫，公孙弘以养猪为生，直到四十岁才从猪圈里洗干净手，回家读书。六十岁第一次入朝为官，到匈奴出了一趟差，事情办得让汉武帝不满意，自觉辞官回家。七十岁第二次入朝做官，用了六年时间，从一名白丁，蹿升至丞相宝座。丞相们在这个位置上，大都像坐在火山上一样难受，公孙弘却做得有滋有味。凶巴巴的汉武帝一反常态，对公孙弘无比厚待。有一次公孙弘病了几个月，想要辞职，汉武帝坚决不许，给他一笔赏赐，静等他病好了继续上班。可惜公孙弘入仕时岁数太老了，只当了三年丞相，就以七十九岁高龄，病逝于任上。公孙弘一个垂垂老人，凭什么六年就从白丁到丞相？《史记》给公孙弘总结了三点：伪诈、媚上、阴毒。看一下《史记·平津侯列传》中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就明白了。某次上朝，公孙弘事先与汲黯等大臣商定了上报皇帝的意见。可见汉武帝时，才知道汉武帝流露出相反的意见。见势不妙的公孙弘，马上背弃了汲黯等同僚，表示赞同汉武帝的意思。汲黯的刚肠嫉恶，在朝廷内外那是出了名的，讲话一向放言无忌。看公孙弘胆敢临事反水，汲黯哪里饶得过他？当场便发作了起来，带头斥责公孙弘：你这个奸臣。其它大臣也就跟着指责：故意逢迎皇帝，是不忠。这是一场对公孙弘的信任危机。汉武帝听完也十分惊讶。面对同事的质问，汉武帝的怀疑，公孙弘却表现得异常冷静，没有对自己进行任何辩解，只是简简单单说了一句：“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摆平了汉武帝。他确实是一个老狐狸。
公孙弘平步青云的这几年，董仲舒做江都相，尽管政绩突出，却一直得不到重用。不过，他的名气倒是越来越大了。当时另一位《春秋经》专家胡毋生已死，天下公认的《春秋经》专家只剩他一个人。公孙弘的名气远远不如他，却得到重用，这让董仲舒和他的弟子们都感到十分不平。董仲舒虽胸藏万卷书，但不知人言可畏，人心难测，就在私下里跟弟子们说，公孙弘之所以能封侯拜相，靠的不是能力，而是拍马屁。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公孙弘的耳朵里。
公孙弘本来就对董仲舒在社会的声望和儒学地位，非常嫉妒，听到此言，气得咬牙瞪眼，就想报复董仲舒。这下公孙弘看到报复的机会来了，才使出了这招“借刀杀人”计。汉武帝听了，不知道公孙弘心怀鬼胎，就答应下来。这样董仲舒的江都相，就成了胶西相。
董仲舒接到圣旨，知道自己的人生又面临着一次重大遭遇，但圣旨难违呀，只能上路。他想想这一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奋苦读，研究学问，报效国家，尽忠朝廷，得不到重用，又有这么多的坎，也是满眼热泪啊。可是，前面的路，不管是死是活也得要走哇。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死就死吧。没有想到，到了胶西国后，刘端知道董仲舒名气很大，博学多识，又看他容止有礼，敬而善待。而董仲舒秉持正道，数次直言相谏，自知身在险地，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四年之后，终于借生病为由，辞去国相的官职，回了长安。
但他的晚年，仍尽心竭力，著书立说。尽管他不在朝中为官，但如果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汉武帝仍会派使者及廷尉张汤，前去他家，向他请教，董仲舒也会一一回答。
一些小的案件，张汤也向董仲舒请教。有一天，他遇到一个极小的案子：小王的父亲与老张吵架，相互斗殴。老张拔刀，刺伤小王的父亲。小王见状急忙抄起一根木棍，回击老张，在相互厮打的过程中，小王误伤了自己的父亲。根据汉朝法律的明文规定：殴打父母，要判处死刑。廷尉张汤审理这一案子时，左右为难，不知如何裁断，于是亲自到董仲舒家中，向董仲舒请教。董仲舒回答说：父子血脉相连，儿子见到自己的父亲被人殴打，挺身而出，解救危难，实在情理之中。在混战中误伤到自己的父亲，不存在主观故意的可能。他又说：《春秋》记载了一则故事，可以作为参照。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年轻人叫许止，他的父亲身染重病。许止熬好药之后，没有先尝尝，就喂给他父亲喝。结果导致他的父亲，吃错了药而病故。当时的法官，鉴于许止不存在杀父的动机，所以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小王误伤自己的父亲，和许止喂药一样，不存在杀父的动机。所以不应该处以死刑。张汤称是，没有追究小王的责任。董仲舒从这一判例中，总结出一条审判原则---“原心论罪”。就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应分析行为人的动机、目的。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一般要从轻处理，甚至可以免罪。如果动机邪恶，即使有好的结果，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首犯更要从重从严处罚。张汤佩服。不久，廷尉张汤又一次登门拜访，为两件疑案向董仲舒请教：第一个案件，涉及藏匿罪。有一位老人，一直没有孩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路边捡到一个弃儿。老人抱回家后，尽心尽责，抚育小孩。几年之后，小孩长大成人。在一次斗殴事件中，这个养子刺死了对方。养子逃回家后，把事件经过，详详细细告诉了他的养父。养父连忙把养子藏匿起来。最终这一血案，被当地司法官吏侦破，父子俩人都被逮捕归案。董仲舒看完案件材料，回答说：根据《诗经》、《春秋》大义，养父如同亲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古代已有的法律条款。这位老人虽然窝藏了养子，根据法理和伦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张汤点头称是，没有追究这位老人的刑事责任。第二件案子，和婚姻有关。一位女子的丈夫，出海打鱼，遭遇大风大浪。船只被海浪打翻，渔民都葬身大海。这位女子，听到这一噩耗，整天以泪洗脸，痛不欲生。不到三个月，婆婆自作主张，把儿媳嫁给他人。邻居听说后，纷纷议论说：这位女子的丈夫遭遇海难，这么短的时间，就匆匆忙忙嫁人。对于这种伤天害理的女人，理应杀一儆百！（那时女子地位低，丈夫刚死就出嫁，是要判刑的。）董仲舒说：这位女子再嫁，并没有征求她本人的意愿，而是由她婆婆一手操办。因此，这位苦命的女子无罪，应免除对当事人的处罚。张汤又称是，判这个女子无罪。后来“春秋决狱”成了古代司法领域的重大事件，儒家思想开始影响司法领域，至今，儒家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律，更有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按《汉书．夏候始昌传》记载“自董仲舒、韩婴死后......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柏梁台火灾发生在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11月22日，这就可断定董仲舒在太初元年即公元前１０４年１１月２２日已经不在人世，再把董仲舒卒年的有关因素考虑进去，基本上可以推定董仲舒卒于元封六年，即公元前１０５年）董仲舒在家中病逝，终年８６岁。闭眼前的几分钟，他还在写书。他死后，城里的汉儒及他的弟子们，云集身边，为他治丧。汉武帝得知此事，想到董仲舒一生没有得到重用，但他的儒学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汉家江山永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亲自选定长安胭脂坡，做为董仲舒的墓地，并为董仲舒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又依汉家江山的祖治，修建了董子祠，诏告天下，董仲舒享百代香火。
一天，汉武帝出城狩猎，路经董仲舒墓园，又想起自己这一生，尊儒术，推举制，选人才，建太学，兴国学，出西域，开丝路，重商贸，建水利、兴农业，击匈奴，征南越，拓疆域，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威振八方的东方帝国，都仰仗于董仲舒的大儒智慧和治国方略，胸中涌出对一代鸿儒的爱戴与尊敬之情，在离墓园还有三十丈时，就翻身下马，仰视董墓，步履而过。随行的大臣和护驾，也都跟着汉武帝步行而过。从此，董仲舒墓园周围的这块土地，就被人们称作“下马陵”（俗称虾蟆陵）。以后凡过往的官员、儒生，一律在三十丈之外，下马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