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

新城北路派出所门口有一家胖嫂拉面，店主女儿早年嫁给所里一位民警，打那之后，胖嫂拉面成了民警们过早的固定场所。

二〇一〇年，二十三岁的古川大学毕业进入南安市公安局，在政治部干部处工作，一年后响应市局“机关警力下沉”号召来到新城北路派出所。入乡随俗，古川也跟同事一样在胖嫂拉面过早，转眼已经过了很多年。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这些年新城北路派出所建了四层办公楼，围了新院墙，正门由朝北变为朝南；与之相对应的——所里换了主官，民警中有三人退休、七人调走、八人入职。胖嫂拉面由面摊变成面馆，从街边搬进屋里。

从机关到派出所，很多人不理解古川的工作变动路数。在他们看来，古川该留在市局机关，从政治部科员做起，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然后便是局领导，这样远比从一线摸爬滚打顺利和体面。

“干么斯刑警呢？‘刑侦是公安的主业’，这话虽然没错，但干了‘主业’未必就能当上‘主官’。你看王局、李局，还不都是从写材料的机关干部一路升上来的？宋局倒是刑侦主官，但一把年纪了头上还顶着一个‘副’字。真想不通你当年为啥放着政治部干部处的职位不做，非跑来派出所。胖嫂的女儿是漂亮，但你已经去晚了，人家早就嫁人了嘛……”有人这么劝过古川，当然最后一句只是开他玩笑，胖嫂女儿当年确实嫁给了新城北路派出所一位每天来面馆吃面的民警，但那是二〇〇一年的事情，当时古川还是个中学生。

一碗加鸡蛋的财鱼面、一根油条、一杯豆浆，六年来古川的过早项目没有变过。其实论早餐品类之丰富，胖嫂面馆算是出类拔萃的。胖嫂是南方人，年轻时跟丈夫走南闯北。丈夫在工地干活儿，她就在工地旁支起早餐摊子。从广东到山东，从海南到河南，从新疆到黑龙江，二十几年里胖嫂几乎掌握了半个中国的早餐习惯，因此在她的面馆里也可以体验到半个中国的早餐风格。但古川每天早上只吃财鱼面、油条和豆浆。财鱼面是胖嫂最拿手的，也是方圆几里内最有名的，经常有人大清早顶着寒风骑几公里电动车过来，就为尝一口胖嫂的财鱼面。但纵使这样，谁也做不到连吃六年不变样。

“古Sir，咱也换换样吧，整天吃这几样东西你不烦吗？”过早时同事问古川。古川摆摆手，说：“萝卜茄子各有所爱，我又不让你掏钱请客，你咋管这么宽？”

2

古川记得父亲古建国最后一顿早餐就是这几样。二〇〇三年那个冬天的早上，他坐在父亲的嘉陵摩托车后座上来到胖嫂拉面摊。父亲点了大碗加鸡蛋的财鱼面、油条和豆浆，古川吃了半碗财鱼面和一根油条。临走时父亲把豆浆递到古川手上，微笑着抚摸了他的脑袋，嘱咐他“慢点儿喝，别烫着”。

古川接过豆浆，蹦蹦跳跳走向派出所不远处的南安实验中学。走到拐角时他朝胖嫂面摊方向回望一眼，看到父亲对面坐着他的徒弟陈梦龙，两人脑袋凑到一起，似乎在说些什么。看到回头的古川，陈梦龙朝他招手。父亲也看向他，同样朝他招手，意思是“别啰唆，赶紧去上学”。

转过街角，父亲的影像消失，那时的古川还未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古建国。当天上午十点，班主任老师把古川叫到办公室，古川见到了已经哭成泪人的母亲。母亲带古川去了省立医院，在那里，古川又见到了身覆白布的父亲和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古川铭记在心。那时他虽不完全明白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口中的“毒品案”“中弹”“烈士”等名词的确切含义，但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父亲。再不会有人揪着他的耳朵询问考试成绩，也不会有人骑车带他去吃胖嫂拉面，那个凶巴巴却又充满安全感的男人，已永远变成英烈墙上一张薄薄的相片了。

古建国，男，生于一九五八年七月，一九七六年入伍，一九八二年三月转业至南安市公安局工作，历任派出所管段民警、刑警、山城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市局刑侦支队重案队队长，牺牲前系南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兼直属侦查大队队长，正处级侦查员。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带队办理“一二·八枪案”时壮烈牺牲，享年四十五岁。

英烈墙上的寥寥数语概括了古建国的一生，也将古川对父亲的记忆锁定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八日那个早晨。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他慢慢知道了更多事情：比如害死父亲的人名叫刘三青，以前也是警察，但后来为了钱背叛了信仰和灵魂；又比如父亲的徒弟，那天冲自己招手的陈梦龙与刘三青是警校同学，和刘三青的关系甚笃；再比如刘三青害死父亲后一直逍遥法外，南安市局始终没能将他抓获归案。

“儿子，好好学习，将来考警校，当警察，像爸爸一样，多带劲！”古川记得这话是父亲生前常对自己说的。说这话时父亲目光如炬，郑重其事，他曾重重地点头。

“小川，记住妈妈的话，长大以后做什么都行，千万不要再当警察……”古川也记得这话是母亲在父亲坟前对自己说的。说这话时母亲撕心裂肺、肝肠寸断，那时他同样重重地点头。

但七年之后，古川还是站在了南安市公安局机关操场。那天他身着警服，举起右手，烈日灼烧着他的瞳孔。另外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古川，为父亲报仇。”

3

工作后，古川逐渐了解了当年那起令自己失去父亲的毒品案件的全貌。

事情要从二〇〇一年南安市运输公司毒品案说起。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一日，南安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特大运输毒品案件。南安市运输公司两名职工借工作便利，帮助他人从外地运输毒品海洛因至南安。十一日上午，警方将两人和买主堵在运输公司停车场内。三人见罪行败露遂持枪拒捕，最终被警方击毙。

警方在两人驾驶的货车上查获二十公斤海洛因，是南安建市以来破获的最大一起涉毒案件。只是还未等众人庆祝，案件便横生枝节——民警刘三青驾车将所缴获毒品运回公安局的路上发生车祸，其驾驶的南AA6807牌照警车坠入南山水库。刘三青失踪，所押运的毒品也不知去向。

交管部门勘察事故现场后，给出的事故原因是暴雨导致道路湿滑，刘三青可能因车速过快，在躲避对向车辆时猛打方向导致警车失控，撞断护栏坠入水库。而毒品则由于事故造成外包装破裂，入水后散失。

南安警方对刘三青遗体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打捞和搜寻，但始终无果。水库下游几座城市的兄弟单位也进行了寻找，同样未发现他的遗骸。二〇〇一年八月，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南安市公安局对车祸做了结案决定，民警刘三青“因公殉职”，家属享受相关待遇。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五个月后事件再度反转。二〇〇二年初，与南安相邻的武平市警方传来一则消息，他们在侦办当地一起毒品案件时查获一批海洛因，经鉴定，与二〇〇一年六月南安市公安局在车祸案中遗失的证物海洛因相同，需要南安市公安局协助调查。

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实早在车祸案发生后，南安市公安局内便流传有“刘三青制造车祸携毒品出逃”的说法，只是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加上刘三青的直属领导陈梦龙和专班指挥长古建国坚持信任刘三青，所以市局才下达了刘三青“因公殉职”的结论。

武平警方的消息令南安市局震动不已，也由此展开了对刘三青车祸一案的重新调查。

“只要是人，都是有定向思维的。比如你认定一个人是好人，那你在潜意识里会忽略他身上那些‘非好人’的细节，最终得出的结论还是他是个好人；如果你认定他是个坏人，那你在潜意识里会忽略他身上那些‘好人’的细节，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是个坏人。警察也是人，也会有定向思维，越是对身边熟悉的人，这种定向思维越牢固。”这是当年参与重新调查刘三青车祸案的民警后来跟古川说的话。

从案件的最终结论看来，这一说法有它的道理。

4

警方在新一轮调查中，发现刘三青确实存在问题。

刘三青，时年二十八岁，山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他十七岁就读警校，二十一岁正式入警，工作的前五年一直是山城分局的禁毒骨干和市局储备人才。刘三青与陈梦龙既是警校同学，又在工作中搭档过很长时间，工作能力和业绩都不在陈梦龙之下。

然而，刘三青的人生在二十六岁那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年他的儿子刘超出生，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对刘三青一家来说却成了晴天霹雳。因为刘超一出生便被医院诊断为地中海贫血，后期治疗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和精力。

这一情况让刘三青崩溃，他和妻子都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两人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孩子的医疗费用。打那之后，刘三青的人生重心便发生了转移，他的主要精力不再像以往那样放在禁毒工作上。刘三青曾几次向公安局申请调往相对清闲的部门任职，为的就是能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妻子王芸也辞去了相对安稳但时间固定、收入有限的国企工作，一边在家照顾孩子，一边寻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

而车祸案发生前三天，刘三青夫妇正在为一笔六万元的治疗费用发愁。刘三青借遍身边所有人也只凑到一万元，有人看到他像丢了魂一样在街上游荡。

缺钱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不算疑点，对一名禁毒警察而言也不算什么，但对一个与毒品一同失踪的禁毒警察来说就是了不得的事情。南安警方开始怀疑刘三青。他们撤回了“因公殉职”的结论，暂停了对其遗孀和子女的照顾政策，并开始与武平市公安机关共同调查刘三青及那批毒品的情况。

随着调查的深入，疑点也越来越多。除了刘三青案发前缺钱，武平警方还提供线索称，持有那批毒品的人绰号“长顺”，打电话的口音中带有南安地区腔调。关键是此人对警方侦办毒品案件的过程十分熟稔，甚至了解很多公安内部人员才知道的程序、人名和地点。

南安警方随即调查了刘三青妻子王芸的银行账户，发现近期曾有几笔来源不明的款项转入。对此，王芸称当时正值南安市局发放刘三青的抚恤金和家属生活费的档口，她误以为那几笔钱属于抚恤金的某一部分，而且整日忙于照顾儿子，便没有顾及钱的来源。毕竟公安局已经下发了丈夫“因公殉职”的通知，她也不会再去考虑一些听起来就不可能的事情。

刘三青妻子的说法没有问题，警方只好继续从武平出现的海洛因上想办法。

5

毒贩“长顺”此前从未进入过警方视野，甚至武平当地道友圈里也都不知道这个名字。“长顺”似乎是突然出现在武平毒品圈里的，没人知道他从何而来，又如何打入当地的道友圈。但确如其他涉毒人员所说，毒贩“长顺”经验丰富，警惕性和反侦查能力也极强。没人见过“长顺”本人，他独来独往，每次交易都通过公用电话进行。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二年，武平警方组织过几次针对“长顺”的抓捕，但都以失败告终。

抓捕行动失败并不罕见，每个警察在职业生涯中都有过多次劳而无获的经历，但奇怪的是，每次抓捕“长顺”的行动都在最后关头失败，要么是布控时间或地点出错，要么是行动被“长顺”发觉使其放弃交易。甚至在二〇〇二年六月的一次行动中，稍事装扮的“长顺”在交易现场与武平警方擦肩而过，拿到了警方用来引他上钩的“毒资”，最后警方却只抓到了原本便是自家“特情”的买家。

这一状况令武平警方十分恼火，尤其是在获知刘三青身份后，两地警方还发生过几次冲突。武平警方怀疑刘三青在南安工作期间与一些民警建立了不正当的利益关系，将行动屡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南安警方内部有人通风报信，并上报了省厅，之后在南安市地面上开展的行动也有意避开南安警方。

而南安警方本就对刘三青一事十分敏感，对方把一些原本应该私下沟通的事情摆到桌面上讲，相当于不停打自家脸。发生几次武平警察未打招呼便直接来南安抓人的事情后，两地警方开始针锋相对，甚至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其实，两年来南安警方一直在监控刘三青妻子的银行账户，其间依旧有人往账户中打款。警方核实打款人身份，发现都是与刘三青一家毫无关联的人员，他们的身份信息因各种原因遗失或被冒用，本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银行账户上有过任何交易往来。

警方既愤怒又疑惑，愤怒于嫌疑人的狡猾，而疑惑于他的行为。按理说，如果真正的打款人是刘三青，过去的警察生涯不会不告诉他这是一种暴露身份的犯傻行为，但如果不是刘三青，又为什么要屡次给他的妻子汇款？

针对刘三青和“长顺”的调查一直在进行，警方无论如何都想知道“长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不是刘三青。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