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

谢金所说的陈梦龙“变了”，是指两个方面。

一是陈梦龙成了“混驼子”“浑不懔”，整日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谢金说自己打心眼儿里看不起这样的警察，更何况他还是古建国的弟子，即便不想着抓住杀害师父的凶手，也不该这么浪荡着给师父丢人。

这句话戳中了古川的心。说心里话，虽然从父亲牺牲后到古川从警前，古川与陈梦龙没见过几次面，但自从听说陈梦龙调往新城北路派出所后，古川一直觉得他是为了调查父亲的案子才这样做的。为此他打心底感激陈梦龙，也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陈梦龙身上。

但参加工作之后，尤其是和陈梦龙共事之后，古川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想错了。陈梦龙调回新城北路派出所似乎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案子，或许他单纯只是想回老单位图个清闲而已。杨所长曾跟古川说过，陈梦龙刚调回来时，所里的刑侦副所长刚好调走，杨所长本打算让陈梦龙接任这个职务。

陈梦龙之前是分局刑侦骨干，现在回所里干老本行，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但陈梦龙拒绝了，他说只想干两个岗位，一是所内勤，二是桥北社区片警。杨所长说这两个可都是民警岗位，没有正、副科职务。陈梦龙一句话便把杨所长怼了回去，他说：“无所谓，要当领导为什么还来派出所呢？”

“我当初也以为他调来是想接老古的案子，所以才向上级汇报把刑侦副所长的位置给他，但结果你也看到了，他心里压根儿没这想法……”杨所长说。

之后杨所长便把陈梦龙甩去了桥北社区。每次想起杨所长的话，古川都自嘲地笑半天。他又想起母亲倚在父亲墓碑上说的那句话，“百年古墓葬英雄，而今和平谁知道”。是啊，纵然陈梦龙和古建国有师徒情分，但毕竟非亲非故，怎么可能指望人家做这种事情呢？这点古川认同谢金的看法，但也对陈梦龙的选择表示理解。

对于陈梦龙“变了”的第二个方面，谢金却始终说得含糊其词。他只说这几年陈梦龙做的一些事情有些匪夷所思，还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似乎不太符合他的身份。古川细问，谢金却不说透，但让古川在与陈梦龙共事时“留个心眼儿”。一番话说得古川云里雾里，谢金看他不开窍，只好叹了口气，说：“警察这个行当接触的人杂，事也杂，队伍没你想得那么单纯。当个好警察的前提是保护好自己，而保护自己的前提是时刻保持一些必要的戒备，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其实古川心里清楚，生在警察世家的他怎么会听不懂谢金话中的意思？表面的“不开窍”，更大程度上是他不敢相信罢了。

2

古川一直想找陈梦龙谈一谈。

其实这样说也不太准确。一来论资历，古川是新人，陈梦龙虽然“混驼子”“浑不懔”，但终究是有二十多年警龄的老民警；二来论辈分，陈梦龙当年跟古建国称兄道弟，古川按理得喊陈梦龙一声叔叔。但古川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汇代替“谈一谈”，最后索性决定请陈梦龙“喝一杯”吧。

古川明白自己想找陈梦龙谈什么，思考一番后，觉得还是叫上谢金为好。二〇一三年三月的一天，刚转至刑侦岗位的古川向陈梦龙和谢金同时发出了邀约，请两人一同去桥北的“新竹酒家”吃饭。

陈梦龙欣然同意，谢金起初有些犹豫，他问古川吃饭的原因。古川不瞒谢金，说自己转到刑侦岗位上来了，而父亲牺牲的案子就在新城北路派出所刑警队手里，他想去查，但毕竟是直系亲属，与条例不合，因此想让陈梦龙牵头。听古川这么说，谢金没再犹豫，答应了他的邀请。

当时古川已经知道谢金不喜欢陈梦龙，但谢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很有城府，虽然讨厌陈梦龙，面子上还是要过得去，至少要给足古川面子。三人一见面，谢金便跟陈梦龙热情地打招呼，问：“陈警官最近在忙啥，怎么也不来公司喝茶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周，有所得罪？”

陈梦龙倒是一脸喜悦，连忙摆手说：“没有没有，谢总想哪里去了，前段时间上级派了任务下来，我们社区分了指标，最近正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呢。”

陈梦龙此话不假，古川听来却感觉可笑。一个月前市局经侦禁毒支队确实下发了本年度打击吸贩毒的通知要求，但作为一个常年“混驼子”的家伙，陈梦龙怎么可能把这当回事？

不过饭局还是在一片良好氛围中拉开帷幕了。酒过三巡，古川看时机差不多了，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完之后他一边装作吃菜，一边用余光观察陈梦龙的表情。

没想到陈梦龙立刻放下手里的酒杯，咂了咂嘴，面色沉重地说：“这事你跟我说，难办。一来案子过去这么久了，对‘长顺’的协查通报也好，上网追逃也罢，该做的此前都做了，但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二来这事如果要查，也该跟你的顶头上司——刑侦副所长刘茂文说，毕竟‘长顺’的案子在他手上，查与不查、怎么查也是他说了算。三来我现在只是个片警，连刑警都不算，咋查？”

按照当时的场景，陈梦龙应该还有“四来”和“五来”要跟古川阐释。他话说得很理性，但越是这样古川越失望。陈梦龙有理有据有节，但就是看不出其中有一丝对古建国的情分在。即便这样，古川也不能说什么，毕竟原意是找陈梦龙帮忙，人家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所以他也只好就这么听着，边听还边要装作理解地点头。

3

是谢金先绷不住的，他把酒杯砸在桌面上，打断了陈梦龙的话。

“你咋这么啰唆，干与不干就是你一句话的事，扯这么多有的没的干啥？一起出去做事，四个去三个回，没回的那个还是你师父，现在他儿子来找你，里外都是分内之事，扯这么多犊子你脸红不脸红！”谢金语气中带着愤怒。

一席话顶得陈梦龙满脸通红，包间内突然安静下来，气氛十分尴尬。

“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半晌，陈梦龙甩出一句，然后猛地把杯中酒倒入口中，伸手抓起单肩包便往外走。临走时他拍了拍古川的肩膀，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谢金的后脑勺。

“你能指望他吗？他还有点儿血性吗？他还算个警察吗？说句不好听的，在晚辈面前被人这么叼一顿，是个人都受不了。他呢？连个屁都不放就走了。也对，事虽没应，但酒喝了，饭也吃了，是该走了，不走等着买单啊！”望着陈梦龙离去的背影，谢金恨恨地骂道。

饭局不欢而散，陈梦龙的态度也差不多让古川在心里绝了找他帮忙的念想。之后的日子里，陈梦龙不知是因为心中有愧还是不想多事，开始有意躲着古川。以前在胖嫂面馆过早，大家坐在一起还能聊几句，自从那场饭局之后，古川再在胖嫂面馆遇到陈梦龙，对方要么不说话默默吃饭，要么搬着饭碗去旁边桌，很少再搭理古川。一开始古川心里有些膈应，觉得这家伙怎么心眼这么小，不帮就不帮，咋还躲起来了。后来古川也就习惯了，觉得“浑不懔”这个名字确实适合他。

“我觉得吧，这家伙从分局下来之后，不该再当警察的。你看现在胖嫂面馆的生意多好，当初陈梦龙娶了胖嫂的女儿，就该老老实实回来跟胖嫂一起做买卖。这么会算计的人，不出来做生意真是屈才了。”后来谢金跟古川说。古川这时才知道，原来当年娶了胖嫂女儿的民警竟然是陈梦龙。

“那敢情现在我们都在给他们家投资啊？”古川也感慨了一句。

“是啊！所以说，他家去年在城南刚买的那套房子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算起来，起码卫生间应该是你这几年吃出来的吧……”谢金坏笑着说道。

4

虽然陈梦龙拒绝帮忙，但古川还是要查古建国的案子。问题是怎么查？从哪儿开始查？查谁？查哪里？

其实陈梦龙有些话虽是托词，但也有理有据。当年全局成立专班都没查出来的事情，现在过去快十年了，他古川单枪匹马又如何去查？当年没有网上办案系统，也没有警综平台，所有信息都集中在那本纸质档案中，封存在市公安局刑侦局的档案库里。况且局领导先前便有交代，不让他碰父亲的案子。这可怎么办才好？

古川想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刑侦副所长刘茂文，但心里又有点儿犹豫。

刘茂文和陈梦龙年纪相仿，老刑警出身，从入职就一直在新城北路派出所工作。参加工作最初两年古川在社区，跟刘茂文没什么交集。工作第三年，古川转到刑侦岗跟了刘茂文，心里又不太愿意跟这位领导打交道。

在古川看来，刘茂文是那种机关单位里典型的“官油子”——特别会说话，特别会来事，但也特别会躲事。反正好事从来落不下他，黑锅也从来找不上他。这些年没听说过他破了什么大案要案，但每年立功受奖都少不了他。他治下的责任区刑警中队也继承了他的风格——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事从来不给自己找麻烦。

果不其然，古川向刘茂文讲了自己的想法，刘茂文立刻表态：案子确实该查，不能让老前辈的牺牲成为一桩悬案，这已经不是业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必须得查。但随即刘茂文也向古川提到了那四个问题——怎么查？从哪儿开始查？查谁？查哪里？当然，刘茂文也说了，如果古川找到一些新的线索，那就一定要追查下去，不论多大困难，他都义不容辞。

从刘茂文办公室出来，古川心情着实激动了一阵儿，但他立刻意识到，刘茂文这只老狐狸跟他义正词严地讲了一番废话。古川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去找他的，他却像一个足球场上的优秀门将一样又把问题回传给了古川。

古川对刘茂文打太极的功力敬佩不已，但也没有办法。有次他把这事跟谢金说了，谢金说刘茂文是新城北路派出所的钉子户，二〇〇二年调来新城北路派出所当民警开始，一干就是快十四年，早就干“油”了，这种事指望不上他。

“你要真想查，还得靠自己。其实公安局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案子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要能查出来早查出来了，真的不行就算了吧，人也不能总活在过去不是？”谢金说。但古川不想放弃，他说自己必须把这事查出来，不然感觉这警察干得都没意义。谢金无奈，只好由着他，只是跟古川说如果有什么需要用他的地方说一声即可。

古川点点头，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5

思来想去，古川决定从刘三青的遗孀身上下手。刘三青可以跑路，但他妻子不可能带着患病的儿子随他一同离开。

刘三青的妻子名叫王芸，户籍所在地的房产已经变卖，古川几经查询，确定她最后的登记住址在南安市山城区江景路的一个城中村里。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古川按照地址找到江景路城中村打听消息。

古川找到了王芸之前住处的房东，房东说那个女人两年前已经离开了这里。古川还想问点儿别的，但房东似乎对他抱有戒心，不愿多说。古川掏出警官证递给房东，本以为这样可以打消他的疑虑，没想到房东见到警官证后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像只受惊的兔子般一边摆手一边嚷嚷道：“我就是租个房子而已，跟她没有任何关系，该交代的之前都交代过了！”

房东的反应令古川疑惑，但同时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再三追问下，房东终于开口讲了有关王芸的事情。

“以前娘儿俩住在二楼一间小房子里，妈在小商品批发市场做‘扁担’，儿子天天在楼上躺着，偶尔会背着书包去上学。俩人都一副面黄肌瘦的样子，一看就知道身体不好。”房东告诉古川。

江景路城中村临近南安小商品批发市场，这处批发市场的规模在整个华中地区算是最大的，曾与著名的义乌批发市场齐名。城中村里住的大多是外地来批发市场做生意的商户，再就是那些在批发市场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扁担”。

所谓“扁担”，是本地人对搬运工的形象称呼。过去小商品市场里人员拥挤，道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过，商户们进出货物需要借助人力搬运。这些搬运工用扁担挑起货物，穿行在市场内，时间长了便被人形象地简称为“扁担”。

王芸就曾是“扁担”大军中的一员。古川打小便知道“扁担”，更加感觉难以置信。因为印象中做“扁担”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大老爷们儿，像王芸这样的女人如何干得了“扁担”的活计？

“挺惨的，听说她家男人犯事跑了，留下孤儿寡母熬日子。听女的说，她以前在市食品厂上班，因为要赚钱给孩子治病才干了这行……”房东接着说。他对王芸的印象很深，因为王芸除“扁担”外还做着另外一份工作。当然，那并非一项光彩的工作，也正因如此，房东最先见到古川时不愿多说。

“这儿住的大多是独身而来的商贩和‘扁担’们，日子长了，自然有些女人捞起了她们的偏门……”房东说，王芸后来也成为其中一员，目的跟大家一样——赚钱。不同的是，其他女人白天无所事事，只等晚上开工，但王芸除了晚上开工，白天还要出去做“扁担”。

“这个女人很计较钱，平时为了块八毛能跟人争半天。但大家都理解她，给孩子续命嘛。她儿子那病简直是个无底洞，钱扔进去，连个响声都听不到。”

“那后来为什么搬走了？您知道她搬去什么地方了吗？”古川问。

房东摇摇头，叹了口气说，大概是二〇一一年夏天，一个深夜，王芸着急忙慌地找他借三轮车，说是要带孩子去医院。这一走，那孩子就再没回来。等王芸还车的时候他问孩子状况，王芸说死了。

“男孩子死后不久王芸就退租走了，没回来过，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房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