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

译文质变的侨易节点与“翻译心灵”的呈现——以陈望道、成仿吾等的《共产党宣言》汉译为中心

叶　隽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一、留日学人的筚路蓝缕

作为一代名篇，《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史意义自然极为重要，按照列宁的说法：“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1)如果说这是同一阵营的领袖评述，那么且看西方学者的态度，譬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就指出：“这本令人惊异的小册子具有激情洋溢的信念、高度精练的简洁性以及思想和风格的力量，几乎不可能不俘虏新的读者。它的写作好像是一次创造性的爆发，语句精雕细琢，几乎自然地化为令人难忘的格言，其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政治辩论的世界……《共产党宣言》以其深邃的理论魅力和思想力量，冲击人们的心灵，激发起人们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宣言》在政治修辞上具有一种圣经式的力量。”(2)史学家贯通今古，一般不太会为常规书籍与论说所动，霍氏能如此高度评价是书，看来不仅是一种历史定位，而且也有自身阅读经验上的震撼。

所以，作为一部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价值毋庸置疑，而它东渐入华的过程曲折繁复，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文化张力的译介、阐释、接受、博弈与形变的侨易过程。(3)把握这样一个复杂的多重矢力作用的交叉系统，既是学术上的挑战，也可视为重要的契机，让我们思考历史与理论的更好结合。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的是，作为器物的书籍，虽然是一种消费社会的产物，其所承载的则是观念思想，是一种文化载体。作为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自身的文化生命，它的意义在于将一种颠覆传统观念的思想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落实在人世间，由此获得了“不朽之身”，甚至要超出于带它入世的人类作者。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思者早已化为尘埃，但其原创性思想却将生生不息，不但在其原乡故土顽强生长，而且漂洋过海、异地开花，收获出令世人震惊，或许也同样远超原创者想象的奇果。其根本原因或许仍在于，它不仅是一种观念的传播，更具有强大的实践性力量。当然我们此处重点考察的，仍是其作为跨文化流转的理念，是如何收获某一阶段重要侨易经验的。

陈寅恪认为：“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4)这里虽然以植物移植做比，但却颇有深意，即注意到万物相通的内在规律层面。李石曾日后发明侨学，也是将关注的目光拓展到了整个生物的范畴，“侨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他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5)。这里显然包括人，但也不排除动植物。当然，人类与动植物所不同者，就在前者能发明出高端的精神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自成系统的东西，其迁移变化乃有更加复杂的面相，更是多重交错的过程，需要有系统性的眼光来把握之。李石曾强调“侨学为研究迁移、升高、进步的学问”(6)，看重的当然是生物本身的移动性因素，这点其实与歌德亦有共通之处。歌德作为有政治经验的大诗人而涉猎多门自然科学已然让人惊讶，而其对动物学、植物学的关注则尤其让人不得不肃然起敬。我们此处聚焦于作为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其作为共产主义的经典文献，乃有不朽的学术史价值，而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德国人的合作（当然还有犹太背景），则尤其为之点染上了跨文化色彩。书籍一旦诞生，即有其自身命运，可谓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其是否具有生命力，完全取决于自身的文化含金量。对于文明世界更有意味的在于，其文化组成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尤其是作为书面语言的各民族语言其实各有特色和存在价值。每一种语言其实都有其文化内涵，而其重要性往往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含量与思想分量。

作为文明史重要语言之一的汉语，其接纳新知，尤其是接纳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思想系统自然意义极为重大。但《共产党宣言》的入华过程，仍不脱西学东渐的基本规律。其一是以传教士为主。最初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与新闻人蔡尔康（1851—1921）合译了英人颉德（Benjamin Kidd, 1858—1916）的《大同学》（Social Evolution，直译当为“社会进化”）(7)，其中第一章“今世景象”即涉及《共产党宣言》，文中称：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所最苦者，当此内实偏重，外仍如中立之世，迄无讲安民新学者，以遍拯此垂尽之贫佣耳。”(8)

所引马克思之话与《共产党宣言》中描述“资产者与无产者”的最有名段落颇有符合之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

两相对照之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颉德，还是李提摩太、蔡尔康的汉译，都非对马克思、恩格斯原文的直译，而是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已可视为“译述之作”。这一点，李提摩太其实已有交代：“惟中西文法不同，不必句翻字译。故仅节取各章中扼要语，胪举无遗。”(10)其实，在颉德的英文原著《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中并未直接提及《共产党宣言》之名，倒是提及了《资本论》（Capital），并在注释中对英译本加以征引(11)；但颉德提及了“共产主义”的概念，所以很有可能是通过二手文献了解到《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其实，颉德在此书开篇第一段中即提及马克思，认为其乃“社会革命家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12)，稍后即论到“共产主义”，但是借助于其他学者，其中一位是比利时学者埃米尔·德·拉维莱耶（Emile de Laveleye, 1822—1892）的论述(13)，大概有三处(14)。李提摩太称：“余常愿中国盛行救世之大道，而成有知、有道之国，不愿共趋此迷途，而堕入无知、无道之中。”(15)这句话虽然简洁，但饶有意味，即“知—道”并列，而将“大道”归之于“救世”，更是颇具宗教色彩。而所谓的“有知—有道”与“无知—无道”相并峙，也值得发覆，即“知识—大道”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乃有“求知—寻道”之逻辑轨迹可循。那么，在李氏看来，颉德的《社会进化》就是这样一部能起到重要“救世”作用的“有道”好书，所以他不惮心力，将其迻译为汉语。然而在我看来，此书更多当属以《社会进化》为蓝本的发挥阐述之作，且由李、蔡合作而成，不能简单视为译本。总之，此书待考证处颇多，需专文考究其译文出入和背后深意，此处暂不细论。

传教士之后的主力是由中国留学生来承担的，所以其二就是“西潮却自东瀛来”的大势。具体言之，马君武（1881—1940）在留日之际就初步介绍了马克思，并提及《共产党宣言》一书。他称：“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氏之徒，遂谓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16)文末列举出一批“社会党巨子”的代表作，其中有五部马克思作品，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苦》《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不过他并未提及德文原词，甚至也未汉译，只是提到了英译名。(17)马君武可能是汉语语境中最早提及《共产党宣言》的。不过“此马”（马君武）似并未实质性接续“彼马”（马克思），马君武的精力还是更多地放在了多元西学的译介（包括文学、思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上，而没有在马克思东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趣之处在于，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地而发生的西学东渐过程也反映在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传播上，包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譬如本文要重点考察的两位译者——陈望道（1891—1977）与成仿吾（1897—1984），都有留日背景，都可归为1890年前后出生的第一代中国现代学术中人。当然成仿吾还有文学家身份和留德背景，更具多元色彩。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华冈、徐冰、陈瘦石、博古等人也是早期的译者，他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汉译史进程中作出贡献的人物。(18)考虑到为了让论述更加细密、问题相对凸显，此处相对集中于陈、成两位，考察其作为《共产党宣言》汉译过程侨易节点的功用。

如果采用“译文学”的思路，则文本超越了作者，成为更为凸显的主体，所谓“‘译文’凝聚了翻译研究的全部要素，‘译文’的研究，就是翻译文学、翻译文本的本体研究”(19)。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共产党宣言》的主体性何在？它又是怎样穿越了不同的语种和时空边界，在中国语境里安身立命，并且获得其极为灿烂光辉的文化史生命的？一般意义上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有可能产生，并且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共产党宣言》因其边际效应极大，所以产生了无数译本，包括引介中的摘引翻译、节译、全文等多种形式，也包括经由英文、日文、俄文和德文等多种渠道的翻译，这其中既有直达原点的德语直译，也包括多种外语的转译，譬如日语、俄语，则必然渗透其时语境的文化附加值。(20)当然，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因素，仍不能不推译者本身，尤其是具有文化素养与政治倾向的笔译人物。

作为首个完整汉译本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恐怕都是这部书的受益者。(21)相比较陈望道的首发之功，成仿吾则是中国共产党内更直接的参与者，他作为党内高干的翻译实践及其“马克思情结”更是深值推敲。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对一个译者而言，发生多次复译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亦是饶有意味的翻译史现象。成仿吾一生之中曾先后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见出的不仅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面向真理的执着，也同样包含着译者面对经典文本的孜孜不倦和仰望弥高。但考虑到实际影响和文本流传因素(22)，这里主要考察其第二次（即1938年与徐冰的合译本）和第五次的翻译版本。

二、核心词汇与核心语句的汉译及其处理——兼及译者背景与译境呈现(23)

对于此类经典性的思想著作来说，译文最核心的任务仍是传达思想观念，即要将基本的原创性思想传达到译入语环境。由此，核心词汇，也就是关键词的翻译处理极为重要，因为这涉及思想接受的核心结构的支柱性节点。这里仅举一例，如“Kommunismus”与“Gespenst”，前者是“共产主义”，即定名问题——如何来表述和获得核心概念乃是在一个接受语境中必须考量的重大问题；后者则涉及如何理解对“共产主义”的形象描绘，可以说关涉到其进入异语语境的第一印象，说最为重要或许绝对，但确实很关键。这两个核心词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里，而且是全书的首句，可以说马、恩深得文章妙手之要义，因为开篇的第一句话无疑起着画龙点睛的重要功用，也同样是开章立意：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24)。

陈望道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25)有论者以为这是从英语翻译的，谭渊认为所据应为日文译本，并指出其与《共产党宣言》1906年日译本相似：“一個の怪物歐洲を徘徊す。共產主義の怪物是れ也。”(26)陈望道翻译的背景是有意味的。1919年他留日归国后应邀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同提倡语文改革、支持学生办刊，被称为“四大金刚”，引发所谓“一师风潮”，即新旧派之争。浙江省教育厅要求对陈望道等教员撤职，校长经亨颐不予执行，最后政府甚至派军警进入学校，引起全国瞩目。(27)“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28)这也是“故乡在焉”的好处，都在浙江，从杭州到义乌也不算远，但却可重归乡村的宁静，桑梓田园好读书！不过这里要特别关注一下区域地理的因素。分水塘村属于义乌的何里乡，环境应该是相当好的：“四面环翠，林森蔽日。村后是伏龙山，相传神龙自大峰山而下，伏于此。分水塘即为神龙喷水济世而成池。水出两边，分润义浦。”所以有说法称其“高高一池塘，滢滢三千方。东南流泽义乌，西北灌润浦江”(29)，这是得名的因由了。此处只有一条山道，自古以来就是通衢。陈望道家的房子建于清代宣统时期，是坐北朝南的庭院，一进五开间，其中左右厢房各两间。(30)那时乡间的房子很大，两层楼近三百平米，而且建造做工相当精致，“系木结构建筑，木雕工艺是故居的点睛之笔。木料虽用材不大，但雕工精细，内容雅俗共赏。檐柱上的牛腿雕有狮子滚球、山鹿等图案，厢房柱上的牛腿雕有回纹和人物。雀替、额枋等处雕有人物、花草、鱼等图案。特别是厢房的门窗，为格扇门及格扇窗，格心雕为镂空，间有梅花相嵌，上面雕刻人物故事，富有韵味”(31)。可以说是既有艺术气息，也见文化韵味。在这样的环境中过上一段时光，确实是调理心情、舒缓情志的好方法，而陈望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翻译出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汉译本《共产党宣言》。不过，翻译工作本身也并非就如客观环境这样古雅宁静，有论者这样描述道：

陈望道的译书工作是在分水塘家乡宅旁的一间柴屋里进行的。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柴屋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山区农村的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尤其是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会不时透过四壁漏墙向他阵阵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柴屋里只安置了几件简单的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为了专心致志地译书，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等也常常是老母亲自给他送过来的。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了黎明前绚丽的曙光。母亲见他日以继夜地埋头工作，身躯渐见消瘦，心疼得什么似的，特地设法弄来些糯米给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一补身子。当地盛产红糖，老母将粽子端至柴屋时还随带送上一碟子红糖。稍待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添些红糖时，他连连回答说：“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吃了满嘴的墨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只顾全神贯注地译作，竟全然不知蘸了墨汁在吃粽子呢！当母亲点穿了这里的缘由时，他也不好意思地吃吃笑了起来。(32)

这样的翻译史细节无疑是有趣的，它也告诉我们译者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而是有血有肉、人格丰满、活生生的具体社会人。他也需要一日三餐，诸如糯米粽子、红糖、茶水等也很重要。他也同样忧馋畏饥，惧寒喜暖，但为了求知向学，尤其是翻译经典，他可以迎难而上、刻苦坚持！而像陈母这样的幕后角色也并非可有可无，正是她们身居幕后的努力奉献，才构筑起翻译史上那些经典名篇的辉煌陈列。所以，考察翻译生活史或许也是一个应该关注的维度，由此可以牵连出更多元、更丰富的知识社会学空间。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文化场域，对《共产党宣言》时有引用，但多从各种转译本中转译，且各为所需，譬如李大钊（1889—1927）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即摘引《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部分内容以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其所据文本则为河上肇（1879—1946）的日译本。(33)此时也出现了一些节译篇章，如成舍我（1898—1991）的节译本《共产党的宣言》，发表在《每周评论》，但内容很有限。(34)还有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1895—？）也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完整章节，第一章刊于《国民》杂志，却因胡适的劝诫而放弃了全书的译事。(35)但这些在报刊上的“零敲碎打”显然满足不了社会各界的期待，对汉语全译本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具体表现是从两个渠道传递出来的：一是思想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二是同样感知敏锐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而他们之所以有此需求，除了知识域开阔、思想力敏锐之外，也和自身主持刊物有关。陈独秀（1879—1942）主持《每周评论》（北京），强调“《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36)；戴季陶（1891—1949）主持《星期评论》（上海），该刊的思路是：“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和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37)戴季陶就曾声援因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被北洋政府封闭的《每周评论》：“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38)而他们的交集点则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邵力子（1882—1967）处。邵氏早年留日，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人，且长期办报，1916年与叶楚伧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同时他又与陈独秀友善，曾一起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甚至日后更以跨党身份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是一个典型的“双面胶”(39)，能在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周旋与协调，所以南北双方寻找《共产党宣言》译者的事情就落到了他的身上，而且他也确实以相对超然的身份做成了此事。要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要物色这样一个合适的译者且能成功达成目标，并非易事，既需要对理论本身即马克思主义有深入了解，又需要语言功力，不仅是外语能力如对德、英、日等外语有所精擅，而且也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40)，更重要的是，这个人最好还与邵力子有较好的私交，便于说服。正是在这样的综合考量下，陈望道成了合适人选。

我以为此事的起点或许与陈独秀不无关系。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抵沪，住渔阳里2号，随即与李汉俊（住白尔路三益里）联系上。因都在法租界，所以经常约谈，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共识。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负责，参加者包括：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随后张东荪、戴季陶等退出。(41)也就是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陈独秀、戴季陶、邵力子等有所交会，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都意识到《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觉得应翻译成汉语，那么这个具体任务就需要具体落实，即找到合适的译者。邵力子与陈望道是有交往的，主要是因为《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其时邵力子为主编，陈望道参与编辑，在五四运动背景下创办，日后更进一步将其变成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阵地。(42)

1920年3月，邵力子与陈望道接洽（致函），转达戴季陶意见，请其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提供了日、英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43)，具体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根据陈望道自己的说法：“当时社会上有各种思潮，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就答应翻译了。”(44)这其中固然有思想观念的倾向，但实际情况恐怕不止这样简单，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我译《共产党宣言》这件事就可以从侧面看到党当时的斗争多么艰苦。”(45)陈望道自己更关注的显然也是政治背景，可见其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与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这既包含了此前“一师风潮”中的折冲樽俎，也还有沪上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种种背景。那么，他是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下开展这一工作的呢？

按照陈望道的说法：“《共产党宣言》是在一九二○年三、四月间从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的（初版本在张静庐处可能有）。”(46)那么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其依据的主要底本应是日译本，英译本是辅助性的。这与他的其他说法也能吻合：“我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47)其转译本当为日人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载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48)戴季陶留日之际即注意到《共产党宣言》，而且购买了日译本。陈独秀提供了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译本《共产党宣言》，其中还有时任馆长李大钊的帮助。那么，这些文本是如何到达陈望道手里的，无疑也是值得考察的。

陈望道的翻译时间并不长，可能是在1920年3—4月间，这当然与他的学养和作品篇幅有关，但他自称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49)。他自己说过：“我于一九二○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50)

这个汉译本其实还有很多人的贡献，譬如俞秀松（1899—1939）、李汉俊（1890—1927）、陈独秀等。各种说法颇有参差，我这里综合尝试作一个大致的推想：先是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电报后赴沪，住在李汉俊家中（三益里），如此样稿自然会给李汉俊看，也可以认为是校阅；6月28日，俞秀松到陈望道住所取译稿，随即送给陈独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样，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又由俞秀松拿给陈望道审定。(51)有论者就认为：“李汉俊不仅是《共产党宣言》中文本的翻译组织者，而且也是参加者之一，他和陈独秀进行了校对工作，并积极促使其出版。”(52)作为小字辈的俞秀松，扮演其间的“信使”角色的可能性应较大，最后由译者陈望道本人终校改定当无疑义。

《星期评论》本来拟连载《共产党宣言》，但已被勒令停办。根据陈望道的回忆，1920年春，他应复旦大学之邀来沪任教，而交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53)实际上，到了1920年8月，才由共产国际经费资助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54)

总体来说，瞿秋白这话比较客观：“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地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55)虽然日后分道扬镳，选择了不同的信仰，但在最初的实践过程中，大家都曾有过执着探索、持续奋斗乃至并肩合作的“高光时刻”。这个名单并不全面，却可以代表彼时中国精英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的热情。这种情况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轰轰烈烈与分崩离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首部汉译本《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固然是译者陈望道的贡献，但也同时可以视为是那代精英人物合力的作用，甚至是不分左右的“探索真理”的尝试，与其时的政治、文化、教育、传媒等场域密切相关。

必须指出的是，《共产党宣言》作为德文原著，其实从德语翻译才是根本方法。这一点要等到成仿吾在留德时代才得以完成，但却并未能留存出版，实际上是到了1938年延安时代才实现，可这却并不意味着没有尝试。早在1920年3月，李大钊即倡导并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曾把《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作为教本，还成立了一个翻译室，分英、德、法三组。(56)罗章龙是北大德文系学生，所以担任了德文组组长，该组曾从德文本译出《共产党宣言》，并在1920年有了一个油印本，不过似并未能留下传世的文本。

陈望道、成仿吾都有留日背景，但却并不相同。陈望道1915—1919年间留日，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成仿吾则先留日再留欧，而且留日长达十载之久，在1910—1921年间，少年时代即由长兄成劭吾（1889—1924）带往日本，与陈寅恪之随陈衡恪很类似。成仿吾先后在名古屋第一中学、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学习，掌握了日语、英语、德语、法语等外语。(57)成氏颇富语言天赋，连郭沫若都称：“他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58)

1928年8月，成仿吾到达法国巴黎，担任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赤光》主编；1929年初移居德国，主要从事党的工作，1931年7月归国。(59)1929年，时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蔡和森，经张闻天介绍了解到成仿吾的柏林地址，乃致函给他，请其根据德文本翻译《共产党宣言》后寄往莫斯科。蔡和森是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早在留法时代就自己尝试翻译，而且他意识到从原文翻译马克思经典的重要性，主要也是受到恩格斯的启发，即应从德文原著翻译而非从别国译本转译（恩格斯《不应当这样翻译马克思》，1885年）。(60)成仿吾曾回忆过这段经历：“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被迫离开广州，经日本渡海先抵海参崴，接着又乘了十几天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与张闻天同志相见，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支部，介绍我到法国去。1927年下半年我在巴黎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但那时翻译的大多是马恩著作的一些章节，而且主要是供我们中国同志学习用的。我真正译书是1929年的事。那时，我在柏林编中共巴黎—柏林支部的《赤光》报。这年年初我收到蔡和森同志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他要我把《宣言》译成中文，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信上的署名是：Watson。我用了当时流行的德文《宣言》版本，参考了英、法文译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宣言》译出来了。可是怎样把译稿送到莫斯科，当时是颇费周折的；最后，我找了德国共产党中央，请一个德共党员将《宣言》译稿带往莫斯科。由于和森同志此时已调回国内，任过省委书记，不久壮烈牺牲，这稿子也就石沉大海了。这是我第一次翻译《共产党宣言》。”(61)这样一种跨文化经验确实饶有意味，成仿吾的生命史，不仅是一个现代知识精英个体的求知过程，同时也展现了经典文本东渐入华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研习工作，而且是从经典文本的原文汉译着手的。遗憾的是，此稿经历了跨国旅行之后并未能保存下来，否则可以引发的学术空间和命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成仿吾由此触发了对《共产党宣言》的浓厚兴味并钻研之，则无疑义。胡兰畦回忆在留德时代的柏林：“我入党后，改进了学习方法。由石厚生每周给我补一次德文，讲一次《共产党宣言》，都用德文原本。”(62)石厚生就是成仿吾的化名，可见他不但自己钻研与翻译，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宣讲《共产党宣言》。章文晋也回忆称：“1928年我到德国柏林时，才15岁。在国内读过两年初中，当时抱着满腔热情一心想学好马克思主义。我们学马恩原著时，成仿老为我们辅导、讲解、答疑，组织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讨论。我在德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受益无穷，影响极深……”(63)此处的马恩原著也一定包括了《共产党宣言》。虽然这第一次译稿未得传世，但却点燃了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对经典著作的激情，并终生为之探索不止！在长达近五十年的岁月里先后五次翻译，可谓是个体翻译生命史上的一个奇迹。

成仿吾数易其稿，到了晚年将其译成“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64)，其背后当然是有很深思考的。高放（1927—2018）和李逵六（1936—　）都曾回忆过成仿吾主持的关于《共产党宣言》翻译的讨论。高放这样说：“这个新译本（引者按：指1978年成仿吾译本）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作了很多、很大修改。成老在讨论中多次对我们讲：《宣言》开头一句原来译为‘幽灵’，这是博古1943年根据俄文本改的，改坏了，幽灵是死人的灵魂，马克思用的德文Gespenst不是这个意思。1938年他把此词译为‘巨影’，1953年改为‘魔影’，1978年又改为‘魔怪’。可见《宣言》中的重要词语，他在几十年之中一直都在不断推敲应该如何准确、鲜明、生动地译为中文。当然，1978年他这个新译本也并非别人都能同意的，都认为译得最好的。近30年前我曾拟好了要点，准备就这个新译本写一篇书评，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我亲自到中央党校成老寓所找他面谈。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刚一年，成老是校长兼党委书记，全面主持学校工作，极为忙碌。但是他依然热情地同我交谈《宣言》中的好多译文问题。没有料到，他认为‘译文只有是否准确问题，不能百家争鸣’。”(65)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当然是权威版本，但成仿吾似乎并不为之所限，而是坚持自我探索。高放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专家，虽然比成仿吾小了三十岁，但却交集颇多，其回忆自然是了解这段翻译史的好材料。其中透露的信息也是饶有意味，首先当然是成仿吾对译事的认真与执着态度；其次则是成仿吾晚年态度的转变，即不同意对于译文的“百家争鸣”。

而李逵六其时则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德语系教师，是成仿吾自己选中的德语助手，更算得上是“近距离相处”的同事，他的回忆则可作参证：

1975年2月21日，成老就这个词（引者按：指Gespenst）说了如下的一段话：“‘幽灵’这个词是博古同志改的，改坏了。‘幽灵’指死人的灵魂，意思不好。共产主义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势力，对于反动派它是一个威胁，因而反动派才联合起来对共产主义进行围猎。”成老还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一封通告信。通告信指出，“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对于这个近代阶级斗争的无法挽救的结局的恐怖”。(66)

显然，Gespenst的汉语译词有多种，从最初的“怪物”到“幽灵”，显然有日、俄语不同转译的影响，仅成仿吾一人，就有“巨影”—“魔影”—“魔怪”的不同迁变，犹可见出译事之难。这两段回忆各有侧重，但有一点没有问题，那就是成仿吾对于如何用汉语概念来表达Gespenst这个德文词是有很多考量的。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严复语），在成仿吾，则是“一名之惑，多年不释”，但最终仍是未解。贾岛有诗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作诗固难，译文更是不易，三十多年也没有最终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可见，即便是一部著作的汉译史，很可能仍是一个长时段演进的过程，对经典著作来说更是如此。对此，成仿吾本人也有过直接的论述，他先是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s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ündet，der Papst und der Zar，Metternich und Guizot，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cshe Polizisetn.过去的译文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67)

然后分析道：

原文ein Gespenst um gehen是指“魔怪的出现”，并没有“幽灵徘徊”的意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他们指出，“红色魔怪”意味着“资产阶级对于它与无产阶级间不可避免的生死斗争的恐怖，对于这个近代阶级斗争的无法挽救的结局的恐怖”。至于“神圣同盟”一词，德文原本中是没有的，大概是英译者的错误，我们又按照英文版译出，当然就离开了原意。(68)

最后敲定为“魔怪出现”，显然并非一种理想表述，而且完全否定了“幽灵徘徊”的译法，似乎过于武断。而且问题在于，为何至今为止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权威版本仍是选用了“幽灵”的翻译表述呢？(69)罗章龙在回忆北大时代的翻译时也专门说到了这段话的争议：

我还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当时翻译的进度很慢，如《宣言》的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就议论说，“幽灵”这两个字不大好，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句。有的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在那里，我们认为“幽灵”在汉语中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也就是“鬼怪”的意思，我们还认为“徘徊”这个词也不好，因为它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我们加以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象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类似这样的说明，在译文中大约有七八次之多。(70)

由此可见，这些基本概念的翻译确实是难题，而且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汉语自身的演变就得到解决。在德国的杜登（Duden）大词典中给出的Gespenst近义词是Dämon，Erscheinung，Geist，Phantom。(71)Dämon是魔鬼、恶魔、妖魔的意思，但也有精灵、魔力的含义；Erscheinung意义较多，有现象、表现、幻象、幽灵、外表等意思；Geist则意义甚多，如精神、心灵、灵魂、智力等，同时也有鬼神、精灵、魔怪、幽灵等意，是德语里很有特色的核心词，是典型的文化负载词；Phantom是幻象、鬼怪、幽灵。这几个词比较相对交集的词义就是“幽灵”，所以这个词应该是比较接近原意的。再从汉语表意来看，魔怪之类的表达有明显的贬义，显然非马恩所欲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当然是肯定的，虽然有其剑走偏锋的表述，但这个词作为出场亮相的主角——共产主义的定位，过于贬义的汉语词“魔怪”显然不合适。相比较而言，“幽灵”兼有褒贬，相对中性，既符合其原词意，又相对能体现作者希望表达的“贬像褒实”，即呈现出来可能是“魔怪”面相，但揭开面纱之后其蕴含的却是“彼美人兮”！所以，若想承担这样的功能，则至少暂时难以找到比“幽灵”更合适的汉语词表达。这点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的阐释中或可得到更多印证。譬如他就沿用了这个“幽灵”的表述，并将其提升为一种“精神现象”的高度：“那幽灵乃是精神的幽灵，它分有着精神的性质，它来自于精神，就好像精神的幽灵般的重影一样追随着精神（Le spectre est de l'esprit，il en participe，il en relève alors même qu'il le suit comme son double fantomal）。”(72)在德里达的原文中，德语核心词汇与法语核心词汇是一一对应的，但转入汉语语境则没有了。这或许正是翻译过程中的无奈，也是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注意到的“转续现象”，即是在不断流转过程之中，甚至是在持续变化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接力的。德里达确实很敏锐，他将Geist与Gespenst这两个词同置并观，发掘其间的隐秘联系，他明确指出，德文的Geist也有“幽灵”的意思，就像法文的esprit或英文的spirit。而法文的L'esprit（神灵、幽灵）也仅是多义的des esprits的一种意义。(73)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的是，一则翻译过程首先当然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即是原意传达、延续，同时扩张、延伸，再度阐释、影响的过程，对于一个经典文本来说更是如此，这其中的“常相”是主要的；二则也可将译文的呈现视为一种跨文化对话的过程，即将本土文化的底蕴融入其中并加以融会，尤其展现其在译入语境中的形变功用，这其中当然就涉及观念间的冲撞与调试，甚至不乏以己意归化“原文”之处，譬如林纾的翻译就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考察，再如颉德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经过李提摩太与蔡尔康的手笔就成了《大同学》，其中的距离也不可以道里计；三则可进一步将这种翻译过程视为思想新生乃至创生的可能契机，在其间“寻隙查漏”，捕捉其中可能存在的语言、文化、观念上的“落差异势”所在，寻找提升新思的可能性。这样的翻译极少，但也并非不存在，譬如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到了严复那里就变成了《天演论》，这固然可以称为是翻译，但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介”工作，而是具有主体意识的再造，且超越了第二层次的跨文化对话，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将其视作具有强烈主体创造意识的“易创”，其中有翻译的成分，甚至也有激发思想芒刺的作用，但翻译已经是经由“侨易”而“仿易”再到“高易”的过程了。而且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类型并非是可以截然区分的，有些彼此也是相容的，但译者主体意识的有无、强弱，确实占据重要位置。当然从本质上来说，这三者虽有层次之分，可并无高下之别，都是沟通知识、接近思想的路径，端在译者本身如何把握和调试其间的张力。

语言之间必然是有缝隙的，语法结构、构词方式、表意方式的不同，都造成了语言之间存在着种种必然不能绝对对应的关系，所以要求文本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求同存异是必要的。上帝看到巴别塔（Babel）的时候，或许也会发笑。这个故事源出《旧约·创世记》第11章，即上帝为了防止人类建成通天塔而改变了原来的单一民族与语言的局面，使得各人群因为语言相异而难以便捷沟通。(74)有论者将其归纳为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本来单一的神圣语言是如何“变乱”为多种语言的。换句话说，原本无“外语”的语言是如何变成“互为外语”的自然语言的。

第二，“无外语”的单数性语言意味着语言与实在的完全同一：把握了这种语言就意味着把握了实在或实在的创造。反过来说，进入“互为外语”状态的复数性语言观念则承诺着语言与单一实在的间距。就语言本身来说，它同时承诺着能指与所指、语词的物理—心理—社会因素与纯粹概念的间距；作为语词构成物的文本与作为统一语词秩序的概念构成物的间距，等等。(75)

这个推论颇有意义，总结之，即“由一至多”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尤其是“无外—有外”，再到“互为他者”，这里还仅是从语言角度考察，譬如单数语言—复数语言的变化与“实在创造”之间的关系，乃至语词文本、语词因素、语词秩序等概念的生成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命题。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所创化的最有意义，最伟大的事业——一个完成的形式，能表达一切可以交流的经验。这个形式可以受到个人的无穷的改变，而不丧失它的清晰的轮廓；并且，它也像一切艺术一样，不断地使自身改造。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76)确实，如果没语言，我们难以想象文明究竟该如何构建和回溯？尤其是如果没有书面语言，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类文明如何才能存留下来，又如何开启其“继往开来”之传承过程。虽然随着技术进步，有了音像等技术手段，但终究是“文字寿于金石”，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意义，其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既然存在缝隙，那么漏隙也是必然存在的，即使是再高明的译者，也不可能在两种（甚至多种）语言之间完美转换，这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语言本身的差异就决定了这一切，这就决定了译作或者是一种达意的工具，或者是一种精美的艺术再加工品。当然，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即寻找其间的“思想张力”。为什么？因为这种语言漏隙的存在说明了一点，即反而是这种“遗漏空间”具有某种可以生长的学术与思想之可能性。

另外可以提及的是一个仿佛简单的过渡句：Zweierlei geht aus dieser Tatsache hervor。(77)陈望道译为：“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两件事。”(78)成仿吾、徐冰的1938年版译为：“从这事实上可以得出两个结论。”(79)这句话实在平淡不过，但却颇有内涵。李逵六用此句的翻译来说明成仿吾的考量：“他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译文还是很难满意的。为了保存原著的语气，某些地方可能依然生硬。’为什么成老宁愿保留某些比较生硬的句子呢？据我知道，他实在是有所考虑的。《宣言》正文开头有一句话：Zweierlei geht aus dieser Tatsache hervor，有人译为：‘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但是成老考虑：马克思在这里是不是想说‘结论’？是‘结论’，还是‘结果’，还是‘现象’？他踌躇了，于是便直译：‘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两点。’”(80)其实，这个简单句型是涉及上下文关联，勾连不同语义段落的关键句。虽然意思不难理解，但要真正把握住分寸，仍是不易。应该说，最后的翻译，即用“两点”代替原有的“两个结论”是更为客观的，因为德文原词Zweierlei本身并无结论之意，而指两种的、两类的，所以用“两点”显得更接近原意。如果按照译文学的观点，“迻译”又可作“移译”，“是一种平行移动式的翻译”(81)，虽强调与直译有所不同，但大致可理解为比较平实的翻译。在这里成仿吾显然倾向于选择“迻译”，所以宁可冒“生硬”之嫌。笔者试译如下：“由此事实，可得出两条。”

我们再来看一句具有核心意义表达的句子：Es ist hohe Zeit，daß die Kommunisten ihre Anschauungsweise，ihre Zwecke，ihre Tendenzenvor der ganzen Welt offen darlegen und den Märchen vom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ein Manifest der Partei selbst entgegenstellen。(82)

陈望道译为：“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时机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向，并对抗关于共产主义这怪物底无稽之谈。”(83)

成仿吾、徐冰合译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共产党人应该向全世界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自己的目的与意图，并且以自己党的宣言来对抗那种关于共产主义这巨影的童话。”(84)

成仿吾第五次译本为：“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目的与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本身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魔怪的童话，现在正是时候了。”(85)

中央编译局最新的译本是：“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86)

汉语其实并不太适合西方语言中这种主从复合句的表述，陈望道选择的是将其转化为谓语形式，虽然也能达意，但已经偏离原意了；成、徐译本是尽量忠于原文句序；成仿吾译本则大胆作了一个后置，即将主句放到末尾；而编译局译本则作了一个综合，即将从句的大段修饰语放在主句中间。感觉似乎还是这个版本好些。由此我们也可见出译事之难，就是德语里的主从句的那种宏伟气势似乎很难通过汉语的各种形变而展现出来，尽管译者们可能已经绞尽脑汁、花样百试。如果我们借来译文学中的两个概念，即所谓“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87)，就会发现在这里似乎都不适合，即可能都与原文有所“拘逆”（拘泥），是被原文限制（有点像带着锁链跳舞），乃不得不略有违逆，以求得在汉语语境里的某种舒展可能。笔者试译如下：“面对全世界，公开亮相，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可谓适得其时。我们将以党的宣言的方式，阐明立场、明确目标、展望未来，并以此宣告，所谓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纯属无稽之谈。”

三、核心观念的传达与“翻译心灵”的呈现

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者所关注的，当然不仅是词汇、语句、段落、章节、全文，更核心的是作者借助所有这些不过是思想之载体的文本所希望表达的核心观念，聚焦到观念层面，这才是抓到了要害。对于作为共产主义创立者的马克思来说，他所看重的，乃是针对欧洲（西方）的传统制度而发起的具有颠覆意义的理论工具，而且具有普遍性意义，诚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928—2017）认识到的：“共产主义不仅仅是对人们所深切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激昂的回答，也不仅仅是自以为是的仇视社会的信条，它还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思想体系，似乎对过去和将来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它满足了社会新近获得知识的阶层想更深刻地了解周围世界的愿望。因此，对更具鉴别力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提供了了解人类历史的钥匙，是一种估价社会和政治变化动因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揭示经济生活奥秘的精密理论和一系列有关社会动机因素的见解。”(88)更具体来说，“共产主义理论把激情与理智结合在一起，从而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类行为的这两种中心起源。政治激情可以转化为巨大的政治力量。知识界被社会工程的观念所吸引，而社会工程又是调动政治力量的出发点”(89)。而理论之所以能转换为“力量”甚至“权力”，除了作为社会活动中心的人的因素外，著作尤其是经典著作，是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用的。谈及共产主义，自然首推这部篇幅不长，但却可谓“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其提出的“共产主义”等概念自然是深入人心、影响久远。这不仅是对选择信仰的大众而言，也包括后世的知识精英，譬如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就将“共产主义”与“共同体”联系起来，认为这些概念不容回避，“不管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都与这些语词联系在一起，而且恰恰是因为这些语词的瑕疵”(90)。

譬如触及灵魂的最后一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91)陈望道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Workingmen of allcountries unite！）”(92)成、徐合译为：“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93)显然不如通行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4)实际上后来成仿吾译本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5)其实如果按照原文词义照译的话，应是“所有国家”，但这里引申为“全世界”显然更加铿锵有力，当然还涉及一个在汉语中如何“凝词造句”的问题，既显示原意，又体现语感的“炼制”，这个公认的译法说明某些核心语句的汉译表达还是可以寻找到共识的。

笔者想补充的是“译灵”的概念（翻译的心灵，Die Seele der Übersetzung），此意大致仿德国概念，如谢林有“世界心灵”（Weltseele），卫礼贤有“中国心灵”（Die Seele Chinas），本雅明提“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取二义合之，则有此概念之生。如果说译文（Der Text der Übersetzung）是某种具体语言翻译的载体，那么译者作为制造人乃有“开物成器”之功，其功用绝对不容小觑，但问题在于这和一般的匠人还不同，即它是有仿制品的，是有一个“源文本”存在那里提供“仿制样板”的。所以译灵所在乃是最为枢纽性的关键，但它是超越译者的，是凌驾于译者之上的，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即捕捉到文本乃至译者背后的“心灵魂魄”，即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精神”。其实前人多少对此有所意识，只不过未能很恰当地表述出来而已，譬如严复强调之“信达雅”，笔者以为“雅”的概念就约略涉及这个层面。郭宏安先生称：“‘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96)所以他希望换一种理解，并提出以“文学性”解“雅”。我以为前者之“破”是对的，但后者之“立”，似尚未足。仅在文学性层面也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推进到诗性哲思的层面。高端翻译（尤其是经典翻译）是一种溯本归源的过程，是必须接触到心灵世界的，甚至是要触及灵魂的。德国汉学家、《红楼梦》（节本）德译者库恩（Franz Kuhn, 1884—1961）曾谓：“到中国去旅游一番当然舒服得多，但要把被禁锢在《红楼梦》中的中国心灵释放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红楼梦》正如一座未知的大山，一头小说中的巨怪！”(97)此处的比喻饶有意味，即中国心灵乃深藏文本之中，但并非一般文本，而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化文本，譬如作为长篇小说的《红楼梦》，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如《道德经》《论语》《史记》《离骚》等。德国人对“中国心灵”的触碰涉及多种渠道，但其中的核心部分必然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无论是卫礼贤的经典德译，还是库恩的文学德译，都是如此。而其中不可绕过的则是“翻译心灵”的呈现，如何在表层叙事之下深触精神底里，乃是一个非常难题。翻译乃是涉及多领域互动、多层次感知、多系统整合的复杂过程，但万象归一，万变不离其宗，高端翻译必然是涉及人类心灵、民族心灵的最佳抓手，是架桥者，也是制器者，更是创思者。卫礼贤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入手处当然是翻译，其最重要的贡献至今为止也主要被认为是翻译，但我以为他的思者角色才是更重要的，正是通过对“翻译心灵”的体验，他不但做了架桥摹仿的工作，更进一步到达发现探索的层面，最终则接近于创思构体，可惜未及展开即仓促辞世，或许也是造化使然。这样一个人类致思的过程本就是世代延续、绵绵不绝的，岂能因一天才之出现而中断？再伟大如卫礼贤，也不过是跑其中的一棒而已，接力者必将继续出现。

根据西方翻译理论，译者有“协调者”“阐释者”“创造者”等不同角色的功能(98)，其实，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意识到自己的“接力者”身份，尤其所谓“创造性叛逆”不宜过分夸大，而是要在踏实行路的基础上努力有所发现。翻译心灵是什么？就是触及深层精神，传达超越个体（无论其如何伟大）的恒定性观念，而且予以适度呈现，这其中当然有创造和思想发明的空间和可能，但那是另外一种触类旁通的过程。譬如卫礼贤的思想形成，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工作，可并非体现在翻译本身，而是通过他的文章和著作来表达。就翻译本身而言，最根本的是能够传达出那些具有永恒性的重要观念，譬如在这里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它是超越于创造者本身而存在的。或许，能捕捉到这种深藏在译文背后的“大同之思”，就是缥缈虚无的“翻译心灵”可以落实之处。邹振环认为：“译本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99)其实，这话有其普遍性意义，非仅对近代国人如此，但确实对于近代中国有其指向性，经典译本乃有一种可能超越的价值和接近“世界心灵”的捷径功能。

翻译活动有其相当大的独特性，既与文学、艺术、学术等各类知识活动有相通的一面，又有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它的范围是覆盖性的，即只要是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翻译活动，都需要沟通异文化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是引介与交流（貌似做人嫁衣），另一方面也同样是理解与阐释（本质是学习拓展），甚至更存在升高与创造的可能（譬如卫礼贤）。翻译的本质是文化的相交，从表象上来看它当然是一种语言转换，是达意的过程，但其内在必然蕴含“灵性”的因素，尤其是笔译部分的典籍翻译，这些承载源文化的经典表达，其实就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核心精神所在，如何把握、转述、侨交、高升之，乃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过程，所以本民族知识精英人物往往会自觉承担此责任（哪怕是小试牛刀）。

《共产党宣言》的本质是一个由“德国心灵”（当然也有部分的“犹太心灵”）呈现为“世界心灵”的过程，再经由翻译心灵的凸显而变成观念世界的创塑面相，具体到此处是“汉译心灵”的提炼，表现出它的中国面相，并进而勾连起东西方文明的“交域会通”之路。所谓“天下大同”，固然有在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诉求，可能也更是通过具体的文字载体、翻译工作、文化交流来促进异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共识，这也正是世界文学理念的高端境界吧。

四、译文侨易过程的节点与推手——译者的角色

这样一种研究，不由得触发我们很多思考，即相比较而言，这里显然更关注译文的中心作用，但译文又是千变万化的，所谓“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但也有人接着说：“但世上只有一个勾股定理。”两者各执一端，似乎都有道理。那么，在原文和译文的这组关系中，究竟是“千影重叠”，还是“原像至高”？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都不能忽略其中重要的节点，也是推手，甚至是助产士，这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关键环节”。诚然，译者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舍之译本便无从形成，但将其夸大到独立创作者的地位，以显示翻译文学的独特地位，似乎略嫌过之。毕竟，译者和作者不同，翻译并不完全是一种独立的创作活动，而是有着严格规定性的“知识活动”，对于有些自成风格的翻译家来说，可以认为其带有一定的创作性成分，但总体来说，这是一种“带着锁链跳舞”的艺术，与完全自由地取决于作者本人的创造性工作仍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以上两个具体个案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译过程是如何艰辛不易，又渗透了如何复杂的多层次、多方面、多系统的因素。成仿吾回忆说：“我第二次翻译《宣言》是1938年在延安与徐冰同志合作的。徐冰当时是《解放日报》编辑，我在陕北公学工作。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我们翻译出来。于是我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我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我们利用工作之余进行翻译，条件也很差，连像样的德文字典都没有找到。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了一遍就交了卷。1938年8月这个译本在延安曾经作为‘马恩丛书’第4集出版过，在上海和其他敌占区也出版过，1938年8月和10月由中国出版社印行，有横排和竖排两种。我在敌后解放区得到这个译本时，发现译文的缺点是很多的，但是没有机会校正了。后来博古同志根据俄文出版了一个校译本，改正了某些缺点，但离开德文原著似乎远些。”(100)应该说这段记录将这个汉译本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比较清楚，包括其出版史。(101)徐冰（1903—1972）原名邢西萍，1923—1925年留德，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后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任翻译，1928年归国，后曾任各类职务至全国政协副主席。(102)所谓“思想活跃读马列，加入德共竞自由。转赴红都莫斯科，中山大学感身受”(103)，说的就是他的这段海外经历。

两位留德学人的合作，乃是在战争时代的“延安工作”，有其“急用求成”的政治背景，而且也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但这个译本的问题与遗憾，也是不容否认的，成仿吾自己之所以不断重译，既可以说是不断探索求知的尝试，也可以被认为是对原译的“补课”。因为留下了译本，所以成仿吾的第二次翻译《共产党宣言》总是被不断提及，但如前文提及，实际上他首次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验也很有意思。如果复原其五次翻译的知识社会史空间，将会是非常有趣的工作。

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2020）说：“伟大的文本可以等待几个世纪。我想起瓦尔特·本雅明在那篇出色的文章中说的：‘不必心急，一首伟大的诗可以忍耐五百年不被阅读和理解。’书籍终究会到来，处于危险中的不是书，而是读者。伟大的文学文本包含着再生的可能、不断追问的可能，但它并不会在那儿静静等着成为大学研讨会的材料，或一份被解构的文件。那是本末倒置。”(104)这段话相当精妙，生动且执着地表现出一流知识精英对于文本、思想与诗的坚定信念，以及穿透历史烟尘的智慧眼光，而且深刻揭示了作为器物的文本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这是不会被任何东西所湮没和取代的，“再生”与“追问”则是“经典文本”（我宁愿以此来取代“伟大文本”，因为后者毕竟凤毛麟角）的特殊功用，因为其所具备的正是知识探索与思想萌生的可能性。也不仅是文学文本如此，任何文本皆然，包括学术文本，包括其他的知识文本，而关键枢纽或正在于翻译，本雅明认为：“译作在何种程度上与这种形式的本质保持一致，客观上取决于原作的可译性。……作品水准越高，其可译性就越大，即使仅仅是转瞬即逝地触及其意义。这当然只是对原作而言。”(105)作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自然是属于这种高水准的作品之列，不仅是可译性强，而且也蕴含了更为广阔的可阐释空间。相比较一般文本的“身世浮沉”，经典文本自然会得到更多关注，也存在更多的对话契机，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其传播史和接受史就可以了然。但即便如此，真正出现那种“再生”可能性的契机依然是不多见的，这取决于历史语境的机缘巧合，也受制于能够对话者的生性、能力和韧性。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就昭示来者，我们其实就是在和经典文本、优秀作者的对话中来延续知识世界的进程的，同时当然也发展我们自己的思想。没有这种“对话过程”，无论是接受还是批判，我们是很难推动知识系统的有序前进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在与前人的“古今对话”中寻找自己的知识史位置。

五、侨易节点的重要性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要意识到，作为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正是由一个不断延伸、传播、接受、阐释的过程所构成的，其在汉语语境中的产生、发展、变化、型构等过程也是一个交叉系统，而非简单的线性流传。那么，讨论其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史，翻译就是不可回避的枢纽性环节，而面对即便不能说是汗牛充栋的汉译本，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个案进行考察，无疑有助于观察到更为具体的细节以及阐发更为深刻的命题。

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便都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但是分别以具体的译本、观念或个体作为主要观察对象，取景和视图呈现仍会有所不同。此处我们以《共产党宣言》译本为关注中心，在其翻译过程中，侨易环节变得饶有意味，即一般被视为主体的人反而退居次要位置，无论是译者、传播者（譬如流通环节的出版商等）、读者，还是接受者、实施者（共产党人），他们都是围绕着这个文本而发挥功用的。

前面已经举例说明具体的语词、句型、核心思想等，虽然限于篇幅，只能是“零星碎片”，但“由点及面”，也并非无关全局。但值得追问的或许是，成仿吾直到晚年仍孜孜穷究译文、探索不休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一种求知求真的意识，一种对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深层探索，以及某种意义上或被遮蔽的对时代问题的疑问和追询。但这本应该是永无止境的一个过程，他后来却又要盖棺论定，以为无可以讨论的余地，无疑是不可取的。所谓“圣贤之学以‘日新’为要”（焦循《里堂家训》卷下），这自然与“日日新”相关，其原文语境是：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礼记·大学》）

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要有求新的意识，但这种求新又不是盲目的，譬如现如今汉语语境里“创新”就已经完全另成新词，人人皆曰“创新”，哪里还有什么“创新”可言。在我看来，此处强调的“日新”，不仅在于“推陈出新”，更在于“继陈出新”，即类似于“温故而知新”，不尊重过去传统，不汲取既往资源，不吸收前人智慧，如何能够“出新”？谁又是生而知之的大圣大贤呢？所以这里的“日新”首先是要“温故”，是要与故往“对话”，而翻译很可能是这种对话的最佳途径之一。斯坦纳这样说：“把甲语言翻译成乙语言时，能明显感知到第三种存在的影响。它具有‘纯粹语言’的典型特征。这种纯粹语言既早于甲乙两种语言，又是二者的基础。真正的翻译，能让人模糊但又确切地感知到那个统一的语言。巴别塔之后，人类的语言就是从那个统一的语言变成了嘈杂的碎片。”(106)这里颇符合侨易学二元三维的思维模式，即在A—B二元之间能通过作为“翻译”的方式而“生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其实这个“翻译”的过程在笔者看来更像是“学”的过程，就是在“侨—易”二元之间构三的那个“学”。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在“经典文本”翻译过程中更能得到印证和彰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既是对“源文本”的“唤醒”（对其中可能被压抑和遮蔽的刺激性和创造性因子），也是对“译文本”的“再造”（即可能延展和发明的新生因子），当然还取决于译者的角色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译者本人就兼有一个创造者身份则最善，如卫礼贤、严复、冯至等人皆是，但有时也不尽然，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像卫礼贤就是逐步学习，从单纯的中介者到创造者，而翻译在其手中发挥出的功用也自不同。成仿吾的工作似乎更多立足于探寻本意，虽然坚持不懈，可最后并未能“化生译典”，锤炼出公认和通行的汉语经典译本，其意义更多在于翻译史和知识史本身的诸多启迪；不过，借助考察一种作为器物的经典文本的漂洋过海流易史及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生根发芽的过程，我们认识到了知识、理论、思想的萌生空间，虽然距离“译典”或许还有距离，但这并不重要，以陈望道、成仿吾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这样一种执着探索、负重求真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而他们留下的学术与思想遗产则尤其重要。

“人的思想像风中飘逸的火焰，它很容易熄灭，或被各种思想或信仰的怒潮席卷而去，这种情形在下层生活世界尤其明显。”(107)可在经典的世界里，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得到了永生，通过不断的阅读和传播，而使得个体的观念和思想常被提及，甚至影响甚大，远超其在世之时，这往往是思想史上很有意思的现象，即“隔代流传”，那些在世时寂寥孤独的作品和作者，有时正是通过时间的检验证明了其对于文明史的价值，所谓“藏诸名山，传之后世”，有时并非虚语。如尼采所言：“我的时代，尚未到来；有些人，死后方生。（Erst das Übermorgen gehört mir. Einige werden posthum geboren.）”(108)对于马克思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来说，相比较其在世时的寂寞清贫、流离失所，确实如此，且不说那部具有更深刻学术意义的《资本论》，即使是这本薄薄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其爆发出的巨大的精神上的能量，就绝非流俗之作可比。在这样复杂的翻译过程中，侨易节点就显得很重要，通过观侨取象的方式择出代表性译者及其映射的译境，就可以更好地呈现与把握那些关键性的节点因子，陈望道、成仿吾无疑就是这个系统中，构成了“存在巨链”的重要齿轮，虽然并非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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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节选）（1914年），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2)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吕增奎译：《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

(3)　陈红娟：《概念厘定与译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

(4)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5)　李石曾：《侨学发凡》（1942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1980年版，第332页。

(6)　李石曾：《侨学发凡》，《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第296页。

(7)　关于《大同学》的研究好像甚少，参见姚达兑：《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该文即姚达兑为《大同学》一书所撰导言部分，参见姚达兑：《〈大同学〉导论》，〔英〕颉德著，〔英〕李提摩太、蔡尔康译，姚达兑校注：《大同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8)　《大同学》，第8—9页。此书最早连载于《万国公报》第121—124册，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2—5月。英文首版应是在1894年11月，Benjamin Kidd，Social Evolution，New York & 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4。

(9)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德文为：Die Bourgeoisie hat durch ihre Exploitation des Weltmarkts die Produktion und Konsumtion aller Länder kosmopolitisch gestaltet. Sie hat zum großen Bedauern der Reaktionäre den nationalen Boden der Industrie unter den Füßen weggezogen. Die uralten nationalen Industrien sind vernichtet worden und werden noch täglich vernichtet. Sie werden verd rängt durch neue Industrien，deren Einführung eine Lebensfrage für alle zivilisierten Nationen wird，durch Industrien，die nicht mehr einheimische Rohstoffe，sondern den entlegensten Zonen angehörige Rohstoffe verarbeiten und deren Fabrikate nicht nur im Lande selbst，sondern in allen Weltteilen zugleich verbraucht werden. An die Stelle der alten，durch Landeserzeugnisse befriedigten Bedürfnisse treten neue，welche die Produkte der entferntesten Länder und Klimate zu ihrer Befriedigung erheischen.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lokalen und nationalen Selbstgenügsamkeit und Abgeschlossenheit tritt ein allseitiger Verkehr，eine allseitige Abhängigkeit der Nationen voneinander. Und wie in der materiellen，so auch in der geistigen Produktion. Die geistigen Erzeugnisse der einzelnen Nationen werden Gemeingut. Die nationale Einseitigkeit und Besch ränktheit wird mehr und mehr unmöglich，und aus den vielen nationalen und lokalen Literaturen bildet sich eine Weltliteratur。（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Engels-Werke Bd.4，Berlin：Dietz Verlag, 1977，S.466.）编者注指出，这里的“文学”（Literatur）的概念乃是指包括了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所以“世界文学”在这里是个拓展性的概念，可以看作是人类精神产品的指称，但这里的德文概念“Weltliteratur”与歌德使用的是同一个词汇，所以我倾向于将其翻译为“世界文学”，而非“世界的文学”。

(10)　〔英〕李提摩太：《自序》，《大同学》，第3页。

(11)　其引文为：Along with the constantly diminishing number of the magnates of capital，who usurp and monopolise all advantages of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grow the mass of misery，oppression，slavery，degradation，exploitation；but with this，too，grows the revolt of the working class，a class always increasing in numbers and disciplined，united，organised by the very mechanism of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tself. The monopoly of capital becomes a fetter upon the mode of production，which has sprung up and flourished along with and under it. Centralisat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isation of labour，at last，reach a point when they become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capitalist integument. This integument is burst asunder. The knell of capitalist private property sounds。注释引自Karl Marx，Capital（English translation），London：Swan Sonnenschein & Co.，1887，pp.788-789，参见Social Evolution，p.229。

(12)　英文为：They have rather been those advanced by that school of social revolutionists of which Karl Marx is the most commanding figure。参见Social Evolution，p.2。这句话在汉译本中是没有的，比较《大同学》，第1—2页。

(13)　关于拉维莱耶其人，参见Lambert，Paul，“Emile de Laveleye（1822-1892），”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2），1970或Ernest Mahaim，“Émile de LAVELEYE，”in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Vol.6，No.1，1892，pp.93-101。

(14)　M. de Laveleye，a few years ago，put the feeling into words. The messag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man was，he said，“Thou shalt cease to be the slave of nobles and despots who oppress thee；thou art free and sovereign.”But the problem of our times is：“It is a grand thing to be free and sovereign，but how is it that the sovereign often starves？How is it that those who are held to be the source of power often cannot，even by hard work，provide themselves with the necessaries of life？”并注明出处源自Emile de Laveleye，“Communism，”Contemporary Review，March 1890，参见Social Evolution，p.4。在一个注释中，颉德如此解释：Communism，as M. de Laveleye very truly points out，tends to be specially attractive to two classes of men，—reformers and the workers.“The former are drawn to it by a sentiment of justice，the latter by their own necessities.”参见Social Evolution，p.11。另一段引用则注明出自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政治经济学原理》：“Between communism with all its chances 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with all its sufferings and injustices... all the difficulties great or small of communism would be but as dust in the balance.”（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Colonial Press, 1899，p.128）参见Social Evolution，p.80。

(15)　〔英〕李提摩太：《自序》，《大同学》，第3页。

(16)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1903年）。

(17)　文中列出的所有作品都是西文书目，无中文译文，为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1847），Manifeste of the Communist Party（1847），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859），Das Kapital。参见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此文在收入《马君武集》时，由编者加上了中译文，参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我们应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马君武阅读和引用的马克思的著作是多语种的，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而且除《资本论》外都标明了出版年份，应是可以进一步考证其版本来源的。

(18)　苗体君、窦春芳：《较早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五个中国人》，《党史博采·纪实版》2008年第3期。

(19)　王向远：《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20)　关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可参考铁流、徐锦庚：《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孙应帅、唐辉、杨雨林：《〈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21)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都读过这个译本，参见《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第7—10页。

(22)　庞培法：《成仿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党史文汇》2012年第2期。

(23)　从德语原文出发的研究可参考吴建广：《〈共产党宣言〉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道——德文本〈共产党宣言〉“引言”之翻译与诠释》，《当代外语研究》2018年第3期。

(24)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Engels-Werke Bd.4，S.461.

(25)　〔德〕马格斯、安格尔斯著，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9月再版本），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6)　〔日〕幸德秋水、堺利彦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号；此处转引自谭渊：《〈共产党宣言〉汉译历史与译本演变》，《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7)　陈振新：《“一师风潮”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在义乌“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陈立民、萧思健主编：《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402页。

(28)　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陈望道文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3页。

(29)　义乌市建设局编：《义乌市城乡建设志》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页。

(30)　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2页。

(31)　义乌市城建档案馆编：《义乌古建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32)　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

(33)　傅萱：《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陈望道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48页。

(34)　对于译者是否是成舍我，并非没有争议，参见谈敏：《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中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6页。成舍我摘译的《共产党的宣言》载《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35)　《〈共产党宣言〉早期节译摘译与全译本出版之谜》，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80—286页。李泽彰译出的《马克斯和昂格思共产党宣言》载《国民》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据许德珩的回忆：“《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译者为李泽彰，全书已经译完，因限于《国民》杂志的篇幅，只能陆续发表。前半部出版后胡适特地把李泽彰找去，说：‘你快毕业了，毕业后你还做不做事？你要做事就不要再登下去（指《共产党宣言》译文连载）；如要出风头，那你就登下去！’由于胡适的威胁利诱，李泽彰抽出译稿的下半部不敢登下去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在《国民》上没有全部登完。”参见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36)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蒋含平、李新丽编：《中国新闻传播史文选》，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37)　沈玄庐：《〈星期评论〉发刊词》（1919年6月8日），《中国新闻传播史文选》，第119页。其实《星期评论》的创办还是受到《每周评论》的影响，1919年，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合作创办《星期评论》，当然也得到孙中山的同意，且作为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系列刊物，戴季陶任主编。参考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38)　戴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14号（1919年9月7日）。

(39)　随着革命不断往前推进，这种调和者也很难从容施展，陈独秀与邵力子等后来产生了很大矛盾。参见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40)　尹欣：《真理的光芒，穿境越世——对话〈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版全译者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251页。

(41)　田子渝：《李汉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当时这些人基本上共享一个活动圈子，譬如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 1893—1953）等到沪后，即先见陈独秀，并由其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星期评论》编辑）和张东荪（《时事新报》负责人）等，此外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参见贾兴权：《陈独秀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

(42)　《邵力子传》，第112、114页。

(43)　陈振新：《陈望道与翻译〈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205页。

(44)　转引自陈振新：《“一师风潮”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在义乌“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400页。

(45)　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望道文集》第一卷，第282页。

(46)　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

(47)　宁树藩、丁淦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48)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49)　转引自《陈望道传》，第38页。

(50)　陈望道：《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第26页。

(51)　《俞秀松传》编委会编：《俞秀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52)　《李汉俊》，第54—55页。

(53)　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陈望道文集》第一卷，第283页。

(54)　陈振新：《陈望道与翻译〈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206页。还有一种说法是陈望道到沪后，通过俞秀松找到陈独秀，参见傅萱：《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陈望道先生纪念集》，第348页。俞秀松曾在浙江一师求学，算来是陈望道的学生。需要注意的是，俞秀松曾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而且他和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常在上海的陈独秀家中聚会长谈，参见诸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秀松长青——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前驱俞秀松》（《诸暨市文史资料》第8辑），1999年版，第49页；宁树藩：《史海钩沉：造访陈望道得到的新史料》，《千秋巨笔　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第283—288页；伍仕豪：《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初版时间略考》，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恩列斯研究资料汇编（198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425—430页。

(55)　瞿秋白：《自序》，《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56)　据罗章龙回忆，他于1918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习，当时是与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会员共二十多人一起由湖南进京的，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德文组的成员有：李梅羹、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即商承祖）、宋天放。参见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415页。这五人中，王有德、商章孙都能在北大德文系的毕业生名单中找到，而李梅羹、王有德为德文班学生，且先后成为共产党员。上揭书第411页。

(57)　李夫泽：《成仿吾评传》，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58)　郭沫若：《创造十年》（节录），史若平编：《成仿吾研究资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59)　《成仿吾评传》，第116—118、126页。

(60)　《成仿吾评传》，第123页。

(61)　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62)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228页。

(63)　章文晋1982年12月对张傲卉、宋彬玉谈话记录，转引自宋荐戈、李冠英、张傲卉：《成仿吾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64)　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笔者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逡巡在欧洲大地上。”

(65)　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66)　李逵六：《德语是我的命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67)　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国翻译》1983年第1期。

(68)　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

(69)　参见徐永明、杨扬：《对〈共产党宣言〉两种权威译文之比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70)　德文组所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而且还与德文系发生过关联：“我们德文组还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这是李大钊先生号召我们翻译的。当时，我们都觉得翻译这本身很难，啃不动，我们便请德文老师给我们讲解，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我们还是把它译出来了。我们把译稿交给了一个教经济学的老师，他参照我们的译稿，再将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直接译出来，并将译稿油印了。我还将德文版《震撼世界的十日》翻译过来，作为学会的学习资料，后来送给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原稿被遗失了。”参见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415页。另见胡永钦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概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252—253页。冯至的一则回忆可为佐证：“一天我在书库最上层一些未编目的书籍中见到一本德文版的《反杜林论》。我取下来翻阅时，里边掉下来一页信纸，是一个苏联人用德文写的。收信人的姓名从拼音可断定是罗章龙。据说罗章龙曾经是德文系早期的学生，也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我认为这页信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关。”参见冯至：《怀念北大图书馆》，《冯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71)　https://www.duden.de/rechtschreibung/Gespenst，访问日期：2021年4月18日。

(72)　〔法〕雅克·德里达著，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8页。原文参见Jacques Derrida，Spectres de Marx-L'État de la dette，le trava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Paris：Éditions Galilée, 1993，p.201。关于这个中译本的问题，参见李西祥：《〈马克思的幽灵〉中译本的意义与翻译问题指瑕》，《哲学动态》2006年第10期。此文还仅是根据英译本进行的讨论。

(73)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178页。

(74)　参见金尼斯：《写给年轻人的圣经故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2页。

(75)　李河：《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解释学视野中的翻译问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6)　〔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2_017年版_，第202页。

(77)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Engels-Werke Bd.4，S.461.

(78)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文集》第四卷，第1页。

(79)　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第15页。此书标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第四种”，无其他版权信息。

(80)　《德语是我的命运》，第149页。

(81)　《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第25页。

(82)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Engels-Werke Bd.4，S.461.

(83)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文集》第四卷，第1页。

(84)　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第15页。

(85)　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

(8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87)　《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第19页。

(88)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军事部译：《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89)　《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3—4页。

(90)　〔法〕莫里斯·布朗肖著，夏可君等译：《不可言明的共通体》，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原文参见Maurice Blanchot，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Paris：Minuit, 1983.p.10。

(91)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in Marx-Engels-Werke Bd.4，S.493.

(92)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文集》第四卷，第35页。

(93)　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第60页。

(9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共产党宣言》，第66页。

(95)　成仿吾译：《共产党宣言》，第60页。

(96)　郭宏安：《谈文学翻译》，见氏著《斑驳的碎片》，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页。

(97)　转引自赤飞：《红学补白》，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98)　武锐：《翻译理论探索》，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0页。

(99)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前言，第V页。

(100)　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122页。

(101)　参考许静波：《〈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译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02)　关于徐冰的词条，见魏屏易等：《共和国要人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3页。

(103)　臧修臣：《革命家——徐冰》，见氏著《邢襄百杰颂》，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页。

(104)　〔美〕乔治·斯坦纳、〔法〕洛尔·阿德勒著，秦三澍等译：《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2页。原文参见George Steiner & Laure Adler，Un long Samedi: George Steiner avec Laure Adler，Paris：Flammarion, 2014，p.93。

(105)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周晔译：《译者的任务》，周晔：《本雅明翻译思想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页。德文为：Wie weit eine Übersetzung dem Wesen dieser Form zu entsprechen vermag，wird objektiv durch die Übersetzbarkeit des Originals bestimmt.... Je höher ein Werk geartet ist，desto mehr bleibt es selbst in flüchtigster Berührung seines Sinnes noch übersetzbar. Dies gilt selbstvers tändlich nur von Originalen。参见Walter Benjamin，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in 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IV·I. herausgegeben von Tillman Rexrot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91，S.20。

(106)　英文为：A translation from language A into language B will make tangible the implication of a third，active presence. It will show the lineaments of that“pure speech”which precedes and underlies both languages. A genuine translation evokes the shadowy yet unmistakable contours of the coherent design from which，after Babel，the jagged fragments of human speech broke off。Steiner，George，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Third Edition，New York：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3，p.67.中译文另参见〔美〕乔治·斯坦纳著，孟醒译：《巴别塔之后：语言及翻译面面观》，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9—70页。这段文字颇为繁复，译文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乔修峰研究员帮助提示，特此致谢。

(107)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自序，第15页。

(108)　此语出自《敌基督者》（Der Antichrist. Fluch auf das Christenthum.），原文参见Andreas Urs Sommer，Kommentar zu Nietzsches“Der Antichrist”“Ecce homo”“Dionysos-Dithyramben”“Nietzsche contra Wagner”，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3，S.24。中译文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