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大英博物馆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20世纪70年代初，当还是个年轻学生读者的我第一次走进连接博物馆入口大厅和圆顶阅览室的窄窄走廊（现已拆除）时，大英博物馆就融入了我的血脉。我已记不起自己来这里读什么东西，可那依然是一种新生。

那时还在入口大厅右侧的西方手稿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里的一间间阅览室。1970年，我正是在那里获允独自取阅中世纪泥金装饰绘本杰作《603号哈雷手稿》（MS Harley 603），这是9世纪《乌得勒支诗篇》（Utrecht Psalter）的盎格鲁－撒克逊版复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教授罗莎莉·格林前一年时在乌得勒支发表的演讲以及和她一起现身的《乌得勒支诗篇》原件，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便写信给大英博物馆，询问是否可以看看《603号哈雷手稿》。他们给了我一双白手套，将手稿安放在我面前的一方垫子上。当时一定有位管理员来来回回地监看，但我只觉得自己是在与这卷杰作单独相处。我无拘无束地翻动厚重的书页，观赏一堆堆墨绘人物，看着他们往返流连，与书法缠绕交织。手稿的彩绘极其惊艳，人物动感十足，落落大方地在字里行间翩翩起舞。他们有着惊艳绝伦，乃至做作夸张的姿态；长而纤瘦的身躯，常常连脖子也难觅踪迹。观赏、把玩和翻阅这些千年之久的书页，这种特权及其背后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盏明灯，为我打开了爬梳、浸淫于幻灯片和书刊的世界之门。无论如何，这次经历直到今天都还在我心头萦绕，堪称是博物馆用途的一大存证。

就在同一时期，我访问了大英博物馆的版画与素描部，观赏了18世纪业余画家托马斯·桑德兰的水彩画。他们给了我一间包厢，这让我颇为开心。视线沿着书桌往后，便是版画与素描部的管理员爱德华·克罗夫特-穆雷，还有他那挺拔伟岸的身躯。穆雷快速地走过另一间包厢，翻阅着裱好的素描画，以他声若洪钟的嗓音开怀畅谈作者的生平和时代。我对此有些不适，但或许我理当更仔细地听他讲话，解答我胸中的疑惑：博物馆将如何自我呈现？

时值1972年，图坦卡蒙法老特展前大排长龙，我就是排队等待的数千人之一。为此我还特地坐上了从德比出发前往伦敦的火车。人们耐性十足地组成列列蛇形长队，在博物馆前院设置的金属栅栏间蜿蜒蠕行。我们等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慢慢移步走上台阶。那里有一辆配备圆锥形纸袋的冰激凌贩卖车，还有一座移动咖啡馆，但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起站立静候的人们：男士西装革履，头戴圆形礼帽；学生穿着牛仔裤；孩子们在栅栏之间晃荡，家人陪同在侧；还有我。

最后，我在昏暗的展览室与图坦卡蒙幼王本人四目相对。他全身闪耀着反射的光芒，置身于其间的玻璃橱柜也恰好合身：这是一座小型坟墓，也是他在沙中长墓沉睡之后的长居之所。自许多个世纪之前在帝王谷下葬以来，幼王就一刻不停地向外凝望；三千年，在黑暗中。幼王的求恳者和仰慕者的体重，压得临时阅览室的地板咯吱作响。身为他们的一员，我也向幼王默告一番，然后起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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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并非凭空出现，像其他所有生命形态一样，它们也会演化，哪怕是一家貌似已然完备的博物馆也是如此。比如伦敦的华莱士典藏馆，一开始是以私人收藏室之姿发展起来的，之后随着时间的变迁，遂成了国家财产。

大英博物馆就像“一块坚实的巨大土堆，遇雨苍白黯淡、光滑有致”（弗吉尼亚·伍尔夫语）[1]，曾经也是一团或多或少有些条理的杂乱物资，储藏在一座岩块剥落的伦敦别墅里那空旷阔大的潮湿密室之中，等待一货车一货车的物资添砖加瓦。建馆之初力求条理的努力很快归于失败，但显而易见的是，历任馆长从一开始就对管理各式各样的藏品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尽管这份责任心饱受资金短缺和意志薄弱的威胁，但这正是一家博物馆的任务所在，也是历任馆长的职责所系：从杂乱无章中创造井然有序，从井然有序里诞育知识见闻，从知识见闻里获取对世界的理解，领悟人文、人性在大千世界的位置。大英博物馆正是履行上述价值理念的杰出典范。

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包括美术馆，博物馆主要形式的一个变种——乃是高水准文明的标志，是公民良善的公开宣示。它认定，“关于过去”的知识、对人类愿景和人类成就的理解，都是良善政府的先决条件。一旦我们开始损蚀博物馆，就是在损蚀我们的文明基点。我们何以能从一片杂乱无章的混沌中，获致了映照人类愿景的“一块坚实巨大的土堆”？讲述这一过程，便是本书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