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人与社会人：清代小说家的两个层面

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经济人是有着明确利益需求的人，其思考和行为均是理性的，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努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道德的特征是在不损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利。而社会人则不仅追求自利，还有对他人的同情心，还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文化信念，由此形成了人格道德。社会人并不将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其思想和行动更多是由感情而非理性来引导。本章将从经济人和社会人这两个层面对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吴敬梓以及纪昀做具体研究。他们分别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

蒲松龄（1640—1715）出身寒微，祖上及后世皆无显赫之人。他虽然在年轻时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的赏识，十九岁便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是在之后数十年的岁月中，屡试不中，最高功名仅为贡生。迫于生计，蒲松龄自康熙十二年（1673）前后开始坐馆，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撤帐归家，在将近四十年的设帐生涯中，有三十年是在西铺毕际友家度过的。毕家为蒲松龄提供了适宜写作的场所，他的“大部分诗文、杂著，使他名垂后世的《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都是在毕家的绰然堂或石隐园中写出来的”(1)。毕家也为蒲松龄结交文坛名家王士禛、高珩、唐梦赉等提供了平台，为《聊斋志异》的流传起到了推动作用。不同于平民出身的蒲松龄，吴敬梓（1701—1754）出身于安徽全椒的科举世家，只是其举业之路并不顺利，加上不善治生，竟从富裕的大家公子跌入贫穷困顿的境遇。从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可以知道，吴敬梓《儒林外史》一书中的近两百个人物，“大都实有其人”(2)，而与他交往较为密切的主要是这几位—吴檠、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王又曾、严长明。其中确有几位进士、举人，如乾隆十年（1745），五十岁的吴檠中进士，官至吏部主事；乾隆十九年（1754），四十九岁的王又曾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乾隆三十一年（1766），四十八岁的金兆燕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分校《钦定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十四岁的程晋芳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十二岁的严长明召试受赐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只是除吴檠是在吴敬梓在世时中进士外，程晋芳、金兆燕、王又曾等人均是在其过世后中的进士。他的朋友中从未出现过如王士禛这样的大家。纪昀（1724—1805）出身于直隶献县有名的纪家，其父纪容舒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与蒲松龄和吴敬梓在科举道路上的曲折经历不同，纪昀于乾隆十九年（1754）中二甲第四，赐进士出身，任庶吉士，后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从一品，曾任《钦定四库全书》总纂官，谥文达。“赐谥”“文达”，这是朝廷给予纪昀的殊荣。纪昀晚年所撰的《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至少450位与之有过交往的人物，包括各级官员150余名、宗室成员4名、老师6名、家族成员60余名、仆人27名、侍姬2名等，门生、前辈、朝鲜使者、书法家、画家、收藏家等若干名。纪昀长期置身于上流社会，大量接触达官显贵、名流巨子，家中有数十名仆人各司其职，还有姬妾服侍左右，他不需要像蒲松龄和吴敬梓一般为了生计劳碌奔波。

所处阶层以及生活境遇的差异，深刻影响了蒲松龄、吴敬梓和纪昀的人生态度，无论是作为经济人，还是作为社会人，其诸多差异常与此密切相关，而他们各自的艺术个性，也可以借助这一关联做出更为贴切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