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编 明代文学（公元1368—1644年）

概说

明太祖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方割据势力以后，一三六八年即皇帝位，随即派大军扫荡山东、两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朱元璋慑于“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斟酌历朝统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经济上移民垦荒，注意兴修水利，实行军屯，减轻赋税，使元末战争中逃亡的人口，重归家园，广大地区进一步封建化；同时又解放工奴，简约商税，扶持工商，从而使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极力巩固皇权统治，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设立六部尚书。于是军政大权揽于一身，这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为巩固皇权统治，又大肆杀戮功臣。洪武十三年，兴胡党大狱，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凌迟处死。该案延续达十年，“坐诛者三万馀人”（《明史·胡惟庸传》）。洪武二十六年又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凌迟处死，“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明史·蓝玉传》）。到了永乐以后又建立内阁制度，同时重用宦官，司礼监有时替皇帝批公文。宦官还搞特务组织，主要是侦察大臣的言行。在文化思想上实现了严酷的控制，对封建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朱元璋曾亲自筹划，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们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元璋规定“四书”“五经”为国子监的功课，并明令全国府州县学及闾里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毋以仪、秦纵横坏其心术”（《明书·学校志》）。朱棣又命胡广、杨荣等人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在积极提倡理学的同时，又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刘基定八股文程式，专从四书五经命题，并只能依朱注解释，所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统治者除了上述笼络、利用的手段外，还对文人采取了高压政策。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来，都被斩首抄家。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后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断地大兴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谢增俸表》，有“作则垂宪”一句；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以为故意讽刺他作过红巾军，嘲笑他和尚出身[1]，立即将他们斩首。在这种封建淫威之下，文人为免于惨祸，谨小慎微，一时成了风气。

明开国以来一百多年时间内，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则处在恢复、发展时期。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统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

明前期文学一些优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水浒、三国故事长期、广泛流传和有关的话本、杂剧刊行的基础上，写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在明代三百年间，特别是中叶以后，它们越来越赢得人民的爱好，从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思想倾向的学者、文人的注意，加以增删、评点，不断扩大它们的影响，并继续产生了不少以它们的故事为题材的戏曲、说唱文学等作品。宋濂、刘基、高启这些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由于经过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广大的现实生活，对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认识，因此也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以后的一百多年中，文坛上是比较黯淡的。这时期在文学作品的整理方面倒做了一些工作，如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加工，章回小说和传奇戏的体例的不断发展和趋于完善，为中叶后文学创作的繁荣准备了一定条件。至于诗文创作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有成就的作品。当时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自称宗法杜甫而追求声调格律的茶陵诗派。

明代到了中叶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的社会经济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农村中的土地兼并也非常剧烈，从皇帝以至诸王、勋戚、官僚以及豪绅地主、富商大贾都凭借特权，大量兼并土地。如武宗即位后，大建皇庄，把大片土地分赐给贵族和宦官。广大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之下，失去了他们仅有的一点生产和生活资料，被迫逃亡。因此，流民问题成了明代中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规模的流民起义相继出现。但同时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这时纺织、冶铁、制盐、造船等手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不仅纺织、采矿、冶铸等行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就是以前不甚发达或根本没有的行业如造纸、印刷、制糖、轧棉等，也有了迅速的成长。其中印刷行业特别发达。嘉靖、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的极盛时代。万历时期的南京已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这为当时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这时期也有了普遍的改进和提高，并逐渐形成了地区之间的专业分工。官场手工业的主要地位，已为民间手工业所代替。当时除了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了手工业工场。一些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就靠手工业生产发财致富，他们为发展商品生产，积累更多财富，在扩充生产设备的同时，尽量雇用工人生产。《醒世恒言》中《施润泽滩阙遇友》的施复就是在十多年间由一个家庭小手工业者逐渐上升为工场主的一个例子。在苏州，当时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馀人。他们必须在机户所设的工场内作工，才能获得工资维持生活。据《万历实录》说：“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很清楚，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占有者的关系。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主要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这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中的崭新因素。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相适应，商业更趋繁盛，商品流通也更加扩大。当时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如东南的苏、松、杭、嘉等处，随着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大发展，逐渐成为繁华的都市。江西的景德镇，既是瓷业生产的中心，又是贩瓷的中心。在这些手工业、商业繁盛的都市里，市民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也在不断增长。

弘治、正德时期政治腐败和特务统治严重。武宗本人除了在宫内奢侈淫乐外，还四出巡游，所至劫掠财物，抢夺妇女，以至“市肆萧然，白昼闭户”。武宗时宦官刘瑾在原有的东西二厂之外，又设立了内行厂，分遣啰卒，四出刺事，一人有事，全家被累，邻里皆坐。统治阶级内部藩王和中央之间的矛盾也非常突出。安化王以讨刘瑾为名，声称“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后九年宁王据江西起兵，声言直取南京，其势更大。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政治危机继续发展。世宗即位之初，虽颁发了一些所谓改革武宗弊政的诏旨，但很快就在一些权贵的攻击下“收回成命”，随之，弊政又复层出不穷。世宗经年不朝，迷信道教。当时内阁纷争剧烈，改革派和权贵保守派互相斗争，形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在严嵩父子执政的二十多年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些正直的官吏相继被迫害而死，这些情况在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中有明显反映。嘉靖末年，社会上已经呈现了一个军政败坏，财政破产的局面。到了隆庆、万历年间，封建统治者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挽救政治危机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当时出现了以张居正为代表的改革派，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诸如：澄清吏治，平均赋役，制止兼并，清理土地，清查边军积弊和巩固国防等等。这些措施对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封建统治起了一定作用。但到了万历中期之后，改革派又逐渐被排斥。当时以神宗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不堪。臣下说神宗是酒色财气四病俱全，非药石可治。为了满足无度的挥霍，他又陆续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盐税使，到处掠夺，从而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这时一些作品中所出现的反暴君倾向就是当时现实的反映。上层统治集团荒淫的生活，直接影响到一般的官僚、地主，也使整个社会风气趋向堕落。在这时一些小说、戏曲中所出现的大量色情的描写，就是深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万历后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东林党和邪党之间的斗争。邪党到了天启年间转为阉党，首领魏忠贤把持朝政，大批杀害东林党人，这就使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继起的复社，和东林党一样既是政治团体，又是文学团体，它继续和阉党作斗争，一直到明亡，成为明中叶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对当时文学创作有不小影响，明末清初有不少作品就直接反映这种激烈的党争。天启、崇祯年间最高统治者又通过“辽饷”、“剿饷”、“练饷”等名目，横征暴敛，使人民倾家荡产，到处流亡。加之水、旱、饥馑、疾疫等灾害不断发生，从而引起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明王朝覆灭。

中叶弘治、正德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从挽救社会政治危机的意愿出发，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有广泛的影响。王守仁的“良知”说以陆象山的“心即理”的学说为前提，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文成公全书·文录·与王纯甫二》）。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并解释说：“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文录·书朱守乾卷》）。因此，只要取消欲望，自求内心，就可以获得这种良知，并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就它的实质来说和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一样，都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但也应看到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王守仁哲学中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学中的“性即理”的观点有其对立的一面。王守仁反对理学那套束缚人性的教条，他曾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传习录》下）。正因为这样，王学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它一定的作用。嘉靖、万历年间，随着经济上新的发展变化，思想界也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他们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的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王艮认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又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黄宗羲《明儒学案》、《心斋语录》）。王学左派后期代表人物李贽被当时人称为“异端”之尤。在他的重要著作《焚书》中，猛烈地攻击了封建礼教，他认为穿衣吃饭就是道，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他还大胆反对假道学将儒学神化，提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所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李贽《李氏藏书·纪传总目前论》）。虽然这种对是非的认识，有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但它主要是针对“圣人之言是万世之至论”这一观点而发的，因而有它很大的进步性。他嘲笑那些假道学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在对文学的评价上，也一反前人的传统观点，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把一些优秀的戏曲小说与秦汉文、六朝诗相比，都称之为古今至文，甚至称《水浒》为“发愤之作”（《焚书·忠义水浒传序》），称《西厢》为“化工之文”（《焚书·杂说》）。这种进步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有积极的影响。

明中叶开始，文学创作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很多作品直接反映了当时的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表达了时代的先进思想，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市民群众娱乐和自我教育的精神食粮，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和进步文人的积极支持。而且戏曲、小说的形式比起正统的诗文来要自由、活泼，更适宜于反映当时丰富、复杂的生活，特别是语言的通俗、浅近，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加之这时印刷术的空前发达，又为它们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中叶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在已往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时戏曲方面，出现了优秀的杂剧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声猿》通过历史题材，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丑恶和阴暗，蔑视传统的封建礼教并表现作者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成就。传奇出现了两派：即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和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沈璟及其同派作家，对中叶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唱腔之一昆曲音律的整理有一定的贡献，在剧坛上的影响很大。汤显祖是我国最优秀的传奇作家，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它热情地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幸福的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此外，这时期还有一些优秀的戏剧作品如《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

在小说方面，出现了众多的长篇和短篇小说，其中较早并有很大影响的是《西游记》，它是历来西游记故事的总结，是我国杰出的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在它幻想的情节中，交织着深刻的现实内容。作品讽刺和抨击了现实的黑暗，表达了作者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愤懑和自己的理想。在《西游记》之后，出现了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上自最高的统治者、王侯贵族、各级文武官员，下至地主、恶霸、市井无赖的种种罪恶和腐朽淫荡的生活，在其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反映。此外，长篇小说方面还有冯梦龙的《新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和《隋史遗文》、《英烈传》、《北宋志传》等英雄传奇以及《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这些小说的思想内容很复杂，它们的产生是和中叶后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统治集团的昏暴和特务统治的残酷分不开的，它们在广大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短篇小说方面，出现了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等拟话本。中叶后经济、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复杂情况，在这些拟话本里有比较全面的反映。民间文学方面，也出现了搜集、整理民歌的新现象，冯梦龙就编有《山歌》和《挂枝儿》等民歌集子。这时期出现的散曲，在元代散曲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陈铎、冯惟敏和薛论道等人是散曲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家。

诗文方面，最早出现的是前后七子复古运动。这些复古派在反对台阁体的空廓、浮泛和八股文的负面影响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虽然意在摆脱宋以后理学对文学的影响，使文学表达真实感情，追求“古格”。但仍造成了模拟复古风气。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三袁的公安派更提出了反对贵古贱今，反对模拟古人，以及文学要有质，能独抒性灵，发前人之所未发等主张。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晚明的小品文和明末的一些表现爱国思想的诗文值得我们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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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元璋视士大夫若仆隶，认为文章中“则”为“贼”同音，“增”为“僧”同音，“光”与僧有关，都是有意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