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互为补充
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往往呈现出互为补充的关系,在这一“互补”的大类中,又可区分多种不同的小类。
一、两种冲突的并行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发展集中展现一种矛盾冲突,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另一种。前者局限于个人和家庭,而后者则往往涉及个人与社会。在卡夫卡的名篇《判决》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进程(详见第八章)。批评界对《判决》的阐释角度各异,但一致认为其情节围绕父子冲突展开:或者将父亲视为暴君,儿子是父亲暴君式统治的牺牲品;或者将儿子视为负面人物,其自我中心导致被父亲判处死刑,罪有应得。然而,倘若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把眼光拓展到情节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进程,则可发现贯穿文本始终的另一种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不同个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封闭、变态和异化,父亲和儿子都无形中成为社会压力的载体,无意识中把社会压力传递给了对方,成为对方的难以承受之重。儿子的死象征西方现代社会对两代人乃至所有个体的迫害。就这股叙事暗流而言,作者、叙述者和读者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导致个体异化的现代西方社会。卡夫卡通过隐性进程里主次要人物与社会的冲突,既微妙又强化地勾勒出现代西方人生存的困境,并使《判决》与其随后创作的《变形记》《讼诉》等形成呼应,共同抗议现代西方社会对个体心灵的扭曲。只有看到《判决》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才能真正把握《判决》与《变形记》《讼诉》等作品的本质相通。1
在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的《说“是” 》 (“Say Yes” )中,情节发展围绕夫妻在种族立场上的冲突展开;而在情节背后运行的隐性进程,则始终聚焦于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两种叙事运动并列前行,既相互对照又相互补充。2 在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的《阁楼上的玩具》 (Toys in the Attic)这一剧作中,显性情节聚焦于逃离原生家庭禁锢这一主题,而隐性进程则围绕黑白种族越界展开。情节发展突出的是女性人物的变态情欲,而隐性进程突出的则是黑白种族间的越界情欲。3 两者的并列前行和互为补充,使读者的反应更为复杂,也使我们对人物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同情。
通常我们认为电影中仅存在情节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而实际上则不然。有学者将笔者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运用于中外电影的分析,揭示出相关电影在一明一暗的两条表意轨道上性质相异的矛盾冲突。4 譬如在《暴雪将至》中,情节发展是一个追凶故事,影片也被贴上了“最冷犯罪片”的类型标签;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小人物的沉沦,隐喻社会转型时期的阶级变化。5 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头号玩家》 (Ready Player One)中,如果我们沿着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这两条不同的表意轨道来考察影片中的人物,也会看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6
跟电影一样,连环漫画看上去似乎也仅有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进程,其实在有的连环漫画中,也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同时表达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冲突。在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的《斯巴达300勇士》 (300)中,情节发展聚焦于斯巴达国王里奥尼达斯率领的300勇士与野蛮的波斯军队之间的争斗,而隐性进程则聚焦于这300勇士的自由愿望与其狂热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如果能看到隐性进程,观察到其暗中表达的另一种冲突,就不仅能极大地丰富对该连环漫画的理解,而且也能帮助解决相关批评争议。7
魔幻小说中也可发现表达不同矛盾冲突的双重叙事进程。有学者从这一角度探讨J. K. 罗琳(J. K. Rowling)的《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系列,观察到在聚焦于善恶争斗的宏大英雄叙事背后,还存在一股贯穿整个系列的微小个人叙事暗流,“形成一边建构一边解构的双重叙事运动” 。8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魔幻小说,还是电影和连环漫画,其情节发展本身都可以有不同层次和不同分支。在分析时,也需要避免将情节的不同分支视为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这两种不同的叙事运动。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如果采用双重叙事进程的模式,会有利于挖掘表层矛盾冲突之下更为隐蔽的冲突,有利于看到不同性质的叙事张力的并列运行,从而能更加全面、更加平衡地理解相关作品的主题内涵。
二、两种人物形象的并置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描绘出人物的一种形象,而隐性进程则勾勒出另外一种。两者既相互冲突,邀请读者做出大相径庭的反应,又相互补充,使人物形象由单一变得丰富复杂。且以曼斯菲尔德的《巴克妈妈的一生》为例,中外批评界对女主人公的看法相当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下层女佣,作品聚焦于其失去小外孙后的巨大悲伤。从这一角度,都认为《巴克妈妈的一生》模仿了契诃夫的《苦恼》。然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作者对笔下的人物暗暗进行了社会性别转换:将巴克妈妈男性化,突出她在传统框架中跟男性相联的优秀品质:坚强、自我克制、心胸宽广。就文人先生而言,如果他在情节发展里代表的是不能理解穷人的中产阶级,在隐性进程里则主要显现出传统观念中的各种女性弱点,且明确自比为女人,微妙地反衬出巴克妈妈男人般的形象。在情节发展中,巴克妈妈在丈夫病倒后,被迫独自一人养家糊口,这大大加重了她的苦难,令人更加可怜和同情她。然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看到的则是巴克妈妈像男子汉一样,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起整个家庭,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令人感叹和钦佩。隐性进程还借助西方“天父地母”的传统思维,通过隐喻和暗指,将充当顶梁柱的巴克妈妈类比为天空。在失去爱孙之后,巴克妈妈尽管悲痛欲绝,但依然像坚强的男性那样,不愿让任何人怜悯她,这与契诃夫《苦恼》中的姚纳见人就想诉说自己失去爱子的痛苦形成截然对照。由于曼斯菲尔德在两种叙事进程中突出了巴克妈妈的不同方面,这一形象不仅丰满,且富有张力,而这种丰满和张力在中外学界将巴克妈妈与姚纳的相提并论中丧失殆尽。
在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长篇小说《浮世画家》 (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中,如果沿着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这两条表意轨道来观察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画家小野的形象,不仅可看到这一人物形象的双重性和复杂性,还可看到对这一人物两种不同性质的反讽,并能更好地解释其叙述过程中前后矛盾的现象。9 从双重叙事进程的角度考察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pstein)的长篇小说《犹太人之王》 (King of the Jews),也可看到男主人公在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里的不同形象,看到作者对其所持的复杂态度。这种双重性不仅“使小说充满张力,也引导人们重新审视历史”。10
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这部小说中,费金在情节发展里是一个典型的犹太恶棍,而有学者观察到他在“隐性进程”中被塑造为“一个异化的犹太形象”。此外,与基督教世界虚伪残酷地对待孤儿的做法相对照,费金的贼窝世界“衬托出的反而是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一丝温情与人性”。11 通过采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分析费金的形象,可以看到这一人物富有张力的两面性,这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主题意义。12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费金是次要人物,因此他仅仅出现在作品的局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另一种应用价值: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某个次要人物在一明一暗两条表意轨道上相互矛盾的双重性。尽管这个人物的行动轨迹未贯穿作品始终,至少这种双重性在该人物身上具有持续性。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涉及不同的矛盾冲突,人物形象也往往会双重化和复杂化。在卡夫卡的《判决》中,在情节发展中被塑造为暴君的父亲,在隐性进程里则成为社会压力的受害者。我们会看到父亲和儿子在社会压力下同样可怜无助,对他们都充满同情和理解。在沃尔夫《说“是”》的情节发展中,妻子十分关注种族主义这个重大社会问题,而隐性进程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这一形象:妻子实际上关心的是个人的情感婚姻和家庭内部的话语权13。在海尔曼的剧作《阁楼上的玩具》中,在情节发展里努力摆脱家庭伦理束缚、离经叛道的凯莉,在隐性进程里则成了最保守的种族主义者;而在显性情节中冷漠的母亲,则成为叙事暗流里为爱欲而离经叛道的勇者。14在米勒的《斯巴达300勇士》这一连环漫画中,由于矛盾冲突的性质不同,情节发展里300勇士的形象相当正面,而隐性进程里这300勇士的形象则变得相当负面。15 在《哈利·波特》系列中,前面几部作品中的情节发展塑造出哈利·波特的英雄形象,而在隐性进程里,我们同时看到的则是他弱小与普通的反英雄形象。16
三、象征意义的载体与独立存在的个体之并存
在有些作品中,情节和其中的人物都具有象征意义;而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里,人物则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不具有象征意义。且以曼斯菲尔德的《苍蝇》为例(详见第十四章)。以往对《苍蝇》情节的阐释围绕战争、死亡、施害/受害、无助、绝望等展开,学者们从情节发展中读出了各种象征意义,人物和苍蝇都是象征意义的载体。在象征性情节的背后,还存在一个隐性进程,聚焦于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反讽。在情节发展里,老板是一个富含象征意义的人物,与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的无助相联;而在隐性进程里,老板则是一个自私虚荣的个体,作者/叙述者对其展开了持续反讽,并邀请读者对其加以道德评判,作者/叙述者/读者和老板之间的距离大大拓宽。这两种叙事进程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在并列运行中产生文学作品特有的矛盾张力和语义密度。无论是单看情节发展还是单看隐性进程,均会失之偏颇。在阅读时,读者需要综合协调对于情节发展、隐性进程以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不同反应,在对照与融合中对作品的主题意义达到较为全面的理解,并看到人物形象的复杂多面。
四、客观描写与反讽描写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看上去是对现实的客观描写,而隐性进程则具有较强的反讽性,这构成另外一种在对照中相互补充的关系。在著名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Stephan Crane)的名篇《一个战争片段》 (“An Episode of War”,1899)里,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动力。作品的情节可以概述为:一位中尉的右臂被冷枪射中。他去野战医院治疗,路上远远看到一场战斗。他在医院被截肢,最后仅剩一只胳膊回到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战争进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描写的作品。而实际上,在情节发展后面存在一个讽刺性很强的隐性进程:作者/叙述者利用传统的两性观,暗暗将中尉和其战友加以“女性化”:极其阴柔脆弱、懦弱胆怯、被动无能、心胸狭窄,以及对受伤的中尉加以“孩童化”和“罪犯化”,与男子汉光荣负伤形成截然对照。与此同时,将敌我战争暗暗替换成内部争斗,包括中尉与自己武器的搏斗,并暗中解构那场战斗的意义——敌我双方都难以区分,射击也漫无目的,以此对战争和传统英雄主义观进行藏而不露的辛辣反讽。17 尽管中尉和其他军人构成直接的反讽对象,但作者/叙述者邀请读者将他们视为战争的牺牲品,赋予同情而不是加以嘲讽。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在相互偏离中互为补充。如果仅看情节发展,就会对作者的反战立场视而不见;而如果仅看隐性进程,作品则会显得过于漫画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逼真性。
五、揭露抨击与肯定赞扬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揭露和抨击某种社会罪恶,而隐性进程则肯定和赞扬某种美德。在比尔斯的名篇《空中骑士》中,就存在这样的双重叙事进程。其情节发展旨在鞭笞战争的残酷无情,围绕儿子在战场上被迫弑父的悲剧展开;而隐性进程则意在强调履责的重要性,对于儿子为了履行职责,保护数千战友而大义灭亲暗暗加以赞许。这两种叙事进程沿着不同的主题轨道运行,若单看任何一种,都会失之偏颇;只有综合考虑两者,才能看到作品复杂丰富的内涵。不少批评家将《空中骑士》 (1891)与比尔斯同年发表的《峡谷事件》 (“The Affair at Coulter’s Notch” )和《有一种军官》 (“One Kind of Officer” )相提并论,认为这三个作品均着力描写战争的残酷,反讽为盲目尽责而杀死亲人或友邻军人的愚蠢行为。就情节发展而言,这种看法不无道理。然而,倘若将视野拓展到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具有双重叙事动力的《空中骑士》与仅有单一叙事动力的另两个作品的本质差异:对于履职尽责实际上持截然不同的立场(详见第九章)。
六、从单一反讽到双重反讽
在有的作品中,情节发展针对个人弱点进行反讽,而隐性进程则把反讽的矛头指向社会。若能洞察到后者,就可能会看到社会歧视和压迫是造成个人弱点的深层原因。在曼斯菲尔德的《启示》 (“Revelations”, 1920) 、《唱歌课》(“The Singing Lesson”, 1920) 、《一杯茶》 (“A Cup of Tea”, 1922)等作品中,情节发展均围绕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展开,而隐性进程则围绕父权制社会对女主人公性格的扭曲展开。18 如果单看情节发展,我们仅会看到女主人公的虚荣、妒忌、神经质、敏感多疑、自我中心、琐碎无聊,以是否能结婚为生活的全部;我们也会居高临下地对女主人公加以道德批评。而倘若能看到隐性进程,则会看到女主人公的性格弱点实际上源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沦为男人的玩偶,所有价值在于年轻貌美,因此十分虚荣妒忌,或因无所事事和青春不再而变得神经质;倘若得不到婚姻,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在隐性进程里,反讽的矛头指向父权制的社会规范、社会偏见和经济结构。19 女主人公为受害者,是作者/叙述者和读者同情的对象。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进程,才能领会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才能真正欣赏作者独具匠心的遣词造句和令人赞叹的结构安排。
凯莉·马什指出,从笔者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的角度来观察,可以看到克莱尔·布思(Clare Boothe)的戏剧《女人们》 (The Women)与曼斯菲尔德的《启示》属于同一类作品。其情节发展反讽女主人公,对其进行否定性的道德评判,而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则把反讽和批判的矛头转向父权制社会。20
七、针对儿童的童话情节和针对成人的隐性进程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快乐王子》 (“The Happy Prince” )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讲述了快乐王子死后目睹的种种人间苦难和社会的冷酷,以及他和燕子如何牺牲自我帮助他人。就其童话情节而言,目标读者是儿童和保持着童真的成年人;而在显性情节背后,还存在针对了解和同情同性恋的成年读者创作的隐性进程,自始至终围绕男同之爱展开,暗暗表达了作者对“不可自我表白的爱”所持的矛盾和带有悲观色彩的立场。只有看到双重叙事进程,才能对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创作技巧达到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解。21
八、三种文学/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三种叙事进程的并行
在有的作品中,由于不同社会和文学思潮的作用,情节发展可由主题走向相异的不同叙事运动构成,而在情节背后,则可能还存在受另一种思潮影响的叙事暗流。在肖邦的《一双丝袜》中,就至少存在三种并列运行的叙事动力,其中两种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另一种则构成隐性进程,后者在以往的阐释中被忽略。
作品创作于19世纪末的美国,当时女性主义运动萌发,消费文化迅速扩张,文坛也开始掀起自然主义运动,这些语境因素在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作为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肖邦在《一双丝袜》中关注了妇女在家庭责任与自我实现的矛盾中的挣扎与觉醒;同时也关注了消费主义或消费文化对人物的影响。以往批评家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切入对情节的探讨,两者之间难以调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会看到女主人公的短暂觉醒,而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物则始终处于消费文化的控制之下。应该说,两者都有其片面性。女主人公既受消费文化的操控,又在消费过程中获得了短暂的觉醒。若要较为全面地理解情节发展,就需要同时采用这两种视角,在两者的冲突、牵制、平衡和互补中来看人物塑造和主题意义。
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受自然主义影响的隐性进程。在这一叙事暗流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变化对人物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女主人公既不代表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也不代表受消费文化操控的购物者,而是代表受环境变化左右的个体。如果说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看,贫穷的女主人公进行高档消费,是做作地扮演富人,那么,从自然主义的角度观察,女主人公的行为则十分自然,因为外在因素导致她的心态和行为迅速向婚前那种富有阶层回归。这三种不同的叙事动力构成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的关系,作者/叙述者邀请读者从三个角度来看人物的言行,这不仅使作品呈现出很强的文学性的矛盾张力,也大大丰富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详见第十章)。
九、同一主题方向上三种叙事进程的并行
在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中,也出现了三种叙事进程。但与《一双丝袜》不同,这三种的主题方向基本一致,都对主人公-叙述者的谋杀行为加以道德谴责。此外,与《一双丝袜》相对照,情节发展仅有一种叙事运动,而隐性进程则由并列运行的两种叙事运动构成(详见第十一章)。22 作品的情节发展聚焦于“我”对一位老人的谋杀和最终被警察发现。在情节发展背后,有两种隐性进程,第一种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谴责展开。在整个谋杀过程中,主人公十分虚伪,持续不断地佯装,并为此洋洋自得。他把自己的佯装投射到前来搜查的警察身上,对警察的“佯装”感到极难忍受,痛斥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他对警察的谴责恰恰构成对他本人虚伪佯装的自我谴责。这是一股贯穿全文的戏剧性反讽暗流。23 另一种则围绕杀人者无意识的自我定罪展开。他一直声称自己神智健全,而在当时,社会上正在就“精神病抗辩”和道德错乱(moral insanity)进行激烈争论,谋杀者只有通过“精神病抗辩”才能免于处罚(犯了精神病,包括道德错乱,方可免于判罪)。 《泄密的心》中的谋杀者一直声称自己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异于反讽性地自我定罪。在这一隐性进程中,作者不仅阻止读者用精神错乱或道德错乱来为杀人者开脱罪责,而且通过作品与社会语境的关系来微妙地拓展和强化戏剧性反讽。24
在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长篇小说《天秤星座》 (Libra)中,也存在大方向一致的三种叙事进程,三者从不同角度联手再现肯尼迪刺杀案。其中两种构成情节发展的两个分支:其一,以时间为轴,聚焦于个人经历;其二,以空间为轴,聚焦于各方势力的“阴谋”。在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围绕象棋游戏的逻辑展开的隐性进程,这股叙事暗流对平衡历史书写和虚构叙事、揭示主观能动性与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起了重要作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