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小康的故事：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与辩证
- 傅军
- 11493字
- 2023-04-20 17:49:36
写在前面 一部中国人民奔小康的交响曲
——D.麦克洛斯基（D.McCloskey）
——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
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大约两百年前，中国曾是占世界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当时，中国GDP所占份额约为世界的三分之一，与其人口所占份额相匹配。之后，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经济开始严重下滑，GDP占比也随之骤降。[1]
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有156美元，是世界上贫困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1980年，中国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5个国家之一，仅仅好于布基纳法索、柬埔寨、马里和乌干达。[2]那时的中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却十分落后。然而，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得数亿农民脱离了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中国在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是1978年开始的。这个新的发展战略先从农村起步，然后再向城市延伸。整个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试错式的，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方针指导下，中国改革的实践者秉承的理念是“实事求是”的务实主义。他们既谨慎，又果敢，充分发挥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例如，为了加快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启动入世的谈判。再有，中国还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用特区先行的方法来检验市场的有效性。结果是，这项改革大大促进了市场发展，增强了自身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经济特区的快速增长，使得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为可能。这些强大而广泛的改革动力，将政府主导、以农业为主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逐步转变成一个更加市场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
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近乎两位数的持续高速增长，一跃成为全球制造大国。单从手机生产来看，2019年中国手机出货量达到3.686亿台，这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本土品牌的崛起。就国内市场份额而言，华为手机出货量为1.42亿台（国内占比38.5%）、OPPO 6，570万台（占比17.8%）、VIVO 6，270万台（占比17%）、小米3，880万台（占比10.5%）、苹果2，750万台（占比7.5%），其他公司3，200万台（占比8.7%）。[3]
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到2019年，中国的GDP达到了14.4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而同期美国的GDP是21.43万亿美元，人均66，042美元。这表明，如果以人均GDP计，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目前的进程看，2020年，中国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我们的故事说到2020年，所以书名以“奔小康”为题。
但是，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全球经济的大国地位是当代世界最为瞩目的事件之一。在过去40年，中国人均GDP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起步时的156美元，变成2019年的大约10，000美元。中国人口超过13亿，如此戏剧般的经济增长，无疑引起了各国学界、商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该如何解释？或者从知识论的角度说，从感知到知性再到理性，我们何以从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中超越，获得一般性的知识呢？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或称增长核算模型）。该模型注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积累，认为这些资本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资本累积的程度决定了稳定态势下资本—劳动比，对GDP增长率产生影响。[4]这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核算方法比较严谨，被主流经济学广泛使用。没错，系统地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作为要素变量纳入计算，确实能为我们观察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一阶的（或者说初步的）结构性的分析框架，因此这一模型在宏观层面极具指导意义。[5]但是，当我们要进入更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变幻莫测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微观分析时，光靠这一模型显然就力不从心了。然而，从宏观层面深入微观层面的“更高像素”（更高阶）的分析和解剖，往往是政策设计成功的关键。
索洛这个增长核算框架的短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理论必须抽象、简洁，这没错，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过分抽象简洁以至于失去足够的解释力。例如，这个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力的作用，以及坚韧不拔、适应力强、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不难想象，在充斥着人性弱点、意识形态干扰及繁文缛节的现实环境中，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经济增长都不是在自然科学实验室中的真空状态下进行的，要系统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表现，我们还必须从理想的真空状态回到现实的非真空状态中来。我们还必须关注不同制度安排，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组合生产要素要面临的不同程度的摩擦力或阻力。就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而言，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社会福利分配。[6]因此，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环境及其变化也都是在解释经济表现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用历史的视角和比较的视角对制度因素及其演绎加以审视。
制度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这种审视必须专注而细心，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各国不尽相同的制度都深深地根植于各国特有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用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的话说，制度“构成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交易的人为约束力。其中既涵盖了既定的通俗习惯、约束力（制裁、禁忌、习俗、传统与行为准则），也涵盖了正式的规程（法律、财产权）”。[7]
制度经济学有三句话需要牢记：（1）制度是起作用的；（2）制度是可以分析的；（3）研究者要以科学方法来展示或证实。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经济表现起不同的作用，这一点已通过严谨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展示。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可见阿西莫格鲁和合作者以及我的部分工作。[8]虽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声称世界是“平的”[9]，但那是煽情的文学语言，现实是，稍微严谨一点来说，各国之间的制度环境绝不是均匀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看世界更严谨，在他的眼中，连时空都是弯曲的。他的广义相对论即是把时空这个有曲率的“场”加入了等式。这种严密的思维，拓展了人类知识的边疆，展示了思想的力量。虽然研究对象不同，这对社会科学也极具启发。
就社会科学而言，制度环境在不同时空中的异质性意味着对经济增长不同程度的摩擦力。换言之，制度这个“场”（或叫“实验场”）的取值不是零，我们可以当作一个定理。要想有效地克服阻力前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要具有全球的视野，还要脚踏本国的实地。所需要的知识也会跨学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组织管理，等等。可见，要改变现实世界不仅需要清晰的理念框架，还需要明智的方针策略和高超的管理能力。说到底，这亦是改革的本质所在，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美好，现实世界永远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摩擦和制约，改革不是在实验室的真空环境中“过家家”。
由此，我们有必要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重新审视，把该理论中“单纯的经济人”看做现实中“制度的经济人”。相应的，在历史的某一时空上，所谓人的“理性”更应表达为制度环境的函数。换言之，这个“制度的经济人”是生活在特定制度空间中的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原子化的、非社会的、知识完备的机器人。只有基于这种公理层面的修正，经济学才能从无机的经济学变为有机的经济学，并由此赋予发展生命力。[10]
因此，正是基于这种理论的思考，学习国家发展必须从现实出发。强大的理论就像是一盏灯塔，为航程照亮前进的方向，但理论本身并不能自动地改变或改进现实，必须要有人的能动作用。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些人必须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行之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但是，即便这些人能充分理解理论以及理论的深刻内涵，但不难想象，同一理论在落实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的种种约束，也可选择不同的实现路径，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在哲学上，这种逻辑不是绝对的，而是概然性的。
***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知行合一”。以“知行合一”的精神来揭开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我们必须超越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在抽象的理论和具象的现实之间筑建一条双行道。这也是写作本书的用意所在。接下来的问题是采取什么策略、方法和工具。考虑到多数人喜于形象思维（或图像致知），我采取的策略是“由浅入深”，而不是“深入浅出”，方法是讲述真实故事，工具是案例教学。但是，每个故事内部和故事之间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逻辑关系的，虽然存在张力和争议。就类似交响乐队演奏[11]交响曲，在各种各样乐器的奏鸣中，流露或隐含着各种摩擦、张力与回响。
然而，隐藏在音乐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背后的是严谨的数学思维，是沉淀下来的宁静。[12]就如在几何中，重要的是点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点线本身。虽然肉眼不可见，数学家追求理想世界的真谛的热情绝不亚于（如果不是胜于）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同的只是后两者专注更多现实世界。而且，当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尝试探究一般规律、构建理想世界时，也会利用简化抽象的方法，并常常诉诸概率和统计工具进行分析。在概率论中，变量和起始状态是已知的，目标是预测最有可能的最终结果；而在统计学中，统计结果是已知的，但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尚不清楚。
归根到底，一切科学皆需要理论，一切理论皆需抽象，不然就只不过是对现象的描述而已。实证研究和理论推理并行不悖才能形成既现实又有规律的科学理论。我们可以将这种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过程看作一种“思想、物质和数学”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13]
基于上述这些思考，本书就如一部交响曲，主要由六个“乐章”组成。大背景是改革开放、经济增长、中国特色；在逻辑和顺序上，六个乐章前后呼应、彼此相关。
分解来看，每个乐章都有一个主题，一个谜团，一系列事件、组织和人物。在历史舞台上，这些人物身处新旧体制更替之时[14]，“扮演各自的角色”[15]。他们所展示的理性，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话说，是“有限的理性”。所谓“有限的理性”，是指人的行为“即便是有意识地倾向理性，但这种理性的倾向也是有局限的”。[16]这是西蒙的界定，其实还是模糊有余、清晰不足。如果我们必须进一步清晰地说，那么依我之见，人的理性不是给定的，而是制度环境的函数，隐藏在制度中是不同的激励，而要突破制度边界往往需要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本书要传达的一个要点。
六个乐章可以作为整体看，也可以独立地看，并作为课堂案例教学的工具。在叙述的程序上，透过现象的迷雾，每个故事都遵循严谨的逻辑，宛如一个数学方程式，并在方程式等号的两边都加上了时间和地点的符号。首先，方程式左边是因变量，这里将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为什么”的问题，亟待答案。由此，寻求答案的剧情便开始了。其中的挑战就如试图完成一张拼图，即在方程式两边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建立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并时不时地看看“R2”[17]的大小，就如同做统计分析的多元回归。回归分析总会留下一个不完美的误差项，这本身就意味新的问题，值得我们展开更深入的探讨。[18]
以下是六个乐章的概要。六个乐章力图从多维度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减贫、医疗卫生、创新、生态、教育等。从教学角度来看，每一个故事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案例，也可以把六个乐章综合起来系统地讲解中国发展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70年的历史。
***
第一“乐章”：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中国基层卫生体系。这个故事讲的是在中国当代历史背景下健康与财富的关系。一般人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全球的经验数据也总体支撑了这个命题。但是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经济相当落后，但是为什么那时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就已经明显地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了（所谓“人口红利”相当显著）？今天，这个重要的事实被忽视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探究。
从制定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前匮乏的经济资源基础上，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保证了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早期的医疗卫生政策对中国当前的医疗卫生系统，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有何影响？解开这些谜题，对我们系统地理解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健康不但是衡量发展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而且是人力资本除教育外另一个重要内容，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1978年前后，中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中国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构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并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安徽省绩溪县的农村卫生体系发展几乎就是整个中国农村卫生体系发展的缩影，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农村基层，考察绩溪县医疗卫生体系，走访那里的“乡村医生”。
历史并不如烟，何能随风飘逝。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的“赤脚医生”已变为今日的“乡村医生”。一路走来，他们经历了各种资质培训和考试。这些“乡村医生”常常被称作农民健康的“守护人”或“看门人”，他们一直服务于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是中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基石。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当时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中国是如何构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世界卫生组织曾赞许中国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是“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其核心有三个部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和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温故知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我们依然能看到这个模式雏形的影子，虽然它已经历大幅度的更新。
第二“乐章”：小岗村 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地处中国东部南北方之间的交汇处。四十多年前，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透过小岗村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产权改革的激荡人心的历史。改革以前，小岗村十分贫穷，村民常常外出要饭。但是，令人又惊又喜的是，1978年冬天的某个晚上，小岗村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偷偷摸摸地签订了一份“大包干”合同。之后，奇迹发生了。小岗村粮食连年大丰收，从此摆脱了饥饿与贫困。
作为一份合同，“大包干”这个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为何那么灵？它能告诉我们多少有关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在政策制定中能起什么作用？今天是否依然管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当时小岗村的村民是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在“大包干”的合同上按下一个个红手印的。他们显然对面临的风险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他们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签的“大包干”合同会成为引发中国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对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小岗村这份“大包干”合同已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
用官方语言表述，小岗村的“大包干”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起初这种做法受到来自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阻力，但不久就得到政府的批准和鼓励。随后，中国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大包干”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为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由此，原先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始瓦解了，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进而引发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连锁反应。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这种连锁反应彰显了中国的比较优势，推动和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
第三“乐章”：乡镇企业与减贫效应——他们是怎么做成的？随着“大包干”释放出农村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这一章进一步探讨乡镇企业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包括乡镇企业对中国城镇化进程和脱贫致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一般人认为工业化是发生在城里的事件，但是在中国并非如此。乡镇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1987年，在与外宾的一次会谈中，邓小平介绍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9]的确，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如雨后春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了中国农民的收入。截至2007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例已超过60%，累计就业达1.5亿人，使至少6.7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可见，乡镇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现代产物——民营中小企业，对于我们系统地理解中国工业化和减贫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改革初期，80%以上中国的人口居住在县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在当时的制度背景下（特别是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乡镇企业是如何从原先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办企业中脱胎出来的？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考虑到路径依赖，各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又有何不同？一路走来，是趋同还是趋异？还有，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战略不是“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过渡，如“价格双轨制”，这在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特别的，为何当初很多乡镇企业故意把产权搞得模糊？这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有何启示？需要做何种修正？再有，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乡镇企业又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或趋同于）教科书中所说的那种产权清晰、理性的现代企业？
在探索这些问题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包括那些坚韧不拔、脚踏实地、敢为人先的乡镇企业家们，还有伟大的政治家高屋建瓴的视野以及高超的领导艺术。“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就是硬道理”，从他们身上或许我们更能深刻地感悟这两句名言的深意。
第四“乐章”：春天的故事——深圳奇迹般的崛起。这章标题取自“春天的故事”这首流行歌曲，歌曲颂扬了改革开放，讲述了为确保中国市场化改革走上正轨，邓小平于1984年和1992年两次访问深圳的故事。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圳经济特区是检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如果特区的试验成功，便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探索深圳短短40年崛起的历史——从一个小渔村，到经济特区，再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解开中国经济增长谜题的又一次尝试。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相呼应，这次我们的焦点是城市。
深圳的故事告诉我们，市场不是凭空就会自动产生的，它离不开政府支持市场的政策，特别是提供软硬件基础设施。我们不能忘记在深圳发展的最早期，第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是由解放军工程兵建设的。时不我待，只有这样，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跨国产业转移（所谓“飞雁模式”）的窗口期，进而利用好“后发优势”和“区位优势”，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深圳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企业家精神和果敢的政治领导力是不可或缺的。显然，经济发展不但涉及经济学，还涉及政治学，这在转型经济中更是如此。深圳的故事还展示了，特别是在企业层面，如何通过有效的“学习”“模仿”和“创新”，逐步从“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这其中包括不停地压平代表全球生产技术台阶的“微笑曲线”以及“产业集群”的作用。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这一切都会涉及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那个经典问题，即从“交易成本”考虑，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究竟划在哪里才最合适？[20]在这里，回访一下深圳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或许极具启示。
以简驭繁，作为深圳案例研究的最后一环，我们提出了一个由四个方程式表述的启发式增长理论，并以此把看似繁杂的经验提升为一般化知识。以知识论而言，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其简洁性、一致性、精确性、普适性和成果性，当然它还必须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在这里，深圳的故事以及其他地区的经验为这个启发式理论提供了广泛的佐证。[21]借助这个理论再往前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问：深圳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整个中国的未来发展又有什么启示？答案是彰显人性，即思想、知识、创新。
第五“乐章”：竹子的故事——绿色的增长才可持续。这个故事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中，中国基层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实践。这里关乎的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绿色的经济增长。中国传统文化中，竹子象征简朴优雅、坚韧不拔。无独有偶，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将中国称为竹子文明的国度。
本章的一开端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搞“大包干”，在安徽省的小岗村就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而在浙江省的白沙村却反而引发了“自然灾害”？简单的答案是，一个是平原，一个是山区，不能机械照搬；其实，真正的答案一定还要更复杂。但是，无论如何，由此又引发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考虑到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如何才能尽快从灾难中得到恢复；更进一步，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如何识别、选择、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开发产品，互通有无，进而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坐落在竹林之中的白沙村，原来是一个浙江省的贫困小山村，改革初期山上的森林曾遭乱砍滥伐，两度引发了灾难性的泥石流，这使当初的财富化为乌有。但如今，这个山村已变成一个全国著名的生态文明村，森林（包括竹林）覆盖率高达95%，山清水澈，郁郁葱葱，2016年人均收入已达5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远看近看，白沙村到处呈现出一幕幕人与自然的和谐画面，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光顾。
2005年习近平同志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沙村从灾难中涅槃重生的故事就是一个案例，其中除了奋斗精神，创新思维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你认为新思想或创新思维，就是几个发明家或天才独自想出来的，那就错了。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群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面临不确定的境况，通过合作，把看似不相关的点逐一联系起来，再通过示范，以线扩展到面，从而改变了世界。
通过“生态旅游”，发挥“比较优势”，在白沙村的发展中显然起了关键作用，从商业角度上看，强调“产品异质性”同样重要。此外，白沙村的故事还告诉我们，政府与市场是都会失灵的，关键是两者之间取长补短，在动态中促进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白沙村的故事表明了，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经济增长不必以破坏生态为代价。今天，中国提出了绿色发展的“双碳”目标，这里不啻是提供了一个“以自然为基础解决方案”的样本。
最后，“鱼乐山房”民宿主人的那句“哲学家的思想是可以卖钱的”，暗示了人们在小康后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这预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
第六“乐章”：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从SARS说起。本章作为结尾，与第一章“健康与财富”的主题形成了一个闭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肆虐，中国对疾病防控的重视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健康和全球财富造成了百年来空前的破坏，而且这一态势还在持续。可以看到，突如其来的“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公共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因为它会诱发所谓“致命的外部性”，所以“国家的作用”是必不可缺的。
同样，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是2003年爆发于中国的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从词源学上讲，中文的“危机”一词是“危险”和“机会”的复合体，哲学上蕴含了危险和机遇并存的辩证思想。本章的中心议题是：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我们可以从这些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相关的议题包括制度设计和升级，疫情监测，信息透明度，战略储备，诊断、治疗和疫苗研发，以及全球健康治理与国际合作等，因为病毒是不分国界的。
危机爆发时，总是混乱和无序的。为了有助于我们系统地评估整个危机过程，我们采用了分析危机管理的4R工具（Recognition,Readiness,Response,Recovery，即识别、准备、应对和恢复）。我们从SARS爆发入手，再通过与抗击甲型H1N1流感的比较，系统地探究不同阶段各种措施的有效性，目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未来避免或减少重大失误。事实上，我们学习和成长的很大一部分是从错误中学习。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时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00年前，像鼠疫这样致命的传染病也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传播开来，而现在，有了飞机和高速列车，大面积扩散只需要个把小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任何一个抉择都举足轻重，特别是在人口密度高的特大城市，万万不能粗枝大叶。
以上就是本书所讲的六个故事。历史的车轮推进到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一步步实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进步。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仍旧面临艰难的挑战，这需要我们总结发扬历史的经验、运用积累的伟大智慧做好应对。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成为今后处理国内国际事务的指导思想，从本书所讲的六个故事中提炼的宝贵经验也反映在其中。读懂这六个故事，会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逻辑和辩证，从而更好地处理发展问题。
***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音乐背后也是数量关系。在哥德尔看来，即便是纯数学也有两组漏洞，是不完备的[22]；与纯数学相比，因为现代科学必须基于来自现实世界（而不是理想世界）的经验证据，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也必须是概率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23]。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所言：“科学知识是伴随一个又一个葬礼的举行而前进的。”[24]
这本书由六个“乐章”组成，旨在揭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如果用于教学，其目的是教授学生如何收集与评估经验数据、判别证据、学会统计、理解概率，并从现有数据中得出推论，同时还要认识到什么时候现有数据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下的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心态。求真之路布满荆棘、漫漫无际，像圆周率π一样[25]，是一个超越的无理数，永无止境。如“天外天、山外山”这句佛语所指，山外还有更高的山，天外有更美的天。[26]
人非神也，学习永无止境。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简称“南南学院”），与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经验与知识。2016年4月，南南学院在北京大学成立，由我担任学院学术院长。南南学院所设计的课程是以发展经济学为中心的，但是核心课的内容却远远超越发展经济学的范畴。政策领域的知识至少要涵盖人口与健康，发展与减贫，气候变化与环保，以及教育与创新。在我看来，国家发展，特别是在谈到人类发展议题（经济发展以外的问题）时，人文艺术知识对于阐明人类现状和展望至关重要。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严格通过课堂内的思维训练和互助式案例讨论，再加上课堂外的实地考察，我们希望学员们能为改进现实世界做更好的知识准备，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实践性的。正如胡适所言，一个头脑受过训练的人看一件事是用批判和客观的态度，而且也用适当的知识、学问为凭依。他不容许偏见和个人的利益来影响他的判断，左右他的观点。他一直都是好奇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人。他并不仓促地下结论，也不轻易地附和他人的意见，他宁愿耽搁一段时间，一直等到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查事实和证据后，才下结论。[27]
作为结语，让我引用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Jr.）的一句话：“相关的问题对人类福祉的影响不可思议：一旦你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你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28]
当然，对于实践来说，同时也不要忘了与时俱进地规划战略、制定政策、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