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6—7世纪的禅史考察

前期禅史研究中，最难以绕开的就是关于菩提达摩。他是何时来华的？他是何处人？他传的是何法？他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但是，资料的匮乏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关，研究者尽管心细如发，殚精竭思，也依然是巧妇难为无米炊。

当然并不是一点进展都没有。例如达摩来华时间，就日渐明晰。学者们发现北魏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熙平元年（516）魏孝明帝的母亲灵太后建永宁寺，“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159]。这是关于传说中禅宗东土第一祖达摩最早的文字材料，由于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而毁于孝昌二年（526），从杨衒之的记载来看，达摩是在其损毁之前游览此寺的，所以他应当在6世纪20年代就到了中国。那么，禅宗传说中达摩于梁普通七年（526）到达广州，次年（527）在金陵见梁武帝，因话不投机而渡江北上的说法，就不攻自破。那么，达摩是在6世纪20年代才到中国北方的吗？学者们又发现，初唐僧人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梁钟山定林寺释僧副传》记载，太原人僧副（460—524）好游学参访，当时“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来在“齐建武年南游扬，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160]。可见，僧副从达摩学禅定之学，应当是在齐建武年（494—498）之前，而游览永宁寺时的达摩，已经在好多年前到了中国的北方。

20世纪以来的禅宗史研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在史料的蛛丝马迹中，考证出了达摩的身世、年代、活动，证明了《续高僧传》“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才是唯一可靠的记载，而达摩来华的时间，应该是南朝刘宋明帝末年或元魏孝文帝初年，也就是公元5世纪70年代[161]。但是，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他是波斯胡人还是南天竺人，他叫达摩菩提还是菩提达摩，一百五十岁是他信口开河还是什么？他死于哪一年，是病老而死还是被人毒死？这些依然是难解的谜。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是禅思想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思想史关心的除了思想家的生平一类问题外，还要关心思想家所处的思想世界及历史背景问题。后者也许对思想史来说更为重要，它关系到思想的形成与定位。如果没有新的史料出现，现存资料也许永远无法给我们提供一个达摩的精确年谱。但是，凭借现存文献却有可能让我们勾勒一幅当时禅思想史的大体轮廓。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先从这思想背景开始，探测达摩禅在其中的位置，而非得纠缠在达摩本人的生平事迹之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