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卿、词臣及诗人
东汉前期作家班固《两都赋序》说：
主要认为：西汉辞赋是继承《诗经》传统而派生出来的；《诗经》传统主要是《雅》《颂》传统，以讽喻观风、歌功颂德为主要功能；周成王、康王盛世以后，到西汉前期，由于天下不太平，《雅》《颂》传统中断。汉武帝、宣帝时期，盛世再现，礼乐兴隆，文章繁荣，文化发达，天降祥瑞，歌颂迭起。汉武帝时相继出现白麟、赤凤、灵芝、宝鼎等祥瑞，《郊祀歌》创作了《白麟》《赤凤》《芝房》《宝鼎》等颂歌；汉宣帝时先后降临了神雀、凤凰、甘露、黄龙等祥瑞，因而纪年一再改号为“神雀”“五凤”“甘露”“黄龙”。在如此太平盛世，宫廷作家和公卿大臣都创作了讽喻世情、歌功颂德的辞赋，可以说大体继承了《诗经》传统。在班固看来，西汉文学创作的主要样式是赋，西汉宫廷作家是辞赋作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他列举辞赋作家时，分为两类，一是“言语侍从之臣”，即通称“词臣”的宫廷文学侍从，近乎宫廷专业作家，其职责便是创作辞赋，歌功颂德，所以“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二是“公卿大臣”，专职是朝廷大臣，业余从事辞赋创作，所以“时时间作”。其次，列举宫廷词臣时，不冠官衔；而对公卿大臣作家，一一标明官衔。表面上似乎突出辞赋作家的专职，所以不计其官衔；实际上这种有意无意的区别，却反映着汉代文人作家的政治地位。应当说明，上列宫廷作家都有正式官衔：司马相如历任郎中将、孝文园令；虞丘寿王即吾丘寿王，历任东郡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东方朔曾任太中大夫、常侍郎官；王褒为谏议大夫；枚皋为郎官；刘向官居光禄大夫。与上列公卿大夫居官相比，除倪宽、萧望之两人属于政治官员外，其余如孔臧、董仲舒、刘德（刘向之父）则是儒家思想家、学者，官衔都与吾丘寿王、东方朔、刘向等相仿。将今比古，其间仅是作家与学者的职业不同。但在汉代，他们都是皇帝陛下的臣仆，但思想家学者是“大臣”，而文学家作者则是“侍从”，而且是“言语侍从”，陪伴皇帝说话写文章的跟班，并非堂皇正经的官僚。说穿了，宫廷作家只是供皇帝消遣娱乐的高级仆从，而思想学者却是帮助国家从事思想统治的重要角色，两者作用大有不同，因而地位待遇明显有别。这是两汉帝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汉承秦制。在政治制度上，汉代是巩固、完善封建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实质上仍是一座以各级官吏维护统治的金字塔。高踞塔顶的是君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史记·高祖本纪》）皇帝是拥有天下土地人民的主宰。丞相、三公九卿以下，郡守县令至于乡里吏胥，都是臣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都是皇帝陛下各个等级的管家奴仆。各级官吏以封爵和俸禄的形式拥有土地和人民，成为大小封建官僚地主及工商主。在这等级森严、层层统治的金字塔底层便是农民及劳动人民，包括百工、商贾、农奴及奴隶。正因两汉帝国是这样一座中央集权的金字塔，所以两汉四百年政治斗争的焦点是争夺皇权。而实际控制皇权的是统治阶级上层不同集团的代表人物，可谓“强人”。如果皇帝是强人，掌握实权，英明果断，懂得“王霸大略”，便是名副其实的专制皇帝。否则，大权旁落，近臣控制皇权，皇帝成为傀儡，或者被废被害。西汉后期至王莽篡汉，东汉后期至黄巾起义，内宫外戚、宦官和外廷权臣官僚等内外近臣集团的斗争，此起彼伏，错综复杂，形成两汉政治发展的特征，造成政治思想及社会风气的弊端祸患：虽然中央集权，实际拥权割据；虽有封建法治，却由强人控制。因而亲戚朋友，门生故吏，上下相依，层层勾结，聚为朋党，结成集团，争权谋势，钩心斗角，“一荣俱荣，一枯皆枯”。于是权贵势要成为追逐目标，趋炎附势贻害社会风气。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生活的下层人民，改善个人地位命运的最佳选择便是做官，做大官；有志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的主要途径，也是做官，做大官。他们必须争取权力，形成势力，方能有所作为，否则一筹莫展，一无所成。在两汉，无论报国发家，为公为私，都要谋求入仕做官，并且要掌握权势。
两汉选拔人才有两种方式，士子入仕有两条途径：察举和征辟。察举是地方向中央推荐人才。一般由皇帝下诏令，规定各地选举人才的要求和范围，包括科目、人数及年龄限制等。征辟是皇帝或公卿官府直接召集指定人才。皇帝召集叫“征”，公卿官府召集叫“辟”。两汉选举人才的科目不定，主要分品德和才学两方面，一般不进行考试，而是通过考察。实际上察举和征辟都是依据被举人的声誉，按其知名度来推荐选拔。汉代也有从下层官吏出身，或者经过考试来选举的，但没有形成制度，不是常例。虽然，这样的选举制度的特点是人治而非法治，靠知遇机缘而不据个人真才实学。所以《文献通考》说，西汉公卿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故下之人亦随其所遇以为进身之阶”（卷三五）。因此伯乐识马就成了人才知遇的典型比喻。良马遇见识马的伯乐，有幸驰骋千里，否则不免沦为凡马、劣马。马的机遇取决于伯乐，人的命运取决于选官。而人毕竟是有知有能的灵长类，何况人中之才呢？因此，汉代士人为了登上仕途，便要采取各种方式制造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声誉，博得长官的赏识，以求铅刀一试，也符合孔子教导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汉代用人制度也助长了士人的做官志向和长官意识，适应权贵势要的需要。
两汉官制有“文学”官员，选举人才有“文学”科目。但这“文学”的涵义不同于现代所指“文学”，而主要指思想文化学术，属于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教育的范畴。凡朝廷著称的文学之臣，主要指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而地方郡县的“文学掌故”及“掌书记”之类文吏，则为秘书、文书之属。以文学艺术创作而为皇帝及公卿大臣赏识的，其官衔大都不是实授其职，只是一种恩赐优遇，代表相应的官位荣禄。这就是班固称司马相如等为“言语侍从之臣”的原因，也是不列其官衔的一个原因。
汉代重视思想家、学者，轻视作家、诗人，是从巩固封建国家的功能作用出发来确定不同人才的价值地位的结果。从传统观念来说，凡属掌握专门知识技艺的官员，如史官、乐师、百工技师及医士等，在先秦时代都是天子及诸侯的内官家臣，不列入卿大夫士的统治阶级的等级，而是为天子及诸侯服务的高等奴仆。但到春秋时代，政出多门，礼崩乐坏；战国时代，诸子纷起，百家争鸣。社会制度动荡变化，一批掌握知识技艺的史官、乐师、技师等流散到社会，奔走各国，提出各种政治、思想、文化及经济、军事理论学说，兜售各色强国富民及成王称霸的方案谋略，于是形成了一个统称为“士”的社会知识阶层，以王道仁政、王霸大略换取名位荣禄，获得实官，成为卿相。较之先前掌握专门知识技艺的内官家臣来说，他们更为有用而且重要，价值大，地位高。孟子曾说过：
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记载史事的，实质一样。其中记载了齐桓公、晋文公的事迹，记述的文字就是历史，但是阐发历史事迹所包含的义理，却被孔子私下里完成了。孟子这一论述，生动表明了晋、楚、鲁国史官只是记载了历史，而孔子则阐发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三国统治者不总结历史经验，却由孔子私自完成。因此，作为思想家的孔子的社会价值、历史地位显然高于诸侯国的史官，而史官的内官家臣的价值地位也就相形低微了。到西汉建立后，由于自觉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探索改革秦代政治制度，加强思想文化的统治，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更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其价值较之先秦更为统治者重视，因此其社会地位、政治待遇明显比传统内官家臣的史官、乐师之类优越得多。所以世家史官的司马迁悲愤地说：
史官仍属内官家臣，地位接近倡伎优伶，是被社会习俗轻视的。所以，汉代重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轻视作家、诗人及音乐家，既有传统观念束缚，更有现实政治需要。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是实有其荣的“公卿大臣”，而有大臣官衔的宫廷作家其实是“言语侍从之臣”。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并不比史官司马迁好多少。试看武帝、宣帝时的著名辞赋作家的境遇。
西汉辞赋主要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才华横溢，文名甚著，其家乡四川流传着他与卓文君私奔的风流韵事。但这故事并不反映他因文才而受社会重视，恰恰相反，当时蜀中观念同样轻视文章。《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小名犬子，可见家庭社会地位不高。他从小“好读书，学击剑”，因为钦慕战国名士蔺相如，改名“相如”。年轻时曾为郎官，充当宫廷侍从。但汉景帝不喜欢辞赋，而梁孝王爱文，聚集了邹阳、枚乘、严忌等一批辞赋作家。在梁孝王进京朝会之时，司马相如托病辞去郎官职务，投奔了梁孝王，跟随邹阳、枚乘等学习辞赋写作，并写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死后，他回到家乡成都，一贫如洗，家徒四壁。幸亏旧友王吉为临邛县令，借给他一间外城的客房住宿，表面上待他十分恭敬。临邛有些土财主，有钱无位，卓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就是其中的大财主，拥有僮客八百人。因为司马相如是县官大人的贵宾，卓王孙等想宴请他来为自己增光。正好卓文君新寡在家，才女遇见才子，于是发生了琴挑和私奔的故事。私奔有伤风化，损害卓家名声，卓王孙发誓“一钱不分”，逼得这对夫妻在临邛开小酒店，卓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穿着犊鼻裈，卖起酒来。这等于出了卓王孙的丑，因此卓王孙不得不分给他们“僮百人，钱百万”以及嫁妆衣物。司马相如夫妻便靠这笔财产，回成都当了富人。可见他的文才文名一文不值。
汉武帝爱好文章，司马相如又是他最欣赏的宫廷作家。那么司马相如的实际境遇到底如何呢？他的成名作《子虚赋》传到宫廷，汉武帝读了大为欣赏，但竟认为是古人杰作，遗憾“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幸亏武帝身边有个养狗的太监杨得意，是四川人，听说过司马相如，讨好地告诉武帝，这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写的，这才使武帝知道司马相如。如此幸运的机缘，恰可见出辞赋作家的不幸地位，这样一位知名的天才作家竟不为官府和朝廷所知，没有得到任何推荐，可见辞赋作家在统治者看来，并非国家有用的重要人才。司马相如晚年精心构思创作了《大人赋》，献给武帝。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感到快意和满足，获得至为惬意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娱乐，就像欣赏了倡优乐伎的美妙演奏，而并不理会《大人赋》的思想涵义，更不在意讽喻功效。实际上，宫廷辞赋作家的地位类同倡优。武帝时著名作家东方朔，曾为太中大夫，“后常为郎，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实为宫廷高级滑稽演员。枚皋是著名辞赋作家枚乘的儿子，“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他自己也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枚乘传附枚皋传》）。
汉宣帝时主要宫廷作家王褒也是四川人。他是由盖州刺史王襄推荐的，遭遇比司马相如似乎好些。但王襄推荐王褒，是由于自己做官的需要。汉宣帝同汉武帝一样爱好歌功颂德的辞赋歌诗。“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汉书·王褒传》），于是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这个《中和乐职宣布诗》便是王襄为宣帝歌功颂德、同时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歌舞创作。它从益州演唱到京城，并且蒙宣帝召见观赏，演员还得到财帛的恩赐。如此成功，因而王襄把诗作者王褒推荐上去，宣帝也召见了王褒，并诏令王褒写了《圣主得贤臣颂》。这首以得贤臣而歌颂圣主的赋，还迎合宣帝好神仙的心意，在赋末歌颂圣主因得贤臣而优于神仙长生的功效，所以深受宣帝欣赏。从此王褒被任为侍从，屡次随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大概由于王褒太受宠爱，因而引起朝廷非议，“多以为淫靡不急”。宣帝为此说：
大意是说，辞赋大作可与《诗经》相比，小赋也像锦绣绮罗、《郑风》《卫风》那样可以娱乐，而且与倡优博弈相比，有讽喻内容及知识教育，是很好的。宣帝这一辩解，恰好表明当时观念里，辞赋其实与倡优博弈之类娱乐一样，差别仅在雅俗而已。事实上，王褒代表作《洞箫赋》就是为太子消遣解闷、开心娱乐而作的。当时，太子身体不安，心情不乐，宣帝诏命王褒等宫廷作家到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据说，太子很喜欢王褒的《洞箫赋》《甘泉赋》，以至“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由此可见，武、宣之世的宫廷辞赋作家虽是有大臣官衔的“言语侍从之臣”，实则如司马迁所说，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辞赋及辞赋作家境遇如此，诗歌及诗歌作者是否好些呢？其实一样，甚至不如。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便是指汉代辞赋占有两周《诗经》作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说，汉代辞赋作家也可视为汉代诗歌作者，辞赋作品也可比作汉代四言诗歌。但是，在汉代，“诗”和“诗人”是一种专指的名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创作和诗歌作者。单称“诗”，通常特指《诗经》；如果是汉人所作四言诗，则往往标题区别，例如王褒《中和乐职宣布诗》是继承《诗经》雅颂传统的四言诗，傅毅《迪志诗》也是模仿《小雅》的四言诗，王逸有《汉诗》百二十三篇，则当是歌咏汉事的四言诗。单称“诗人”，一般指《诗经》作品的作者，不指汉代诗歌作者。汉代诗人的通常称呼是“歌诗作者”，不称“诗人”。例如《史记·匈奴传》提道：
是引用《诗经·鲁颂·宫》的诗句。又如《汉书·司马相如传》说：
这是说，司马相如辞赋主题思想的本意与《诗经》作者的讽喻本意是一致的。又如扬雄《法言·吾子》说：
这是说，《诗经》作者所创作的叙事作品与辞赋作者所创作的赋的区别。再如曹丕《与钟大理书》说：
这是用典故，上句用《礼记·玉藻》孔子语“君子于玉比德焉”，下句用《诗经·大雅·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以上“诗人”，都指《诗经》作品的作者。显然，这一特称“诗人”是一个尊敬的专称，人们所尊敬的是《诗经》所代表的传统、经典和学术。对汉代写作诗歌者，即使是写作典雅传统的四言诗，都不尊为“诗人”，而以儒者文士称之。事实上，写作典雅传统四言诗的作者主要是学者、作家、士大夫，其特点是有学术、有德行，而且往往尊崇传统和经典。例如西汉四言诗代表作家，像韦孟是鲁《诗》学者，东汉大量写作汉诗的王逸是楚辞专家。至于王褒写四言颂诗，史称当为“辞人”；傅毅以《迪志诗》为东汉四言诗代表作家，《后汉书》列入《文苑传》，称他“少博学”，后来以“文雅显于朝廷”，可谓学者兼辞人。总之，汉代宫廷作家的桂冠属于“辞人”；特称“诗人”的桂冠属于《诗经》的作者；创作典雅传统四言诗的作者是作家学者士大夫，至于创作五七言诗及乐府歌辞的作者统称“歌诗作者”，都不称“诗人”，并无桂冠的荣誉。如上所说，这里有做官志向和长官意识，但也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传统的诗歌观念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