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标志着人类进入核时代;巧合的是,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世界开始进入另一个时代——冷战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秩序的同时,建立了以美苏两极为中心、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新秩序。而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认为,以原子弹为开端的核武器,既促进了二战的结束,又推动了冷战的发生和发展。核武器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式武器,它的影响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军事革命。无论是青铜、铁器等把人类从石器时代带入冷兵器时代,还是火药把人类从冷兵器时代带入热兵器时代,再加上飞机、潜艇、坦克等,以上种种都不足以与核武器的意义相提并论。这种差异不仅是武器本身威力大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核武器能摧毁人类自己,这是前所未有的。

以往新武器的问世是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加剧了战争的烈度,而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带来的却是恐惧,也因此核武器限制了战争的规模与烈度。自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后,核武器再也没有被用于实战,人类社会也没有再发生过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哪怕是核大国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极少发生,即使有冲突,也都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冷战之所以“冷”,就是因为热核武器的“热”。在多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之后,在不能保证只摧毁对方而自己免受核反击的情况下,任何拥核国家都不敢首先动用核武器。这是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的结论。这一结论到今天依然有效,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保证它明天、后天,直到人类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那一天都有效,而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结论为什么有效。

从历史角度看,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是渐进的。核武器首先是作为一种作战武器出现的,并且被直接使用过两次。这两次实战展现出的后果,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以后还要不要使用? 万一要使用,具体该如何使用?以及更重要、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如何避免使用它们? 它们对现代军事、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以上问题自核武器诞生起就在核武器的诞生国——美国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思考与讨论,包括与核武器研发直接相关的科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等),还有美国军方、政治决策者以及学术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家等。在苏联掌握核武器之后,英国、法国、中国等国家陆续掌握了核武器,同时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发生与发展,世界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从艾森豪威尔到里根的连续几届美国政府先后提出了从“大规模报复”到“战略防御计划”的一系列核战略或政策规划来应对美苏冷战对抗的局势。同时,围绕以上话题和形势,美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家们也进行了诸多思考,发表了相关著述。这些参与核战略思考与讨论的学者被称为“民间战略家” ( civilian strategist)或“战略学者” ( strategic scholar) 。

鉴于美国自身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这些战略学者与政府及军队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他们的身份经常相互转换,由学界进入政界,由政界重新回到学界。他们对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发挥着自己特殊的作用。作为学者,他们不像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那样或多或少受自己所在机构及身份的限制,也不受政府或军队各部门利益冲突的影响,所以这些战略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更为客观与冷静,能够提供别样的视角与观点。同时,他们又涉足政学两界,他们的思想通常能与官方政策产生一些互动。他们既能直接感受冷战与核武器给国际和国内社会带来的影响,又能了解政府高层的一些动态,还能与官方或军方直接接触乃至为其提供智库服务,这也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便利。所以,除了美国官方核政策外,在战略学界还产生与之相关的丰富的研究成果及其战略思想。这些官方政策与个人思想相结合,为我们从核武器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开辟了更广泛的空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现实的角度看,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是核武器依然存在,而且始终是当今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冷战结束的影响之一就是,虽然可能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危险基本消除了,但是核扩散的危险加大了,那就是不负责任的国家行为体和以恐怖分子为代表的某些极端的非国家行为体试图获取并使用核武器的行为开始更多地威胁整个世界的安全。单就中国来说,周边形势严峻。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核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不能不成为中国极大的安全隐患。如何应对这种形势,中国如何利用自己的核武装来保护自己,如何化解潜在核危险,都是中国政府和军队急需考虑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希望通过对美国核武器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的研究,我们能够从中汲取一些智慧、经验和教训,为解决以上国际问题和中国自身问题提供些许借鉴,这也是本书的现实意义。

此外,本书还试图初步发掘美国官方核政策与战略学界学术研究之间的联系,最终希望通过这种关系的探究来审视美国政治与军事决策的思维方式与决策模式,总结其规律与特征。本书通过对美国核战略相关文献资料的解读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美国政界、学界精英的思想往往超前于时任政府和军方的现行政策。同时,这些精英与美国官方总会存在一些联系或互动的渠道,他们的许多思想最终或多或少地在美国政府和军队的实际政策中有所体现,两者间的互动较为明显。在美国,除了官方的军政机构,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也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充满着热切关怀,并能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公开思考、讨论乃至批判;而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使其既能容许各种不同意见的表达,又存在吸收和利用各种有益意见的动力和机制,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正如外交学院王帆教授在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所著《基辛格:理想主义者》的中文版推荐序中所言:“在每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关键节点,美国都十分重视和重用战略家的思想。”1作为一部历史主题的著作,希望本书对美国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有所启发,也希望通过它体现出更多的现实关怀和民族责任感。

二、研究现状及相关文献述评

谈及美国核战略的研究成果,从国外来看,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当属英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1981年出版的《核战略的演变》2的一书。该书中译本在介绍该书时如此说:“该书详尽地评述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核战略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及依据。本书是海内外国际战略研究界公认的权威性著作,英美各大学的战略研究课程均将该书列入必读书目。”3中国学者庄去病在为该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也指出:“本书作者就1945年到1980年共35年的国际核战略问题做出广泛而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全书实际上以阐明美国核战略的前后演变为主,次及苏联等其他核国家的核战略。战略理论方面,远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杜黑主义、大战中的战略轰炸以及希特勒的V-2火箭。战后初期美国关于核武器的辩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麦克纳马拉由‘打击军事力量’向‘确保摧毁’理论的转变,‘施莱辛格主义’的出现,以至卡特政府时期对核战略的新修改,这些都说明了历届美国政府在与苏联激烈对抗之下核战略的演化过程。此外,关于一些专门问题,诸如突然袭击、有限核战争、核技术竞赛、战略平衡、战略核力量易被摧毁、核战争打法的选择等等,也都有所分析。”4

庄去病还看到了“美国核战略与保卫其西欧盟国的关系,以及华盛顿与西欧盟国在核政策上的分歧,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表述核战略问题时,往往不仅从军事的角度,而且从较广泛的政治角度来加以说明:列举核武器手段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联系,认为核武器最终要达到政治的目的”5。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弗里德曼把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与美苏冷战对抗的背景较为紧密地结合起来。弗里德曼在导言中指出:“本书侧重于美国国内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我的目标是系统地、比较全面地论述核战略的主要问题。为此,对核战略辩论中最重要的个人贡献都做了较细致的分析,但是本书并非各种核战略巨著的评论集,因此对于某些很受欢迎的作者可能没有给予应有的篇幅。同样,尽管我很注意考察理论与政策的相互作用,但是本书并非一部核决策的历史。……它所力求做到的是,详尽地评述官方和民间谋求建立一种言之成理的核战略的历史。”6

但是,该书写作时间较早而且涵盖内容广泛,在材料的运用上,更多使用了相关学者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著述,没能使用更为原始的官方档案、学者们的内部报告或演讲稿,使得该书对许多问题的论述还不够深入,甚至有所欠缺,如“灵活反应”与“确保摧毁”的关系,“施莱辛格主义” “抵消战略”“战略防御计划”的形成过程以及相关决策者个人的作用,等等。

1983年弗莱德·卡普兰( Fred Kaplan)出版了《世界末日的向导》一书,主要结合美国官方核政策的发展,论述了兰德公司战略研究人员在氢弹、大规模报复、导弹差距、有限战争、战略报复力量的安全性等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观点以及他们与官方政策之间的联系,批评了核战争的危险性,把这些研究人员称为“世界末日的向导”。7此外,美国埃默里大学安德鲁·梅(Andrew May)1998年的博士论文《兰德公司与美国战略思想的动力:1946—1962》专门探究了兰德公司与美国战略思想的关系。文章指出,兰德的研究关注点从20世纪40年代的有限战争战略转向20世纪50年代的威慑战略,开始广泛关注核武器的战略与政治影响,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避免核战争、核战争下的生存、战略的灵活性、有区别地使用核武器等。这些思想对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 Kennedy)政府特别是麦克纳马拉( Mc-Namara)的军事战略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后来几十年美国核战略的基础。该文对兰德公司的研究很有意义,只是其关注对象只限于兰德公司,并没有涉及其他机构或学者的研究和思想。8

核战略同样是美国军事著作的重要研究对象,拉塞尔·韦格利( Russell Weigley)的《美国战争的方式: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一书,在论述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时候,把核武器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重点研究,特别介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军方围绕核武器与各军种发展的争论,以及政府的主张,同时把战略学者的观点也加入进来,并列举了一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和军队发展策略产生影响的事例。9阿伦·米利特( Allan Millett) 、彼得·马斯洛斯基( Peter Maslowski)、威廉·费斯( William Feis)三人合著的《美国军事史(1607—2012) 》战后部分从军事的角度介绍了美国军队在二战后的发展轨迹,核武器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自然也得到了重视,其中对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政府的“新面貌”战略之下陆海空三军各自发展核武器装备的情况有相对丰富的论述。该书所介绍的军事信息非常有助于对官方政策与学界思想进行比较研究。10

最为细致介绍美国战后三十余年核武器与官方核战略发展的当属麦乔治·邦迪( McGeorge Bundy)于1988年出版的《危险与生存——五十年来美国对核弹的选择》一书。11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英联合研制原子弹开始,一直写到里根时期。该书按三大部分撰写:第一部分从罗斯福( Roosevelt)到艾森豪威尔第一任期(第一章至第六章) ,作者依据档案以史家的身份来写;第二部分从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期到肯尼迪时期(第七章至第十章) ,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写;第三部分从约翰逊( Johnson)直到里根( Reagan)时期(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 ,作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写。该书的主旨在于从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的对抗出发来讨论全球范围内的危险与生存问题,所以针对性强,偏重一些冷战危机个案的研究或介绍。不过,该书从许多关键决策者个人的角度出发来对冷战后半期美国核选择的论述还不够全面。

除了整体关注美国核战略的著述外,还有一些单独关注某一政府核政策的研究。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第一个明确、成熟、系统的核战略,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新面貌”大战略调整的核心部分。萨基·戴克瑞( Saki Dockrill)的《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国家安全政策》一书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了全面研究,包括核战略、外交与集体安全、对外经济与军备控制政策等多个领域。12不过,“大规模报复”战略当时颇受各界争议,后来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不少美国学者、退役将领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提出批评,并积极倡导“有限战争”战略来替代或者补充“大规模报复”战略。还有在野的民主党积极批评政府的军事战略,提出自己的政策选择。可以说朝野各界对政府战略议论纷纷,但有自身考虑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直到最后也没有正式放弃所坚持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档案证明在其第二任期内,政府内部已经开始重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不足之处,并对朝野各界的异议做出了反应,着手研究美国执行“有限战争”战略的必要性、可行性。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没有专门关注并系统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有限战争”理论与战略的研究与探讨。13因此有必要利用已发掘的档案来关注这一动态,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朝野各界对美国核战略的探讨中,可以找寻其下任肯尼迪政府“灵活反应”战略的理论准备与现实基础。

肯尼迪政府上台之后,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战略进行了较大修改,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做出了主要贡献,提出了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的“确保摧毁”战略来威慑苏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攻击;同时又致力于推广主要依靠常规力量的“灵活反应”战略来应对苏联在世界各地的非核挑衅,尽量避免核战争。国外有关肯尼迪政府与约翰逊政府核战略的研究不少,一般都分别关注和介绍了“灵活反应”与“确保摧毁”两个战略原则14,但它们大多成书较早,尚没有依据档案集中关注麦克纳马拉个人思想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战略演变关系的完整研究,而且也缺乏对“灵活反应”与“确保摧毁”两种思想之间关系的探讨,以上课题都值得再关注。

对尼克松( Nixon)政府核战略的研究,很多研究都主要关注了其第一任期提出的“核充足”与“现实威慑”概念。然而,在尼克松政府与福特政府任期内,美国核战略的调整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1974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 Schlesinger)宣布的、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的核战略更具代表性,其核心内容是“有限核选择”。 “核充足”与“现实威慑”只是当时美国核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阶段性思考,这一时期核政策的研究与表述只是“施莱辛格主义”出台的前奏。15国外对“施莱辛格主义”的决策过程及其内容也早有研究。16不过,它们对施莱辛格本人与“施莱辛格主义”之间关系的关注还很欠缺。17虽然“施莱辛格主义”并非完全是施莱辛格个人思想与政策主张的成果,但仍有必要探究战略学者出身的施莱辛格的个人思想在尼克松政府核战略调整中所发挥的作用。

卡特( Carter)政府后期,美国与苏联进行的缓和进程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而终结。卡特政府重新树立对苏强硬立场,提出“卡特主义”,并修改核战略,制定了PD59号文件,宣布用“抵消战略”来威慑苏联的扩张。有人认为“抵消战略”是不同于尼克松政府的“有限核选择”的新战略;也有观点认为“抵消战略”是“有限核选择”的自然延伸。国外已经有针对卡特政府PD59号文件形成过程的初步研究18,但缺少原始档案的支持,缺少对PD59号文件与尼克松政府阐述“有限核选择”战略的NSDM242号文件之间关系的详细探究。因此,仍有必要依据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档案及其他外交文件,在探究PD59号文件形成过程的基础上,对PD59号文件与NSDM242号文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卡特政府核战略与尼克松政府核战略之间的关系。

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决定改变美苏“恐怖平衡”的相互威慑局面,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寻求绝对的安全保障和攻防兼备的威慑力量,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同时,该计划也引发了美国朝野各界有关新时期美国核战略走向的又一次热烈讨论。针对该计划的提出,国外已有一些早期研究,介绍了大概的过程。19但由于里根政府档案开放有限,鲜有基于档案的研究,因此很有必要根据里根政府最近解密的部分政府档案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里根政府核战略转变的同时,对美国朝野各界围绕“战略防御计划”进行的政策和思想的探讨与争论加以比较分析,探究里根政府核战略转变与美国学界战略思想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20世纪80年代美国核战略思想争论的新高潮。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研究美国总体国家安全战略的杰出著作是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 John Gaddis)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一书。该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分析了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成功地揭示和展现了多项在他看来“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思维方式。该书的论述较为全面,不过更加注重战略思维的分析,没有专门从核武器及核战略的角度来集中分析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20斯科特·萨根( Scott Sagan)的《移动的目标:核战略与国家安全》一书从美国核打击目标变迁的角度简述了美国核理论的演变,没有进行细节和个案研究。21

安德鲁·巴切维奇( Andrew Bacevich)主编的论文集《长期战争:二战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新历史》,是由十多位战略学者分别撰文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意识形态、决策的政治学、政治与军事伦理、战略武器的发展及相应政策等多角度总体介绍二战以来的美国国家安全政策。22

当然,国外有关核战略的研究不限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印度学界和军界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印度空军军官特里帕提( Tripathi) 1970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核战略的演变》的著作。23其内容虽不如弗里德曼的书丰富,但这一早期尝试本身就很有价值。该书是印度空军面对20世纪60年代国际核态势,特别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形势而专门创作的。该书首先介绍了核战略的起源,主要是美苏核战略的发展情况,引用了英美学者如英国的物理学家布莱克特( Blackett) 、皇家空军上将施莱瑟( Schlesser)爵士24和美国的布罗迪( Brodie)、奥斯古德( Osgood) 、基辛格( Kissinger)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介绍了核武器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有限战争、核威慑、预防性战争、先发制人等核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然后介绍了苏联核战略的演变,评估了中国的核武器潜力与政策。该书篇幅不长,各方面的介绍简要、概括、集中,军事方面针对性强,具有情报与政策参考的意义。不过,该书并没有涉及美国学者战略思想与官方政策的关系。

以上是国外的研究状况,国内关于美国核战略及其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类:(1)集中关注美国官方核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更替25;(2)对美国核战略思想理论的某一两个话题进行概述性的介绍或集中研究;(3)军队学者从纯军事的角度来介绍、研究和学习美国的核军事和战争理论。鉴于核战略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军事问题,中国军事学术界对美国官方核战略的研究相对较多。

最早有关核战略的著作是国防大学徐光裕于1987年出版的《核战略纵横》一书26,这应该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核战略的专著了,“纵横”二字就能表现出该书作为核武器及其战略知识的普及性读物的特点。作为开创性著作,该书向我们介绍了核武器与核战略的基本知识。 1995年,国防大学王仲春与夏立平合著的《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一书,介绍了美国核力量的发展、官方核威慑政策的制定与运用(从大规模报复到相互确保摧毁)以及核军控政策等。27此外,也有一些宏观梳理或介绍某一段时期内美国核战略演变的文章,能提供有益的线索,但其研究都不够深入,也缺少原始档案材料的支撑。

张沱生2014年主编的《核战略比较研究》 ,邀请几位学者分别介绍了中、美、俄、英、法、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国的核政策,并从各国核武库的发展、规模、核武器的运用政策、核军控与裁军政策等方面对以上各国做了对比。其中一章简要梳理了从杜鲁门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的美国核政策,涵盖范围广,只做原则性介绍,但对美国70年来的核战略进行了一个总结,提出了三个不变:核威慑的根本原则不变;核武器作为国家安全基石的政策不变;追求绝对安全的战略目标不变。28詹欣所著《冷战与美国核战略》一书,根据新近解密的美国档案,对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起源,美国对我国“两弹一星”计划,以及美国对朝鲜、印度和我国台湾当局核计划的对策进行分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的另外一本著作《从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在全面阐述遏制战略的决策过程的同时,也简单介绍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的缘起,认为在冷战初期美国政府没有十分看重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29

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国内尚无对美国核战略思想的系统研究,只有个别文章或著作中的一部分对某些话题有所涉及。30军队学者许嘉的《美国战略思维研究》一书,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为载体,提出美国战略思维方式中的批判性思维对美国战略的影响,列举了布罗迪的《绝对武器》和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两个案例,指出美国的核战略“经过了一个不断调整、修正和反思的过程。在反思过程中,美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批判性很强的文章和著作。他们不是对以前战略的简单总结、肯定和歌颂,而是专门要找出正在实施中的战略的缺点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阐述和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些优秀的文章和著作出现之后,往往会名噪一时,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战略发生调整”31。可惜,作者只是指出这一现象,并没有从细节结合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和论述。不过,另有一些中国学者简单概述了美国核战略演变的历程。32军队学者武天富的《国际核战略思潮》一书从纯军事思想的角度介绍了世界各国对核武器的运用与控制。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军事科普读物,其中也概括了美国核力量运用的指导思想具有“主动、纵深、灵敏、协调”等特点。33

另一位军队学者李显荣的《论核战略》一书系统梳理了核武器与国际关系互动的历史,以及美俄英法中五大国的核战略,注重分析国际关系与核武器发展的相互影响。就美国核战略来说,该书偏重从哲学理论方面批判“美国核霸权主义”,然后在比较世界主要有核国家核战略的基础上,从理论高度深刻分析了中国核战略的高明之处及精深内涵。34还有周建明以遏制战略为例,解释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种称霸世界的战略,并且受到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其所信奉的基本逻辑是实力,特别是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主的硬实力。35以上观点的批判性过于明显,把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几乎等同于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

至于对美国战略学者个人思想的研究专著,国内较为稀少。龚洪烈于2009年出版的《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是一部颇有价值的中文著作,其中“核时代的美国战略:有限战争”一章,依托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和《选择的必要》两书对基辛格的核时代有限战争思想做了较为细致的介绍与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36石斌所著《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从历史角度全面分析并积极评价了尼采的战略思想及其一生参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设计的历程。37除此之外,国内也有相关的书评类著述。袁正领、周杰于2000年出版的《从核战争到有限战争: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浅说》指出,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是当代美国核战略与有限战争理论的代表作之一。该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全面战争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有限战争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有效途径、有限核战争战略是最有效地利用特殊技能的战略等有限战争理论的论点,以及有限战争理论对美国战略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影响。38

除了核战略本身,核军备控制与裁军、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等都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肯尼迪政府到里根政府,美苏双方经过努力达成了一系列限制核军备竞赛的双边与多边协议,为维护本国乃至世界的安全做出有益的贡献。如《部分核禁试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对过去乃至现在的国际核军控与核安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影响。关于以上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也都有所关注,并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39由于视角或档案文献的限制也存在一些关注不足或研究不够的领域,如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的反导部署与《反导条约》谈判之间的关系,《反导条约》的存续对里根政府“战略防御计划”产生的影响等,都值得根据美国政府最新档案文献进一步挖掘。

三、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国家安全战略” (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这一概念并没有在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制定时出现,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则贯穿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决策的始终,实际上承担着国家安全战略的角色。到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 ,规定总统每年要向国会提交一份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安全战略”作为一个正式概念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中,1987年1月,里根总统首次向国会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此惯例一直延续至今。 199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版的《军语及相关术语》正式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界定,认为国家安全战略是“为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目标而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力的各部分(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的艺术和科学。也称国家战略或大战略”40。

国家安全战略是超越军事战略的,其内涵和外延囊括了军事战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众多领域。41但从古至今,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发展变化,在组成国际社会的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素中,军事安全始终是第一位、核心的安全要素。即使在今天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的背景下,传统的军事安全依然是各国首要的关注对象和领域。而在冷战时代,核武器又成为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中的核心与支柱。因此,本书主要从核武器与核战略的角度来探究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美国核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是一个由多种具体政策构成的综合性概念。关于美国的核战略或者说核政策,尼克松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他们把核战略划分为四个组成部分:运用政策( Employment Policy)——现有核武器如何选定打击目标以及在核战争中如何运用;部署政策( Deployment Poli-cy)——如何部署美国的核力量,包括在海外的部署;采购政策( Acquisi-tion Policy)——用来研发和购买核武器系统的计划标准;宣示政策( De-claratory Policy)——美国如何向公众、盟友和敌人描述自己的核政策。42简言之,“核战略是关于使用或威慑使用核武器以达到国家政策与军事战略目标的科学和艺术”43。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冷战时期以核战略为中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除了以上所涉及的四个方面的核政策本身,还把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核导弹防御政策作为核武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同时将探讨官方政策之外各相应时期美国战略学界对核战略问题的相关思考及其产生的理论成果与官方政策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本书主要从政策层面与历史角度对美国核战略进行实证研究。

具体来说,除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突出表现,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技术不断发展、美苏激烈的核竞赛、核战争阴影始终笼罩于地球之上也是冷战时期另一个明显时代特征。为了应对以上形势,美国政府提出了诸如“大规模报复” 、“灵活反应” 、“相互确保摧毁” 、“施莱辛格主义” (有限核选择) 、“抵消战略” 、“战略防御计划”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核战略。这些战略都能反映美国政府根据不同阶段的冷战形势和核武器技术本身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应对政策的动态。一些关键参与者或决策者,如杜鲁门( Truman) 、凯南( Kennan) 、尼采( Nitz)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 Dulles) 、肯尼迪、麦克纳马拉、尼克松、基辛格、施莱辛格、卡特、布热津斯基( Brzezinski) 、布朗( Brown) 、里根、特勒( Teller)等,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个人对核战略与冷战形势的思考和认识深深渗透到美国国防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中。除了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他们本人又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来自学界或政界知识精英助手或智囊人士的影响,这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

通过分析美国决策者和战略学者对美国核战略进行的思考及其产生的政策与思想成果的研究,本书希望能够发掘核武器本身与冷战形势的发展对美国政界和学界知识精英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也试图反过来揭示这些政界和学界精英的战略思想对美国官方核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所发挥作用。通过对美国核战略发展史的梳理来认识当今时代美国核战略的源头和现状,同时从核战略的角度来认识美国军事工业与政治学术作为一个复合体在美国政治决策体制中的特征与影响。此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本书还希望能思考和总结历史上的战略家对核问题的思考、论述和决策,这对认识和解决当今世界包括中国面临的核问题多少有些参考作用和借鉴之处。总之,本书希望在批评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美国政府最新档案文献和相关决策者与战略学者的著述,从核武器政策的角度,关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历程,客观地揭示美国核战略演变的历史、特征以及核武器、核政策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与运用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运用史料分析法,从多种渠道搜集和考证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发展与控制、核战略的制定与执行、总体国家安全战略设计等方面的政府和个人档案文献资料。其次,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书一方面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某些特定和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美国政府核战略决策进行细致的案例研究;另一方面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不同政府核战略的异同,探究它们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最后,本书还借鉴国际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多维度展现历史细节。在依据翔实的政府档案资料研究的基础上,还重视依据相关决策者个人著述,分析美国决策者个人思想对核战略决策的影响。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与创新之处

本书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历程为背景,以其中历届政府核战略的演变为主线来进行写作,主要论述冷战时期美国为应对设想与现实中的苏联威胁而不断制定和调整以核战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历程。虽然遏制战略是美苏冷战过程中美国历届政府始终奉行的国家安全战略,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形势下都有不同的体现,都有相应的调整。美国政府似乎“存在一种不成文的惯例,每当新政府上台都会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政策”44,其中对核战略的评估与调整尤其明显,几乎每一任政府都会根据自身面临军事安全形势的特点提出有代表性的核战略。

虽然冷战时期美国历经九任总统,但笔者根据政府的连贯性及其代表性核战略演变的线索将全书分为七章。

第一章论述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核武器初步发展与遏制战略初创时期,核武器作为辅助力量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定位,以及杜鲁门政府启动核武器的大规模研发事业为后来核武器地位上升奠定基础的历史意义。第二章主要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大力发展核武器前提下制定一个成熟的以“大规模报复”为核心理念的核战略,并将其逐渐完善的过程,这时候核武器已成为美苏冷战局面下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依赖力量。这两章内容所涵盖的历史阶段是美国垄断或者占据绝对核优势的时期,这是这两届政府制定核战略的共同背景。

第三章主要论述在苏联核力量不断追赶并接近美国的新局面下,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任政府如何在坚持大规模核威慑的前提下,提出并运用“灵活反应”与“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第四章主要论述了尼克松与福特两任政府进一步承认美苏核均势已经形成的事实并基本坚持“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原则下,如何来提升美国核武器的技术优势,并增强核武器运用的灵活性的。其成果就是提出以“有限核选择”为核心理念的“施莱辛格主义”。第五章则是论述卡特政府在“有限核选择”战略理念及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美国核力量的技术优势来抵消苏联核力量的数量规模优势的过程,其代表性成果就是“抵消战略”的提出。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所涵盖的历史阶段是美国逐渐丧失绝对核优势、美苏最终实现核均势的时期,这段时期内,美国政府都是在承认并接受美苏核均势的情况下制定核战略的。

第六章重点论述了里根政府厌倦了美苏核均势下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进而重新寻求核优势的过程,其特点是面对美苏核打击力量均衡的现实,里根政府借助美国的经济和科技优势从核防御领域重新寻求优势。这一过程的标志是里根政府“战略防御计划”的提出及实施。第七章主要论述了布什政府在迎接冷战终结的过程中,继续发挥美国全面优势,在应对更多样安全挑战背景下有所继承地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这两章内容所涵盖的历史阶段是苏联面对美国在现代军事特别是核防御领域的技术竞争已经力不从心,美国再次占据优势,并最终赢得与苏联的冷战对抗的时期。

在以上所有七章的论述中,美苏核力量对比之变化与美国核战略之调整的互动关系贯穿始终,是连接各章的主线。

最后,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看,较以往以美国核战略为主题的研究有很大的扩展。在对美国核武器相关政策的研究中,除了政府和军方的高层政治决策过程和政策演变本身,本书还特别注重历届美国政府中决策者个人思想、相关领域的战略学者的思想在国家安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很多决策者个人,如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里根等总统以及分别出任过国防部长、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纳马拉、施莱辛格、布朗、杜勒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都对核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甚至研究,他们会把自己的思考运用到决策实践中。还有诸如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人员和特勒等科学家,他们也与决策者有着密切联系甚至沟通,其思想及研究成果也从不同角度和程度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把战略思想与战略决策联系起来研究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和创新。

第二,运用新档案、扩展文献来源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和创新。自尼克松政府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档案文献的解密开始不久,而且还在解密过程中,据此可以获得一手的、最新的档案资料来对离我们最近的这段历史进行扎实有据的研究。除了传统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FRUS) ,本书还搜集和运用了其他数据库的资源,如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 DNSA)和美国解密文献参考系统数据库( DDRS)档案,艾森豪威尔、卡特、里根等总统图书馆档案,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及“核扩散国际史项目”的电子档案数据库资料,以及兰德公司等智库文献资料。同时,鉴于涉及政府决策者及战略学者思想的研究,在文献资料利用方面,除了政府档案,本书还重视对以上重要人物个人著述(如日记、回忆录、原始研究报告及论文等)的搜集和利用。

第三,尝试提出与解决核武器相关的新问题。在美国核武器政策的具体研究内容方面,笔者除了对核宣示、核运用、核部署、核采购等基本政策进行研究外,还把核军备控制与裁军、核导弹防御政策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互动研究,丰富了对美国核战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内容,特别是弹道导弹防御问题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与现实中都有其特殊地位,本书也给予了特别关注,揭示出超级核大国核力量对比以及核武器系统攻防技术本身的水平是决定核防御政策的两大关键因素。

1 〔英〕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陈毅平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Ⅲ页。

2 参见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弗里德曼在2003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三版,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后冷战时代。

3 参见〔英〕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核战略的演变》,黄钟青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5 同上书,第2—3页。

6 同上书,第8页。

7 参见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8 参见Andrew May,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Strategic Thought, 1946-1962,” Ph. D. diss., Emory University, 1998, p. 435。

9 参见Russell Weigley,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

10 参见Allan Millett, and Peter Maslowski and William Feis, For the Common Defense: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607 to 2012, New York: Free Press, 2012。中译本为〔美〕阿伦·米利特、〔美〕彼得·马斯洛斯基、〔美〕威廉·费斯:《美国军事史(1607—2012)》,张淑静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

11 参见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中译本为〔美〕麦乔治·邦迪:《美国核战略》,褚广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2 参见Saki Dockrill, Eisenhower'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1953-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13 国内外有关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限战争”的研究多以理论批评和建议为主,或者结合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战争实践来谈有限战争,未见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朝野各界共同参与的对有限战争政策探讨的专门研究。部分美英国家的代表性研究有Seymour Dietchman, Limited War and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4; Morton Halperin, Limited War in the Nuclear Age, New York: Wiley, 1963; Everett Ryder, Limited War: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65; Steven McMahan, Limited War: Korea to Vietnam, Department of History, 1969。中国的代表性研究有陈舟:《美国有限战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军事历史》1995年第6期;蓝信刚:《美国有限战争理论初探》,《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陈捷、尚金锁:《美国早期有限战争理论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王国强:《美国有限战争理论与实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袁正领、周杰:《从核战争到有限战争——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浅说》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体现艾森豪威尔政府官方核政策争论的研究有石斌:《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关于核报复战略的内部争论》 ,《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14 参见 William Kaufmann, The McNamara Strateg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Samuel P. Huntington, ed., The Strategic Imperative: New Policies for American Security, Cam-bridge: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hilip Windsor, Strategic Thinking: An Introduction and Farewell,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2; Amos A. Jordan, et al.,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6th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威廉·布尔依据尼克松政府档案对尼克松第一任期核政策的研究与决策进行了很详细的论述,指出这些前期工作是“施莱辛格主义”的“前奏”。参见Wil-liam Burr,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the ‘Horror 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1969-1972, Prelude to the Schlesinger Doctrin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7, No. 3, 2005, pp. 34-78。

16 参见Terry Terriff,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 S. Nuclear Strateg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Lynn Davis,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Deterrence and the New American Doctrine,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76; Amos A. Jordan, et al.,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6th ed.,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苏〕波格丹诺夫等编:《美国军事战略》,李静杰等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7 国外另有著述对施莱辛格的经历及其在尼克松政府中的角色有所介绍,但在其个人思想与政策主张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留有很大研究空间。参见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Benjamin Frankel, ed., The Cold War, 1945-1991, Leaders and Other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Detroit: Gale Research Inc., 1992; Law-rence Freedman, 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William Burr,“‘Is This the Best They Can Do?’: Henry Kissinger and the US Quest for Limited Nuclear Options, 1969-1975,”in Vojtech Mastny, et al., War Plans and Alliances in the Cold War: Threat Perceptions in the East and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8 参见William W. Newmann, Managi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oces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3; Vincent A. Auger, 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utron Bomb,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6; Sam C. Sarkesian, Defense Policy and the Presidency, Carter's First Tear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9。

19 参见Paul Lettow, Ronald Reagan and His Quest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William J. Broad, Teller's War: The Top-Secret Story Behind the Star Wars Decep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Donald R. Baucom, The Origins of SDI, 1944-1983,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2。

20 参见〔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增订本)》,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21 参见Scott Sagan, Moving Targets: Nuclear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22 参见Andrew J. Bacevich, ed., The Long War: A New History of U. 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参见K. S. Tripathi,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 Delhi: Vikas Publications, 1970。

24 参见P. M. S. Blackett, Studies of War, London: Oliver and Boyd, 1962; Sir John Slessor, Strategy for the West, London: Cassell and Co., Ltd., 1954。

25 参见黄椿:《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几点评价》,《美国研究》1989年第4期;朱昕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兴衰》,《外国问题研究》1993年第1期;田景梅:《核威慑与核战争》,《外交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26 参见徐光裕:《核战略纵横》,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7 参见王仲春、夏立平:《美国核力量与核战略》,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王仲春在2007年出版的《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一书分别介绍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的核武器与核政策,以及当今世界的核态势,属于军事科普读物,也提供了不少核军事资料和信息。参见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28 参见张沱生主编:《核战略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9 参见詹欣:《冷战与美国核战略》,九州出版社2013 年版;詹欣:《从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0 陈建军于1985年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威慑理论初探》一文属于国内最早探讨威慑理论的成果,他指出威慑并非核时代才出现的理论,论述了从古代到核时代以前的早期威慑理论,然后是核时代的威慑理论,也就是核威慑理论,并引入了美苏对峙的因素。他最早向中国介绍了谢林、卡夫曼和卡恩等美国战略学者及其研究成果,虽然简略,但意义重大。张曙光于1990年在《美国研究》上发表的《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一文进一步介绍了美国学界对“威慑理论”的界定、研究发展历程和代表人物(如布罗迪、沃尔斯泰特、谢林等)及其主要观点,为后来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指导。

31 许嘉:《美国战略思维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

32 参见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张静怡、宋久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萨本望:《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及走向(上)》,《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3期。

33 武天富:《国际核战略思潮》,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34 参见李显荣:《论核战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5 参见周建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逻辑:遏制战略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6 该书作者首先介绍了基辛格有关有限战争的一般理论,然后引申到有限核战争,指出:“基辛格关于有限核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其有限战争理论的自然结果,从逻辑上来说是非常有力的论证。但是这样的逻辑论证却是基于对于核武器技术的一知半解,并以之为错误的前提。”“初出茅庐的基辛格关于有限核战争的论述充满了纸上谈兵的味道。”龚洪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37 参见石斌:《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8 参见袁正领、周杰:《从核战争到有限战争: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浅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9 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形成可参见David Tal, The American Nuclear Disarmament Dilemma, 1945-1963,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8。关于《核不扩散条约》的形成,可参见姜振飞:《美国约翰逊政府与国际核不扩散体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关于第一阶段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著述则更多,如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uclear Arms Control: Background and Issues,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5; Colt D. Blacker, Reluctant Warrio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7; Michael B. Donley, The SALT Handbook,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1979; Gerard Smith, Doubletalk: The Story of SALTⅠ,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卿文辉:《霸权与安全——美国导弹防御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文杰:《尼克松时期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研究(1969—1972)》,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年;李伟峰:《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于群主编:《美国国家安全与冷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书中有一章从美国应对中国的角度谈及了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的反导部署;侯锐:《美国战略核导弹发展与控制研究(1945—1980)》,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这本书专门从美国核导弹的角度论述了1945—1980年间美国的导弹研发与军备控制政策。

40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美国军事基本情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7页。转引自杨毅主编:《国家安全战略理论》,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41 同上书,第18页。

42 参见M. Todd Bennett,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35,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1973-1976,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4, p. 50。

43 此外,美国军方理论界(美国国防大学教材《核战略》)将美国核战略设定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核威慑政策,又称宣示政策(Declaratory Policy),它是由总统、国防部长或其他决策者公开向敌人、盟友及其他对象明确宣布的有关核威慑的理论、政策和使用原则等的综合性政策。第二,核力量运用政策(Employment Policy),即美国在核威慑失败时在核战争中实际运用核武器的政策和计划。它依据总统的指令和国防部长下达的核武器使用原则制定,主要包括核武器打击目标与核作战计划。第三,核力量发展政策( Force Development Policy),即美国研究、发展、试验和采购核武器系统及战略指挥、通信、控制及情报系统的计划和项目,主要见于“防务指南”和“财政年度国防报告”之中,其具体表现形式为核武器发展计划和战略武器的装备与部署。转引自王仲春:《核武器·核国家·核战略》,第101—102页。在军方的解释中,第三项政策其实就是部署与采购政策的综合。

44 Amos Jordan, et al.,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