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技地居住在这个世界

研究哲学，就是认识自我。这就是我们寻求智慧的开始。要分析科技智人（Homo sapiens technologicus）的存在形式，首先就要有这样的质疑：“生活在当今的科技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科技地居住在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科技智人提出了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与科技有关的哲学问题针对的是总体意义上的人。如今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又变成了什么模样？人的存在形式、在世界上的居住方式——或者说——人构建与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要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收集与技术有关的哲学素材，还要收集当下人们对现代性的哲学思考，并将这些内容与哲学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科技智人，我们应通过思考，重新恢复自身的存在潜力。因此，科技哲学对于现代哲学而言是一次机遇，一次自我更新的机遇。[1]

1978年，现代科技哲学先驱之一（保罗·T.杜尔宾）指明了这一领域的问题，并获得了一致认可：“承认这场思想运动合理性的人要接受下列观点：

一、科技与科技文化方面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从哲学的角度澄清。

二、截至目前，绝大部分文字资料都不能说明问题，一定要有严肃的哲学家加入其中。”[2]

先驱者的自信，背后是不满的情绪所带来的压力：哲学似乎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当务之急。

继法国的吉尔伯特·西蒙栋[3]（Gilbert Simondon）和德国的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57）尝试研究与技术人员有关的哲学人类学之后，在实用主义的传统下，有些美国研究人员把一种让技术人员与人类重归于好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让技术哲学存在于哲学，但是技术哲学与工程技术哲学[4]一样，始终被边缘化。

我们要知道需求在哪里：科技不需要依赖哲学而生存。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科技世界中活下去，那就需要科技哲学。

显然，我们缺乏明确的导向：没有定义、案例研究和基本概念的分析。我们也没有标准：由于道德共识的缺失，在当今自由的科技社会里，没有任何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可以对科技进行裁决。我们追寻的不只是自由的科技社会，更是民主的科技社会。

但是，人们立场不一。媒体通常憎恶科技。当然，也有一些人对科技十分迷恋，只是表达得含蓄隐晦罢了。其实，他们与最有利于社会结构的选择是一致的。例如，在医学伦理问题上，科技哲学的缺席一目了然。越是寻求“专家”和“委员会”的帮助，哲学的缺席就越明显：科技智人没有“智者”，但是有“专家”。[5]如果我们在一个既不熟悉也不想了解的领域发现了“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既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又不能提供价值的标准，那我们就走运了。不过，荒唐的事也有原因：我们既不敢谈论智慧，也不敢承认智慧要我们从根本上进行质疑，所以我们认为，评价科技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与科技有关。

与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理解问题本身的范围、深度与意义。

与科技有关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具有颠覆性，因为它质疑了我们的存在与思考的方式。在对科技做出最终评价时，我们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互联网拯救了人类，转基因生物毁灭了人类……或者相反），因为在最初感知科技现状时，我们不承认，或者说，不想质疑自己的存在与思考方式。简单地说，我们也许不善于观察“当下”。

“当下”从根本上焕然一新，而且变化的方式出人意料：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发生改变，正因为如此，“当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我们学着观察这个意外吧，这样才能理解真正的新东西。新东西始终围绕一个不被察觉的“太近”的东西——日常（开始变得重要）——以及新的日常展开：在舒适且民主的世界里，日常小事成了头等大事。这也就意味着：眼下我们生活的世界已不再思考最基本的哲学要素。如今，“认知”“自由”“价值”“决策”以及“筹划”的意义变了。科技问题追寻的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既不会成为对事实的总结，也不会成为实用的科技运用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