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农民

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研究之后，威斯康星大学农业教授、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金博士（F. H. King）于1911年写了一本小册子《四千年农夫》1，对于任何一个对远东集约化农业感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项有趣的研究。金的这部书正是以一种恰当的精神写就的，显示了他对这一主题的惊叹和热爱。如果说对他最为实际的论述方式有什么批评意见的话，那只能是因为他对勤劳的天朝高度发达的耕作方式如此着迷，以至于他忽视了其中某些可能会得到根本改善的明显特征。

他的旅行学习是一次愉快的冒险。他本人是一位一流的农业研究者，来自一个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农业机械使用方面是世界第一的国度。但他却以谦虚的观察家的身份来到远东，并对此次考察抱有很高的期望。

随着他到中国粮田次数的渐增，他的惊叹也在不断增加。他的观察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我们美国人是初学者，会以粗放的方式从事农业，依靠矿物肥料，由于我们的卫生设施不利，而让大量的天然肥料流入河流和海洋。总有一天，当我们的人口增长时，我们必须到东方去学习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人们几千年来从事精耕细作的方法，谨慎使用所有的天然肥料，而不使用人造化肥，以便保持土地的丰收。

在我尝试着借助金教授的大量统计数据来描述中国农业之前，我想引用他书中的一些话，这些话对远东富有耐心的农民来讲是一首鼓舞人心的赞美诗：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亲眼看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民，在他们的田园中漫步，看看这些世界上最古老的农民，多个世纪以来由他们的需求和经验发展起来的一些方法、工具和各种步骤。我想知道，在经过20或30个世纪，甚至40个世纪的耕作之后，他们如何能够使自己的田地保持生产效率，以满足这些国家稠密人口的需要。

我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几乎每天我都被传授一些技能，每天都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这些必须面对的各种状况和过程让我应接不暇：关于这些国家多个世纪以来保护其自然资源的方法和程度，对他们从田地里获得丰收的数量让人感到惊讶不已，并对他们为每天5美分的工资（包吃）或15美分（不包吃）而欣然付出的高效的人力资源感到不知所措。

1911年美国的人口密度只有每20英亩2 1人，而中国的人口密度大约是美国的10倍，即每2英亩1人。金博士从山东平原的耕地中统计出了中国农业所能养活的人畜数量。在一种情况下，他发现每平方英里有3072人，256头驴，256头母牛和512头猪；在另一个例子中，在同一面积上有3840人，384头驴和384头猪。在长江三角洲的崇明岛上，根据官方1902年的统计，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3700人。

对所有国家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工业和社会问题是，他们应该充分和正确地了解使中国、朝鲜和日本能够养活如此庞大人口的方法。这一发展所经历的许多发现和路径都永远埋藏在了过去，但这种独特的对生计的维持力量，东亚人在几个世纪前就获得了，一直延续到如今，几乎看不到衰退。这值得进行最彻底的研究，并且现在进行这种调查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世纪之初，从孤立的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在工业、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特别需要进行此类的考察。现在到了每个国家要研究其他国家的时候了，通过相互理解和合作努力，使所有人都能共享这些研究的成果。这项工作的方向应该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合作和互助因素。

如果我想表达中国那独特生产力的秘密，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实际问题：

1．对农田的灌溉到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

2．可以保存和使用任何种类的垃圾作为肥料。

3．每年的多次收获季。

4．对土地和劳动的无限热爱；精耕细作，精益求精。

对中国内地农业饶有兴趣的细心观察者首先会注意到，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耕地都是梯田。只有蒙古和东北的农业规模与新近的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南美洲、澳大利亚）一样大，但在整个中国内地，除了绝对平坦的冲积平原外，所有的耕地都是梯田。这些梯田在斜坡上，呈窄带状分布，由一个完全水平的地块和一个垂直的边界组成，边界的底部是下一个阶地。这条垂直的边界通常高出其本身的阶地1英尺3，从而形成一道矮堤，用于调节暴雨洪水以及旱季带来的灌溉用水。这座矮堤在一个或多个地方被挖开，为下一阶的灌溉提供了出水口，这些出水口用铺在砂浆中的石头予以加固，以防止矮堤被猛烈的暴雨冲垮，而这是在华北夏季经常发生的现象。

如前所述，这些梯田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强降雨对农田造成的破坏。在地势高的地方，中国人既不能在那里引水，也不能取水，因此他们必须满足于旱作，这些梯田的唯一目的就是起保护作用。但是在所有有水的地区，梯田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用途，那就是调节灌溉，通过沟渠的入口让水进入梯田，直到其整个表面完全浇透。

灌溉水的获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方法是把河水从周围的田地里引过来。中国北方的许多河流的落差都非常大，所以，可以在某个方便的地点抽出大量的水，然后通过沟渠将水分配到田野中，而沟渠的落差比河流要小得多。通过这种方式，灌溉用水可以被用在山谷下游一公里或更远处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主渠偏离河流附近的地方。因此，在河流周围，人们可以看到两岸的灌溉渠入口，一个在另一个的下方，河流周围的所有河谷平原都被灌溉渠网覆盖，灌溉渠网为该地区的每个部分提供所需的水量。

根据瑞典人的理解，这些灌溉渠中有许多都和一条小河一样宽，沿着河流延伸大约10公里，但是下降得更为缓慢，因此它们的水位可能比河流高出10米左右。这种大小的水渠被分成若干小水渠，这些小水渠将水分配到通常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的各个村庄，水首先流到哪个村庄，这取决于哪个支渠比其他支渠的倾斜度更大。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是建立在许多村庄的协作基础之上的，当水按适当的顺序输送到各个地块时，水的分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兰州的天主教传教团在城外拥有一座宽敞美丽的花园，传教士告诉我，只有在每三个星期的某一天的某个时候，他们才有机会给花园浇水，如果不抓住机会，就别无选择，只能等到下一次轮到他们的时候了。

在甘肃省的某一个地方，一条河流经一条——从地质学上讲——新近形成的沟渠，这条河道大体位于平原陆地以下约10米处。在这里，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河流的直接入口，如我所描述的，但是这里的水必须升高到平原的高度。这是通过所谓的“波斯轮”（Persian wheel）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完成的，这是一种由河水的急流驱动的直径从12米到14米的强大水车。在这个轮子的一边有许多长的桶形容器，当它们被推到河里时，里面装满了水，在轮子旋转的顶端，这些容器被倒进了排水沟。这些轮子会相互照应着，并在整个播种期不间断地工作着。在甘肃，水轮是用木头做的；在四川，它们也很常见，新式的是用竹子做成的。

在不能从河流或小溪中取水的地区，人们除了打井灌溉之外别无选择。最简单的起重装置形式是自制的三腿柱绞盘。这种轻便的小型设备，特别适用于在地表附近随意挖浅井取水的情况。

在河南和山西的壤土地区，人们可以看到到处都是井，井里有一个更大、更有效的升降机，由一只小驴子带动，它的双眼被蒙着，这样每次小跑几个小时都不感到疲倦。

我刚才描述的灌溉系统，这些都正在中国北方的肥沃地区使用着。在中国南方，我们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那里的降雨量要丰富得多，地下水离地表更近，田野里到处都是开敞的水坝。三角洲平原被人工挖掘的运河网络所横贯。那里有大量的水可供使用，所要做的就是提高所需的水量，以便充足供应任何一个有良好堤坝的梯田。4为此，当地人使用一个由两三个人操作的小型链条泵。

与灌溉同时进行的是对河流的治理，河流携带了大量的泥沙，在华北冲积平原上，河床的水位不断上升。因此，在夏季发生特别猛烈的洪水时，河流可能会冲破一个薄弱点，造成毁灭性的洪水泛滥。为了制止或至少是限制这些自然灾害，这些河流都建有巨型的堤坝，这项工作有时需要许多省份的合作，例如，当所涉及的河流恰好是“中国的忧患”（China's Sorrow）——黄河时，其泥浆量之大，着实是难以估量的。

关于中国人控制这条河的努力，金博士发表了以下措辞得体的评论：“四十个世纪以来，一个民族一直与这样一条巨大的河流保持着冲突，这条大河不断沉积泥沙形成他们的家园，甚至比他们的田地还要高——形成悬河，人们不得不为它建造两岸的围墙，我们怎能不钦佩这个民族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非总是成功地驾驭了这条河，但他们在每次失败后都毫不犹豫地重新开始新的斗争。”

肥沃的长江流域修建了大堤，以保护最外层的耕作区免受海洋的蹂躏。这个三角洲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因此最古老的部分位于三角洲，只有相当新的区域形成在海上。这种逐年给予中国农民新土地的填海活动，不仅作为自然的无定向的工作进行，而且也是人们有意识地将泥沙引向他们希望去的地方。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伟大的农业倡导者罗西奥（Rösiö）经常在他的赞美诗中插入一句激励人心的田间劳作颂歌，而肥料是所有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基础。如果是这样的话，罗西奥一定是中国人的热心信徒，因为在保存和使用这些珍贵的肥料方面，没有谁能胜过中国人。

在《中国经济》一章中，我描述了村里人是如何在行人必经的小路上铺设稻草来收取过路费的：驮着行李的牲畜误入此道无法继续前行，行人便不得不交过路费了。我还提到在乡间小路上，甚至是崎岖蜿蜒的羊肠小道上，一些人在那儿捡拾牲畜的粪便，如羊粪或者牛粪，小心翼翼地保存好，回去作为稻田的肥料。

金博士讲了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收集牲口粪便上具有先见之明。有一次，他在长江三角洲的一块耕地上，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在赶着两头母牛，牛拉着水车，去田里浇水。这个男孩手持一把长竹竿，竹竿上面绑着一把木勺。一看到哪只母牛有排便的迹象，他立刻拿起木勺，去接牲口的粪便。

金博士同样讲述了在桑园里，蚕的排泄物连同其蜕掉的皮、树叶和细枝是如何被保存下来并被埋入树下的土里的。桑园从树叶中生产丝绸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弥补。其他一切都被带回土里，为来年的丰收做准备。

另一个说明中国人用粪肥厉行节约的习俗与他们在寒冷季节给乡下房子取暖的方法有关。住宅中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个“炕”（k'ang），这是一个高平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地面空间，是用来睡觉的地方。炕上总是铺着一张草席，上面铺着被褥。

这个炕是用晒干的“土坯”砌成的，而这些“土坯”是用泥土做的，里面混合着麦秸和少量的草。与炕相连的是一个炉灶，要么在同一个房间里，要么在墙外旁边，在这个炉灶里燃烧着草、树枝和其他可燃物。以氯化铵形式存在的氮，以及少量的磷和钾盐被带入烟雾之中，并随着烟灰沉积在长长的烟道内侧的土坯上。几年后，炕的地基变得愈来愈稀疏，这使得烟气能够渗入室内，炕必须予以重建。但这种劳动并不被认为是徒劳的。将被烟灰和植物意外浸透的土坯保存下来，将它们粉化并制成土壤堆肥。

来自泥泞河流的灌溉水给土壤带来了大量的养分。长江三角洲地区普遍采用的做法是，从灌溉渠中提取泥浆，并将其按每亩70至120吨的量铺设在农田中，这一过程通常每年重复一次。这项安排有两个好处：它逐渐抬高田地的表面，以便提供更好的排水系统，并为新生长的作物提供最肥沃的原始土壤。运河里的泥土经常布满蜗牛壳，这给田地提供了急需的氧化钙肥料。

中国人从不因辛勤劳动而退缩，只要这些能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的丰收。他们从经验中发现，桑园长期使用的土壤非常有利于水稻的收成，而稻田的土壤则有助于桑树的生长。因此，这两种作物不断在轮作。

在中国的村庄里，从厕所、牛粪、生活垃圾、老炕等收集的肥料被制成堆肥，添加适当的水分进行发酵，最后特别仔细地予以粉碎，之后撒在田间。

在这里说到发酵的准备，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农民对所涉及的生物化学过程有任何了解。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他们发现某些方法会带来好的结果，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这些规则工作，现代科学无法改进，只能解释这些规则。

中国人利用豆科植物的活性收集氮的出色过程也是如此。为此，他们通常种植一种在外国人中被称为“中国三叶草”（Chinese clover）的植物——紫云英（Medicago astragalus）。当这些植物在花季中，农民会将其切开并放在与运河泥混合的堆肥中。在绿色肥料和堆肥撒在地中之前，会将它们放置三周以便充分发酵。

1924年8月，我在戈壁沙漠中工作期间，碰巧观察到一个值得注意的利用豆科植物收集氮的例子。我们当时住在沙井（Sha Ching），这是一个小沙漠村庄，位于镇番绿洲（oasis of Chenfan）八英里外的贫瘠沙丘中间。这些丘陵坐落在一片粘土平原上，在大片的土地上可以看到沙丘山脉。在这些空地上生长着一种粗糙、蓬松的白色豆科植物，我无法说出它的名字。

我因一大群农民的出现而感到奇怪，他们从沙漠中的绿洲赶着马车过来，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植物。下午，一排满载着这些货物的货车驶向绿洲。

我询问了跟随我的人，得到的答复是，这种沙漠植物是用来给瓜田施肥的。我没有机会更仔细地观察这种绿色肥料在使用前应当实施的步骤，但我毫不怀疑，它涉及到氮的获取，以及将植物制成某种堆肥的方法。

这是一种用于农业的野生豆科植物。通过这种草类的植物，能使几乎贫瘠的沙漠获得一定的用途，亦即帮助繁茂的绿洲获得更大的肥力。

关于这个非凡的过程，我引用金博士的话如下：

直到1888年，在一场由最杰出的欧洲权威界人士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科学争论之后，人们才得出结论：豆科植物通过滋养生活在其根部的低等生物来维持世界上从空气中直接收集的氮的供应。但几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最偏远的东方农民，种植这些植物对保持土壤肥力至关重要。因此，自古以来，与其他作物轮作的豆科植物栽培早已成为这些人坚定不移的做法。

中国农业的主要原则之一是在同一植被时期收获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

遥远的东北地区，由于纬度的原因，那里的气候很恶劣；在内蒙古，那里的农业区位于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地方；在甘肃西部的某些地方，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两千米以上，我遇到了各种农业条件，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国。那里通常是大片的田野很少有梯田，而是沿着地面的缓坡发生变化。常见的农作物有燕麦、大麦、荞麦、黍类、大麻和亚麻。在那里春天来得很迟，秋天的霜冻来得又早，因此农民只要有一茬好收成就心满意足了。

不过，人们不必再往南走，只要到北京和天津——那里几乎与海平面齐平——就能看到典型的耕作模式。在天津，金博士说：“我和那里的一位农民交谈过，他种植了小麦后，在自家的小围栏里又种了洋葱，之后又种了卷心菜，所以有了三茬的收成，三茬收成的回报相当于每亩163美元。”另一位农民种了爱尔兰土豆，早早地就已经收获了，然后种上萝卜，再种上卷心菜，这样他一亩地就赚了203美元。

在山东，小麦或大麦在冬季播种，在春季早些时候收割，然后再收获高粱或小米、红薯、大豆或花生。

在中国南方，一年可以收成两茬水稻作物，接着在冬季和早春还有第三茬，有时甚至有第四茬的卷心菜、油菜、豌豆和豆类等的丰收。

为了节省土地和时间，水稻的苗最初被播种在一小块田地上，在那里通过大量的施肥和精心的劳作，1英亩土地上可以集中育苗30到50天，这些稻苗足够种植10英亩的水稻。与此同时，剩下的9英亩土地上还有其他作物，这些作物被收成后，整块地就准备好插秧了。

与这些连续的收成有关，中国农民尽可能多地利用多茬收获方式。条播系统就是其中的一个发展，它适用于所有农业，使农民能够交替种植不同时段的植物，从而在不同的时期成熟和收获。通过这种方法，农民不仅能从土地上获得最大的产量和更大的收获品种，而且在植被期的不同时段中也能更好地分工。作为这些多次收成的一个例子，人们可能在同一块地里会发现，小麦随时可以收割，大豆几乎成熟，而棉花却刚刚种植。

在同一季节里，各种农作物的交替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王国共同进行。

田里的土壤富含通常被称为蚯蚓的蠕虫，这种蠕虫具有在土壤中穿孔并协助土壤通风的功能。在整地的过程中，这些虫子被小心地保护着，因为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地保留这些有用的助手。但是当水进入稻田时，蚯蚓就会成群结队地涌向地表。于是，农夫放一大群鸭子进来，它们吃了蚯蚓，养肥了自身。随着水被引入稻田，鱼群随着稻米一起生长。

通过以上所有的描述，中国人惊人的、几乎难以置信的有组织的劳作，作为一个主要缘由再次得以呈现。除却人力外，他们似乎什么都能省。像中国人一样将农作物移栽到水稻田中，把他们将作为肥料的土壤搬来搬去，耕种、播种和除草，这使得他们的田地看起来比我们大多数的园圃都好，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们常常冒昧地认为他们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但后来我们发现是我们不了解这个中的缘由。

简朴的生活，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我会把这句格言用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上，不论从什么方面来考虑，这都不算是坏的生活规则。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人口极其稠密，给所有人提供食物和工作是一项非常棘手的工作。那里的工作竞争激烈到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每年都有成群的苦力从海上运到东北，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工资为那里的大雇主们出卖劳力。同样地，1923年5月，我在甘肃旅行时，看到一条大路上挤满了年轻人，他们纷纷到陕西去干一个季度的活。

金博士讲述过一个小故事，很好地说明了为生存而进行的可怕斗争：

当我们离开青岛的酒店，乘人力车去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明显地在跟随着我们，有时在前面，有时在后面，他大多在人行道上跑。但当人力车的苦力在人行道上慢跑时，他也放慢了速度。从酒店到码头足足有一英里路程。显然，这个男孩知道船的出发时间，希望通过把我的手提行李搬到轮船上能挣几个钱。而在码头已经有了二十个人等着做这项小小的服务了，但为了想得到这份零工，这个男孩冒着白走一英里路程的风险跑到那儿，之后他还要走回去。当我们走近船时，男孩也向我们靠近了，但是强壮而热切的其他苦力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男孩有两次被粗暴地推搡到一边，在人力车停下之前，一个大个子抓住了我的手提箱。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男孩的努力，他就只有用辛劳来弥补他的痛苦了。生存的竞争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个男孩也只有毅然投身其中。在竞争和锻炼中，这个男孩锲而不舍地获胜了，他很惊讶，但也很感激得到了比他预期更多的小费。

中国人喜欢的原始手工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断退化。由于中国人在手工种植水稻方面具有非凡的灵活性，金博士发现这种手工劳动比美国人用最好的机器种植卷心菜或烟草要便宜得多。

此外，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是如何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实践过某些方法的，这些方法对我们来说是比较现代的发现。因此，有许多家庭世代以来一直在孵化器中孵化鸡蛋，孵化器由单独的陶制容器构成，这些容器可容纳1200枚鸡蛋，并用木炭小心加热。这些人没有温度计来测量温度，但可以通过把鸡蛋贴在眼睛上来确定温度是否合适。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业及其附属的各种职业都受到健全的经济原则的严格调节。中国人至少跟我们一样喜欢吃解馋且营养丰富的食物，比如肉、蛋等，但他们却几乎完全靠蔬菜生活，因为蔬菜便宜得多。他们做饭用的脂肪也是廉价的植物油。

对于中国人如此善于养猪，并且喜爱吃猪肉，金博士给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根据他的数据，牛肉在中国人的饮食中仅占6.2%。他们的饮食，大都以食物中的风干物质为基础的。羊肉的相应数字是8%，而猪肉能占到17%到60%。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猪是靠大量的垃圾和对其他家畜无用的根茎生存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动物被选来为中国人生产肉食了。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的发掘，猪是河南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

这篇关于中国农业的报道，我主要是按照金博士的统计概要来做的，从本质上来讲是对中国农民的知识、智慧以及他们勤奋的颂扬。

那么，难道这种牢固的结构中就没有弱点吗？没有现代科学所能提供帮助的不完整性吗？我相信，这样的发展道路有很多条，更进步的中国人甚至在这个领域也愿意借鉴西方科学的成果。

用现代方法改良种子，是一条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能取得好的结果、给中国带来更丰收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讲，淳朴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在水果种植方面，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中国人嫁接成功的例子。不然何以解释在甘肃的一些河谷里出产巨大而美味的桃子、杏子和瓜类呢？根据美国传教士的说法，这些桃子、杏子和瓜类能与加州所产最好的瓜果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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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富兰克林·H.金著，程存旺、石嫣译：《四千年农夫》，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译者注

2．1英亩约等于6.07亩。——译者注

3．1英尺约等于0.3米。——译者注

4．作为中国人所从事的精耕细作的经济形式，我每次都要提到规模很小的稻田，它们太小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人们把精力投入到如此小的一块土地上，能够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收获。罗斯（Ross）教授说，在中国内地，“稻田并不比小房间的地面大多少，有时甚至就一张桌子那么大”。有一次，他看到一小块稻田被围起来，田里注满了水，整块地不比普通的餐巾（原文是napkin，意思是用于铺在桌上保护衣服或者用来擦嘴和手的一块布或吸水纸，这里显然是指布，所以，翻译为“餐巾”，但不是今天的“餐巾纸”。——译者注）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