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化的必然性

我国苗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边陲，这些地区多为古代中央王朝之“化外生苗地”。若以“巫文化”论之，西南边区是“巫文化圈”的中心，所谓“西南奥区”是也。巫文化体系在中原失落后，却在西南苗族地区得以保存，实乃“礼失而求诸野”的一枚标本。明清之前，我国苗族地区生产落后，苗族民众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苗族社会民风淳朴。明清改土归流之后，官学教育在苗族地区所有发展，官府势力逐渐深入广大苗族地区。即便如此，在相对封闭的苗族传统社会，苗族传统伦理受到社会主流文化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也极其有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剧烈碰撞，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独善其身、坚守自身的文化轨迹独立地获得发展，苗族传统伦理文化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的历史必然性、总结苗族传统伦理现代变迁的规律，对于我们有效推进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节 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化的时代背景：全球化发展

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朝向全球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促使世界各国文化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世界各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全球化及其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它不仅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还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的新思想、新理论以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信仰不断走向融合。

（一）全球化

对于全球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切伊在《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一文中首次提出“全球化”概念，他指出：“人类的历更进程已经走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由于近几十年来在技术上取得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跃进，人类在过去年代所建立起来的联系的基础已经不再有效，它对自身、对同时代的人，对家庭、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看法，都必须深入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体化过程。”之后，“全球化”概念逐渐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1994年，联合国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欧曼主张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纳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加以思考。1995年，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彪恩迪亚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即市场经济的世界化。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民族主权国家的经济被卷入全球市场，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活动各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并呈现出整体化、一体化发展态势。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直接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地域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二是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加快了世界各国的资本流通；三是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越来越趋向于跨国协调与合作发展；四是高新技术带动经济合作发展与联动竞争的趋势增强。[1]可见，全球化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强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推动着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递，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特别是在今天，国际资本以电子速度流动，全球性交往已经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各国之间经济的交往方式、交往速度和交往频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全球化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在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政治互动不断加深、民族关系日趋紧密、文化影响日趋扩大的趋势与过程。

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它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发展带来世界主题的变化。黄树东在《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一书中写道：随着全球化发展，“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全球化发展的这一态势表明，全球化在某利意义上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

（二）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面临着人们如何引导和规制全球化发展、如何在全球化发展中保护自身利益、实现彼此共赢等一系列问题。

一是全球化发展需要相应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需要相应道义原则予以支持。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趋势和崭新的过程，由于没有太多经验可供借鉴，全球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一些野蛮、弱肉强食之特征。正是基于此，全球化发展必然需要相应法律制度的规制以及道义精神的引导，否则将有可能使部分参与到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弱小民族和国家深受其害。我们知道，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其市场化的成熟都是有赖于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伦理文化的逐渐成熟来完成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市场化发展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及伦理文化的规范与支持，其市场的自由性、放任性特征必然使市场发展成其为原始丛林。实践表明，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丛林原则不仅带来道德之无能，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停滞和社会崩溃，这已为当今世界部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因此，全球的市场化并不是在优良的地理环境下自然产生和进行，它需要全球市场的法治化、伦理化建设来完成。但是，这些共同的法律制度和伦理文化建设，绝不是凭借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之力就能实现，它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合作与共同努力。只要真正的世界政府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市场的法治化、伦理化建设就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是全球化过程使世界各国损益难料。对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种主体之利益错综复杂，在应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完善之情况下，人们要判断谁是全球化利益的获得者、谁是全球化损害的承担者，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大国还是小国，贫国还是富国，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都既有可能获益，也有可能受损。譬如，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初期长风破浪，如今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却在不断衰落，即便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一直获益的美国，现今也呈现出冷淡全球化之倾向；中国在全球化伊始表现出极大不适应，但如今却又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强弱国家之间的角色转换之所以能够快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均匀”化渗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凡掌握着高端科学技术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和态势往往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壁垒被打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渗透到发展中国家，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全球化过程中求同与存异并存。不同国家和民族因其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活条件、政治文化制度与宗教习俗信仰等存在差异，因此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和国家既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又希望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文化信仰。在这种求同与存异并存的复杂态势中，有的民族和国家以求同方式消解存异，有的民族和国家则以存异方式扩展求同。因此，求同与存异的共同推进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产品的规格化和消费方式的同质化，全球化资本对所有民族和国家一视同仁，但却又刺激着不同经济基础和不同社会道路国家之意识形态的兴起。另一方面，全球化追寻人类整体利益、催生人类普世价值、推动地方民族文化复兴，但同时又给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利益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得到妥善解决。

四是全球化过程中类精神与族群精神并立。类精神与族群精神并立，主要体现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并存并立。近代以来，在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各种形式的国际主义应时而生。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对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民族和国家“在内部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强烈冲击，在外部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在功能上越来越丧失其存在的基础”[2]。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更加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森严的国家疆界和更加强大的国防。“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统一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以及欧洲防卫的统一，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既突破了国家无限的民族主义壁垒，却又使世界各国进入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民族主义樊篱。当人们把保卫国家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时，没有谁会预想到全球化可能消灭国家疆界。

总之，世界各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地位和国家职能等都是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不承认这种变化是不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不存在差异。国家作为世界利益划分的基本单元和人类群体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当前以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必将长期存在。当然，让世界仅仅停留在国家分离层面、不将独立国家拓展到人类统一的层次，这并不是人类的本来理想。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国际主义热情而忘却了国家的现实利益，也不能因为国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忘却了将国家推向未来一体化世界的宽广道路。

二、全球化趋势必然促进人类文化的全球性发展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全球化。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超越本土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或者说倡导一种所谓的球文化”[3]，即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以各种方式实现的整合、流动与交融。全球文化的形成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超越社会制度、超越国家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今天，我们正处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现代人必须面临的生活方式。从时间上看，文化全球化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文化全球化的萌芽阶段

从14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期，即工业革命之前，是文化全球化的萌芽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欧洲现代文化在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中逐渐发展起来。地理大发现和殖民运动的兴起促使东西半球的文化出现整体性碰撞与接触，文艺复兴催生了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海外殖民扩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推广。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世界各大洲文化不断接触与互动，吹响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号角。但是，由于在工业革命之前，洲际国家之间的交往主要依靠传输作物、粮食、奴隶等进行，文化发达的欧洲对其他各洲文化的影响十分有限，各国交往范围并未扩及全球。因此在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尚未形成。

（二）文化全球化的形成阶段

18世纪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文化全球化的形成阶段。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也如期而至。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快速发展起来的德国和美国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主义扩张。这种扩张虽然带有某种程度的侵略本质，但在一定意义上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在这一阶段，交通和通信技术发展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文化信息的传输范围，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全球村”；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国的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文化全球化正式形成。

（三）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和文化传播快速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国际分工从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了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现象的发生正推动着文化全球化朝着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出现，文化全球化渗透到世界每一角落，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实现了文化的零距离传播。

第二节 伦理文化的全球化发展及其民族伦理面临的挑战

伦理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必然包含着人类伦理文化的全球性发展，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发展态势。

一、伦理文化的全球性发展

伦理文化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伦理文化中的某些价值日趋走向趋同，即普世伦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一个走向普遍伦理文化运动的宣言——《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西理宣言》。该宣言指出，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而是指“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或迟或早都会受到混乱或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迟或早也会感到绝望”。按照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的理解，这种全球伦理就是所谓的宗教伦理，是得到众多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

在伦理文化的全球性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伦理文化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同的。但这种地位和影响的不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交替变化着。一方面，人类伦理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欧洲为文化中心的局面；但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以来东西方伦理文化的激烈冲突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欧洲的文化中心地位逐渐被削弱，边缘伦理文化的地位得到凸显，世界形成了一个多元伦理文化共生共融的局面。因此，伦理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由以欧洲中心主义伦理文化逐渐向多元民族伦理过渡发展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对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的渗透与融合产生催化作用。在频繁的经济往来过程中，世界各民族通过相互接触，逐渐认识到不同民族的伦理文化之间存在某些共同性，并对这种共同性产生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增进各民族对其他异质民族伦理文化的理解与宽容，这实际上就是民族伦理文化的融合过程。因此，民族伦理文化的全球性发展表征着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不断走向趋同与融合。这种趋同与融合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就是基本伦理理念的融合；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大众伦理文化的融合。这种趋同与融合的过程，需要人们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保持着一种宽容和欣赏的态度。

二、民族伦理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在文化全球性发展背景下，一些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伦理文化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发达国家强势伦理文化的渗透与压迫

经济全球化与伦理文化全球性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则处于相对受抑制的不利地位，经济发展的优势性地位决定了发达国家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控制着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方向。经济发展不仅对伦理文化有着重大影响，而且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伦理文化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欠发达国家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处于受控制和受支配地位，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本土伦理文化的生存空间必然会受到发达国家强势伦理文化的挤压。在当今全球伦理文化发展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伦理影响着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潮流，以美国为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渗透到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伦理文化中。正如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篇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指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土地里的农作物和工厂里的制造品，而是批量生产的电影、电视、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流行文化，这些产品包含着美国人的价值理念。当世界其他民族都在消费这些文化产品时，他们必然深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的洗礼和伦理诉求的影响。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美国文化的“滥炸狂轰”，欠发达国家和民族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伦理观念正在遭受一场“浩劫”，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迁与异化。

（二）西方市场伦理文化的渗透与压迫

市场经济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伦理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市场经济的深刻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诞生于西方伦理文化之中；另一方面，西方伦理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欠缺的国家和民族地区，它们的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市场伦理仍然处于一种相互隔离的状态，有时甚至出现冲突与矛盾，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同样面临着诸如此类的难题。汉朝之后，中国传统伦理以儒家伦理文化为中心，儒家伦理文化推崇义务，反对功利，这种文化形态显然与市场伦理不相融合。因为市场经济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主张个人在市场中实现利益，以此推动社会的财富积累。面对这种情况，中国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其自身固有的民族传统伦理文化进行改造。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创造出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崭新伦理文化结构。一旦人们选择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要选择接受这种崭新的伦理文化结构。这样，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伦理文化必然遭受着史无前例的影响和冲击、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改变与重组、必将承受着极其巨大的批判与拒斥，这就是当前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传统伦理文化在当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生存境遇。

（三）民族伦理发展的总趋势：民族伦理的普世化与普世伦理的民族化

伦理文化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从整个人类、社会群体以及现实个体三个层面分析，我们可以将伦理文化区分为类伦理、群体伦理和个体伦理三种表现形态。类伦理即所谓的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群体伦理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历史阶段、地域状况、人种、国家、民族、阶级、分工等不同而形成的不同伦理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系统；个体伦理主要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伦理习惯。本书论及的民族伦理，主要是指民族的类伦理和群体伦理。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要维系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必然建立起一种具有共性意义的、体现不同民族伦理规范的伦理原则，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伦理。普世伦理要得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要内化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方式，它必须要走向民族化，与各民族人民的具体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并使之成为规范和约束各国人民生活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民族伦理也必须要走向普世化，为不同国家和民族所肯定和认可。这是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不同的生产力条件、地理环境、社会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伦理。这种多样性的民族伦理不仅对推进和维系各族群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对世界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其他国家或民族创造出来的伦理形态，民族伦理作为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完好无缺的伦理，也永远没有毫无价值的伦理，一切以强势伦理消解弱势伦理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伦理只有走向普世化，它所蕴涵的内在精神才能得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理解、认同与尊重，才能发挥出推动民族融合和促进世界发展的现实功效。因此，普世伦理的民族化与民族伦理的普世化，是当今时代民族伦理发展的基本走势。

1.民族伦理的普世化

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体两面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不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是不存在的。作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普世伦理和作为具有特殊性意义的民族伦理，二者呈现出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态势，都分别在推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不断增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独善其身，都离不开整个世界秩序，都必须依赖其他国家和民族才能得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世界秩序是各民族和国家的秩序，世界秩序的构建离不开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参与和支持。“普遍理论是由于将理论的普遍性与经验的同质性赞同起来而产生的”，“它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而不只是普遍主义的特殊化。”[4]普世伦理的实现，不仅要求普世伦理向各国家和民族推行，更要求民族伦理向普世伦理提升和发展。

一是民族伦理要把自身的先进性成果融入普世伦理文化中。一般来说，任何一种民族伦理都是扎根于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土壤、形成于本民族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氛围，存在于本民族特有的历史发展阶段和过程，都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定性和存在价值。但是，从伦理自身发展的规律看，人类伦理文化的发展又是一个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部分走向整体的过程。在当今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利益主体，它必然要向人类整体利益结构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伦理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最高层次的伦理系统，它相应地也要向普世伦理方向发展。我们将民族伦理中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优秀成果融汇到普世伦理中，以丰富和发展普世伦理的思想内涵，这不仅是民族伦理自我完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民族伦理发展的当代趋势。

二是民族伦理需要以普世伦理基本要求规范自身。民族伦理是类伦理、群体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统一。在早期人类社会，人类个体还未从群体中脱离出来，民族伦理的主体是类主体，民族伦理主要体现为类伦理。此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逐渐从自然界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人类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发展机会，人类成员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这种差异导致社会发生分化，从而使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群体。“群体社会对伦理主体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把个体的力量凝聚成群体的力量，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个人创造性的发挥。”[5]群体伦理依据人的群体同一性而产生，规范并决定着某一群体的社会行为。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类个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显，个体逐渐成为伦理价值的主体。“在个人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条根本的伦理原则，即单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的价值或尊严。”[6]个体伦理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是个体同一性的证明，通过不同个体的现实差异呈现出来。人类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类本位、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过程。与此相应，人类伦理也经历了一个由类伦理、群体伦理到个体伦理的发展阶段。在国家本位时期，虽然民族伦理至高无上，但人类并没有在群体本位面前停止不前，而是继续朝向人类整体性方向发展。人类伦理是人类在物种关系上通过生产劳动实现的人的解放，是人类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

全球化打破了原有国家和民族的时空限制，各民族利益与世界整体利益日趋走向一致，许多国家和民族为力求自身发展纷纷打开国门，为民族伦理向普世伦理转化提供了舞台。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伦理要向普世伦理开放，要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利益和原则。唯有如此，民族伦理才能在向普世伦理发展过程中吸取借鉴普世伦理之内在精神，使自身的内在素质和基本价值不断得到提升。实践证明，民族伦理在世界各国之间的普遍化发展既是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人类伦理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发展趋向。

2.普世伦理的民族化

“人在本质上是类、群体和个体三重样态的感性统一。”[7]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个人在其人生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表现出三重属性。从现实性上讲，人的三重属性是人所固有的基本属性。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人类伦理也必然相应地区分为类伦理、群体伦理和个体伦理三个类别。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和民族伦理的普世化，本质在于实现人的类属性、群体属性与个体属性的有机统一。

一是全球化发展趋势要求普世伦理向民族化方向发展。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进步，科技进步促成了全球化发展趋势。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解决好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好人类整体利益与不同民族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普世伦理与民族伦理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从推行普世伦理之行为者的视角看，由于真正支配和控制人类整体利益的主体尚未形成。谁代表着人类整体利益、谁来推行这种代表人类整体利益的普世价值、谁能保证自身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加以考量人类的整体利益，这是一个关乎人类整体利益的问题，由于这一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似乎普世伦理向民族伦理渗透变得不可能。但是从普世伦理本身的形成过程来看，普世伦理的构成要素、基本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等并非由某些强势国家通过强行颁布法令的方式而形成，而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平等伦理对话中认识趋于一致的结果。所以，要很好地解决民族伦理与普世伦理的矛盾，普世伦理必须向民族伦理开放，必须包容民族伦理的差异性，并允许普世伦理具有不同的民族化形式。这样，民族伦理的普遍化与普世伦理的民族化才能在互动中走向融合。

二是普世伦理的民族化是一个由普世伦理转化为每个民族自觉伦理活动的过程。普世伦理是基于人类共同理想、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所需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的伦理规范，是蕴含着世界各民族伦理之普遍性规范的一种抽象存在形式，是伦理普遍性意义的表达；而民族伦理则是每个具体民族的行为规范，是伦理特殊性的表现形式。但是，普世伦理和民族伦理又不是相互分离的，普世伦理中蕴含着民族伦理的基本文化特质，普世伦理的产生和发展根源于民族伦理的产生和发展。世界的整体有序运行推动着普世伦理向民族化和具体化、个体化以及差异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并不是某一民族被动接受某种先行存在的普世伦理观念，而是民族个体通过其生活行为对普世伦理内在精神进行符合实情的优化与整合的结果，是民族个体寻求表达普世伦理精神的特殊实现形式。

三是世界的和谐发展态势要求普世伦理向民族化方向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崇尚“以和为美”，倡导构建和谐美好的人间世界。中国传统“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强调“应该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8]，为世界民族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精神追求一直根深蒂固于当代中华民族个体的心灵和血脉当中。其一，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求同存异”，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提供了指导原则。其二，在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过程中，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主张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强调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这对推进国际关系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三，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和谐世界”的伦理构想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其四，中国政府强调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以平等开放的精神，以尊重和包容的精神，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9]。

20世纪初叶，胡锦涛同志针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提出了“和谐世界”之概念，以此作为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2005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雅加达峰会上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一文中，胡锦涛同志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新构想，提出世界各国应“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0]。从内容上看，和谐世界包括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和谐。所谓政治和谐，就是各国应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具体实际选择发展道路，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有权选择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所谓经济和谐，就是各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将本国经济发展融入国际经济发展秩序，加强各国之间经贸合作和对话，保证各国在经济往来中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从伦理角度看，和谐世界是一个如何合理处理国际关系的伦理概念，和谐世界之伦理理念的生成既是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伦理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国际政治理论以不同国家在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利益冲突为前提探讨国际关系。在国际交往中，西方国家总是以民族利益为价值指向，以牺牲他国利益来维护自身安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盛行正是霸权主义带来的结果。和谐世界之伦理理念，正是在反思这一国际政治伦理发展新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另一方面，和谐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维，它以和谐为价值取向，强调人们要注重统一性、均衡性、协调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发挥统一性、均衡性、协调性、互补性以消解矛盾，以达至和谐与统一，处处表现着伦理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

3.民族伦理发展是民族伦理普世化与普世伦理民族化的统一

古往今来，任何人类文化系统都是随着人类交往主体范围的扩大、人类交往方式的平等化而不断得到演化和发展的。人类主体普遍的交往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伦理发展的形式和内容。“交往普遍化”或“普遍交往”推动“地域性的存在”朝着“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发展[1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12]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民族交往，民族交往使不同民族伦理文化之间发生碰撞与交融。一方面，当民族伦理的碰撞与交融突破各自的封闭文化系统时，民族伦理便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相互渗透和扩展，并在这种碰撞与交融中相互吸收其对方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民族伦理在其碰撞与交融中还形成了一个既有本民族伦理文化传统，又具有其他民族伦理传统文化的公共区域。在这一公共区域中，民族伦理本身便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伦理规范——普世伦理，这就是社会交往所引起的民族伦理向普世伦理的自发运动过程。由此可见，普世伦理是在普遍社会交往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普遍交往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既是普世伦理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也是民族伦理普世化和普世伦理民族化发展的现实条件。

普世伦理不是自上而下的理论设计，不是单纯的理论玄想。它来源于现实社会实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类个体交往实践发展的产物。在多元的文化世界中，普世伦理是人们寻求道德共识的结果。因此，普世伦理首先要融入民族伦理文化的共生区域之中，它才能获得自己民族化的存在方式，才能拥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就是普世伦理的民族化过程，这一过程可以通过道德外化与道德内化两种方式来实现。所谓道德外化，即在世界各民族的交往活动中，各民族个体将其内含于自身的普世伦理精神鲜活地展现出来。所谓道德内化，是指世界各民族通过自我价值认同，主动接纳彼此间在交往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性伦理规范，并使之转换成为本民族个体的行为规范。因此，普世伦理的形成与普及并不意味着消解民族伦理的地位和价值。相反，它要求民族伦理要具有宽广的胸怀和强大的包容精神，敏锐地对普世伦理进行觉解、转化与创新。

由此可见，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以及各文化个体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走向深入，民族伦理的普世化与普世伦理的民族化已经成为人类伦理文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在这里，世界伦理已经变成了民族伦理，民族伦理也已经越过民族界限而演化成了一种世界性乃至全人类的伦理观念。

（四）民族伦理发展要以促进民族和谐为目标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民族伦理之重要意义在于处理好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实现民族之间的统一。因此，我们所要发展的民族伦理文化必须是尊重民族统一性、保持民族文化价值平等性的伦理文化。

一是发展民族伦理要尊重民族统一性。发展民族伦理要尊重民族统一性，这是因为：其一，虽然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各族人民都致力于坚持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政治制度的一体化使各民族之间的族际治理与各民族内部的自我管理高度统一。这种统一性既坚持了“人民共和”的主体特征，又体现了“人民共和”与“民族自治”的有机结合。其二，在我国民族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且发展极不平衡，但我国各民族地区都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共同的经济制度为民族伦理发展提供了稳固的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边疆多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分工、加快了各民族地区资金、信息、技术和人员的流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许多民族地区已经实现了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一体化。这种经济一体化优化了民族地区的资源配置，加强了民族地区的经济依赖性，为民族地区伦理文化的发展贡献了丰厚的社会土壤。其三，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饮食、起居、音乐、舞蹈、婚俗习惯、社会管理和民族意识等多种民族文化形态，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代表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但随着各民族人民生活区域的扩展和彼此间相互联系的甚密，这些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逐渐互为我用和彼此兼容，这种文化的共融共存为发展民族伦理创造了条件。

二是发展民族伦理要尊重民族文化价值的平等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我国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在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虽然这种平等主要体现在形式层面上，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却有助于维护不同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各种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对发展共同的民族伦理精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种平等性理念对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国民意识，为发展民族伦理奠定了心理基础。在遵循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基础上，各民族人民日益注重和追求文化上的平等。正式在这种不断追求文化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指引下，各民族人民彼此间的认同不断增强，从而为实现民族团结和推进共同民族伦理文化价值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注释

[1]于尔根·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匡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M].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8:70-71.

[2]章国锋.关于一个公共世界的“乌托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94.

[3]俞可平.全球化的悖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1-132.

[4]（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86-187.

[5]胡贤鑫.从群体伦理到类伦理——伦理的历史走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5:35-37.

[6]（法）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M].朱红文，孔德龙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49.

[7]易小明.社会差异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25.

[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

[9]韩美群.和谐思维方式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N].光明日报，2007-05-15（01）.

[10]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N].人民日报，2005-09-16（0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12]徐元旦.全球化热点问题聚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