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诗歌、神话、历史学家的规划和记录（前1400—前221）

1. 早期文字与文字记录

文字的形成

中国的先秦时期主要是指从周代（前11世纪—前256）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并建立秦王朝之间的这段时间，该时期不断被后世理想化，被视为一个理想的、随后又失落的时代。不过，即便是理性地去看这个时期，它也依然是中国文化最重要元素形成的时期。先秦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时代，孔子等独立思想家为各诸侯国的国君出谋划策，辅佐他们，从此形成了“文人入仕”这种长盛不衰的理想状态；同时，这又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开始形成，并且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代，才有了公元前221年中国的统一以及此后持续两千余年的中华文明。

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前722—前221）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成就不仅促成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重要法典；同时，书面记录在各个领域得到推广，文学语言与诗歌的基本形式开始形成，此外，还出现了思考政治秩序基本理念和文明发展的记录。由孔子（前551—前479）的弟子们整理的孔子言行录（《论语》）就出自这一时期，同样产生于该时期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说的创建者及其弟子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一些古老的记载、故事、歌谣和历史典故才免于流失。这些人被认为是一些重要文学作品的作者，或者至少是编辑整理者。例如，《诗经》就被认为是由孔子收集整理的。但在那样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应该远比后来经由儒家筛选的作品记录下来的丰富多彩，不仅包括文学，还包括其他各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一个特点是语言统一的时间较早，且文字丰富。虽然方言继续存在，但公元前的500年里，上层社会成员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不断发展，逐渐独立于口头语而存在。汉代（前206—220）的学校和教育制度以及当时的国家文化政策促进了这种发展，并为文学传统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传统下，新的文本总是以已经用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可供使用的文本为主要依据，对地区传统和民族传统的接受也总是以先将其转换成“书面语”为前提。

直到现在，我们对中国文字的起源依然不是很清楚。根据大量出土的、来自公元前1000多年的文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此之前，文字应该已经有了一段比较长的历史。但是在早期的一些想象中，文字仍被人们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易传》中被称为《系辞》的部分就已经记录了这种将文字视为对大自然的模仿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后世仍不断被人重复。公元11世纪，作为改革者和杂文家而被载于史册的王安石（1021—1086）曾在《进〈字说〉表》中向皇帝介绍他的新书，在这篇文章中，他说：

字虽人之所制，本实出于自然。凤鸟有文，河图有画，非人为也，人则效此。[1]

王安石在这里提到了记录宇宙星象的“河图洛书”。《易传·系辞》中有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种认为文字源于自然的观点与人们对书面文本的看法类似，书面文本同样也被认为是符合广义上的宇宙秩序的。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文学所表现的也是相应的秩序，而文学的传承对这种秩序也会产生影响。因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文学与政治从古至今始终密切关联，人们又为什么如此重视体现个人品格的书法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关系。

书法的重要性与书写技术有密切的关系，在笔、墨、纸成为中国人固定的书写工具，并由此形成独有的审美传统和绘画基础之前，中国人曾使用过各式各样、或软或硬的书写载体，例如骨头、贝壳、象牙、丝绸这类取自动物的材料，铜、铁、金、银、石、玉、陶这类矿物材料，以及竹、木这类植物性材料。中国人对这些材料的运用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但奇怪的是，他们很少将兽皮或树叶用于书写。

那些记录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表义文字。中国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被后世称为“六书”的六种造字方式，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够推断出文字在此前应该有过一段很长的发展历史。学者们对于“六书”的具体组成及先后顺序看法不一，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六种：

1.象形：这类字是对所指之物的描画，例如“日”“月”“人” “羊”。

2.指事：这类字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数字，也有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通过增加一个或多个笔画来构成新文字的情况，例如“本”“末”。

3.会意：通过合成两个字而生成新含义的造字方式，例如“明”（日+月= 明，清澈；明亮；理解；解释），“男”（田 + 力 = 男）。

4.形声：这类字中有某个部分是用来表音的，因此，人们也会将这个部分称为“声旁”，将另外一个部分称为“形旁”。例如，忠诚的“忠”字，由“中”和“心”组成，“中”为声旁，“心”为形旁。我们也能够从这种解字的方式中看出汉字体系的特性。

5.转注：将已有的字用于新的字，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6.假借：将相同发音的字用来代表想传达的字。

甲骨文中的汉字大部分属于第一类，即象形字。到了公元100年前后，常用汉字中的大部分就已经是第四类字了（义与声的组合）。《说文解字》是一部成书于公元121年的字典，其中收录了约9500个汉字，这些字中共有7697个“形声字”，另有1163个“会意字”（两个概念的组合），约占12%。第一类字的数量相对于商代甚至有所减少。

从汉代开始，字典以及研究语言与文字的文字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不过，人们至少对黄帝左史官仓颉造字的神话表示出了同等的重视。在理解语言特性时，神话传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文字学的理论。上文提到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字典，这部书的作者许慎（约58—约147）在为该书所做的序中提到了占卜中使用的卦象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并大段引用了《易传·系辞》中关于文字产生的说法：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2]

这种将“宣教明化”的作用赋予“文”的做法，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认为文字的形成来源于对“物”的观察的观点，也更加强了人们认为“文”和语言是对现实世界的描摹的想法。

最古老的文字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中国文字的雏形或最早的形式，是刻在公元前4000余年的一些陶器上的图形，这些非常简单的图形代表数字、物体或诸如“山”“网”“脚印”等的含义。但此后不久，就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图形。这些文物中有一部分是在过去几十年的考古挖掘中才被发现的，但少量的例证并不足以让我们认为中国文字已经开始独立发展。[3]

中国现存最古老文本的历史要短得多，这些文本被刻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一些用于占卜的兽骨和龟甲上。这些刻了字的甲骨被认为是殷商王朝的档案，孔子曾因为这些物品的失传而哀叹，直到19世纪末，它们才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地区逐步被发现，之后又通过系统的发掘而得以保存。[4]目前已发现大约10万片刻有这种“甲骨文”或“甲骨卜辞”、被用于占卜的兽骨和龟甲，其中很多已残缺。从这些甲骨上，我们可以看到约2500个可以被识别的不同的汉字，其中包含汉字最主要的造字方式。

上文所引用的许慎的序强调了文字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是国家行政体系逐渐成形的结果，并受到从汉代开始地位就不断上升的儒学的影响。文字一开始主要具有宗教和巫术方面的功能，被用来沟通祖先、灵魂，但从很早开始，它也同时被用于记录做决定的过程与合约的缔结。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最古老的功能，所以书面文本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始终还是带着一丝神圣的意味。但即便如此，这种神圣意味也没能阻止由政权更迭和战乱引起的对书籍的反复破坏。这种认为所有书面文本都极为神圣的观点，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在文字领域进行的改革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关于焚书坑儒的恐怖传说肯定是带有夸张成分的，这件事也体现了当时激烈的矛盾冲突。[5]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材料并不是行政文件，而是刻在兽骨龟甲上的一些卜辞。商代的卜官用这个方式来占卜自然现象，例如雨、风暴、雪或好天气。他们希望知道农作物的收成会如何，马上要开始的狩猎能打到多少猎物，即将开始的一段旅程的情况，或者军事行动的吉凶。他们想知道是否需要举行某些宗教仪式，或是想知道生育情况、身体疾病，例如头疼或牙疼会如何发展，此外也会寻求一些关于梦的解读。

这些刻在兽骨和龟甲上的卜辞（甲骨文）有非常固定的形式，其中包含四部分：正面的前辞（叙辞、述辞）和命辞（贞辞），背面的占辞和验辞。不过，背面的两个部分经常是缺失的。前辞记录着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的名字，接下去是要问的内容，按照“会发生还是不会发生”这样的格式来写。占卜的结果以及占卜事项的结果可以写在背面。

虽然甲骨主要用于记录卜辞，但我们也能在上面找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这一点更加说明了占卜、历法（甲骨占卜通常是每10天进行一次，中国先秦时期的“旬”即由此而来）与历史记载之间的密切关系。公元前1046年[6]周灭殷商后，用甲骨进行占卜的次数减少了，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青铜器铭文，这种铭文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即“金文”。汉字的外形变得圆润柔软，这和铸造过程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商周青铜器的区别并不总是很明显。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有长有短，最长的共计有497个字。这些青铜器多为礼器，不同于19世纪末才逐渐被发现的甲骨。青铜器的收藏历史始于汉代，宋代以后更是得到了考古意义上的重视，吕大临（约1040—约1092）撰写的《考古图》[7]是现存最早的青铜器著录。由于人们很早就对周代的青铜器抱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仿冒品也很多，一些曾经被认为是真品的铭文，后来被验证为赝品。

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刻石文字是刻在10个鼓形石上的，这些石头也因此被称为“石鼓”。[8]这些石鼓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馆，抗战时期曾被几次转移，抗战胜利后暂存南京，后又由故宫保管；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带走了大量故宫中的藏品，但这些石鼓因为太重而被留了下来。历史上曾认为石鼓上的文字刻于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统治时期，不过它们实际刻成的年代应该要晚很多，很有可能是秦王下令制作的。这些石鼓最高的达95厘米，周长约2米。每个石鼓上刻有四言诗一首，共计约70字，诗的某些风格与《诗经》类似。10个石鼓上最初的刻字总计约700个，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宋代拓片上看，保存下来的仅有465个字，今天能够辨认出的刻字只有272个。

随着书写材料的改变以及文字使用范围的扩大，文字的风格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图画性，到公元前8世纪，文字的形式已趋于规范，有了统一的大小和均匀的书写。随着国家的分崩离析，西周的文字风格逐渐被东周时期各不相同的地方文字风格所取代。风格改变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字逐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用途：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的文字具有交际功能，铸刻在青铜器或石头上的文字则是庄严华丽的象征。

中国古代所用的书写材料不易保存，所以几乎没有能够保存至今的手写文字。1934年出土于长沙的“楚帛书”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手抄本，这件文物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东周时期的文字风格。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当时的文字风格是不统一的，这种不统一一方面源自书写材料的多样性以及书写者的个人风格，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不同地区各不相同的书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