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主题出版总体研究

近年来，关于主题出版，从上到下、从业界到学界，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主题出版的内涵得到更多的拓展，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还涌现出了不少带有一些新理念的实践探索。出现这些新的变化，说明主题出版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的今天，主题出版应设立更高要求，进入更高境界。本章主要探讨主题出版的内涵拓展、时代意义、研究动态等。

一、主题出版的历史与内涵

引语

本节就主题出版的概念、发展历程、内涵和特征展开深入的讨论。从2003年开始，主题出版成为一个热词，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门类，甚至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可看作新时期主题出版工作的标志性起点。在2003年前虽然没有主题出版的概念，但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的出版工作实际上具有主题出版的性质。主题出版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意义重大。主题出版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需要从时间、空间和技术三个维度对其建设的规律性进行深入探讨。

主题出版经过多年不断实践、创新，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一方面反映了深入研究主题出版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为深入研究的可行性提供了条件。通过对主题出版问题的研究、探讨，希望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逻辑框架，建立初步体系，进一步支撑、服务主题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支撑、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和出版强国建设。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主题出版的历史与内涵。

（一）主题出版的概念

1.主题出版概念的产生与确立过程

关于“主题出版”这个概念和范畴，一般认为是在原新闻出版总署2003年的一份文件中首次提出的。自2003年开始，各出版社配合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纷纷开展了一系列重点图书的出版活动。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也是全民抗击“非典”的战役年，200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些重大事件都成为当时的重点图书选题，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些出版活动就是主题出版。其后，主题出版发展越来越全面、规范、厚重。

当然，也有些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个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从2003年开始，“主题出版”成为一个热词，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门类，甚至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03年起，中宣部、原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围绕重大事件、重大时间节点、重大理论，部署年度重点出版物选题规划，逐渐形成惯例。原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部门负责人吴尚之、王志成在《2008年全国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管理工作》中，进一步将其明确为“主题出版工作”。至此，主题出版概念和主题出版工作逐渐明确，并作为出版的重点工作不断发扬光大。

尽管2003年没有确切提及“主题出版”这几个字，但所提的“重点图书”“重点出版选题”基本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主题出版，且这项工作自2003年起成为常规性的工作。就此而言，2003年可看作新时期主题出版工作的标志性起点。

2.主题出版的发展特点和体现

主题出版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期、新时代出版业的最大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2003年起，无论是原新闻出版总署、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是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都会发出关于主题出版的工作部署、内容范围和工作要求的重要通知。

第二，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各出版单位征集国家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目录，这个目录的出台、运行和推动，成为业内主题出版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第三，“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重大评奖活动，都把主题出版物作为重要的出版物门类来考量。

第四，主题出版的空间、范围在不断延伸和扩展，特别是科技出版成为主题出版的重要内容，而且许多科技类主题出版物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并取得了可喜的业绩。这与国内外的大环境有关，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战略以来，科技创新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技类主题出版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主题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对于这一点，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深有体会。主题出版的基本作用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出版领域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同时，主题出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工程，是一个动态、开放的体系，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

（二）主题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

1.主题出版工作发展历程的大致分期

有学者对2003年以来的主题出版工作进行了阶段划分，认为从2003年到2007年是倡导阶段，从2008年到2012年是拓展和发展阶段，从2013年至今是进一步提升阶段。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局限性。探讨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分期保持基本一致。这就需要考虑主题出版的内在约束条件，即它始终围绕着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大局来策划选题、选择作者，并付诸出版，从而推动、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健康运行和有序推进。应该说，在提出主题出版这一概念之前，主题出版已经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相伴随而产生、相依存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围绕着党的主要战略部署开展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包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着我国各项事业向前迈进，主题出版工作也围绕党的各项工作展开。

“主题出版”这个概念正式提出不过十几年，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工作却由来已久。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集中出版了一批进步图书，包括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组织出版了《社会科学讲义》《世界劳工运动史》《社会进化简史》《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在中央苏区时期，出版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政策的图书、宣传册，如《社会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概论》《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土地问题讲授提纲》等。著名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等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出版活动也非常活跃，出版了一批文艺作品，如《小二黑结婚》《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等，还有篇目更全的《毛泽东选集》、连环画《白毛女》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著名的出版物包括《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还有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广受好评的《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等。改革开放初期，同样出版了一批反映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戍边卫国的精品力作，如《乔厂长上任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高山下的花环》等。新时代主题出版更是焕发了勃勃生机，出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一大批优秀主题出版物，进一步形成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版主体全力投入、优秀作者积极参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良好局面。

其实，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出版工作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出版了一批精品力作，为党的建设、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那时还没有主题出版的概念，但这类出版工作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主题出版的性质。

2.新时代主题出版的重大意义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讲，主题出版具有深厚的历史性渊源，几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程，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提出这个概念和范畴之前，主题出版事业已经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融为一体。当然，还应该承认，新时期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与主题出版工程的实施，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主题出版内涵的深化与外延的拓展，是关于出版工作的全新提炼，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也是新时代主题出版的重大意义所在。

主题出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全方位宣传党和国家的工作战略目标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有利于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的理论创新与发展，做到与时俱进；第三，有利于人民群众加深对党和国家相关方针政策的理解，凝聚民心；第四，有利于传承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五，有利于布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让国外读者充分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三）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和特征

1.如何理解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和特征

一般来说，无论是何种选题、何种体裁，只要是研究、阐述、传播主流思想意识、主流意识形态的书刊，都可以视为主题出版书刊。当然，重要的主题出版物还是要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工作需求相衔接、相吻合、相配套。这里要注意两种“三结合”：第一种“三结合”，即要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结合起来，把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结合起来；第二种“三结合”，即要把价值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把有意义与有意思结合起来，把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出版专家范军先生提出来的。为什么强调主题出版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呢？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决定的。按照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层次学说，最底层是生产力，然后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分两个层次——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根据社会结构层次运行的内在逻辑，思想上层建筑必须按照政治上层建筑的要求来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和谐运行和社会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话，对处在思想上层建筑层面的出版活动而言，其社会结构的地位决定了出版的内容必须服务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制度，服务于由政治上层建筑所驾驭的国家政权，通俗地说，就是围绕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推动大局。简言之，主题出版必须为巩固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而服务，必须无条件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流思想文化。

应该按照《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的要求，持之以恒地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更好地理解并履行主题出版的历史使命。其中“一个高举”，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个建设”，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主题出版要求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强调出版工作要围绕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近几年，由于国家层面的宣传导向和政策支持，出版单位积极开展主题出版的创新实践，主题出版的内涵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新时代主题，这对主题出版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主题出版的内涵也随之有了新的拓展。以前，主题出版往往更多体现革命文化主题，近年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题出版物相继推出。如《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图书入选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现阶段，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主题出版的核心内涵。

主题出版最本质的特征，应该是政治性、学术性和市场性的统一。主题出版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出版，政治性是首要的，没有政治性，主题出版就失去了灵魂和方向。学术性是主题出版的基础，主题出版物应该是重大理论创新的实践成果，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观点，是论证完备的学术体系，这些都是主题出版学术性的要求。当然，主题出版的三位一体中，市场运行是必不可少的。主题出版本质上是一种出版传播，受众是广大人民群众，主题出版必须有一定的受众才能达到传播效果。如果主题出版不谈市场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可以说，主题出版没有政治性就会失去灵魂和方向，没有学术性就会失去创新和基础，没有市场性就会失去效果和作用，三者缺一不可。

近年来，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宣部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也加大了这方面的比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之中。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升华，以成就优秀的主题出版物出版，这是一个大课题、新课题，值得出版界、理论界深入思考，并在实践层面进行探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议题，我们党的红色文化中同样有不少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的内容，比如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陈毅等的诗词，既有革命的激情，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审美追求。新时代主题出版不但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紧迫的社会需求，而且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2.如何做好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

关于主题出版内涵规律性的探讨主要是想尝试揭示主题出版自身的内在逻辑，比如选题确立、作者寻觅、编辑出版、市场推广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以期使主题出版的发展状态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取得更多的胜算。

主题出版内涵建设的规律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

第一，领导机关和出版单位的关系问题。主题出版是党和政府的指导性与出版机构的主动性之间的有机结合。这也被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对接问题：没有自上而下，就没有主题出版的发动，没有重大题材的引领；没有自下而上，就没有主题出版的个性和生动。《平易近人——习近平语言的力量》就是典型案例，贯彻的是小切口、深挖掘、大主题，所以大获成功。

第二，作者与编辑的关系问题。一部成功的主题出版物往往是作者和编辑心血与智慧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两个创造性灵魂的结合。没有优秀的作者，就没有内容的源泉，主题出版物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没有优秀的编辑，也就没有源泉汇聚成河流、汇集成大海。尤其是在新时代，编辑处在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中间，其策划作用日益凸显。比如张维为先生的“中国三部曲”的启动和成功，陈昕同志的选题策划能力与编辑智慧在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第三，作品和社会、读者的关系问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问题，说到底就是作品和社会、作品和读者的关系。真正优秀的主题出版物经得起时间检验，最终都达到了两个效益的统一。所以做主题出版，要有定力。看准了的选题，要舍得投入，锲而不舍地努力，一定会有丰厚回报和长尾效应。196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近年来每年都还有百万册以上的销量。我们所倡导的主题出版，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责任和市场的对接、要求和需求的吻合，力戒出版空喊宏大口号而缺乏实际内容的作品。

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要注意三个维度——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技术维度。在时间维度方面，可以看到，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主题出版物越来越多。在空间维度方面，在当今两个大局背景下，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需要国际化，要让世界的读者树立对中国的正确认识，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技术维度方面，由于我们面对的读者相当一部分是年轻读者，倒逼主题出版去生产适应新型读者的产品。目前，这方面我们实际经验不足，内容建设非常薄弱，还不能做到像网络文学那样丰富多彩、接地气。

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应遵循几个规律：第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主题出版的内涵是开放、动态的，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第二，内涵建设要体现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既是革命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三者是一脉相承的，主题出版要能体现三种文化的有机结合；第三，数字化的融合与嫁接，主题出版的内涵一定是丰富多彩的，要积极适应数字化阅读需求的转变；第四，新时代主题出版还需要面向国外读者，要能做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策划出版一批影响国内、国外读者的新颖之作、传世之作。

原载于《出版与印刷》2021年第1期“主题出版对谈”，

对谈者：郝振省、韩建民

二、新时代主题出版发展的思考

引语

主题出版工程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迎来了黄金发展期，选题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主题出版成为我国出版业的核心内涵和重要使命。众多出版单位纷纷将主题出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精品力作频出，主题出版日益成为出版单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有力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主题出版呈现了若干积极求变、不断更新的迹象，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主题出版存在若干问题，影响了其更好更快发展。

主题出版作为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在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主题出版也是出版单位坚持“二为”方针的重要体现，是出版行业履行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的重要载体。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将主题出版提升到战略高度，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导下，众多出版单位纷纷将主题出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精品力作频出。

（一）有关主题出版定义的思考

关于主题出版，原新闻出版总署的定义是：“主题出版是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主题出版的内涵不断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为主题出版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就为新时代主题出版内涵的丰富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主题出版本质上就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呼应时代主题，引导读者向心、向上、向善的出版活动。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内涵正是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升华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革命文化是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叶和果。汲取三种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可为主题出版提供重要的素材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题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诸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等，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缔造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直到雷锋精神，其精神实质是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三种文化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成为主题出版的重要课题。

当前的主题出版还可进一步分为传统主题出版和新兴主题出版，二者相互影响和借鉴，携手并进。在某种程度上，以新兴出版技术为基础的融媒体可以使主题出版变得更快捷、方便和个性化，对读者也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

（二）主题出版的发展概况

主题出版工程实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迎来了黄金发展期，选题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成为我国出版业的核心内涵和重要使命。

1.主题出版物申报选题数量有较大增长，质量也越来越好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统计（如表1-1所示）,2011—2015年，主题出版选题申报数量呈明显增长态势。2011年，全国出版单位报送主题出版相关选题1462种；2012年为1608种，同比增长10.0%;2013年为2190种，同比上升36.2%;2014年为3373种，与2013年相比增幅达54.0%;2015年为4750种，与2014年相比增幅达40.8%。进入“十三五”后，主题出版继续稳步发展，其中2016年略有回调，截至当年年底，共计申报出版2345种，较2015年同期减少2400余种，同比降低约50%。不过随着2017年一些重要时间节点的到来，主题出版又迎来了一个小高潮。

2.主题出版的出版主体范围扩大，过半出版单位参与

主题出版既是出版界“首屈一指”的要地，又是一座资源富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出版单位奋力“开采”。统计显示，2016年，共有323家出版单位参与主题出版，占全国出版单位总量的二分之一以上，涵盖综合社、大学社、少儿社、文艺社、党史社、经济社等各类型的出版主体。随着主题出版的内涵不断丰富，这个比例会更高。

从表1-2中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出版单位意识到，在主题出版领域要有所作为，必须找准角度，深入发掘自身的独特优势。如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长期深耕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发挥了传统优势。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还可以发现一批非党政社科类出版社的异军突起，尤其是传统高端学术出版社和理工类大学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等。

3.主题出版物凭借销售册数、实洋和利润在出版单位中地位凸显

据统计，列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97种图书单品种平印数达6.8万册，是图书单品种平均印数的4.9倍。在单品当年累计印数和平均期印数排名前十的图书中，主题出版物占据多数。其中，17种主题出版物年度累计印数均超过100万册，8种进入印数前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累计印数超过2400万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印刷超过500万册，《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7》印刷超过700万册。

另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零售市场数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政策性读物销量同比增长197.78%，政治类图书同比增长146.28%，法律法规类同比增长94.44%。上述是主题出版2017—2018年特别是2018年表现非常亮眼的细分门类。

4.系统发行和面向市场发行同时存在，读者更需要面向市场、接地气的优秀主题出版物

主题出版物的主要发行渠道呈现明显分化，报告辅导类学习读物主要依靠系统发行；其他不少主题出版物依然需要借助常规渠道，参与市场竞争，接受优胜劣汰的考验。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累计发行超过50万册（截至2017年1月），大部分通过常规渠道销售，其主要营销措施为在京沪两地分别召开重量级的出版座谈会，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上发声。后续版本《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军事卷）》自2017年1月出版以来，实现了超过10万册的发行量，《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2018年11月出版以来也有十几万册的销量。

5.主题出版学术研究逐渐兴起，产生了一批理论成果和研究重镇

出版类核心期刊围绕主题出版组织专题研讨，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一些高校也纷纷开展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如以主题出版命名的大学研究机构于2018年6月12日正式挂牌，落户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开始招收主题出版方向的博士后等。

（三）主题出版呈现的新特点、新趋势

总结过去数年来主题出版的发展情况，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初现端倪，分析梳理这些特点和趋势，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准确、深刻地认识主题出版，为做好主题出版提供有益的参考。

1.选题方向更加多样化

近年来的主题出版方向既重视党史、国史、军史及重大节庆日等传统题材，也重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战略的选题，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创新的新型复合型选题。主题出版已不局限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其关注的“主题”开始涵盖各个时代的丰富主题。这些主题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主题出版的选题已经扩展至解决党、国家和社会的核心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方面。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上述需求不胜枚举。如2018年上半年爆发的“中兴事件”就提醒我们，必须掌握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出版界也迅速行动起来，策划了一批反映这一主题的优秀出版物，如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再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则从2008年开始就前瞻性地服务国家战略，聚焦民用大飞机项目，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结出硕果，被誉为“出版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典范”。

2.内容创作更加贴近群众、贴近读者，更接地气，更有策划含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这也成为主题出版坚持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服务好广大人民群众是主题出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应有之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求我们从内容和形式上改变过去部分出版物空洞、说教的叙事风格，学会如何给读者讲好故事，将深奥、繁杂的大问题删繁就简、去粗取精，以简单易懂、亲切自然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给读者；精心设计作品的内容框架、版式封面，做到印刷和装帧简朴又不失水准，避免粗制滥造和过度包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也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系统发行，还要关注面向市场的营销推广，后者更为重要。只有积极开展各类卓有成效的主题读书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捧起书本，吸收先进思想，才能充分发挥主题出版物的价值和作用。

3.出版主体不再局限于党政类出版社，全门类出版社逐渐承担责任、积极参与

主题出版内涵的丰富改变了过去申报选题过于集中在传统政治读物类出版社的境况，允许更多出版主体参与其中，有助于主题出版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不同主题出版类选题之间的竞争可淘汰劣质、重复的选题；另一方面，当前主题出版涉及众多领域，已非少数几个出版社能够完全驾驭的。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参与，各类出版单位正将主题出版作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以及履行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的重要载体。

4.读者群体由国内市场向覆盖全球转变，增进跨文化交流深度和广度，提高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影响力

主题出版反映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课题和战略需求，代表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水平，理应在“走出去”方面走在前列，让世界范围的广大读者了解、熟悉这些内容。对国内出版社而言，“走出去”能够提升产品传播力和出版品牌，通过申请各类外译基金或奖项，还可使主题出版项目获得可持续发展。从市场角度来看，国外有一大批读者对中国政情、社情抱有浓厚兴趣，这从部分图书的畅销和版权输出的旺盛可见一斑。

5.更加重视培育和遴选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使主题出版物的内容更有说服力、战斗力、生命力

主题出版物不仅要求主题适应时代，还需要视角独特、作者权威、内容专业，这样才有更强的说服力、战斗力、生命力，并获得不俗的市场表现。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术类出版社通过将自身已有的学术资源和时代主题相结合，并通过“走出去”代表中国学界发出中国声音，推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主题类学术作品。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来所著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一书，学理性强，将现代中国文化历史复杂的渊源和影响条分缕析，配以晓畅的文字表述，成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特别好的入门读物。该书在出版后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不仅在国内销售突破3万册，还陆续输出了多个语种的版权。

6.销售渠道由系统销售向无形市场自发购买转变

过去的主题出版物主要供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辅导之用，产生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代的发展要求主题出版物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出发，创造出“有趣、有料”的话题，不再只是“躺”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办公桌和书架上，而应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常备书和爱读之书。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大外交场合谈到读书经历和一些优秀出版物对自己的影响。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全民阅读，连续数年将倡导全民阅读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的《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强调了全民阅读对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与主题出版的初衷和追求不谋而合。主题出版最大的目的就是通过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正确的价值观，使广大读者向心、向上、向善。主题出版和全民阅读相辅相成，全社会逐渐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风气，带动了主题出版的繁荣发展。

7.出版形态由传统出版向融媒体出版转变，更多年轻读者喜闻乐见的新型主题出版物将大量涌现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出版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新兴的数字出版模式正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传统的出版框架，打破不同媒介之间的隔阂，“互联网+出版”“有声书”“智能音箱”等新型知识付费服务已由预测变为现实，出版单位也由传统的图书出版商逐渐转变为信息和知识服务商。知识不再停留在纸张或书本里，而是在一张编织的“大网”中，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生产和传播的事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主题出版同样需要顺势在创新内容生产与服务、扩展传播渠道、拓展新技术新业态等方面有所作为。事实上，融媒体也有许多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呈现形式，如H5、简明电子书等。融媒体与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业来说，不是“狼”而是“马”。“狼”来了会“吃掉”我们，“马”来了可被我们“骑上”，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快捷、方便和个性化。因此，未来的优秀融媒体主题出版物会越来越多，对读者有更强的感染力和亲和力。

（四）当前主题出版存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主题出版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了若干积极求变、不断更新的迹象。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当前的主题出版存在若干问题，影响了其更好更快发展。

1.相当一部分主题出版物的书名和装帧设计缺乏策划含量，同质化情况严重，难以吸引读者

书名是图书的“眼睛”，传递了图书的核心信息。因此，一个醒目、朗朗上口的书名显得格外重要，甚至可以说有一个好的书名，一本书至少成功了一半。说教式、平淡无奇的书名显然让人无法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在装帧设计方面，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部分主题出版物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比较“高冷”,“长”着一张读者不愿去翻看的“脸”，拿在手上也没有质感，甚至纸质粗糙。这严重影响了读者的购买意愿，不利于图书和思想的传播。

2.部分编辑对内容的把握和处理比较生硬，编写格式化、空洞化、口号化的情况较多，对作者队伍选取相对随意

当前的部分主题出版物不能深入主题的本身，求大求全，内容空洞，重说教，简单地将主题出版物等同于宣传品，内容缺乏创新，形式也陈旧过时，远远不能适应读者的需要。尤其是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解读的主题出版物，往往容易陷入形而上的理论之中，不能和老百姓关心的具体问题相联系，读起来空洞无物，出版后得不到市场的认可。

主题出版活动一般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展开，出版物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导向性要求很高，因此，出版社在实施这些选题的过程中必须寻找权威的作者资源。但事实是，市面上不少主题出版物并非出自合适的作者之手，甚至是编辑自行操刀，靠“剪刀+糨糊”拼凑而成，质量可想而知。比如关于解读“四个全面”，全国各书店里出现了约十个版本的图书，除人民出版社的两种外，其余多数署名“本书编写组”，可能作者身份不清。这些身份模糊的作者，不排除有具有一定理论水准但碍于各种原因不便署名的专家，但恐怕多数是水平一般甚至较差的作者或写手，由其匆匆编写的图书的质量自然无法得到保障。

3.过于依赖系统发行，面向市场的营销没有形成相对优势

从各方面反映的数据看，部分主题出版物的销量十分喜人，2017年有17种主题出版物年度累计印数超过100万册，8种图书进入当年平均期印数前十。但仔细分析这8种进入前十的图书，我们发现它们主要是系统发行的主题出版物。这也是很多有名的主题出版物在线上书店的销量和评论并不多的重要原因。

虽然系统发行对促进销售无可厚非，但如果对其过于依赖，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真正有策划含量的高水平主题出版物产生“挤出效应”，政策“背书”带来的销量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反而会挤压面向市场类主题出版物的空间。二是容易使出版社产生依赖心理和畏难心理，一些有市场前景但没有系统发行资源的优质选题可能会被出版社忍痛舍弃，这可能导致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脱离市场。

4.对主题出版物的界定不够科学，尚未建立规范标准

主题出版的健康繁荣发展离不开科学规范的行业标准，但目前这一方面付之阙如。这既可能让出版单位在选题策划、基金和奖项申报时茫然失措，也增加了主管部门遴选和有针对性地支持优质选题的难度。

以学术作品为例，一方面，我们需要跳出党政社科类图书的范畴，拥抱更广阔的时代主题出版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主题出版存在的“军装效应”，一本普通的学术专著可能并不能称为主题出版物，但当其被赋予党和国家意志、反映时代需求并集中出版时，那就具备了主题出版物的性质，教材、文学作品等也应作如是观。

（五）对更好发展主题出版的建议

主题出版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整个出版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考验着出版主管部门、出版单位以及从业人员，我们需要认清主题出版的本质和价值，并做到既“顺势而为”又“有所为有所不为”。

1.各出版单位将主题出版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并通过主题出版树立品牌、搭建平台、锻炼队伍，使其成为自身重要的赢利基础和生存之道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守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是广大出版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主题出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与我国出版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高度契合，因此，做好主题出版也是贯彻我国出版政策的应有之举。

出版社开展主题出版活动，不仅是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出版政策，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尽到自己的责任，还有助于树立品牌，提升出版单位的美誉度，扩大出版单位的社会影响力。在选题策划实施过程中，出版社各部门精心准备、通力合作，通过项目组的形式推动项目的落地生根，可以增强团队的战斗力。综上，对于相当一部分出版社而言，主题出版理应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抓手。

2.党和国家制定主题出版物的分类考核标准，区别系统发行出版物和市场化主题出版物，以确保面向市场的主题出版物突破和发展

对主题出版物的考核和评价应基于分类分层的原则，将系统发行主题出版物和市场化主题出版物区别对待。我们呼吁在重视前者的同时，将政策更多地向有策划含量、真正受普通大众欢迎的市场化主题出版物倾斜，让其出版单位和编辑人员真正提升信心，增强动力，获得荣誉。

3.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出版单位精心培育和打造主题出版作者队伍，确保我国主题出版优秀作者基数大、水平高，使主题出版物的上游品质有足够保证

作者的水平高低是决定主题出版物质量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因素。在出版业竞争日趋激烈、阅读的形式与口味日益多元的背景下，高端作者更是奠定出版社学术影响、文化品位、社会口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端作者就是出版社的形象代言人。当然，在经营高端作者群体的同时，出版社还要注意发现并培养新秀，他们是出版社作者群体的源头活水。总结这些年主题出版物的市场表现，我们可以看到王树增、陈锡喜、张维为、郑永年等大家、名家逐渐成为优秀主题出版物的重要贡献者。

4.成立主题出版联盟，培育主题出版名社、名编，扶持一批主题出版研究基地，整合相关资源，确保主题出版有方向、成系统、高质量运行

不同出版单位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完成出版和作者资源跨部门、跨单位和跨区域的流动及整合，特别是在新兴出版领域，出版主体通过抱团整合资源，利于项目实施和整体转型。譬如，人民出版社团结各省人民出版社，已成功开发不少传统和新兴的主题出版项目。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可以有意识地扶持一批有条件的出版单位逐渐成长为主题出版的重要孵化基地，使其做大做强。相关大学和科研院所也需要继续深入开展主题出版的研究工作，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六）结语

主题出版作为党和国家意志的体现、时代主题的风向标，一直在众多出版板块里扮演十分活跃的角色。近年来，主题出版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型，这些转型赋予了主题出版新的生命力，也为广大出版工作者和出版单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主题出版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我们依然需要深入研究和把握主题出版变化的表面和不变的本质，坚持正确的政策导向、价值导向和文化导向，方能行稳致远。

原载于《出版广角》2019年第334期，

作者：韩建民、熊小明、王卉

三、主题出版发展新动向：创新模式 把握规律引领转型

引语

2018年以来，主题出版以内涵扩展为契机，不断追求“既有长镜头也有小切口，既接天线也接地气，既有意义也有意思”，横跨大众出版和学术出版，成为出版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我国主题出版领域的实践呈现出四大效应以及若干新型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主题出版此前积累的若干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深刻认识和把握主题出版与出版社发展战略、市场品牌、学术出版、数字化及国际化本质上的有机统一，成为推动主题出版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的关键。

2018年，主题出版进一步回归出版本质，在“有意义”和“有意思”两个层面不断突破，成功在大众出版和学术出版领域都有新的建树。在主题出版实践不断丰富的同时，理论界也没有停止对主题出版在形而上层面的梳理和建设。众多学界及业界人士开始从不同角度阐发主题出版的内涵与意义，助力主题出版实践（如图1-1所示）。全年与主题出版相关的论坛、会议举办了20多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于2019年4月发布的《主题出版发展报告（2019）》对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予以创新性分析，进一步推动了各类型出版单位投身主题出版的积极性，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主题出版内涵的扩展

“主题出版”自2003年首次提出以来，不断因应时代之需而变化，内涵逐渐得到扩展。主题出版不再局限于“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就一些重大会议、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节庆日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而是完全可以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在党的十九大后也已经成为重要的行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重要论断无疑为主题出版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养分，使主题出版逐渐以上述三种文化为核心内涵，相互融合，进而推动了主题出版实践取得新的发展。

（二）主题出版发展模式的创新

通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发展，2019年的主题出版，其发展模式已逐渐多元丰富，可以概括为8种，具体包括：党政读物创新型、治国理政学术型、文学市场创新型、本地资源立体开发型、科技与当代中国发展型、“走出去”与主题出版结合型、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传统文化升华型。与此同时，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上述所有模式的创新都已经或正在和融媒体数字化进行嫁接。

党政读物创新型。党政读物是主题出版的传统类型，在品种和销量方面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有一些党政读物因为内容的模块化、叙述的刻板化以及发行的系统化，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只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材料，并未反映广大读者的真实阅读需要，难以让思想入心入脑，因此对其进行创新势在必行。比较成功的案例有中宣部开发的学习平台学习强国App以及人民出版社开发的党员小书包App等。前者的传播速度非常迅速，目前已跻身最火爆的App之列。

治国理政学术型。治国理政类主题出版物往往解读的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只是汇编相关领导的讲话和文件，往往因为解读专业性不够而导致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因此，如果能从学理和事实等多个维度进行分析，则可增色不少。例如，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讨论早在21世纪初就成为学界争相研究的话题，但始终缺乏通俗易懂、准确全面的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所著的“中国三部曲”等则对此有所回应。

文学市场创新型。文学作品一直是最畅销的图书板块之一，因此，如果能将文学作品和相关主题相结合，不仅将赋予文学作品新的生命，而且使主题传播多了新的抓手。《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记录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1936年6—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201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原董乐山翻译的经典译本的基础上，配上珍贵历史照片，推出青少年版，既向经典致敬，又将书中所记录的优秀意志品质和不朽人格魅力更好地传达给广大青年朋友，使老版本焕发新活力。2020年，该书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畅销数百万册。

本地资源立体开发型。过去主题出版物的选题角度往往选择从党、政、军等宏观层面解读大政方针，近年来各地出版单位则另辟蹊径，越来越多地转向利用带有地域和行业特色的本地资源开发相关选题。这既避免了相似的宏大选题的激烈竞争，又能够展示各地文化特色，获得了当地资源的支持。如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的思想和实践，接连推出《之江新语》《心无百姓莫为官——精准脱贫的下姜模式》等一批优秀主题出版物。如“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重要成果之一、编纂总规模预计达3000册的“江苏文库”由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娄勤俭、省长吴政隆担任总主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燕文亲自指导、多次推动。

科技与当代中国发展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的每一次科学和技术革命都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世界的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出版一批反映最新科技发展成就的主题出版物无疑可以帮助大众把握科技发展大势，也有助于科研人员的研究。如人民邮电出版社推出的“科技改变中国”丛书等。

“走出去”与主题出版结合型。“走出去”一直是我国出版工作的重要工作，早在2003年时即已被作为战略提出，其核心要义即通过向世界提供中国思想和方案，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从这个角度而言，该战略和主题出版不谋而合。主题出版的读者不应仅局限于国内，而应涵括国际市场，因此打造一批适合国际读者阅读的优秀主题出版物成为新的选题创新点。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抉择》等主题出版物。

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目前，主题出版已进入精品迭出期，需要转型。专业化、学术化是主题出版转型的重要路径，只有拥有足够分量的专业化、学术化内容的主题出版物才能生生不息。因此，可以说学术出版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基础之一。目前，各出版单位也重点将学术性和主题出版紧密结合，取得各方面的丰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紧跟国家大飞机研制专项，为相关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先后策划了“民用飞机适航出版工程”“航空发动机系列”“民机先进制造工艺技术系列”等多个前沿系列，被誉为“出版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典范”。

传统文化升华型。党的十九大以来，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的新型复合型选题数量呈现井喷态势，部分图书销量上佳。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家训集成》、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等。

（三）主题出版效应和规律显现

出版作为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既是产业也是事业，因此总是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第一，溢出效应，即指主题出版一旦得到相关部门和政策支持，往往可以成体系开发，从而获得更大、更多的支持。也即是说，一个好的主题出版选题能够衍生出许多新的选题，形成持续的支持体系，而且此类选题也能对读者产生较强的吸附力，使得同一选题以或大众、或专业等的不同层次和类型进行再现。因此，一些形成影响力的主题出版物甫一出版，便会引发和催生一系列衍生图书。如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第二，“军装效应”，即指可以通过对选题进行整体打造，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使原本不具备主题出版色彩的出版物完成性质转变。一般而言，普通的学术专著并不属于主题出版物，但是当其被赋予党和国家意志、反映时代需求并集中出版时，主动策划对接意识与规模效应，就使其具备了主题出版物的属性。在这里，“党和国家意志、反映时代需求”即是它的“军装”。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飞机出版工程”等。

第三，集聚效应，即指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往往在重大时间节点前后集中出版。这一效应和规律在时点要求较高的主题出版物中表现尤为明显。例如，针对中宣部办公厅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8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选题重点之一，各出版单位纷纷申报了相关选题，其中就有人民出版社申报的《中国农村改革40年》《中国对外开放40年》《改革开放为什么成功？》等成系列聚集性选题集中入选。

第四，双轮效应，即指主题出版的时效性与精品性。主题出版能否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是否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成为关键。其中“意义”可以理解为思想性和时效性，而“意思”则相当于大众性和可读性。前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题出版的社会效益，后者则与经济效益相关联。两者成为衡量和评价主题出版物缺一不可的两个维度。

（四）主题出版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8年的主题出版实践与理论建设有令人欣喜的成果，也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性的，有些则带有个体性质，比如：选题策划水平有待提高，优质畅销的市场化主题出版物依然欠缺；专业化、学术化水平不高，与精品出版物的差距仍然较大；过于依赖系统发行，面向市场的营销没有形成突出优势；理论建设、数字化、国际化等方面还有所欠缺。整体来看，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题出版的理论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没有为实践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目前的主题出版理论研究存在业界人士“热火朝天”，学界学者则有些“鸦雀无声”的情况。业界人士往往就事论事，学界学者没有实践经验，缺乏深入的、与时俱进的思考。他们各自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因此如何将双方的优势进行整合，产出有理论创新性、实践参考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二是主题出版的融媒体和数字化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在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中，音像电子出版物类选题只有12种，占总数的14.8%。另外，虽然目前已经出现了诸如学习强国App、党员小书包App等较成功的产品，但依然无法掩饰同类优质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尴尬。

三是主题出版尚未找到理想的国际化路径。主题出版为充分发挥其效用，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能否实现国际化将决定主题出版的高度和广度。

（五）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主题出版的实践和理论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若干需要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领之下，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主题出版的普遍规律，坚持主题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传播方式创新，使主题出版更好地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第一，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出版单位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有机统一的。根据我国的出版方针和原则，出版单位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方向和价值取向，需要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并且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此，做好高质量的主题出版项目是每一个出版单位义不容辞的工作。

第二，做好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是统一的。首先，学术型主题出版项目要求经过学术出版的科学探索和分析，并在出版质量上下功夫，因此学术出版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也即上文提到的“军装效应”。最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可以相互促进、相互依存，为出版事业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

第三，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走出去”战略是统一的。目前我国出版“走出去”依然存在不能真正走近国外大众读者的问题，而主题出版又要求主题思想能够深入基层、深入大众、深入域外，两者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使其呈现出更加紧密、互相结合的趋势。

第四，做好主题出版与数字化转型是统一的。新时代主题出版物不仅要在主题上与时俱进，还要在形式和载体上紧跟时代。主题出版也只有积极拥抱新媒体，采取融媒体出版形式，才能真正赢得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因此，主题出版要顺势而为，在各个方面嫁接好数字化，使主题出版物的传播更加快捷、更加个性化、更有亲和力。

原载于《中国出版》2019年第5期，

作者：韩建民、熊小明、李婷

四、我国主题出版研究现状和趋势浅析

引语

目前，主题出版是我国学界和业界深入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也有序推进。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阐发主题出版的内涵与意义，随着主题出版的不断发展，研究领域日益拓宽，将为我国的主题出版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近年来，主题出版呈现出新的气象和态势，主题出版作为出版业的核心工作，清晰表明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各类出版单位也更加重视并主动开展多种创新实践。主题出版物突破国家、语言和传播媒介的限制，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认可和欢迎，市场回应也让从事主题出版的各类主体更有信心。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也有序推进。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阐发主题出版的内涵与意义，为主题出版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一些科研机构开始启动与主题出版相关的理论研究。诸多出版类学术期刊围绕主题出版组织专题研讨，全国与主题出版相关的论坛、会议不断举办。本节从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两个方面对新时代主题出版的发展做出初步阐述。

（一）我国主题出版的研究现状

1.主题出版概念内涵的扩展

主题出版概念一般沿用原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主题出版工程”时的说法，即“主题出版，是出版机构围绕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等主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和出版活动”。随着主题出版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化，上述概念有了一定的局限性，还可能会导致出版选题同质化、创新不足等现象。

通过对SSCI与A&HCI重点期刊与会议文献进行检索，并未找到国外有关“主题出版”研究的相关文献。事实上，主题出版因其鲜明的中国主题色彩，被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独有的概念。而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认为主题出版并非中国才有，它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和时间上的恒久性。以约翰·B.亨奇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为例，该书讲述了美国出版业如何成为美国发动宣传活动和“思想战争”的有力工具，为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的扩张开辟道路。另外，这本书还介绍了美国的“战时图书委员会”及其宗旨“书籍是思想战争中的武器”，其主题出版属性不言自明。

2018年，主题出版进一步回归出版本质，在“有意义”和“有意思”两个层面不断突破，在大众出版和学术出版领域都有新的建树。在主题出版实践不断丰富的同时，理论界和学术界也没有停止对主题出版在形而上层面的梳理和建设。2018年8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在上海书展上发布了《2018年主题出版发展趋势报告》，对主题出版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创新性分析，进一步推动了各类型出版单位投身主题出版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研究院于2019年4月发布《主题出版发展学术报告（2019）》，对主题出版概念进行了拓展，将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的出版活动也纳入主题出版的范围。这一拓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使得主题出版的内涵大大提升，使“主题出版”中的“主题”的含义更加符合当代的需求。

我们知道，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主题出版的概念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应该说，这个概念将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作为主要诉求。但实际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出版活动也可以被称为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既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微观视角。那些见微知著的话题融主流价值观于小的叙事题材之中，传播效果反倒很好，如将它们排除在主题出版以外，则是令人遗憾的。

基于此，笔者认为，主题出版就是指围绕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开展的，倡导时代主旋律，弘扬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和国家精神，探索治国理政，有助于树立正确人生观和科学价值观的出版活动。

2.主题出版选题策划与营销研究

近年来，随着主题出版的不断深化和泛化，一些选题开始关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正如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殿利所言，主题出版不应被狭隘化，可以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和文明的演进等视角去挖掘选题资源。李波指出，主题出版在营销方面要争取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挖掘多渠道潜力，做好延伸推广。周峥认为主题出版在宣传和营销时，首先要清晰定位目标读者群，其次要创新宣传渠道和形式，还要把握宣传时机。

笔者等人在总结2018年主题出版实践与理论建设方面的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策划与发行营销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主题出版选题策划水平有待提高，优质畅销的市场化主题出版物依然欠缺；第二，主题出版物的专业化、学术化水平不高，与精品出版物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第三，过于依赖系统发行，面向市场的营销没有形成突出优势。

3.主题出版发展对策研究

针对主题出版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范军提出主题出版应该将政治性与学术性、价值观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意义”与“有意思”、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有机结合。胡艳红认为主题出版要创新形式、表达通俗，整合资源、立体营销。孙玮指出学术特色的主题出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选择适配的国际化平台和销售渠道，逐步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笔者等人则提出新时代发展主题出版要做到“四个统一”：第一，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出版单位的总体发展战略统一；第二，做好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统一；第三，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与“走出去”战略统一；第四，做好主题出版与数字化转型统一。

（二）我国主题出版研究趋势

1.基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关系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

关于主题出版的理论建设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许多学者和业界人士在实践的基础上为主题出版的发展建言献策，但是主题出版领域尚未建立相应的学术体系和行业规范也是不争的事实。从主题出版研究现状来看，业界研究者实践经验丰富，熟悉出版流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但其中部分人员由于理论储备不足，很容易就事论事、以偏概全。学界研究者理论素养深厚，但由于实践经验不够，研究成果难免会出现脱离实际的情况。如何充分发挥双方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产出有理论创新性、实践参考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做好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是统一的。首先，学术型主题出版项目要求经过学术出版的科学探索和分析，并在出版质量上下功夫，因此学术出版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基础之一。其次，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主题出版在实践层面不断推陈出新的同时，也面临着学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基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二者关系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

2.基于主题出版传播力的理论层面的思考与建设亟待推进

主题出版深刻反映了中国近年来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承担着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对于主题出版工作同样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主题出版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彰显。新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公众的信息素养大幅提高、信息来源更加多元，主题出版作为新的主流文化传播形式，凭借体制优势，往往在内容形式上居高临下，传播效果却不容乐观。应对个性化、年轻化的阅读趋势，主题出版应不断转型升级，传播力仍需进一步提升。主题出版物实现双效最大化，这已成为保障主题出版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国内的主题出版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学界和业界的一线，以问题探讨、对策分析居多，但关于“主题出版传播力”的相关研究尚处萌芽状态，系统分析与实证研究薄弱，犹如一个多角度解读、多方面利用以及自圆其说的零散体系，传播力的相关研究亟待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再系统地研究主题出版传播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提升对策。

主题出版的实践和理论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存在若干需要破解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引领之下，积极探索和深入研究主题出版的普遍规律，使主题出版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原载于《出版与印刷》2019年第2期，作者：韩建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