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篇

第一章 从效率到安全：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配置转变

效率和安全是影响产业布局和发展的两大因素。改革开放大幅提升了中国经济效率。同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主导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然而，当今世界呈现出逆全球化的迹象。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体量和不断升级的产业水平，对美国形成了赶超态势。中美两国之间的主导关系从合作逐步转向竞争，势必对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和布局产生影响。当各国专注于和平与发展，经贸合作是国际主流时，效率的提高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各国对安全的关注就会加强。企业层面的产业链安全主要在于保持供应链的稳定，从原先的追求即时反应（Just In Time）逐步转向防范极端风险（Just In Case）。政府视角下的产业链安全则与国家间的竞争有关：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想要确保本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中美两国在相互竞争背景下对产业链安全的追求，一定程度上要付出效率损失的代价。但是，双方都无法不计代价地追求安全，都有必要对效率的损失进行控制。本章梳理产业链效率和安全的相关概念及理论，试图为中国过去40年产业发展的效率提升和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提供一个分析和理解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当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配置中的若干核心优势，并在宏观层面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以促进中国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产业链的效率优先原则

分工和交易是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

产业链（Industry Chain）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生产各类产品或提供各类服务的企业，通过分工和交易所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体系。从整个经济的宏观视角看，产业间的关系并非链状，也非网状，而是由投入产出表所刻画的相互交织影响的形态。我们利用覆盖整个中国经济的17大产业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制作了中国的产业链形态图（见图1.1）。图中的圆圈代表产业，连线表示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产品按照顺时针方向在产业间流动。在这样类似星空的产业链形态中，单独拎出来某一种产品，将与其相关的产业称为某产业链，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产业链的特征。例如，我们所习惯称呼的芯片产业链，其组成可能覆盖大半个经济体。从宏观和系统的角度理解产业链的形态，对讨论与产业链相关的政策至关重要。

与产业链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是供应链和价值链。供应链（Supply Chain）强调了产业链上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供应关系，可以是链状的上下游关系，也可以是网状的供应网络。相比产业链，供应链这一概念更能突出企业供应管理的内容。在中文文献中常见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个词，往往兼顾产业链的宏观含义和供应链的微观含义。价值链（Value Chain）则是产业链这一概念在价值分配维度的展现，即产品价值在产业链上不同企业间的分配。如果产业链中的企业分布在全球各地，则其价值链构成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写为GVC）。例如，苹果公司通过设计、采购、外包生产、市场营销和销售，把诸多公司组织起来，共同构成了苹果手机的产业链。苹果手机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零部件的采购、运输、仓储和保险等供应关系和管理内容，就构成了苹果手机的供应链。这些参与苹果手机生产的企业或多或少分得产品售价的一部分，这种价值分配就构成了苹果手机产业链的价值链。

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三个概念，虽然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现代产业的根本特征：现代商品的生产过程包含复杂的分工与交易。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葡萄酒和羊毛这类经常出现在古典经济学家著作中的古典商品，那么我们并不需要产业链这个概念，也用不到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概念。这些古典商品的生产过程只存在简单的分工，大多在一个生产单位内部完成。由于分工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交易也相对简单。即便是亚当·斯密大为赞叹的生产一根大头针所包含的“复杂”分工，也基本可以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不需要运用产业链这样的概念来进行描述。但是，汽车、手机和电脑这些现代商品都包含大量中间品和中间服务。大部分的现代商品，在抵达消费者之前，都经历了复杂的分工和交易，常需要数十家企业协作完成。由于分工程度高，这些商品的生产过程涉及复杂的企业间交易和企业内管理。这种基于复杂分工和交易的现代商品生产过程，是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这三个不同概念共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内核。

产业链的效率：交易成本、地理因素和规模经济

产业链的复杂形态，是追求经济效率的结果。把提高效率放在第一位，是产业链配置的效率优先原则。效率可以用多种不同指标来衡量。例如，企业增加值率、企业利润率等可以在微观层面度量企业的效率；人均GDP可在宏观层面用于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效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ial Productivity，简写为TFP）则可以同时用于微观和宏观的效率测量。在某种意义上，经济效率几乎等于分工和交易的程度。这是掩藏在现代产业中的一大奥秘，并非显而易见。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那段开宗明义的文字如此发人深省：“分工……在每一行业中都实现了劳动力效率的成比例提高……由于交易促进了分工，因此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制于市场的范围。”

既然市场交易的范围决定了分工程度，而分工提高效率，那何不将全部分工都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实现呢，为何还要将部分分工放在企业内来完成？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罗纳德·科斯。效率优先的原则，从企业角度体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随着生产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企业的管理成本逐渐从生产成本中被独立出来加以分析。科斯则最早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另一项成本：交易成本。市场虽然促进分工并提高效率，但市场不是免费的午餐。想要达成交易，就需要搜寻交易对象，与其磋商合同条件，在合同签署后确保执行，一旦违约还要追究违约责任。这些都要付出成本。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各项生产分工，虽然可以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是将增加交易成本。而企业以指令的方式将分工置于内部完成，虽然会降低交易成本，但会增加管理成本。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均衡，决定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交易成本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为了克服信息不对称而付出的成本。交易只有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达成，但人们并不充分地相互了解，对同一事物掌握的信息也不尽相同，建立信任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这为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大门。好的制度，能够降低人们为了达成信任所付出的成本，有利于促进交易和分工，提升效率。因此，制度作为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规范总和，决定了效率高低，也决定了产业链的形态。

运输成本也在产业链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对供应链的空间布局和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但运输成本长期未得到经济学的重视。19世纪，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在《孤立国》中提出了运费影响农业布局和地租的精巧理论，开创了经济地理学。但经济地理学此后并未沿着杜能开创的道路前进，而是偏重于分析特定的文化地理特殊性。直到1991年保罗·克鲁格曼发表《地理与贸易》一书，空间因素才重新回到贸易和生产的分析中，新经济地理学由此开创。传统经济学主张规模报酬递减或不变，但克鲁格曼论证，运输成本会导致生产的空间集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也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经济归结到地理空间和运输成本这样的底层因素，而不是溢出效应和正外部性这些有待深入解释的概念。格伦·埃利森和爱德华·格莱泽利用美国的四位代码企业近两千个地址数据对集聚效应进行定量分析，认为地理因素构成的“自然优势”至少可以解释一半的产业集聚效应[2]。

产业链的国际配置：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跨国公司

分工和交易可以跨越国境，人类的贸易活动比国家的起源更早。在国家林立的世界，由贸易规则和地缘政治所构成的国际秩序成了广义的“制度”，决定了国际的交易成本，影响全球产业链形态。经典贸易理论的精髓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国家应该生产相对成本低（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提高效率。比较优势的根源在于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贸易应该在要素禀赋具有差异的国家间展开，各国本质上通过贸易在“出口”本国相对富裕的要素，“进口”相对匮乏的要素。贝拉·巴拉萨观察到，二战后越来越多的贸易是要素禀赋近似的国家间的同类产品部门内贸易[3]，而非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的部门间贸易。新贸易理论以及后来的新新贸易理论对工业化国家间的部门内贸易提出了新的解释：由于规模报酬递增，要素禀赋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就部门内的商品进行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并以此充分享受国际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成为不同于比较优势的另一个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贸易主要是在工业国和资源国之间展开，比较优势发挥着主导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各种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的好处，导致工业化国家之间出现越来越多的部门内贸易。

我们可以将国际贸易在本质上理解为一种跨国套利。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不同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形成了套利空间。但反过来，套利活动会导致套利空间缩小；也就是说，国际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在不同国家间趋于一致，即要素价格均等化。保罗·萨缪尔森发现，通过贸易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一个条件：不同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不是特别大。换言之，如果两国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足够大，国际贸易就无法充分实现要素价格差异带来的跨国套利[4]。如果国际贸易不能充分实现潜在的效率提升空间，效率原则就会为自己开辟其他道路。过去几十年，信息技术的飞跃和全球化的深入，大幅降低了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同时扩大了企业和市场的范围。于是跨国公司应运而生。跨国公司将资本以及与资本相关联的专属性资产，包括技术、管理知识和市场渠道等，从资本充裕的国家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进行产业链的国际配置。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指出，跨国公司的出现和相伴随的资本流动会导致充分的跨国套利，从而使两个要素禀赋差异足够大的国家也能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5]。跨国公司主导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使得效率优先原则得到了空前体现。

跨国公司的出现，不仅需要足够的经济利益的激励，也需要技术、制度和地缘政治的条件。技术方面，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管理成为可能。制度方面，战后签署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为降低关税和深化区域协作铺平了道路。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脱离苏联阵营，以及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各国设定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跨国公司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与当时所具备的各方面条件密切相关。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中国通过效率提升成为世界工厂

克鲁格曼1991年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是关于制造业发展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程有点过时——利物浦、伯明翰和鲁尔区的产业集群已经是100多年前的故事了。但是，这一理论却几乎完美地预测了此后20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中国制造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集聚效应和区域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不难从数据中得到验证：通过测算中国工业企业的TFP变化，我们发现集聚效应是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机制（见图1.2）。中国能够实现集聚效应，背后的推动因素则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引入了市场机制，放开了市场交易，为效率的释放提供了基础。随着中国放松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管制，大批农民开始到沿海城市务工，推动了工业集聚，实现了规模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设立了资本市场，并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些市场化的制度改革为加入WTO奠定了基础。中国2001年加入WTO，充分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经济效率进一步大幅提升，在短短十几年内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前文提到的几种经济理论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解释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具体机制。

加入WTO对中国提升经济效率意义重大。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相叠加，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效率，也提高了全球的产业链配置效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镇，往往成为某一种商品的全球单品制造中心。例如，浙江省宁海县的西店镇生产了全国70%的手电筒，产品出口到全世界，而该镇集聚的11万人口中有6万人是外来务工人口。通过分析中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可以看出，与中国本地公司相比，在华外资控股公司的TFP的领先优势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断缩小（见图1.3）。1998年，外资企业的TFP显著高于内资企业；到2002年中国刚刚加入WTO时，外资企业在TFP方面仍领先于内资企业；但自2005年以来，差距开始不断缩小；到2007年，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TFP几乎相等；而到2013年，在某些方面，内资企业的TFP开始出现领先于外资企业的情况。

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合作

“全球化”这个词被用来描述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所呈现出的一体化倾向。当前人们所谈论的全球化主要指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该进程以冷战结束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全球政治和经济具有了一定的协同性，但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意味着全球化并未充分展开。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经贸关系超越了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的兴起带来产业链的全球配置，也就是赫尔普曼所揭示的出现了全球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条件。从经济角度看，第二阶段的全球化才真正体现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倾向。

这一轮全球化的最鲜明特点，无疑在于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展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崛起成为全球超大经济体。这背后的宏观层面作用机制，就是中美之间巨大的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了全球最大的跨国套利机会，而制成品贸易不足以充分实现跨国套利；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流动在中美之间调整产业链布局，是这一轮全球化的题中之义。中国和美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完美诠释了这个故事。首先，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也是贸易量最大的一对贸易伙伴。其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而中国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资本流入国。1995年以来，美国累计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和流出均超过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中国内地加上香港地区累计FDI流入约5万亿美元，中国内地的累计FDI净流入高达2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

所谓“世界是平的”[6]，其实是中美两国之间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体现。正如赫尔普曼所预言的那样，在跨国资本流动的作用下，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迅速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过程。事实上在过去40年中，中国是唯一真正实现人均劳动收入持续向发达国家大幅收敛的大型经济体。1984年中国的人均劳动收入相当于美国的不到1%，2021年上升到美国的20%左右，这是数量级的大幅上升。同时期内，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型经济体，都未能像中国这样实现劳动收入的大幅上升。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更多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而不是趋势性地向美国趋近。在全球化的演进中，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正是那个要素禀赋与发达国家差异足够大的国家。俄罗斯劳动力数量只有7 000多万，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人均劳动收入只有俄罗斯的1/10左右（见图1.4），是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更理想的跨国套利目的地。随着冷战结束，跨国公司蜂拥进入中国，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中国的制造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中国能够在这一轮全球化中成为主导力量之一，离不开中国审时度势的明智决策。中国1972年和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1979年与美国建交。与发达国家改善外交关系，无疑是实现经贸合作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大陆，为经济起飞提供了资本。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改革开放策略，并于90年代大力推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排除种种阻碍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举措，与国际地缘政治条件相结合，才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道出了中美两国基于巨大的要素禀赋差异所建立起来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合作共赢的基础。

逆全球化：中美两国从合作走向竞争

中国和美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赢家。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好处主要体现为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同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美国获得的主要好处是企业盈利的提升和物价水平的稳定。跨国公司在中美之间的产业链布局，为美国公司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按不变价计算，美国公司盈利在过去20年间增长接近40倍。但是，美国普通工人从全球化中获益有限，甚至相对受损。美国劳动收入增长大幅落后于利润增长，2001年以来劳动收入占GDP比重显著下降（见图1.5）。但因为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压低了美国的长期通胀，所以美国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低通胀掩盖。美国这种“乡下人的悲歌”也使特朗普这样的民粹派政治领袖有机会上台[7]。

全球化的过程也带来了中国要素禀赋的变化。制造业中最重要的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方面，2016年起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刘易斯拐点”则更早。同时，在经历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劳动力实现了数量和质量之间的优势切换。政府和家庭的教育投资大幅提升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1980年相比，尽管中国劳动力数量优势在下降，但质量大幅提高。资本方面，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经过40年的上升，已经接近美国的水平（见图1.6），中国已不再是资本稀缺的国家。中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的缩小，意味着跨国公司和资本流动实现跨国套利的空间在缩小。当中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缩小到一定程度，两国之间进一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通过制成品贸易就可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两国经济差异的缩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全球化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

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中美合作，那么逆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中美从合作转向竞争。中国巨大的劳动力数量，乘以持续上升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具有赶超美国的态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由于美国经济主要是服务业，中国经济主要是制造业，按照物质生产计算的经济体量，中国也超过了美国。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的消长，以及两国要素禀赋的趋近，使得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重叠，增强了两国间的竞争性。而经济竞争性的增强，又容易带来地缘政治的冲突风险。由于中美合作在本轮全球化中的基础性意义，中美关系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压舱石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世界经济的压舱石也必将随之动摇。

产业链的安全关切：控制效率的损失

产业链安全：企业和政府不同视角的理解

对产业链安全的一般理解，集中于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健性。这种理解主要体现在微观视角，着重于企业管理层面，强调跨国公司在运输、物流、仓储和生产等环节的平稳。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导致很多产业链出现临时性断裂，第一次敲响了全球产业链断裂的警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安全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吉恩·格罗斯曼等人分析了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以及相应的对策[8]。为了应对日益常态化的供应链扰动，跨国公司的管理从过去强调最小库存和即时性转为对抗极端风险情形，对策主要是提高供应链的冗余度和多元化，包括增加库存和备用产能、增加供应商、扩大产能的地理布局，等等。本质上，这种产业链安全是出自企业视角，为对抗尾部风险而做出的管理调整，其核心概念仍然是企业的风险收益最大化，与效率优先原则并不矛盾。

从政府视角看产业链安全，与企业视角存在差别。美国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与产业链安全相关的政策，远远超出企业管理的范畴。美国政府直言要确保美国在重要科技领域对中国保持领先地位[9]，这种安全理解显然超出了通常讨论的供应链韧性或稳健性问题。对中国而言，国家层面的产业链安全并没有清晰的定义，政府强调的产业链安全往往以重要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为目标。中国追求“自主可控”，很大程度上与美国要同中国“脱钩”的威胁有关。中国产业链在产品制造和研发阶段大量引用美国技术。长期以来，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2021年，美国对华知识产权使用费净出口高达82.5亿美元，同年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仅5.2亿美元[10]。这种不对称使得美国可以将“脱钩”作为一种威胁，而中国不得不应对这种风险。

政府层面的产业链安全考虑，可能与效率原则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体现在不同时间维度下效率和安全存在矛盾。对效率的追求集中体现为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但企业家可能过于关注短期目标，从长期来看，企业的行为可能带来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其二体现为加总谬误，即从个体角度看效率与安全是统一的，但加总起来就不统一了。企业在效率优先原则下的市场行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可能与安全存在矛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还体现为追求安全目标，有时候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特别是对安全的考虑主要集中在“自主可控”时，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减少交易和分工，而交易和分工是效率的源泉，因此追求“自主可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效率的损失。

政府从安全角度出发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可以看作一种为了提供公共品而干预市场的行为。一个关于安全的典型例子是国防，国防也是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经典案例。当主要的经济体都把产业链安全理解为“自主可控”时，安全这一概念就与地缘政治因素相联系，也与国防具有更多的可比性。中美两国政府对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基本上都与全球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有关。由于地缘政治风险的不可控，产业链安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安全概念挂钩。地缘冲突对产业链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卡脖子”问题，例如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存在“卡脖子”风险，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卡脖子”。产业链安全一旦因为地缘政治风险的因素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就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不再屈从于效率优先原则。

以国家创新体系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带来的安全挑战

冷战结束为战后全球化进入更深层次的阶段提供了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但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则朝向逆全球化的方向变化。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矛盾显性化，地缘政治风险显著上升。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如果保持不变，则势必增加对安全的追求。因此，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需要更强的韧性和稳健性。同时，各国政府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成本去追求产业链安全。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把产业链的自主可控看作安全目标。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交易的复杂背景下，能够充分实现重要产业和技术自主可控的国家目前几乎不存在。即便是美国这样居于科技领先地位的国家，也并没有真正实现所有重要产业的自主可控。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美国在口罩、呼吸机和其他医疗器械的生产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产能不足，依赖从中国的进口。

如何衡量产业链的安全？由于产业链的安全具有不同维度，因此不存在一个衡量产业链安全的标准指标。贸易条件、进口产品的集中度和出口产品的市场集中度，都可以一定程度上衡量一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对他国的依赖程度。就“自主可控”而言，人们常用某一产品或行业的国产化率来衡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标都具有片面的色彩。尤其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产业链本质上是星空状的具有宏观特征的产业体系，而国产化率仅是一个静态的衡量，如果过分追求某一产品或行业的国产化率，很可能是刻舟求剑，舍本逐末。

与地缘政治相关的产业链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国家间的技术竞争。产业链安全，从美国的角度看是要保持技术优势，从中国的角度看是要实现技术追赶。因此，中美两国对产业链安全的考虑，根本上是中美两国的技术竞争。我们在前文讨论过，产业的地理分布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规律的支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迁到中国，主要与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相适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要素禀赋的变化，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是中国本土公司将部分产业外迁到其他国家，这不过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并非都会导致中国的产业效率和安全受损。

中美之间的技术“脱钩”，确实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一定的安全威胁。但这种安全威胁，并非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因此而面临崩溃的危险，而主要体现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速度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美国对中国限制高端芯片出口，这是中美技术“脱钩”的一个具体表现。但这并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停止增长，更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大幅衰退或者出现崩溃。这种技术“脱钩”的具体危害，是抑制了中国技术创新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就此消灭中国技术进步的能力。

国家间的技术竞争由来已久，在根本上是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竞争。任何现有的技术都终将被更新的技术取代，因此即便是一个国家能够垄断某一项现有技术，也不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垄断未来。而未来的技术优势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目前仍然未知的科学和技术领域。因此，国家间的技术竞争，本质上不在于某项特定技术的领先与落后，而在于这个国家系统性地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能力。而一国的创新能力，取决于该国自身的创新体系，并不取决于外部对某一项技术的限制。基于这一理解，实现“自主可控”，关键并不在于实现某一项技术、某一产品或产业的“自主可控”，而在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以确保不断产生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创新技术和产品。国家创新体系，是由政府、大学、企业和市场所构成的有机体。其中，财政、金融以及软硬件基础设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需要相互协调，缺一不可。市场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同时，政府也需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11]

中美有序竞争：控制逆全球化带来的效率损失

逆全球化必然带来效率损失。历史上，当主要的经济体从合作转向竞争的时候，常常会阻碍全球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导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倒退一直延续到1937年，跨越了整个大萧条时期，其间国际贸易和与之相关的资金流动都大幅下降（见图1.7）。当前，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中美关系从合作转向竞争，同时伴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中美双方如何在追求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效率损失？中美两国首先需要确保进行有序的竞争。

有序竞争，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意味着中美两国需要避免从经济或技术的“脱钩”走向新冷战。俄乌冲突所表现出的种种混乱提供了前车之鉴。

中美之间有序的竞争，在经济层面，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要维持一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在哪里？最近一轮的全球化，本质上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关系上，增加了跨国公司以及相伴随的FDI和信息流动。那么逆全球化的界限就应该以维持正常的国际贸易为底线。中美“脱钩”，跨国公司的FDI按照新经济地理学和比较优势所揭示的效率原则重新布局整合，全球产业链也会在中美两国各自的安全关切下重新配置；全球贸易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两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两个主要经济体，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与第三方国家的制成品贸易不应该断绝或者大范围下降，即全球贸易不应该受到根本性的影响。

中美之间有序的竞争，在国际经贸秩序层面，意味着从WTO全面普惠式的自由贸易后退到特惠式的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但不是无节制的贸易冲突。中美两国可以发挥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竞争，但是不应该以报复手段来威胁对方的经贸伙伴。这样，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才会成为促进全球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可以推动制造业回岸和友岸来满足其全球产业链安全的诉求。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其制造业创新升级，提高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可控的能力，来满足产业链安全的诉求。但双方对安全的追求，都会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不计代价而无限制地追求产业链安全。双方会根据各自实践中的效率损失，来评估追求安全的最优程度，实现安全和效率的均衡。

控制效率的损失，对中国而言尤其重要。相比美国，中国在经济效率上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以人均GDP衡量，虽然中国目前相比40年前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进步，但仍只有美国的1/5左右。对安全的关切，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解决；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因此，安全的关切最终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而经济发展仍然需要注重效率。对中国而言，安全和效率更具有统一性，所以中国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即便世界局部地区风云变幻，中国也应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继续夯实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底层基础，确保中国经济沿着趋势线继续发展。从根本上来说，以效率促安全则安全存，不计代价追求安全则效率与安全二者皆失。

思考与启示：中国产业的新优势

随着中国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和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表现出的根本特征，我们发现中国当前参与全球产业链所拥有的优势已经与改革开放之初截然不同。当前，中国在制造业上拥有两项较大的独特优势：规模优势和节点优势，即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和作为全球产业链分工重要节点所带来的优势地位。除此之外，面对当今世界两大技术发展潮流——数字化和新能源，中国的规模优势也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中国过去40年所积累起来的较完备的产业体系也为中国发挥产业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构成了中国面对国际竞争的优势之一。

规模优势

40年前，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现在的优势则是规模优势。中国的规模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已经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地形成大规模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由此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中国制造业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获得了很大的成本优势。基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收入也将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进一步消退。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由于规模经济而继续保持。因此，制约跨国公司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主要因素，不在于劳动力成本，而在于规模经济效应，即一旦产业链上的企业迁出中国便无法享受此前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低成本。第二，中国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规模。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市场还很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并不在意中国国内市场份额。但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中国的购买力也逐步显现出来。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日益重要，其中以终端消费品企业为主。例如韩国LG集团，2021年其67%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并且由于该集团的产品为消费品，中国是其不可忽视的终端市场；美国高通公司2021年收入的58%来自中国市场，但因为高通公司的产品是中间品，所以它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强[12]。除此之外，美国的苹果公司和特斯拉公司都有相当比例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因此，那些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份额的企业将很难全面迁出中国，尤其是把中国作为终端市场的公司。即使美国政府会对这些企业施压，它们也可能会出于无法承受失去中国市场的巨大损失等原因，而游说美国政府放松相关的产业链安全政策。第三，中国的规模优势还体现为人口规模，为创新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巨大的基数。以创新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新增长理论，都显示人口规模本身具有促进增长的作用。其机制主要在于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人口越多的经济体，所享受到的正外部性也就越大。例如，创新人才很可能是按照一定概率在人群中出生的。人口越多的国家，拥有的创新人才总数也就越多，而创新人才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直接力量，因此人口越多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机会就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规模优势中，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都是来自经济增长的。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则是过去40年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是效率提升的结果。可以说，正是过去长时期的经济效率提升，为中国创造了规模经济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在当前运用规模优势更好地应对产业链安全的挑战。这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中国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确保产业链安全，还应该继续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推动城市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只有继续提高效率，扩大中国的规模优势，才能更好地实行产业链的安全政策。

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仍有扩大的空间。相比美国，中国经济的集聚度仍有提升空间。而且，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仍然存在行政区域导致的分割和不连续性。如果我们比较上海郊区和其紧邻的江苏省昆山市，就会发现上海郊区的发展大幅落后于仅一线之隔的江苏省昆山市。同样的情况在北京郊区与河北省之间也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在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市周边就不明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与省级行政区划相联系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对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的限制。而在同为一省内部的广州市与东莞市之间，这种限制就要小得多。这种与行政相关联的体制性限制，可能通过户籍制度作用于劳动力市场，通过土地指标作用于资本市场，通过行政管理作用于商品和服务市场。未来，如果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则需要进一步打破与行政相联系的种种藩篱，真正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

节点优势

中国在当今全球经贸网络中已居于重要节点地位。这种节点优势为中国在后WTO全球经贸体制下发挥贸易影响力提供了条件。后文将对后WTO全球经贸体制做更详尽的描述。中国由于在全球经贸中的节点地位，拥有大量的经贸伙伴，因此在后WTO双边即多边特惠贸易协定的时代，仍将成为全球经贸的少数几个主导力量之一。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之所以要推行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也是出于美国对自身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前文提到，美国对于产业链安全的理解强调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健性，主要的政策是提高供应链的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最大节点有关。在全球经贸网络里，20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很小的节点成为最大的节点（见图1.8）。中国这种独特的节点地位，也意味着美国的供应链多元化政策导致一定程度上要与中国“脱钩”，否则其多元化政策无从谈起。

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节点优势，也体现在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领导作用。通过对中国与各国进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与东亚邻国之间的产业融合度较高，但与美国、欧洲的产业融合度较低。中国从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中所包含的本国增加值比重越高，表明中国有越多的中间品出口到该贸易伙伴，然后通过最终品的进口实现了这部分增加值的“出口转内销”。这种增加值在两国间的“出口转内销”，说明两国产业融合程度深。在过去30年，中国与亚洲邻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不断上升，反映了彼此之间的产业融合程度在加深（见图1.9）。而中国与美国产业内贸易指数在中国“入世”之后呈现下滑趋势，说明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前文所说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本质上是基于要素禀赋差异而展开的。

中国与亚洲邻国间深度融合的产业关系，意味着东亚各国的经济高度依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同时，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与美国和欧洲的冲突风险要小得多，因此这些国家有望成为制约美国同中国“脱钩”的重要维系力量。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使之起到“黏合剂”的作用，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通过这些“黏合剂”国家与美国、欧洲维持必要的经贸关系，以尽可能地减少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效率损失。

技术进步的机遇和产业政策的空间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可能受阻，但人类技术进步的趋势仍将继续。当今世界的技术进步存在两个明确的方向，即数字技术和能源转型。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相应优势，而且可以与规模优势和节点优势相结合，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继续提高自身经济效率。由于中国的超大经济规模，中国在数字技术和能源转型过程中将享受丰厚的收益，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同时降低了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对横向分工（以产品贸易为主）和垂直一体化（以要素流动为主）都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哪一种力量更大，需要看产业中成本分项的变化。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数字技术会进一步降低信息成本，扩大知识传播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因此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这有利于像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能源转型是人类为了维持必要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可持续能源使用政策。更多地使用绿色能源，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干预行为，无法通过市场活动自发实现，严重依赖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同合作。因此，能源转型本身就是延缓甚至阻碍逆全球化的一个因素。中美是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必须在能源转型领域协调行动，这将对中美“脱钩”形成很大的制约。

规模经济的延伸是范围经济。中国经济由于规模体量大，自然容纳了更多的产业和行业。中国制造业覆盖了当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这种覆盖范围广泛的产业结构，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提供了较高的保障。例如，在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中国可以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的口罩和相关的医疗用品，并出口全球。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仅全面，而且日益强健，众多产业已经实现了国产技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赶超，例如家电、挖掘机、高铁、光伏、电动车等。国产技术发展较快，国产产品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替代。这种大面积成功的国产替代，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二战后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将国产替代作为工业发展战略，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工业发展成功的经济体，比如亚洲“四小龙”等，推行的都是出口导向战略，即通过国际市场取得技术升级和产业赶超。

中国能够成功实现国产替代的产业，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尤其是市场结构相对简单但市场容量广阔的产品，由于国内市场为国产品牌和技术提供了较大的试错空间，因此更容易实现国产替代，例如挖掘机、家电、电动车等。高铁、光伏产业的国产技术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在国内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仍有一些产业，中国尚未实现国产替代和赶超，比如高端的机床、芯片等行业。这些产品的市场用户特征更为复杂，同时产品要求的技术积累程度深，牵涉面也更为广泛，包括科学原理、特种材料、加工工艺等。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复杂性，使得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需要政府与市场协调合作，这不仅与一个特定产品的开发应用有关，也和与之相关的创新体系紧密关联。只有建立和完善创新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实现赶超所需要的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市场推广等问题。中国的产业发展经验表明，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产业政策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对较大的空间。

[1] 本章作者：赵扬。本章得到了徐磊、聂伟、徐恩多、戴戎的支持。

[2] Ellison, G., Glaeser, E.1999.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

[3] Balassa B.1966. Tarif reduction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among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3） : 466-473．

[4] Samuelson, Paul.1949. International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59, No. 234.

[5] Helpman, E. 1984. A Simp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3） : 451-471.

[6]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7] J.D.万斯出版于2016年的《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详细描述了美国“铁锈地带”的蓝领阶层如何随着美国工业中心的衰败而陷入贫困。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认为这本书描绘的美国社会经济背景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清晰的解释。

[8] Grossman, G. M., Helpman, E., & Lhuillier, H. 2021.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Should Policy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r Reshoring? NBER Working Paper.

[9] “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521。

[10] 基于中国从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数据，详见《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1》。

[11] 参考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所写的《创新：不灭的火炬》一书。

[12] 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收入占比由FactSet数据库参考2022年一季度结束前公布的各公司最新年报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