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僚的生活

唐代长安，是各级官僚最集中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供职与生活，还有自己的宅第。一些重要的官僚世家所居之地，对后世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卷己载：“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安邑，李吉甫也；靖安，李宗闵也；驿坊，韦澳也；乐和，李景让也；靖恭、修行，二杨也。”[24]这些官僚的生活，在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中都有记录，是我们研究官僚在唐代社会中的政治影响、社会地位、流动方式等课题所借助的丰富的史料。本节集中关注的是唐代长安的官僚生活在诗歌中的表现，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政治内涵与文化意义。而所要讨论的，是长安官僚生活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

一、宴会

唐代官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参加宴会。其中有公宴，有私宴。长安官僚与地方官僚相比，又有其特殊方面。层次最高的是皇帝赐宴，比较平常的是家庭私宴，还有朋友间聚会宴饮等等。

赐宴之作，最早的作品，是唐太宗的《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不是在京城长安所作。这种情况较为少见。皇帝赐群臣宴，一般都在京城。且一般的赐宴，皇帝如或作诗，群臣都会奉制应和，这在宫廷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如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一首[25]，就有张说、源乾曜、苏颋、韦抗、程行谌、徐坚、李暠、萧嵩、李元纮、贺知章、陆坚、刘昇、褚琇、王翰、赵冬曦、韦述等十六人应制唱和，玄宗得珍字，诸臣依次得辉、迎、昇、兹、西、回、虚、催、登、私、谟、今、宾、风、筵、莲、华等字[26]。除此之外，玄宗赐宴诗存于今者还有《千秋节宴》《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春晓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端午三殿宴群臣》《夏首花萼楼观群臣宴宁王山亭回楼下》。这些诗作，大多有大臣群体唱和。《文苑英华》将赐宴诗单独列为一类，其中卷一六八收四十六首。从皇帝对臣下的角度来说是赐宴，反之从接受者臣下对皇帝来说，就是侍宴。《文苑英华》卷一六九又收侍宴诗七十二首，合之有一百一十八首。留存至今的可能是极少一部分。唐代皇帝赐宴最特殊最频繁的是唐德宗，“贞元年间，猜疑心甚重的唐德宗一方面不许臣下私自交往，另方面又三番五次地下诏赐宴，企图以恩从己出的形式笼络和控制群臣，从而造成了贞元年间官员宴会最盛的局面”[27]。唐德宗赐宴之作，现存《麟德殿宴百僚》一首，并有卢纶、宋若昭、鲍文姬三人奉和[28]。贞元朝赐宴，先是集中于三节会宴[29]，后又于中和节分宴[30]。

朋友相聚之宴会，韩愈有《醉赠张秘书》诗：“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劝君。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阿买不识字，颇知书八分。诗成使之写，亦足张吾军。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余外徒缤纷。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今我及数子，固无莸与薰。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方今向太平，元凯承华勋。吾徒幸无事，庶以穷朝曛。”[31]这是官僚文人之间友朋宴会的典型之作，既不同于皇帝赐宴的场面，更不同于不懂诗文的富家子弟的庸俗宴会。黄正建先生在研究韩愈的日常生活时说：“性情相投又擅诗歌的朋友聚在一起，边饮酒边作诗。诗借酒力，酒助诗成，何等畅快！韩愈接着嘲笑了那些不懂诗文的富贵子弟们的宴会，说：‘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这种‘罗膻荤’的宴饮这种‘醉红裙’的生活方式一向为韩愈所不屑。这是韩愈文人性格的典型反映。”[32]至于文人的宴集聚会，典型者有《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同赋者有令狐德棻、于志宁、刘孝孙、许敬宗、岑文本、杜正伦、封行高[33]；陈子昂等人宴于高氏林亭，后将三次宴饮时所作唱和诗编成《高氏三宴诗集》，更是一次盛会。《高氏三宴诗集》卷上陈子昂序云：“有渤海之宗英，是平阳之贵戚。发挥凤管而啸侣，幽赞鸡川而留宴。冠缨济济，多延戚里之宾；鸾凤锵锵，自有文雅之客。凡二十有一人，皆以华字为韵。”[34]

当然，朋友间的宴会，还有别宴，情怀与上述情况并不一样，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感伤。这种宴会在京城长安与地方州郡都是普遍的。只是长安是唐帝国的中心，是全国士人的向往之地，故而身处长安的官员，迎来送往，较地方州郡为多。这样的宴会，不仅要作诗，还会有赠序。《文苑英华》《全唐诗》中所收此类诗很多，不胜枚举。

二、交游

交游是长安官僚生活的重要方面，前面的宴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交游的一个方面，只是它具有特殊的政治内容与文化内涵，故而单独论述。20世纪90年代，笔者与吴汝煜等诸位先生合编了《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对于唐五代诗人通过诗歌交游的情况做了较为全面的检索，可以作为唐人交游研究的参考。“由于唐代既是一个竞争意识比较强的开放性的时代，又是一个诗的鼎盛时代，所以不仅人际交往极其频繁，而且在交往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交往诗篇。这些诗歌几乎渗透到了人际交往的一切方面，从而把诗歌的社会交往职能发挥到了极致。”[35]

在这里，我们举盛唐诗人王维为个案加以研究。王维的交游有三个特点：一是王维的主要生活年代在大唐极为繁盛的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二是王维在京城长安做官的时间比较长，三是王维在长安有着较为广阔的交游圈。

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王维与包括唐玄宗在内的皇室官僚都有交往。王维现存的诗中，有应制诗及与玄宗交往的诗十七首：《奉和圣制登降圣观与宰臣等同望应制》《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奉和圣制赐史供奉曲江宴应制》《奉和圣制庆玄元皇帝玉像之作应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三月三日勤政楼侍宴应制》《奉和圣制十五夜燃灯继以酺宴应制》《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等。与岐王李范交游之作三首：《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

王维的交游诗，不少是官场应酬之作。有送往迎来者，如《送魏郡李太守赴任》《送缙云苗太守》《送韦大夫东京留守》《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有唱和应答者，如《赠徐中书望终南山歌》；有哀挽故人者，如《故太子太师徐公挽歌四首》《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达奚侍郎夫人寇氏挽词二首》；有敷衍应付者，如《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即歌颂李林甫的诗作，其实并不是出于本心。

更多的是官闲后友朋的诗酒聚会，其中有志同道合的诗人，如赠裴迪诗：《赠裴十迪》《赠裴迪》《辋川闲居赠裴用才迪》《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酌酒与裴迪》《答裴迪辋口遇雨忆终南山之作》《闻裴秀才迪吟诗因戏赠》《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等多首，裴迪亦有《春日与王右丞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辋口遇雨忆终南山因献王维》《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一作《留别王维》）等诗。又赠崔兴宗诗：《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送崔九兴宗游蜀》《送崔兴宗》《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崔兴宗写真咏》《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等，崔兴宗亦有《同王右丞送瑗公南归》《和王维敕赐百官樱桃》《留别王维》《酬王维卢象见过林亭》等。

王维信奉佛教，常与长安的佛徒交游，表现于诗歌的有方尊师，《送方尊师归嵩山》；王尊师，《送王尊师归蜀中拜扫》；璇上人，《谒璇上人并序》；昙壁上人，《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并序》；瑗公，《同崔兴宗送衡岳瑗公南归》；福禅师，《过福禅师兰若》；道一，《投道一师兰若宿》；操禅师，《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其《青龙寺昙壁上人兄院集序》云：“吾兄大开荫中，明彻物外。以定力胜敌，以惠用解严，深居僧坊，傍俯人里。高原陆地，下映芙蓉之池；竹林果园，中秀菩提之树。八极氛霁，万汇尘息。太虚寥廓，南山为之端倪；皇州苍茫，渭水贯于天地。经行之后，趺坐而闲。升堂梵筵，饵客香饭。不起而游览，不风而清凉。得世界于莲花，寄文章于贝叶。时江宁大兄持片石，命维序之。诗五韵，座上成。”[36]参加这次青龙寺集会者有昙壁上人、王维、王昌龄、裴迪、王缙等人。从僧寺集会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维对佛寺清静环境的向往与赞叹，故诗的末二句言“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与官场生活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映射出唐代文人官僚既身在官场，又崇尚隐逸以表现清高的心理状态。

三、居家

由于唐代官员租房与购房是受其官品、俸禄以及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的，因而差别很大。即使同一个官员，在其一生中，住房水平也是颇有悬殊的。我们要想全面地考察唐代官员居家的变化，并以诗歌表现作为研究中心，那么关注的对象则应是兼有官员与诗人二重身份者，如王维、元稹、白居易、韩愈、刘禹锡、杜牧等。

白居易在长安的居宅，换过很多次，较早是租住在永崇华阳观的亭子里，后来在新昌坊购买了私有住宅。这两个地方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华阳观是白居易准备制科考试的场所，在这里他打开了通往宦途之门。新昌里的私宅，是白居易在经历了五年的左迁之后，终于作为五品京官被召还朝廷，第一次在长安所购之私宅，是他名副其实的获准进入高官们把持的中央政界的场所。”[37]当然，白居易对于住宅的选取，考虑到聚会与亲戚朋友往来的需要，对于自己较为重要的交游圈，控制在日常骑马所能到达的范围。妹尾达彦云：“白居易所往来的友人的住宅分布……更为集中在白居易居住地的近邻诸坊，这也就告诉了我们当时官员们日常骑马所能交游的范围。白居易之所以选择这个地区居住，也是为了与亲密朋友频繁往来的需要吧。在白居易的友人当中，只有张籍例外地住在街西，张籍经常过访街东的白居易的居所，而白居易总是对其远道而来热情地款待。”[38]白居易诗歌以表现日常生活见长，日常生活也是他闲适诗所产生的典型环境。“闲适的境地，在生活中也许只是游移于各种束缚之间的一种心态，而将其固定成形的是闲适文学。白居易的闲适文学，不就是为了在诗中构筑、拥有那种幸福时光而创作的吗？”[39]

白居易在长安与洛阳的住宅，日本学者妹尾达彦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并详细制成了《白居易两京居住表稿》，附于其《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一文后[40]。兹根据妹尾先生的考证，将白居易在长安的居地简列于下：

白居易长安居宅情况表

续表

白居易在长安的住宅，是由前期的租住发展到后期的购买的。购买住宅时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官职从五品上，年龄已到了五十岁。可见唐代官员，五品以上的福利待遇要远远高于低于此的中下级官吏。白居易在长安住宅的迁移，可以看成是唐代社会官僚居住情况的缩影。

与白居易相似，韩愈购房也是在五十岁前后。他的《示儿》诗说：“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于我自有余。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于。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敷。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41]韩愈所购的这套房子在长安的靖安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附程鸿诏《校补记》卷二：“靖安坊韩愈宅。补注：《宣室志》：愈于靖安里昼卧，见神人曰：威粹骨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十二月，愈卒。又韩愈《示儿诗》言屋内外景物甚详。又有《庭楸诗》，此宅庭内有楸树五株，他树四株，东堂可以见山南亭，有松果瓜芋之区，西偏有槐榆，北屋乃内室。”[42]韩愈贞元二年（786）始来长安，下延三十年，为元和十年（815），诗即作于本年。其时韩愈四十八岁，为中书舍人，品级为正五品上。唐代官员年龄在五十岁前后，且品级升到五品，自购住房大概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当然，唐代的官僚当中，如果有前辈留下来私产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如杜牧的祖父杜佑，是中唐时期的名相，故其在长安城南的下杜樊川，有自己甚大的住宅，并传给了自己的儿孙。樊延翰《樊川文集后序》：“长安南下杜樊乡，郦元长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43]裴延翰的“仲舅”是杜牧，杜牧继承了祖父杜佑的别墅，并且用自己的俸钱加以修葺。

四、出行

黄正建先生曾就韩愈出行的情况进行考察，对于唐代官员出行的一些制度做了探讨，择要叙述了四个方面：一是贬官出行情况，二是公事出行情况，三是京师出城情况，四是宫门出入情况[44]。可供我们参考。

唐代官员出行，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这在制度上是有明文规定的，一直到晚唐还是如此。“朝官出使，自合驿马，不合更乘担子。……如病，即任所在陈牒，仍申中书门下及御史台，其担夫自出钱雇。”[45]正因为如此，才有京兆尹韩愈乘马出行，贾岛因吟诗“推”“敲”未定事冲撞他的事情。杜甫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诗句[46]，可证唐代的官僚与权贵是乘马的。

唐代长安，有按时开启与关闭城门的制度，故官员的出行与游览，一般要在开启之后出去，关闭之前回来。韩愈有一组诗《游城南十六首》，其中《晚雨》云：“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投竿跨马蹋归路，才到城门打鼓声。”[47]刚回到城门，听到了将要关闭城门的鼓声。

长安的宫门，还有出入籍禁制度。《唐律疏议》称：“宫门皆有籍禁”[48]，“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49]。出入宫内都凭“籍”。韩愈《南内朝贺归呈同官》诗称：“岂惟一身荣，珮玉冠簪犀。滉荡天门高，著籍朝厥妻。”[50]韩愈不仅自己有籍，其妻亦有籍。所谓籍，就是“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51]。

唐代贬官的出行，更有严格的规定。一旦接到被贬诏书，必须在一两日之内离京。韩愈被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俛不回顾，行行诣连州”[52]。其贬潮州时，“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