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萌动期的探索起步（1978—1991年）

历史上，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洋文化与开放意识浓厚。“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广州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和海岸城市。据推定，秦始皇之前，番禺应为一外贸口岸。番禺城在汉初成为全国九大都会之一，主要货物亦多为宝货，即可反映南越国的外贸发达。[2]由于历史上形成了经商贸易的环境，广东早期就商业意识浓厚。正如余秋雨的形象描述：“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锚出发。”[3]可以说，岭南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对外开放、善贾重商、兼收并蓄、务实创新的特点，包含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平民色彩。“纳四海之新风，集中原之精粹”，成为岭南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岭南地区开拓求新的观念意识。处于“化外” 之地的岭南，距离中央政权所在地遥远，封建统治者鞭长莫及，思想控制较弱，使海外文化随着海上对外贸易比较容易在南中国海岸登陆。当传统遭遇现代的撞击，岭南文化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广东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 “思想摇篮”。林则徐在广东成为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 “真正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是广东梅州人黄遵宪。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是珠海香洲人容闳。孙中山先生更是一位具有广阔世界眼光的伟人，他以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为座右铭，强调要 “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的思想成果。正因为观念文化的开放和创新，广东在近代史上曾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诚如易中天所说：“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 ‘天高皇帝远’ 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20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曰岭南文化的特点，即 ‘生猛鲜活’。”[4]岭南文化领时代风骚，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无疑作出了深远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岭南文化重放异彩。广东作为先行先试的排头兵，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更是率先突破。1978年之前，我国的文化生产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和管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主要服从于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需要。“文化战线”、“文化阵地”等提法，便透出浓厚的政治气息。有学者就此阐述道：“无论是轻视还是重视，文化都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更不能成为一种产业。这种以‘工人阶级’为价值核心的文化，其生产方式却与‘工业’无关。在组织体制上，文化生产和传播机构都属于执政党的宣传部，主要发挥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喉舌’功能；在经费投入上，主要由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提取，是由国家全资投入养起来的事业部门，文化从业人员都是国家体制内的干部；在消费方式上，文化实际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是‘为人民服务’的福利事业，消费者基本上不直接出钱。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领域。这种文化体制，配合一定时期的政治体系，基本表达了党/国的政治意志，但它既没有提供文化生产所必需的自由条件，也不可能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文化产品。”[5]“文革”中盛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化、艺术的娱乐功能完全被取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到处是大批判的战场，充满文化“斗争”的气氛，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枯燥，文化生产与物质生产以及经济效益是相互隔绝的领域。

中国的文化经济、文化产业，是在岭南地区发轫的。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之后，广东逐渐出现了音像制品市场、表演艺术市场、图书报刊市场、电影发行放映市场和电视文化市场，以及流散文物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和工艺美术市场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市场。20 世纪后期，流行音乐、大众文化、娱乐文化与经济大潮在南中国海疆浪涌波翻、呼啸而来，“猛袭神州”，形成强烈的 “冲击波”，甚至被内地人称为岭南文化的 “入侵”：商品经济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自由开放；便利的城市公共服务和民生系统，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等，减少了传统生活造成的人身依附和依赖心理，一种更为自主和平等的人格、更为自由开放的风气，也成为 “挡不住的诱惑” 向内地渗透弥散。[6]商业和市场孕育了新的文化精神，个性意识、民主观念逐步彰显，对物质财富和世俗幸福生活的追求成为个体理所当然的权利。

文化与商业结合，曾经的文化“战场”开始向文化“市场”转变，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更多地浸润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市场逐步兴起、拓展，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在悄然发生变化。

一、演艺娱乐业

伴随着流行音乐的曲调、歌声，广东最早开始经营“文化”，把娱乐文化发展成商业。广东的流行音乐、演艺界创下了中国的多个第一：

1977年，全国第一支流行乐队——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成立。

1979年，新中国第一家省级音像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成立，该公司录制的第一首歌是朱逢博演唱的《蔷薇处处开》，专辑名《朱逢博独唱歌曲选》，这是新中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

1980年，广州东方宾馆开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茶座。

1980年，深圳第一家帐篷歌舞厅在西丽湖出现，1981年西丽湖歌舞厅诞生。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最早出现的营业性歌舞厅。

1981年，广东推出“粤语流行金曲”，但主要是翻唱港台的歌曲。不久，徐东蔚、郑南两人创作的《请到天涯海角来》风行全国，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启蒙之作。

1982年，广州在国内第一次采用 “明星包装战术”。

1984年，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于国庆节期间在广州举办专场“红线女粤曲独唱会”，这是中国戏曲艺人的首次个人演唱会。

1985年，广州举办全国第一个原创流行歌曲大赛“红棉杯”新人新歌新风大赛。

1987年，广东出版中国内地第一张CD《蒋大为电视主题歌》，并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原创流行歌曲排行榜——健牌广播新歌榜。

1990年，广东流行音乐创作学会成立。

1991年，新时代影音公司麾下的杨钰莹、毛宁成为我国第一对签约歌手，一个全新的概念——包装歌星开始影响全国。

20世纪70年代末，流行音乐的大潮开始在广州酝酿、发酵。广东流行音乐发端于一个香气四溢的名字——紫罗兰乐队。1977年春天，20岁的广东省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毕晓世“不务正业”地组建了这支中国新时期最早的轻音乐乐队。同年5月1日，紫罗兰乐队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首次登台。毕晓世回忆说：“那天唱的是我重新编曲的《蓝色的爱情》和《送你一枝玫瑰花》，结果全场轰动。我们得到了社会的承认。”[7]新颖的音乐元素，给长期受政治文化浸染的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成立于1979年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及后来的新时代影音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并称为广东音像出版界“四大巨子”，构成了广东音像业的产业依托和竞争优势。如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新中国第一家拥有整套国际先进水平、全新录音录像设备和音像制品生产线的音像企业。到1983年末，该公司已总共赢利3000万元，成了纳税大户。广州又是最早搞全国性流行歌曲大赛的城市，像1985年全国第一个流行歌曲比赛——“红棉杯”，选出了羊城十大歌星和十大金曲，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等年轻的音乐人和吕念祖、唐彪等歌手从此崛起。这在全国范围内是很少见的，北京到了第二年才推出类似的比赛。广东电台很早就出现了流行音乐排行榜，媒体的支持、唱片业的崛起，加上涌现了一支很优秀的音乐人队伍，很多外地歌手被吸引到广州。这些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前期，广东在全国流行音乐中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8]由此，娱乐经济开始在广东这些沿海地区发育起来。

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广东用足、用活中央的政策，经济模式、文化生态都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不同的消费主体，有不同的文化需求。据《广州市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境外商人和旅游者纷纷进入广州。为丰富他们的夜间文化生活，1980年3月间，东方宾馆首先办起营业性的音乐茶座，邀请擅唱中国香港、台湾流行通俗歌曲的专业歌手演唱，并配备以西洋音乐为主的伴奏乐队。东方宾馆音乐茶座的诞生，在当时的广州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那个时候音乐茶座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进去的，一定要凭着“回乡证”买票才能进去。所谓“回乡证”就是当时港澳台同胞在回乡探亲的时候，政府所发的一种特殊证件。继东方宾馆之后，第二个出现音乐茶座的地方就是中国旅行社的华侨大厦，因为当时有很多归国华侨都住在那里。[9]音乐茶座比较好赚钱，很多餐厅或宾馆的老板看到这一潜在的市场商机，也跟着开起了音乐茶座，如华侨酒店、爱群大厦、广州宾馆等也开始仿效，一时间广州几乎所有的宾馆、酒楼，乃至工人文化宫、青年文化宫都开设了音乐茶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股风后来竟然一直吹到广州歌舞团、民间音乐团等专业团体，甚至连广州杂技团都成立了一个轻音乐队。中央电视台也觉得音乐茶座这种形式很新颖，他们专程到广州采访报道。[10]与改革开放时代相适应的经济文化形态，逐渐显现出生机与活力。

音乐茶座在广州兴起，不是偶然的，这与广州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有很大关系。广州人素有品茗听曲的传统习惯。资料显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就有了供欣赏曲艺的茶座。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 年起，随着社会的繁荣安定，又先后有十几家茶座式的音乐曲艺厅兴办起来。十年动乱期间，这些深受群众喜爱的文娱场所被视为 “封、资、修”的货色，全部给砍掉了。[11]改革开放之后，品茗听曲这样的文化生活得以恢复并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方宾馆、流花宾馆、广州宾馆、人民大厦、新亚旅店仅5家音乐茶座，就1983 年计，一年的听众达35 万人左右。当时一张音乐茶座的门票售价6元，其票价高出其他剧团五六倍，而每天拥有大量的听众，且历数年而不衰。[12]广州的音乐茶座原来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播放录音卡带，一种是由轻音乐队演出。从1984年8月起，又出现了歌舞厅的新形式。这种歌舞厅既有轻音乐的演出，又设有舞池，宾客可在欣赏演出之余，跳交谊舞自娱。随着音乐茶座的火爆，演出向多渠道、多途径发展，音乐茶座的轻音乐队起初主要是为音乐茶座演出，演出渠道单一，后来演出的渠道渐渐多起来。他们在坚持以茶座演出为主的前提下，灵活地下到四乡，到广州市的一些剧场，到省外各地演出。[13]音像和演艺市场培育出的 “茶座歌手” 红极一时，受到广泛的欢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音乐茶座逐渐被卡拉OK所代替。1988年3月8日，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文化消费在逐渐增加，各种社会力量兴办的文化事业日趋活跃。一个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服务的文化市场正在兴起和形成。文化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对繁荣我国文化事业、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对于文化娱乐业的经营活动，健康有益的要支持，无害的允许存在，低级庸俗的要抵制，反动淫秽的应予取缔。要依法保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鼓励竞争，调节好文化市场的供求关系，创设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市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把文化市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这是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文化市场”概念，表明国家已经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待和管理文化市场。[14]文化市场的拓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各类文化消费模式。即便在广大农村，各类演出也相当普遍。单是海康县就有民间雷剧团54个，每年演出200多场。吴川县1988年有132个乡不惜重金从外地聘请剧团演戏，覆盖面达82%。随着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上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意识也在增强。例如，1987年广州市就有1/4的家庭参加 “美的家庭文化” 活动。[15]人们在参与各种公共文化活动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应有的文化权利，并对文化单位有了进一步改进文化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的诉求。

越来越多的新兴信息渠道和文化载体相继出现，为大众提供了更多样的文化选择，音像业、文艺演出、娱乐业顺势发展，文化消费的观念逐渐形成。各种类型的文化娱乐场所纷纷出现，高、中、低档一应俱全。以深圳为例，20世纪80年代，深圳开辟社会办文化的途径，通过外引内联，鼓励企业界兴建文化娱乐场所。其中有东南亚最大的迪斯尼游乐场——香蜜湖中国娱乐城，华南最大的综合性电影娱乐中心——南国影联。

在文化消费模式的转换中，广东还善于寻找演艺娱乐与文化旅游的结合点。广州东方乐园是1985年7月1日开业的中国第一家大型游乐园，是国际旅游协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它开动了国内第一趟过山车。当年，国家对游乐设施的检测标准也是比照东方乐园而定的。从1987年起，由广东省、广州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组织的“广东欢乐节”在东方乐园举办。1990年，国家旅游局等单位也参与组织了在东方乐园举办的第四届“广东欢乐节”，并正式将该节定名为“中国旅游艺术节暨广东欢乐节”，使之成为一项全国性旅游活动。从1990年开始，以“广东欢乐节”为基础，汇聚全国各地的民族民间艺术精华，把欢乐节推向国际旅游市场。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方乐园由于经营不善，于2004年9月7日正式关门歇业，但东方乐园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被誉为我国主题公园之“长兄”，它挖掘到了行业的“第一桶金”，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形象，成为我国游乐业一面鲜明的旗帜。[16]在东方乐园之后，各地掀起了一股主题公园建设热潮。

演艺、娱乐、旅游和文化糅合在一起，带动了主题公园的发展。深圳华侨城集团公司在1989年建成了主题公园 “锦绣中华”，1991年又投资建成了第二个主题公园 “中国民俗文化村”。1992 年初，全国面积最大、景点最多的微缩景区 “世界之窗” 在深圳华侨城破土动工，1994年6月正式开放营业。“锦绣中华” 开业当年就收回近1 亿元的全部投资，第二年即开始赢利；“中国民俗文化村” 开业仅9 个月就也收回了1 亿元左右的全部投资，两个主题公园仅1992 年就赢利1.5 亿元，成为深圳市的纳税大户，并初步获得开发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的成功经验，为后来华侨城集团扩大文化产业规模打下了基础。此前深圳也有较早发展起来的歌舞娱乐、演出、游戏等行业，但从其规模效益和社会影响来看，都属于起步阶段。传统的政府办文化产业，如报业、广播电视业等大多还在享受政府投入，尚未完全实行产业化运作。以华侨城企业集团为代表的深圳文化产业群体，尽管规模水平参差不齐，但大多在20 世纪90 年代成长壮大，并初步完成其资本的 “原始积累” 及对企业主攻方向的战略选择。[17]由此，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和产业趋势逐渐成型，规模化的文化产业群呼之欲出。

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转变，广东的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稳步进行，文艺院团的经营自主权渐渐扩大，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开始改变。至1987年年底，已有广州话剧团、木偶剧团、电影公司、雕塑室等9个公司级文化艺术单位和15个专业电影院、8个影剧院、13个区级书店实行了团长或经理负责制。对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继续进行调整，广东音乐团合并到广东音乐曲艺团。在部分文艺单位开展经济承包试点，一贯领取国家经费的广州雕塑工作室、广东民间工艺馆和广州歌舞团、广东音乐曲艺团等单位实行自收自支，取得良好的效益。[18]当然，文艺院团的改革虽已开始，但20世纪80年代尚未完全摆脱旧有体制的束缚，文化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充分解放。

只有建立面向市场、服务群众的体制机制，不断丰富演艺娱乐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从文化市场的形成到文化旅游、演艺娱乐业的兴旺，“娱乐经济”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大众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二、新闻出版业

“文革” 结束后，经历了 “书荒” 的人们，表现出对知识、信息如饥似渴的需求。20世纪80 年代初，图书出版业成为快速增长的行业。出版领域逐步打破枷锁、恢复调整，图书市场的品种渐渐丰富起来，甚至一度出现了读者排队购书的动人景观，“读书热”、“出版热” 盛极一时。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出版界有不少惊人的手笔。人们尚在谈人道、人性色变之时，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11月推出戴厚英的《人啊，人！》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短短5年内，该书一再重印，发行量近40万册，在香港还有翻版书，在国外也有几个语种的译本。创办于1981年的花城出版社，打破意识形态坚冰，首推《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学观念变革提供了助力。

花城出版社还在办刊方面先行一步，把刊物作为培养作者队伍的园地，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创刊于1979年的《花城》、《随笔》，被列入全国大型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中，“北有《读书》，南有《随笔》”。这两家杂志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读者，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生产和消费。

除了《花城》、《随笔》等纯文学期刊之外，《家庭》、《南风窗》等全新内容、全新风格的杂志也陆续在广州创刊，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品牌期刊。1982年4月，广东省妇联创办《广东妇女》，1983年1月更名为《家庭》，是国内第一家以恋爱、婚姻、家庭为报道和研究对象的综合月刊，月发行量在期刊界一直名列前茅。1985年4月，《南风窗》创刊。《南风窗》以广州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地的环境优势、观念更新优势、信息资源优势“开启思想之窗，搭沟通之桥，吹清新之风”，被读者称之为“华不失实，活而不邪”，“带来一股新闻改革的清新之风”。《南风窗》也迅速成为期刊界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刊林奇葩”。[19]勇于改革创新，使得广东的期刊充满锐气。

涌动的经济变革潮流，激发了精神消费的欲望。1982年广东省新华书店系统销售图书36257万册，销售金额首次突破1亿元，比1978年增长1.1倍。1982年广州出版的杂志、丛刊共计95种，全年总印数14644万册（份）。在95种杂志中，平均期印数超过10万份以上的有《作品》、《广州文艺》、《黄金时代》、《花城》、《风采》、《希望》、《影视世界》、《武林》等17种。其中，《武林》期印数突破200万份。[20]1980—1990年，广州图书出版的种数、总印数、总印张等，都大大超过前30年之和。1990年4月29日至5月6日，羊城图书博览会在广州图书馆、农讲所广场举行。这次博览会汇集了全国120多家出版社的优秀图书共2.5万多种，融图书展销与文化宣传活动于一体，包括出版发行咨询服务、职工自学成果展览、读书众人谈、名人签名售书、书画家挥毫义卖、读者存书交换以及诗歌朗诵、文学艺术欣赏讲座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中心会场共接待读者80万人次，各分会场共100万人次，图书展销售总额250万元，创造了广州市图书销售前所未有的佳绩。[21]1991年，第四届全国书市在广交会举办，12天之内，入场读者55万人次，总计销售图书1166万元，平均日销售额近百万元。书市期间订货近4000万元，并接待4000余人次外地及港台出版发行人员及图书馆采购人员。[22]书市等大型文化活动，搭建了销售平台，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

广东的图书市场行情不断看好，报业更是积蓄起跨越式发展的能量。1979年，广东公开发行的报纸仅有8种，内部发行（即持地方准印证）的报纸不到70种。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1982年5月24日，全国第一家特区报《深圳特区报》创刊。不久，珠海经济特区和汕头经济特区也先后办起了《珠海特区报》和《汕头特区报》。当时广东19个市中的17个市和8个县先后创办和复办机关报。[23]随着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各种专业报和企业报应运而生。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这份当时发行量仅7000份的报纸，后来成为中国新闻界的翘楚。同期，《粤港信息报》、《信息时报》、《亚太经济时报》、《足球报》、《广东公安报》、《广东电视周报》、《周末画报》等一批较有影响的报纸先后创刊。在报业经营过程中，广东的媒体加强和完善采编、印务、发行各个生产环节的现代化配置设施建设，并通过提高科技含量以提高工作效率。如购买新的印刷机器，使印刷更及时；设立新的分印点，增强辐射能力；购置现代化的采编设备，以增强新闻时效性等，以强化硬件优势取得竞争优势。1988年以后，《广州日报》、《湛江日报》、《茂名日报》、《汕头日报》、《韶关日报》、《南方日报》及《深圳特区报》等相继自办发行，大大提高了发行时效，发行量显著增加。至1993年，广东省公开发行的报纸增加到120多种，内部发行的报纸超过了280 种。当时，广东报纸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24]量的增长与办报水平的提升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广东报业在时代大潮中搏击，加快前行的步伐，不断奏响高歌猛进的华彩乐章。

广东报人最先感受到市场的脉动，大胆探索报业经营的规律。采编业务与经营管理并重及敢为人先的精神，使广东报业创造了中国报业的许多个“第一”：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南方日报》在全国率先创办周末版——《南方周末》；《羊城晚报》在全国省级报纸中率先创办“港澳海外版”；《广州日报》在全国率先扩大为每日出12个版，后来又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中国第一张8版报，第一张彩报，第一张全彩报，第一张广告收入过亿元报，第一张广告收入超5亿元报，第一支“扫楼”发行队伍，第一个自动售报站，第一家连锁店，第一个报业博士后工作站，第一个报业集团等。正是这许多“第一”造就了广东报业的辉煌，奠定了广东报业在全国的领先地位。[25]《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的发展，创造性地树立起了党报在报业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格局，开辟了党报走向市场的先河。

随着报业经营的拓展，广告业也开始复苏并逐步壮大。1979年，《南方日报》广告收入只有40多万元，1983年增加到187万元，1987年又增加到700万元，1988年为1 000万元，1989年突破1 500万元，十年之内增长了37倍。[26]1986年12月26日，《广州日报》在第七版正式开设分类广告栏，从此，《广州日报》一直走在我国报纸分类广告市场化进程的最前列。1991年，广州日报举办全国首家报纸广告评奖活动——“广州日报杯”报纸优秀广告奖评奖活动。本着提高报纸广告的创意和设计制作水平的目标，“广州日报杯”后来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亚太区域、高水平的行业评选活动，是中国广告评选活动中的一个知名品牌。

广告业务的增长，与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媒体的成长密不可分。1979年，广东省广告公司和广州市广告公司成立，被视为国内广告业兴起的标志。这一年，广州市广告业共有7家经营单位，从业人员40多人，年营业额132万元。到1990年，广州市广告经营单位发展到288家、从业人员3290人、经营额达到2.24亿元，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同年，广告经营额前10名的单位是：广东电视台、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州市广告公司、南方日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告公司、广东省广告公司、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州电视台、广东文化广告装饰公司。[27]广告界有一句行话“经济越发展，广告越兴旺”，从地区角度来看，此话确有其道理。据报道，1991年我国人均广告费用已突破3元，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这个指标已达30元以上，而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云南、贵州、西藏等地，该指标还不到0.3元。[28]广东企业广告投入的增长，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广告市场的大门敞开，品牌营销、商业大战的序幕随即开启。

人们对于广告的态度，同时经历了从反感、无所谓到需要的转变过程。据调查，珠三角已有60%的人认为广告能提供商品信息，有20%的人表示喜欢电视广告。这种态度的转变，正是商品经济建设逐步深入，商品意识在人们头脑中加强的表现。企业界纷纷与大众传播媒介联姻，电视、电台、报刊的某些栏目愈来愈多地被客户（企业）用钱买下，名为“特约节目”。另一种形式是由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社主办一种由企业提供赞助的活动。如1989年上半年由广东电视台、广州日报社和广东强力集团公司合办的“全国强力公关小姐选拔赛”，有59%的人收看了决赛的现场直播，甚至还兴起了一场“公关热”。由企业赞助出版社出书，赞助文艺演出、体育表演已是很自然的事。[29]市场竞争需要企业强化整体形象传播、重视营销。广告意识的形成，有利于拓展商品经营，提高企业或产品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后，广东新闻出版业的成长态势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总体协调的。思想解放的大环境，GDP高速增长的硬实力，以及行政管理机制与市场机制逐步对接，导向思维与营销策略融会贯通，为新闻出版业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广播影视

广东毗邻港澳，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捕获发展文化产业的先机。而香港很早就开始了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拥有较为成熟的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香港在20世纪中叶塑造的文化产业，为20世纪80年代广东开辟文化市场提供了重要参照。粤、港在文化心理上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广东很容易接受香港的东西。香港的流行文化、影视文化，对广东的广播影视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广东最早听到的境外电台是香港电台，最早看到的境外电视是香港电视。港台大众文化的熏陶，使得广东的广播影视较早打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禁锢。1980年，中国大陆第一座调频立体声广播电台——广东文艺电台建立。1986 年12 月15 日，中国第一家经济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以下简称 “珠江电台”） 开播，该台实际是以经济信息和新闻为骨架的综合性电台，是大众化、通俗型的电台。珠江电台采用大板块综合式的节目结构，主持人集采、编、播、控于一体，以 “一对一” 与听众亲切交谈的形式直播，听众通过热线电话直接参与广播，这被广播界称为 “珠江模式”。[30]珠江电台开播后，在广播界乃至新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国内的许多电台登门考察、取经。[31]“珠江模式” 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体现了审时度势、勇于探索的精神内涵。珠江电台的诞生，使广东电台的收听率奇迹般地急剧回升，并很快就创造了空前的历史记录，南中国刮起了一股强大的广播旋风。后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又陆续建成了9 个电台 （广东新闻台、珠江经济台、广东音乐台、广东文艺台、广东教育台、广东英语台、羊城交通台、珠江股市台、广东儿童台）。广东电台系列台的建立，不但力图满足不同听众对不同信息的需求，而且还力图满足不同的听众对不同种类的音乐的需求。[32]珠江电台的成功和后来系列台的建设，是广东广播界紧贴时代大潮、服务受众而推出的大手笔。瞄准不同的目标受众和服务人群，广东电台在广播的分众化传播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

与广播发展同步，新时期以来，岭南影视界推出了《虾球传》、《心香》、《雅马哈鱼档》、《太阳雨》、《女人街》、《商界》、《外来妹》、《公关小姐》和《情满珠江》等脍炙人口的力作，当年在国内红极一时。

1981年，广东电视台开始摄制8集电视连续剧《虾球传》，这是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连续剧，创当时内地电视剧的收视高峰，红遍大江南北。后来，香港电视购买了该片的播映权，《虾球传》成为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大陆电视剧，“粤产电视剧”时代由此到来。1987年年底开始，广东的电视剧制作走上正轨，先后组织摄制了《公关小姐》、《海瑞传奇》、《康梁变法》、《过埠新娘》、《乱世香港》、《外来妹》、《商界》、《泥腿子大亨》、《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外来媳妇本地郎》等。1989年广东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位列全国第二，数额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同期广告收入的50%多。[33]带有鲜明广东地方特色的粤产电视剧风靡全国，让广东电视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广东的电视媒体还善于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制造“眼球经济”效应。1988年，中国内地第一次电视选美——“美在花城”电视广告模特大奖赛成功举办。随着大赛的投入加大、节目质量的提高，“美在花城”的品牌不断增值。2003年，仅冠名赞助就已达到1 000万元，比第一届足足翻了50倍！广州电视台对选美活动的运作，带动了全国的地方选美热潮，以“美女经济”开启了大众化的娱乐文化时代。经济学家李江帆认为：“选美过程对电视、广告、消遣、信息、通信、旅游及相关产业都具带动效应；对赞助厂商的知名度和产品销售有扩大作用；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34]广州电视台采用市场化、商业化的操作方式，将美丽与时尚、娱乐和经济挂钩，形成了新的注意力光圈，美女成为娱乐文化和诸多经济活动的代言人、形象使者。“制造美丽、展现美丽”的选美比赛，在传播过程中制造出热点效应。

在电影生产方面，20 世纪80 年代初至90 年代初，珠江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珠影”）迎来了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珠影每年拍摄10到12部电影，影片的题材许多都是表现广东改革开放后火辣辣的生活，给观众的感觉很鲜活，加上厂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珠影当时在全国的“江湖地位”非常高。那时与香港的合作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香港人来内地拍摄，几乎都是先找珠影。珠影跟香港的合拍片《英雄本色》，当时就卖了1000多个拷贝。[35]珠影拍摄的《雅马哈鱼档》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第一部反映民营经济、个体户生活的电影，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在香港公映的一部内地电影。据《雅马哈鱼档》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章以武回忆，1984年完成的电影《雅马哈鱼档》公映后，风靡一时。据说电影发行公司后来赚了9000多万元，而拍摄这部电影的成本才48万元。珠影的这部影片赚了400多万元，后来片子以100万元卖给香港。[36]类似《雅马哈鱼档》的影片还有《他在特区》、《街市流行曲》、《给咖啡加点糖》、《花街皇后》、《太阳雨》等。1990年全国各电影厂向国家上交的总利润为1200万元，其中仅珠影公司一家就上交了600万元。珠影公司故事片厂创作摄制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新生活、新人物、新风貌的影片，占其影片生产总量的80%以上。

20世纪80年代，广东文化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思想观念深刻改变、传播载体多元变革、文化市场快速发育，广东文化产业蔚然兴起，在很多领域抢占了先机。如在影视广告方面，广东省白马广告公司在1986 年拍摄了中国第一条电影胶片的电视广告。1989 年，白马公司摄制 “健力宝” 广告，制作费用创纪录，达到68 万元，李宁成为中国第一位拍广告的体育明星，其广告一经播出，令 “健力宝” 的 “冠军品质” 形象深入人心。[37]在动漫方面，1985 年，内地第一个港资动漫公司翡翠动画设计公司落户深圳。其后，太平洋动画、彩棱动画等数十家有港资、外资背景的动画公司相继入驻深圳，吸引了众多动画从业者前往，同时这些动画公司也为深圳动画行业培育了大批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制作人员。当时加工动画的方式主要是由 “外方” 出技术和管理，国内企业出劳动力和厂房。深圳的动画加工开始兴盛。[38]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广东即拥有了动画加工的雄厚实力，之后逐步取代香港和台湾地区，成为动画的最大加工输出基地。

改革开放后，广东企业经营文化的意识不断提高，跨界的文化经济方兴未艾。如成立于1984年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起初是一家以经营专业摄录像器材为主的全民所有制贸易公司，1988年成为中国大陆最早一批公开上市的股份制企业之一。经过多年拓展，万科已成为一家跨地域经营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公司在从事房地产、股权投资、工业制造、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于1989年组建了万科影视部，1992年正式注册成立了万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此，万科结束了过去单一赞助文化事业的历史，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化的路径，形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新型文化产业。相比于中国内地的其他省份，广东较早地完成了文化市场观念的洗礼和对文化载体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