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利玛窦 （MatteoRicci） 的研究，如从 1615 年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根据 《利玛窦日记》 编纂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开始算起的话，迄今已近四百年。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顶尖研究专家，如汾屠立 （Tacchi Venturi）、德礼贤 （Pasquale d’ Elia）、裴化行 （HenriBernard）、邓恩（GeorgeH.Dunne）、平川佑弘、西比斯 （Joseph Sebes） 及史景迁 （Jonathan D.Spence） 等，同时也出版了一批利玛窦研究的优秀著作，在中国则有台湾学者罗光、大陆学者朱维铮、林金水、许明龙等，亦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其间，发表的有关利玛窦研究的各种论文不下万种。可以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汉学界之利玛窦研究已成为一门 “热学”。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利玛窦研究更受国际汉学家热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中国学术研究进一步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中国的利玛窦研究之热情亦越来越高，有将此研究推向高潮之势。继2004 年黄时鉴先生利玛窦研究的专书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出版后，近三四年，出版和翻译出版的利玛窦新的人物传记就达三种之多：意大利菲利浦·米尼尼 （Filippo Mignini） 《利玛窦——凤凰阁》、意大利华裔学者宋黎明 《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 （1582—1610）》 和美籍华裔学者夏伯嘉 《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特别是明韶州同知刘承范之后人、肇庆本土学者刘明强先生从其家族 《刘氏族谱》 中发现刘承范 《利玛传》 一文，一经公布，学界惊愕，完全没有想到在中文文献中居然还保存有数千字的利玛窦早期在肇庆、韶州活动的资料，其中所载内容绝大部分为现存中西文献所无。这一资料在今天的 “利学” 研究中，可以说是如获至宝。2010 年，刘明强先生先后在《韶关学院学报》 和 《肇庆学院学报》 上发表此文献，学界反响甚大，笃信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半信半疑者居多。对于这样一份足以影响利玛窦研究进程的明代中文文献，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

刘明强先生公布的明刘承范 《利玛传》，现存于由刘后清主修、于民国甲寅 （1914） 刊刻监利县存泽堂 《刘氏族谱》 序卷二中，目录与传名均为“利玛传”。据刘氏族人刘国栋先生介绍，民国甲寅本 《刘氏族谱》 “原为刻板印刷，计印五十部，每部十六本，堂号为存泽堂”。但这五十部族谱经九十余年的水浸虫蠹，兵燹世乱，仅留存 “友” 字号 《刘氏族谱》 一种，为监利县存泽堂《刘氏族谱》 唯一存世者，堪称海内孤本。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虽然现存民国甲寅年修 《刘氏族谱》 是一部十分珍贵的海内孤本，但民国初年刊刻的族谱中保存的明人刘承范撰写的 《利玛传》 是否可信，其真伪如何？这就必须了解民国甲寅本 《刘氏族谱》 的本末源流。

监利刘氏，肇基山东东平，其始祖为刘宗，宋时为茶课官；二世祖刘隆及三世祖刘宝，均从岳飞抗金，因功官都统制。岳飞遇害后，刘宝散其部曲，徙居湖南华容。至五世祖刘文义公时，由华容迁至监利，遂有监利刘氏一族。而 《刘氏族谱》 之创修则始于三世祖刘宝，其后各代又多次续修，其谱系传承在 《刘氏族谱》 保存的旧序中多有记录。明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 卷十载 “华容刘氏族谱四卷”，万斯同 《明史·艺文志》 亦录 “华容刘氏族谱四卷”，可知华容 《刘氏族谱》 在明代即已在坊间流传。至其第八世元汉阳达鲁花赤刘天与时，方创修（监利） 《刘氏族谱》。其后，第十世刘魁、第十三世刘昪、第十四世刘承范亦曾续修族谱，但由于刘承范晚年 “得疾，左臂不能举，谱成十九，而竟辍矣”。但元明族谱均较简略，直到清康熙刘氏先祖遵贵公时，才 “校阅世系，考据文艺、大小内外等传，谱于是始得称备”。也就是说，到康熙时，《刘氏族谱》 已经是一部十分成熟完备的族谱，并列有 “艺文” 等志及大小内外等传。余以为，刘承范的 《利玛传》 即是刘承范本人在修族谱时将其诗文并 《利玛传》 录入其中。据康熙三十九年 （1700） 遵贵公 《刘氏族谱后跋》 称：

迄后韶阳公 （即刘承范） 解组归里，编辑将成，因臂疾不举，遂以遗稿授之光孝公。当其时，公不以耄老倦勤，条理其传帙，传纪其品谊，秩秩纶音，谆谆家训，而祖宗之劳规不朽。天朝之宠锡，如新录其艺文，列其赠言，至今手泽犹存。善继善述，非我光孝公其谁与归。

从上述记述可以看出，刘承范将自己编辑好的遗稿交予其族孙刘光孝，而刘光孝 “条理其传帙” 进行整理，于崇祯六年 （1633） 完成。刘承范的诗文及《利玛传》 很可能即于此时录入 “艺文”。到刘遵贵康熙修谱时，正式进入 “艺文志”。但是，遵贵公康熙谱及之前各谱均为缮写本，而未镌刻。到乾隆五十四年 （1789） 时，又有刘氏先祖刘诗炳花十年时间承修族谱，但仍未镌刻成本。直至道光戊戌 （1838） 时，由刘氏先祖刘诗贯领衔承修 《刘氏族谱》，并镂版印刷，故 《刘氏族谱》 有刊本行于世。至光绪丙戌 （1886），又有刘启镛与刘达后两人同时分修 《刘氏族谱》，该谱一半刊刻一半墨谱，殊不一致，受族人指责。又至民国甲寅 （1914），由刘氏先祖户首刘后清主修，副户首刘昆勤、刘昆涛等人纂辑，重新修订 《刘氏族谱》，并刻板印刷，则视为现唯一存世的监利县存泽堂民国甲寅本 《刘氏族谱》。

二

刘承范，《明史》 无传，《明实录》、《明国史》 均无其人之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录刘承范事迹者当为 （万历） 《贵州通志》。虽然刘承范 《明史》 无传，明代文献亦无多少文字涉及，赖方志、族谱之记录，可得其生平概貌。

刘承范，字洪卿，号华阳 （一作阳华），为诰封公刘昪第五子。刘昪，嘉靖十年 （1531） 举人，任陕西庆阳府知府，后承子爵，诰封奉直大夫。族谱 《刘承范传》 称，承范 “十二岁补弟子员，十四岁应乡试……竟未售”，据 《荆州府志》，承范 “隆庆丁卯 （1567） 恩贡”，又据族谱 《刘承范传》 “至穆宗御极，恩入南雍”，则知刘承范在十四岁后入南京国子监读书。以此推知，刘承范应约生于嘉靖三十二年 （1553）。万历十一年 （1583），刘承范任淅川知县。其在淅川任内 “行屡修洁，才识茂明。恩荐蜚英，名封亲篆。乃能廉勤宣化，愷悌宜民”，被称之为 “良吏”。万历十二年 （1584），由翰林学士刘楚先以刘承范之政绩敕封其母余氏、其妻徐氏为七品命妇孺人。万历十四年 （1586） 升任普安知州，任内建州城，平苗患，兴学校，育人才，功绩卓著，特别是平定云南罗雄一役，刘承范 “胸富甲兵，志切安攘，令隆酋义诚慕输，致逆党一时授首。计定而声色不动，功成而边徼奠安”，遂 “诰其父赠君及母太宜人”，父子双双诰封奉直大夫。按照当时刘承范的功绩，其序迁应获擢升，然限于资历出身，刘承范仅平调至韶州。据 （同治） 《韶州府志》 记载，万历十七年 （1589），刘承范迁韶州同知，任内条议香山澳事宜，洞中机要，上官重之。任满遇家难，遂解组归里，不复出，于万历二十五年 （1597） 在家乡监利县迁建凌云宫，“建真武殿三楹，山门一区，又其后建飞阁三层，旁列斋舍庖幅”，晚年主修 《刘氏族谱》。据刘承范 《利玛传》 称，“西僧履历行藏，皆余所目击者，真生平奇遇也。故传之以志岁月。后见所著，有 《天学初函》 诸书行于世”。由此可知，刘承范逝世应在 《天学初函》 刊行本出来以后，查 《天学初函》 刊刻于崇祯二年 （1629），则知刘承范逝世应在崇祯二年 （1629） 之后，其享年当为七十六岁以上。

刘承范在刘氏家族中虽不是官宦最显者，但由于他亲自主持了 《刘氏族谱》的纂修，正如族谱 《刘承范传》 所言：“吾家世，亦不可为不远，而谱帙散佚，族无所纪，恐后不相属，与外人无异矣。吾欲修谱，汝其助吾。” 但该谱在刘承范手上最终没有完成，“无何，公得疾，左臂不能举，谱成十九，而竟辍矣”。刘承范当时即让其族孙刘光孝帮助他完成族谱，据刘光孝称：“光孝何能任此？特以奉政公之遗编纂而辑之，斯不负当时呼而命之之意耳。遂捡遗稿，一一次序，间有损益，原无者补之，时变者通之，亦不过仰体德意。” 可知刘承范的继承者刘光孝基本上是按照刘承范的遗愿，将其族谱 “遗稿” 整理修缮完毕。由于现存民国版族谱之序卷部分完全抄录道光版，而道光版之序卷部分又多来自刘承范之 “遗稿”，因此刘承范的记载民国版族谱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族谱中不仅为刘承范撰写了一篇长1 200多字的传记，还保留了刘承范 《送别驾春山吕老先生归序》、《倚云亭记》、《贺抚院华峰许诞序》 及 《利玛传》 等文。

三

从民国甲寅本 《刘氏族谱》 中收录的 《利玛传》 的内容看，其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非同一般。余以为，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 刊载 《利玛传》 的民国甲寅本 《刘氏族谱》 是一部从宋一直到民国时期不断修缮、代代传抄、成熟完备的族谱，而 《利玛传》 则是刘承范自己将其编辑到该族谱中，又经后世代代传录而得以保存。故知保存在 《刘氏族谱》 中的刘承范 《利玛传》 即当时人记当时事之真实历史记录。从传中所反映的刘承范与利玛窦关系之密切，故可视为研究明代利玛窦来华活动事迹最具原典性的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一部民国初年的族谱中，能发现一篇明代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早期来华活动的长篇记录，且已证明该记录之真实性，而利用族谱资料来展开深入的明代中西关系史研究，这在文献学上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

（2） 据统计，明代共有六篇利玛窦中文传记：一是刘承范 《利玛传》 4 100多字；二是张维枢 《大西利西泰子传》 3 100多字；三是艾儒略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7 700多字；四是朱怀吴 《利玛窦》 1 500 多字；五是张岱 《利玛窦列传》1 300多字；六是沈德符 《大西洋利玛窦》 1 000多字。这六份明代利玛窦传记，从时间上讲，刘承范 《利玛传》 是最早的一篇记录利玛窦事迹的专门传记；就字数而言，艾儒略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排第一，而刘承范 《利玛传》 排第二。但由于 《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的作者艾儒略是意大利人，其撰写的传记应参考了大量的外文资料，不能完全视之为中文记录。故以此考之，刘承范 《利玛传》 就应该是明代排行第一的利玛窦传记，亦是第一份记录利玛窦史迹的长篇中文文献。（3） 在现存的明代中文文献中，基本上找不到利玛窦在肇庆、韶州时期活动的记载，而刘承范 《利玛传》 则是记录利玛窦在肇庆、韶州活动的最为全面的中文资料，为研究利玛窦的早期活动提供了一份极为难得的珍贵文献。《利玛传》 所记载利玛窦早期在肇庆、韶州活动的内容极为丰富，一部分为西文资料所缺，而赖《利玛传》 得以补充；一部分虽与西文资料同载，但中西文所载相互印证，互为证补；最为可贵的是，该传内容不仅记录了西文文献所缺的利玛窦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冲击和订正了西文资料关于利玛窦事迹的误记，而极具学术意义。

（4） 从刘承范 《利玛传》 的发现到深入研究，可以看出刘承范与利玛窦两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仅在该传中，就记录有刘利之间的七次交往；而这其中几次交往均可对应 《利玛窦中国札记》 中的 “副长官”。如果这个 “副长官” 即刘承范，而非以往的解释 “方应时” 和 “吕良佐”，即可证在利玛窦早期与中国士人交往的生涯中，刘承范与利玛窦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其关系密切程度甚至超过利氏与肇庆知府王泮的交往。通过刘承范 《利玛传》 的发现和研究所获知的刘、利之交往及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应是利玛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突破。

（5） 刘承范 《利玛传》 的发现和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以往的利玛窦研究多注重于西文材料，其实西文所拥有的原典性资料亦仅是意大利文的利玛窦日记及书信，由于历史上各种文本的传译和利氏回忆，或利氏本人认识的误区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被后人翻译、注释的日记和书信中的资料是存在着许多问题的。今天大量的利玛窦中文资料的被发现和使用，而这些资料大多都是当时人与利玛窦本人所接触，或学习利玛窦著作所产生的认识和感受。虽然这些认识和感受不一定都很准确，但却是真实的。不管他支持利玛窦还是反对利玛窦，刘承范《利玛传》 最典型的代表了这一批中文资料。因此，余以为，利玛窦研究的未来路向应坚持两点：

第一，快速、准确地翻译现存利玛窦之最原典性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可能出现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第二，充分发掘利用中文文献中记录的利玛窦资料，将原典性的中文文献资料与原典性的意大利文的资料予以比证勘同，得出准确的利玛窦在华活动之史实，将利玛窦研究引向纵深。

四

余与刘明强相识始于2010 年冬，在肇庆举办的第二届 “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 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余看到明强先生关于 《利玛传》 介绍之文，但并未见其人。余对 《利玛传》 中饱含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内容感到震惊，凭余多年摩挲明清文献的直觉，意识到这是近些年来发现的中西关系史料中最为重要、最为珍贵亦最为独特的明代利玛窦文献。余治史，素以 “史料至上主义者”戏称，有人谓余 “视史料如命”，此说并不为过。经多方打听，获得明强先生资讯后，立即展开了对他的追踪。余于2011 年春携两名博士生专程拜访了明强先生，并与他就 《利玛传》 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也由此而获得有关《刘氏族谱》 及 《利玛传》 的最原始资料及影印本。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反复研究与考证，确证了 《利玛传》 作为明代来华最早的天主教文献的可靠性。同时，余亦邀请明强先生赴澳门，在澳门大学、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上介绍和宣传其所发现的 《利玛传》，以宣传和推广 《利玛传》 在海外的影响。

明强并非专业的历史研究工作者，而是肇庆市质监局的一位领导干部，按理说他的工作应该非常繁忙，时间也应该非常紧张。然而，一些鬼使神差的机缘，使这位明代韶州同知刘承范的十三代孙刘明强接触到 《刘氏族谱》 中的 《利玛传》。利玛窦是肇庆的地方名人，大凡稍有文化的肇庆人，无不知利玛窦者。刘承范、利玛窦，这两位从血缘和地缘上都与刘明强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明强这位非历史专业工作者被他们深深地吸引，并开始了对他们的艰苦卓绝的追踪研究历程，且深入进去而一发不可收。从2010 年7 月在 《西江日报》 发表 《韶州府同知刘承范遗稿记录利玛窦离肇赴韶的历史真相》 第一篇文章开始，至今已在这个领域发表了十篇论文，今结集出版，向余索序。余很佩服明强这种顽强学习的精神，他从一个史学的门外汉，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就已经开始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一些比较复杂且又较具争议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而且讲出了一些自己的道理。明强很有湖北人的 “犟” 劲和 “倔” 劲，在写文章上表现尤为深刻，这一点余感受甚深。正是因为这种 “犟” 和 “倔”，方使他今天在历史研究中日益深入。明强称余为他的导师，实不敢当。余之所以积极地鼓励和鼓吹刘明强 《利玛传》 的发现及他的学术研究，是因为 《利玛传》 的发现在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及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实在是无与伦比。因此，余认为，我们应该对 《利玛传》 的发现者——刘明强先生表示感谢，并祝他在日后的中西关系史研究中继续有所发现、有所创获！

汤开建

甲午年仲春于澳门氹仔珍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