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化峒民 稳定百姓心

话说古端州属南蛮之地，在广东西江流域，历史上曾经是瑶族聚居中心。历代州官上任，首先是“备峒寇”，即准备对付从山谷走出来不服朝廷管治的土著俚僚族群。早在隋唐时代，端州官就已有剿瑶的战斗。魏元忠是唐代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宰相。武则天晚年时，他受张昌宗、张易之陷害，贬为端州高要尉。他到来之后，就“整戎旅，备峒寇”，经过数个月在北岭山、鼎湖山一带的围剿后，瑶民就安静了许多。

但是，峒汉斗争始终不断。在宋代，端州这里“群凶”(本地歹人)和“邻寇”(附近歹人)可统称为“峒寇”或“峒民”，属“化外之民”，即没有开化的百姓，其文明程度远未有中原农耕文化那种水平。

峒，只是表示某个具体地名，其实就是四周高山中间盆地，即溪洞广袤的形象叫法。“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峒的形象写照。“峒民”并非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元明时期被称为“畲贼”、“流民”，清代时被叫作“田贼”、“山贼”，大都指土著俚僚族群，并非是民族的分类。“峒民”与“平民”的区别，关键是他们是否承担赋役。

宋初的端州，西江一带原俚僚渠帅残余势力虽表面归顺朝廷，但仍在内部保留世袭农奴制和巫医制。端州“化内之民”(纳入官府正式统治的百姓)与“化外之民”(峒民)的争斗不时发生，后者甚至比较顽固地与官府对抗。官府无法根除峒寇，只能有限地维持峒寇与平民之间的“界至”，导致大量“化外之民”无法控制。

在包公之前，任职端州的官有刘起陈、范雍、任旦、贾守文等，他们对待峒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宝元二年(1039)三月，包公来上任之际，广州地界就发生过三百余人反宋的事件。可见，备战是不能不做的。

包公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是“厉兵秣马备不懈，枕戈待旦防未然”。把“备峒寇”作为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之一。他一方面重视习武、加强备战防务，以防来犯之敌突袭，特别是准备对付从山谷走出来不服朝廷管治的土著俚僚族群。包公作为端州的军政长官，充分分析了当地的战略地位，并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地方安全的需要，提出了应对措施———“学习水战，陆路捍屏”。从后来这里不断出现的峒寇侵犯之事实，证明包公确有远见。

另一方面，包公认为，中兴事业，人心为上。他上任端州察看民间疾苦，设法使俚僚落后的移动式山谷经济变为定居式农耕经济，让峒民融合到汉人之中。当时包公对峒民的方针是“养威持重，未可轻发，请君入端，共耕共织”。峒民稳定，百姓才安定。

一天，包公深入僚寨，走访俚僚，察看疾苦。他同首领渠帅交谈，让俚僚在山下定居，让峒民在端州扎根。渠帅怕中计，不肯下山。包公说:“移动式山谷经济变为定居式农耕经济，才是长久之计;俚僚与汉人融合，促进汉俚团结，才是生存之本。我防你干扰，你怕我消灭，不利于一方安宁。”

渠帅百思之后有点心动了，他相信包公。经过协定，包公划地安排峒民居住，让其自成村落，但有一条原则，不得“杀人祭鬼”。渠帅也积极配合包公，将曾经发号施令的藤鼓埋进地下，服从归顺和同化，使他们与村民之间联合大于争斗。包公为渠帅建立了声望，边缘山区的峒民也有归顺之心。

对于藤鼓的由来，在端州流传着一个颇为神奇的传说。古时星湖以北为水域，宽广之河似一道银带，隔开了北岭对岸，也隔开了峒人的侵扰。但是，一段时间来村里连连在夜里受到强盗的侵袭，损失惨重。原来，河中生有一根奇异的巨藤，昼伏夜出，每到夜晚，巨藤就浮出水面搭载强盗过来扰村，而后强盗又乘巨藤渡水而返。端州人把这巨藤称为“过海藤”、“妖藤”，于是组织村中壮丁砍断巨藤，全村上下欢庆一番。然而，峒人却将巨藤内胆掏空制成了大鼓，通过敲鼓来发号施令。峒人渠帅把藤鼓埋了，意思是归顺了。

有了好的开端，包公想着下一步计划，就是为居民打下文化同化的根基，以中原文化的标准成为行为准则，让“峒寇”的俗称渐渐消失。这跟当今时代落后弱小的民族追逐强国文化标准的心理是一样的。这是时代的进步，当然也是端州的进步。

包公目的是将“化外之民”过渡为“化内之民”，这一设想让端州的百姓充满了希望。于是，包公将北面水域改道了，让峒人可以方便下山农耕居屋。后来有肇庆史料记载:“坐是地方千里，民乐耕桑，水疍山傜，趋庭向化，端之父老至今传颂之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