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家有双松堪比秀诗无虚日贵酬知

林壁荣

在潮汕地区，民间盛传宋孝宗曾问潮籍朝内官王大宝:“潮州的风俗如何?”王大宝回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然。”相比于其他地区，潮汕并没有较多的资源可供开发，而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所创造出来的耕读传家奇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故事却不胜枚举，这些都不是潮汕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所能诠释得了的。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以至一片区域，都有其习尚、遗传基因和环境条件等。

一

揭阳双山，地处揭邑西门外三十里，村背靠石母和俨摩岽二山，因而得名，石母山有两件东西让我感到惊奇:一是山麓长有一对参天松柏，另一个是山巅的巨石。树为人植、石为天然，树非数百年时间无以长成，巨石(石母)历史更为久远。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两者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无数次灾祸而依然存在可以说是登天之难，没有山下双山村民的世代呵护，两者都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在清末民初，山下的一户农家有一对秀才兄弟，以风骨清举、高标儒秀而被邑中举人郭玉龙喻为“石母双松”，堪称闾里书生、艺林典型，这对兄弟就是吴汝霖、吴沛霖两位先生。20世纪80年代，当我看到郭笃士先生回忆其师吴汝霖先生事迹的文章，对两位先生还只是有一点朦胧印象。及至90年代初，见艺坛掌故大家郑逸梅先生谈南社的文章，里面也有吴沛霖先生的名字(南社编号为367号，见《南社纪略》)，对他们的印象便进一步加深。后又接触到邑人所著的第一本旧体诗集，即民国二十三年(1934)汕头五洲印务公司印刷的《泽庵诗集》，书中记载了大量的信息，如揭阳双峰乡人隐庐。人隐是大隐，这人隐庐的主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让邑中耆宿人物所津津乐道的事情，还有诗集中透露了怎样的故事和人物?人隐庐就像谜一样，吸引着在其近百年之后的我，从青年步入老年，展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寻踪之旅。

因缘夙造，十多年前我在书店无意间结识了吴泽庵先生的后人——青年才俊吴晓峰兄，他向我谈及其先祖的大量家事，并带我到其家乡揭阳桂岭双山村与石母山进行参观考察。但实际上，这三十多年来，从《泽庵诗集》中所引出的许多东西，如作者兄弟家庭生活、邻里社会关系，在从学、从教、从艺活动过程中，从旧式科举人物到参加进步文学社团“南社”，并与当时大量的文化名人交往论学，吴氏兄弟中其兄皈依基督信仰，而其弟却是佛教信徒(居士)，还有诗集的文学艺术价值等，至今我仍弄不明白，究其原因或许是我自己愚钝。这两位老前辈均国学根基深厚，除了以书画名世外，更是有诗人本色，而像我这20世纪60年代生人，在追求知识的年龄，能读到和可读到的书少得可怜，遑论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古典诗词歌赋。缺乏国学文化知识，如何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认识这批文化遗产的价值呢?

二

吴雨三(1866—1934)，名汝霖，偶署禹珊，室名人隐庐、在涧庐，揭邑磐溪都双山(今广东省揭阳市蓝城区桂岭镇双山村)人。双山吴氏由闽入潮，辗转数十代至清康熙年间迁居双山。家世耕读，及先生逾冠即补邑庠。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辟广雅书院，选收两广各地优秀人才入学，延聘番禺梁鼎芬为主讲。同年，曾习经与其兄曾述经同时入选，到广雅书院进修。光绪十六年(1890)，曾述经、曾习经兄弟参加恩科会试，曾习经中进士，其兄落第，归而为榕江书院山长，是年雨三进泮。

吴雨三先生的国学根基，瓣香于举人曾述经在张之洞开办的广雅书院时养成的务本求实、积极改革的学风。当然，碰到守旧试差者，帖括当道，便会吃亏。在这一点上，曾、吴师生都是受害者。

吴雨三先生的另一位老师为温仲和。光绪中，程江温太史仲和主潮郡金山讲席，雨三先生负笈往游。

温仲和(1848—1904)，字慕柳，号柳介，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松口镇大塘村人。幼年入嘉应州学，与黄遵宪同窗。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己丑科会试中试(与同乡丘逢甲同年)，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再授翰林院检讨。在翰林院任职四年后回乡，一直居住在潮州。光绪二十年(1894)到潮州金山书院讲训诂学，开岭东考据学之新风，后任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书院改办为潮州中学堂，温仲和任总教习，丘逢甲任学堂监督。温仲和原本精通经史，但他不囿旧学，与时俱进，引进新学。所以无论是主政金山书院以及后来的潮州中学堂还是主持岭东同文学堂期间，他治学严谨，在讲学及办学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启发学生的爱国精神和上进心，要求学生“要关心时事政治”，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勉励学生为国效力。他还以新的科学思想训导岭东学子，以身作则，钻研理化、天文、气象、地理，并把数学列为各学科的根本，提倡学以致用，为潮汕地区培养了许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其中不乏精英人物，展示了潮州教育的新风貌。

愿望是美好的，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吴雨三先生接吮广雅书院曾述经、金山书院温仲和的“经世致用”法乳，自甲午以后即“留心时事，读书每下评解，语语皆振聋启聩，发忧世忧民之心”。但光绪末年，时局板荡、政事变幻莫测，昨天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改革者，今天说不定就会沦为阶下囚，甚至性命难保。从《朱彊村年谱》中可以看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朱祖谋以礼部右侍郎出任广东学政，对于正在冲刺举子业的吴氏兄弟来说，朱祖谋是一个关乎成败的人物。文艺青年吴泽庵，诗写得好。朱祖谋成为其邑试、府试获隽和卒选进泮宫的宗师。而吴雨三在隔年的癸卯广东乡试中因卷中有“改良进步”四字而遭朱祖谋摒弃。不难想象，经历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的科试官朱祖谋，本也同情、支持光绪帝变法，但曾亲眼见翁同龢因此罢官、六君子和张荫桓被斩，而且试潮梅时还见到因“戊戌政变”而受牵连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吴雨三乡试卷中“改良进步”的敏感字符一下子刺激了朱祖谋敏感的神经，吴雨三乡试落第是肯定的。

乡试落第的吴雨三和五弟吴泽庵传承了温仲和“建学堂，启民智”的衣钵，成为清末民初的潮汕名师。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中可以看到，点过翰林的温仲和与曾习经、费念慈、江标、徐仁铸、叶昌炽、王同愈、恽毓鼎、李传元等人过从甚密，这批人均国学功底深厚，是清末乾嘉余脉的中坚人物。

吴雨三先生毕生在潮汕从事教育工作。历教于揭汕诸中学，投身教育界久时，门下弟子不下千余人，时人有称“桃李尽属公门”语，揭邑中艺坛耆宿郭笃士、孙星阁等皆出自其门。吴雨三留给后人的，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少量诗文和书画，还有他平时读经史时摘录的《雨三杂录》稿本，但我们亦可从中窥见其学问源流。此外尚有在礐石教会学校任教时写给在家的小女儿吴芸香的书信一批，这批书信信息量大，是研究清末民初潮汕乡村社会发展的珍贵资料。

三

吴氏兄弟性格迥异，大吴为谦谦君子，含蓄沉稳，推崇公安派袁宏道所说的“古之为文者，刊华而求质，敝精神而学之，唯恐真之不及也”。文章贵在一个“真”字，但由于重在学问，为文则少有趣味。

作为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读书人，吴雨三先生工书擅画，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其书法擒纵自如，在使转中不失法度，饱墨温润，在潮汕长负盛名。雨三先生尤对兰花情有独钟，其画私淑里人名家、同宗吴应凤，尽脱形似，注重神韵，虽属书房笔墨，也老笔纷披，自有一股飘逸气韵。其文也为人所重，时人徐君穆对其有“书画齐颜赵，文章贯斗牛”之誉。

吴雨三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作为一位自幼浸淫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之下的传统文人，究竟如何发展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其具体历程无从考究，但从其给高吹万的信中，可以发现一点信息:

自到礐石任事后，见世界之大，有四之三奉耶教。心窃窃疑之，及接其人见诚信谦让，多与常人不同，心更奇焉。乃立志研究其道。久之诚有如令甥所谓立言较易，行之匪艰者，于是遂虔心奉之，俾身心无滋罪戾。以贻爱我羞而从前一切不遂意事，俱付之东流，惟冀于社会上作些善事，以补罪愆而已。

雨三虽然是一介文士，但其学识为其赢得了教会的器重，委之以统筹撰史之职责。雨三“通函各堂会，至再至三，其中详悉答复者固不少，间有邮递四五次，仅录数言以应付，甚有并一字而亦无者，委办等既已笔秃唇焦。亦惟付之以无可如何之列而已”!1932年6月发行的《岭东嘉音——岭东浸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特刊》，是该会的第一本中文史书，分为插图、祝词、记事、会史、传史、征信、付出七个部分，其中尤以插图、记事、会史、传史的史料价值最高。另一份刊物《岭东嘉音——岭东浸会历史特刊》于1936年12月20日出版，当时吴雨三已经不在人世，但这两份刊物都刊登了吴雨三的文章作为序。

吴雨三先生在1928年1月5日致其小女儿吴芸香的信中说:

近日对于主道感想何如?尔兄将来或亦欲办教会事业，我家人妇子须预备仝走一路为佳。对于拜祖，近日范丽海主张从俗，惟改良，将来或能通行一国。

这些信息表现了雨三先生在基督教信仰本土化上的不遗余力与作出的巨大贡献。

除了基督信仰和教育事业方面，吴雨三先生参与的其他社会活动不多，只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参与了澄海蔡竹铭组织的壶社活动，或许是被壶社“以崇尚道德，笃厚交谊，交换知识为目的”“不拘人之老少、地之远近，凡人品纯正者皆得入会”的章程规定所吸引，吴雨三先生多有诗文相投，1924年在《蔡瀛壶遐龄集》一书中，吴雨三先生画兰四幅并题诗四首为贺，其一为《素心兰》:

我读公诗感不禁，超如天籁发清音。曲高和寡知难敌，聊托王香表素心。

在《倒悬兰》画中，吴雨三题道:

入世而今周一甲，共和见过颇堪怜。小瀛壶里多玄秘，肯为苍生解倒悬。

自民国至今十三年，岁无宁宇，疮痍满目，几不忍视。我居山中每一念至，为之怆然。甚愿有道者以解此也。雨三

诗中表现出作者对社会混乱、时局板荡的担忧，所写隐逸兰花，寄意孤芳自洁。

四

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各地乡村民风悍勇、械斗成风，双山村也有此恶习。泽庵先生之师大埔陈倬云先生在为雨三先生之父所作的《揭阳双山乡邦士公像赞并序》中云:

雨三告余云:“先大父道光时因乡里械斗，挈眷避居新亨市中，乃产吾父焉。父□□□还乡，家徒四壁。及长，出充盐商，获其赢余，稍赡家室。后退居乡里，凡青乌家言以及星日之术，莫不研究而通晓之，故历代坟茔悉资以修葬。世居双山之下寨，而亲属皆居上寨，两寨常有斗争，动辄寻爨。人劝其移上寨以避患，吾父曰:‘父祖安之，何轻去为，且两寨各挟意气，无人居间，难日至矣。吾之居此，正爱调和其间，并使子弟辈守弱不敢与人争也。’厥后两寨卒以相安，其用心类如此。”

雨三先生作为农民的儿子，洗脚上田，离乡不离土，保持本色，同时又在儒家思想的指导和父亲的影响下，时刻关注乡里。在给小女儿芸香的家书中，常有如“来信悉，家乡如此真是可伤!此间四叔来，已知初一日我乡、龙岭、大岭、侯处围各失去一丧。下畔如何尚未知悉?”“惟闻我乡械斗经公亲调处后今尚未楚，此间闻昨日(十一)又复开战，不知伤死若何?……父实伤心，虽日食丰厚，终无愉快之情，不知主之待我罪恶之乡何以了解也。”“芸女览，闻贵乡与港尾又起械斗，刻正人穷财尽之时，而酿此祸，良是可伤，现在对于官场一切，如何措置?”等话语，以表关切。最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双山乡民在迷信者的蛊惑下，跟随“同乩(乩童)”到双山村面前佯插改溪标杆。龙岭乡民见双山村孤行改溪，准备进行武力对抗。两村的一场械斗一触即发。雨三适居乡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前往工地滚在地上，一声一泪地劝求乡民:“改溪应是双方协妥，若不听吾劝，可先打死吾，使吾在有生之年，不见惨状。”众乡亲皆受感动，停斗而归，一场无妄灾难方不至于发生。此事体现了吴雨三先生的人格魅力，说明平时他在乡间享有巨大的威信，至今二乡人民仍怀先生之高义。

五

被誉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的翰林院编修缪荃孙说过:“一邑读书之士，能著述者不过数十人，著述能传者不过数人。”人文发达的地方尚且如此，《泽庵诗集》能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自费出版，当时如果没有蛰居在礐石的姚秋园、周子元、吴雨三等这批读书人的文化自觉，以及社会对读书人景仰崇拜的风气，吴泽庵创作的文字是不可能传世的。

吴泽庵(1884—1926)，名沛霖，字泽庵，号梅禅、觉非生、石母山人等，别署五郎、揭阳岭樵者，室名嚣嚣草庐、潜楼、礐石山楼、在涧庐。1884年出生于揭邑磐溪都双山(今蓝城区桂岭镇双山村)，为吴雨三之五弟。

吴泽庵除已出版的《泽庵诗集》外，尚有《人隐庐随笔》《梅禅室诗存》《谈艺录》《谈瀛录》《读孟蠡测丛谈》《牙慧集》《共勉录》等撰著稿本，可惜均毁于战火。

在《泽庵诗集》中，姚秋园先生为其撰传云:“泽庵性耽诗，尤善画梅花山水，其源皆出自雨三。”比二哥吴雨三年轻十八岁的弟弟吴泽庵跟随他，于1902年考取秀才。1904年，揭阳初创师范学校，他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该校读书，翌年毕业，仍为第一名。复就读于广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数月后因母亲去世而辍学归家，旋赴新加坡执教于端蒙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教于揭阳榕江学校。1911年与兄雨三等于故乡双山村创办守约学校，任校长。1913年加入中国近代进步文学团体南社，与南社发起人之一的高天梅并称“南北二枝(梅)”。1913—1919年往返于潮汕与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之间。1920年到汕头，与兄雨三一同执教于礐石学校。

较之于吴雨三先生，其小弟吴泽庵先生则显得活跃多了。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博取功名进入仕途的大门被完全关闭后，同样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泽庵除了从事教育外，一颗躁动的心，始终飘忽游移，他便用诗文寻找心灵上的寄托。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清朝统治阶级腐败无能，战争以失败、投降告终。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开始感到国家的贫穷落后与软弱无能如不改变，清朝的统治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于是，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开展了“洋务运动”，企图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装备和技术，以强化和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清政府也于此时开始派遣留学生到外国留学。日本与中国有千年历史的文化纽带，“政治上的富国强兵方针与利益主义倾向使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令人厌恶，而民间文化人对中国的那种亲近、诚恳、坦率还有景仰羡慕的态度，却又使人感到十分亲切”。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到外国的留学生以在日本的最多，大约占一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曾留学日本，如政界的黄兴、蒋介石，文学界的鲁迅等。

1904年，泽庵先生在这股“留日热”的影响下，拟与友人至日本留学，恰好省城广州开办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乃舍远而就近，至省城就读。自是终生引以为憾。

先生身处新旧交替之际，但所受的是传统教育，因而其思想充满矛盾。他自少年起就接受忠孝思想，六岁时，父即授以《孝经》《千家诗》等，其“辄酷嗜之，琅琅吟诵达昏晓”。

1909年，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苏州成立。发起人是柳亚子、高旭和陈去病等。活动中心在上海，主要以文学鼓吹反清革命思想，与同盟会相呼应，成掎角之势。一时京、沪、苏、浙、湘、粤甚至南洋等地的不少报纸，都为南社社员所掌握。“欲凭文字播风雷”(柳亚子语)，为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大造声势。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不少身为同盟会干部的南社社员，还直接领导或参与了武装斗争，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谱写了壮丽的一页。先生也加入南社，并积极撰写诗文，发表在南社社刊《南社丛刻》上。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时，先生正在故里养病，虽处僻壤却时刻关注时局，听到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写下“泽倚枕听消息，意至乐也”。随着境遇的变化，先生的思想也不断深化，对爱国思想的认识从朴素、朦胧转向清晰，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走了出来，由其诗《一塔》《海外旅夜有怀同寄》等可见一斑。1915年，先生侨居越南西贡，目睹“倭国兵船”之暴行，作了《乙卯暮春西贡寓楼即目》，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由于政局动荡不安，先生逐渐对社会失望，产生了消极情绪，自号“觉非生”，作了《觉非说》，意欲效法陶渊明，“稍负于陵偕隐愿，终怀彭泽赋归谋”，又自题居所匾额“嚣嚣草庐”，并作诗道:“斯世为何世?得逃且速逃。结庐任草草，行乐自陶陶。或曰居夷陋，古称遗世高。无惭于孟子，则可以嚣嚣。”先生甚至发出了“何如早死早清夷”的叹息。最终，先生隐居于汕头礐石。此时所作诗文如《记曾德炎》等颇见其心迹。他虽然隐于礐石，但仍从事教育等开启民智的工作。1923年春，由章雄翔、陈云从二君发起，礐石中学成立文学研究会，以“研究新旧文学，创作新文学”为宗旨。4月21号举行成立大会。先生与冯瘦菊、许美勋、林鸿飞、林树标、许挹芬为顾问。会上诸顾问皆发言，先生谓“新旧文学，不能偏重，宜一炉共冶，不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夏季时，礐石中学师生组织了彩虹文学社。成立会的会址在礐石中学石楼的一间教室，与会者有许鞠芬、吴泽庵、陈云从、章雄翔、吴其敏等师生，还有礐石警察所所长林树标。会上，许美勋进行了一番演说，号召新文学青年进一步携手团结起来。稍后上海“左联”运动的主要人物，多是从礐石中学走出去的。

泽庵先生作为一位传统文人，始终如一地坚守着文人最可贵的财富——气节。这从其诗文书画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在《泽庵诗集》中，有相当分量的诗是与当时作为中国第一大社的南社中坚人物的酬唱、诗书往还之作。

吴泽庵自号“梅禅”。南社发起人之一高旭，号天梅，与他是文友。1912年高旭作诗《寄吴泽庵》:“揭阳吴子振奇士，文笔诗才画复工。千里闻声擅三绝，相思何耐蓼花红。”他和诗《赠钝剑·用钝剑见赠韵》曰:“大笑狂呼高剑公，新诗吟就夺天工。会当携酒乘风去，醉取梅花两朵红。”自注“君号天梅，我号梅禅，俨然南北枝也”。

南社耆宿高燮，号吹万居士，对泽庵先生的评价也颇高，称其所作“七律奇气横溢”，并与泽庵先生诗文酬唱几无虚日，所作《酬吴泽庵惠画并答其见赠之作》(1913)写道:

黄岐秀出天南角，亭亭盖峙如帷幄。派分化作桑浦云，异彩纷披看不足。

寻源览胜恣探穷，飞泉递迤遥相通。黛光更接麻田色，至今高士留余风。

缅维高士吴子野，灌园隐居于其下。黄门一顾重千秋，八百余年谁绍者。

揭阳樵子(君自署揭阳岭樵者)高士宗，千丘万壑罗其胸。未经识面先心契，驰书追逐如云龙。

淋漓泼墨一尺纸，图成寒隐具妙理。烟霞顿起顷刻间，数橼位我山林里。

愧乏神仙鸾鹤姿，不成避世托遐思。著书志愿何由遂，人事频频日月驰。

苍凉已分穷酸死，神交肺腑谬倾企。远道瑶章屡见投，殷勤怀抱情无已。

好句能将画境传(谓赐题《寒隐图诗》)，有时艳语亦缠绵(谓赐和《新体艳诗》)。

论文尤攫骊珠得，虚受何难众善兼(君近惠赠诗，有“拟仗名言作主裁，从今取善要兼赅”句)。

如今道丧风雅息，文章乃随元气蚀。障川挽澜要有人，维持合仗吾辈力。

浩荡江湖路几千，侧身南望邈无边。何时握手共相见，纵酒豪谈结胜缘。

南社作为一个提倡民族气节、鼓吹反清排满的文学团体，其内部宗唐学宋之争，一般被认为是新旧文化的较量，是前进与倒退的政治斗争，是革命思想与封建思想在文艺领域里的反映。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僻居有“省尾国角”之称的潮汕地区的吴泽庵，积极参与了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争论。对于唐宋诗的争论，发轫于乾嘉时期，是以袁枚为首的调和唐宋论者与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宗宋者的南北对峙。它是一场诗歌趣味之争，由诗学观念的分歧，最终促成了近代诗坛的宋诗运动。

南社提倡民族气节，吴泽庵借题发挥尤多。刊于1912年10月《国学丛选》第一集的《〈吴日千先生集〉书后》一文，指出“士之所贵者，在气节不在才智”。年末在《国学丛选》第二集发表的《〈罗庸庵先生遗诗〉序》一文，就明末清初吾潮罗万杰先生于易代之际高义大节，没有卑躬屈膝于新朝，遗世独立的品格发表高论:

鞑虏入主中原，而明社屋矣。一时冠冕大臣，稽首屈膝以取容悦者踵相接。先生知天下事不可为，于是乃构草庵于黄岐山麓，削发斋居。终其身以僧隐焉……令人想见当日搜取遗民之急而士之托生于斯世者，实为至难。先生独能以淡漠处之，使夫一般为虎作伥者，绝不存罗致心与妒忌意，先生亦可谓善自韬晦也哉。吾观当时奇才辈出，而诱于禄利、屈于权势者常比比。聪明如梅村，博学如药亭者，皆不免受其笼络，则可知当时之卒能自立者甚少，而终身不受羁縻者为尤可贵也。

在关于唐宋诗的争论中，吴泽庵还就韩愈气节有亏方面独持己见:

《韩文去毒》之选，尤所甚愿。忆曩岁曾为《读韩集》一绝句云:“退之摇尾乞怜惯，一味愚人且自愚。侈说文章能载道，集中十九乞怜书。”当时举以示人，无不相顾咋舌。今果得同志于先生，可谓不恨也已。抑沛霖更有议者，昌黎自谏佛而后，贬谪潮州，《谢表》《琴操》俱成于是日，其气概卑无足道，识者早嗤之以鼻。或者犹谓莅潮八月，过化存神，其有功于潮人也甚伙，功过犹可以相掩耳。然以吾观之，实大不然。其必以野蛮鄙陋拟潮人者，非真也，盖欲借此以冀人怜悯而夸侈其政绩之隆盛也。夫潮人而果鄙陋蛮野矣，进士赵德、老僧大颠，何以昌黎一见面即延之友之，若是其亟亟哉!沛霖尝谓昌黎入潮八月，所最足镌潮人之脑筋，而至今尚未弛其信仰者，独迷信神权一事。夫鳄鱼，恶物也;鬼神，孔子之所远也。宋时恶溪潭水犹有鳄鱼出没其上，太守某使人杀而殪之。见诸府志，事迹彰彰，大可考也，而昌黎必以祭闻。夫祭果可以为训哉!昌黎既祭鳄鱼，复事鬼神，读其文集，祭文甚多，而怪诞不经者，尤比比而是。是以潮之人士，至今一言一动，总不脱迷信之范围。至今城东浮桥，亦谓仙子韩湘所造，立像桥旁，塑土昌黎庙内，黄冠道貌，恬不为怪，一若不知昌黎之曾经辟佛也者。此其故，岂非昌黎之种之因，而后潮人乃敢荒唐附会若斯哉!自东坡子有庙碑之作，世人传诵不置，而昌黎莅潮，声价日益高。其实贫而善谄，富而善骄(吕医山人有求而来，退之遂骄慢而不之礼，即其确证)，乃如是之人，安有事业之可取也。世人以耳代目，而潮人尤未闻有一言辨及者，致论昌黎道德者，且举潮人钦仰以为证佐，而岂知其实固大大不然哉!深恃见爱，故敢历陈所怀，以一证高明之所见。“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起昌黎于九原，而以是语吓我乎?所弗计也!所弗计也!

罗韬在为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所作的跋中言:“往往赖遗民以作断藕之丝，其气虽微，而前代所凝聚之精神价值、文献英华、制度精义，不但赖之谨守勿失，潜行而不绝，更因斯人之沉忧悲愿，与世运相感激，益发彰显其潜德之幽光。”吴泽庵一文可谓掷地有声。

六

双山吴氏兄弟余事喜欢挥毫弄翰，吴雨三先生喜欢写兰，吴泽庵先生则喜爱写梅。兰喻世以幽雅隐逸，梅以品格高洁孤傲。在吴氏兄弟笔下，梅、兰成为感物喻志的象征，他们把一种人格力量、一种道德情操和文化内涵注入“梅、兰”之中，通过“梅、兰”寄托理想，实现自我价值观念和人格的追求。

“孤高尽是无双品，莫作凡花一例看。”吴泽庵先生对自己笔下的梅花颇为自负。其画梅师承宋雪岩《梅花喜神谱》，以及以善画梅著称的绍兴童二树、新会陈白沙。1912年，吴泽庵《写赠吹万先生大人雅玩》墨梅图轴，堪称其画梅之代表作。该画作以书法意境写出，笔力遒劲，形神兼备，笔笔可数，中锋、偏锋并用，绝不含糊，一气呵成。行枝接叶，气力顿挫处断而复连，交接处停而不滞。在用笔、用墨方面也是别出心裁，梅干一笔中浓淡变化自如，浓墨描枝，淡墨勾花，又浓墨点蕊，仪态万千，虽无色泽渲染，但梅花之高格已毕现画中。该作清新高雅，独具隽永的人文内涵，笔端凝聚了作者的渊博学识、才情修养和人生境遇。

七

揭阳双山吴雨三、吴泽庵兄弟生活的近代，处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于“今时方是旧时人”的习举子业者来说，冲击和震撼更是直接而强烈。对于生活于社会底层、刚进入读书入仕之门的吴氏兄弟来说，不仅饱尝更多的艰辛，而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吴泽庵在其《与高吹万书》(七)中云:“吾辈生此乱世，终当抱‘无道则隐’一语为宗旨。其于文字虽复有所论略，亦须守定二种意思:一不争，二自得。”吴氏兄弟蛰居汕头礐石学校，但仍表现出乐天知命之态度。生活方面，“日食稀饭，饮清水，席楼板而枕之乐也在其中矣”。“吾贫逾仲尼而乐与之等，大足自豪。”吴泽庵有诗道:“半近忧天半乐天，年来万事听天然。区区饿死寻常事，肯扰先生自在眠。”

吴雨三先生在为其弟的《泽庵诗集》所作的“书后”中写道:“自民国肇建以来，我国缀文之士，倡为白话诗歌。风气所趋，几遍全国。自是以后，报章、学校无不群然习之。当此之时而犹欲以古音古调之韵文印刷，以施行于世，所谓一肚皮不合宜者耶。譬诸担负章甫逢掖之人而入断发文身之国，未有不遭人唾弃者。虽然，亦有说泽庵生长僻乡，承学之士能吟咏性情者少，独能执笔而好为诗章。及长，好之弥笃，是殆与生俱来者耶。”

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崩溃，历经清末民初这场社会变革，吴氏兄弟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千万士人复杂面相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时代剧变下知识分子所持的一种普遍的文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