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本土报纸和京报

早在19世纪之前，中国本土模式的新闻纸就已经成熟。中国新闻纸的雏形似乎先于除罗马之外的任何国家。在公元618—907年（原书为906年）的唐朝年间，皇宫新闻以类似公告的单页新闻信发行。戈公振在原始文本《中国报学史》中给出了文献证明[1]，梅辉立（Mayers）[2]也撰文就此作出明确阐述。[26]。这些手抄单页新闻信就是集成出版物京报的肇始者。它们的创刊时间只是推测的，其形式类似于公元前60年前后在罗马出现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手抄本。中国早期的统治者具有发布公告的惯例，甚至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之前，一些皇帝就习惯把其命令和公告张贴在公共场所，由于只有很少的臣民能够阅读，所以，传统上，皇帝总是派人专门设计带有插图的公告，以便于文盲阅读。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汉王朝统治时期，一种周密的手抄记事机制应运而生。或许，长安和洛阳的汉语抄写员就像罗马的誊写员那样为地方订户提供抄写服务，而且很大程度上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在尚未成熟的新闻信过渡到印刷品和报纸之前，罗马沦陷了。而在中国，手抄新闻信发展成为一种机构，这种机构作为帝国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功能。印刷术应用于新闻纸业务可能是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年间，明朝一定是在公元1368—1644年间。

在19世纪之前，刊载各类煽情新闻的大众化单页手抄新闻信出现了，在大街上零售发行。这些单页手抄新闻信就像1600年前后伦敦街头出现的单张民谣印刷品一样，频繁地在城市发行，但并不定期。手抄新闻信带有插图。像《嘉定报》（见图10，11）这种刊登官方和普通新闻的定期出版物，在19世纪的中国绝对是稀少的。但是，由于印度受惠于中国文化，这种报纸在印度支那诸国出现了。这样的事实至少暗示了：这种定期出版物在中国曾经存在。下面的论述仅仅适用于19世纪的中国，当时中国这个封建帝国正走向没落，其艺术和学术总体上低于以前的水平，即使对于京报这个古代高度规范化的文化机构也是一样，这一点可以从乾隆时代法国人龚当信（Cyr Contancin）[3]和其他18世纪观察家的记录中找到相关例子[2]。这些观察家认为，中国18世纪的新闻信比19世纪的新闻纸有更多的优点。

至于中国报纸的局限性，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公众识字率太低，估计在3%～5%之间。这个估算可能过低，可以阅读的公众数量在1000万～2000万之间，其中很多人对新闻几乎不感兴趣，或者很少关注新闻。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反思，沉浸于对成熟文化的历史思考，并不关注现在或将来。他们普遍希望将来得到某一官职或者成为商人，他们采取一种保守态度，很少关心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更不关注国外的状况；这个帝国的自然的地方心理不仅是完全地自给自足和依赖世界，而且形成本国内部一个个独立的地方单元。帝国几乎没有旅游或者内部交流，驿递服务昂贵，公路体系就像一则中国谚语所描述的那样——“好路十年走，坏路万年转”。民众对于邻里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一点也不关心报纸中有趣的重大新闻。

很多有意阅读新闻的识字人却买不起报纸。租赁报纸在北平和一些省城是很普遍的做法。当时，中国经济阻碍了报纸出版，进而削弱了报纸社会功能的发挥。印刷是廉价的，无论新闻纸还是本土报纸的印刷成本都很低。但是，没有广告和资助来填补这笔小开支。中国缺乏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环境。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的公众愿意购买报纸。中国的报馆只有依靠订阅和街头零售的收入来弥补开支并取得利润。支付广告费用与中国报纸的运营好像无任何干系。招贴广告在中国是普遍的，而租赁招贴广告的地段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购买报纸版面了。当时，中国有代金券、购物卡和盖有印章的包装纸用作店铺推宣单，也出现前胸后背挂着广告牌在街头吆喝来帮商家招揽顾客的人。但总体说来，当时的广告特点是少量非物质产品的广告订单，主要的广告主无非是江湖郎中和药师，以及马戏团、说书者、算命先生和客栈酒店。在高度自给自足的人口当中，生活必需品无须广告促销。对于普通商铺而言，在门口挂个幌子就足够了。尽管华丽的招牌很多，但这并非最好的广告诉求。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交易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不需要精心设计烦琐的销售策略，或者引介新产品、兜售剩余产品的促销活动等。地方市场营销、手工作坊式生产、行会对于大宗产品的控制，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正常的经济运行，根本无须大肆宣传和广告推销。产品质量越好，就越不需要展示和促销。在法国，整个情况刚好相反。《公告杂志》（Le Journal Général d'Affiches）于1612年在巴黎创刊，后更名为《小广告》（Les Petites Affiches），它是一种悠久的专门刊登广告而非新闻的法语期刊。

整体而言，政府支持报业发展，但宣扬专制独裁、攻击政府的印刷品被认定是暴乱或叛国，这是必然的。淫秽小说受到禁止，但仍然在流传。无论怎样，报业享用了新闻自由的所有优势和劣势。当时的印刷业没有独裁式垄断、事前审查，无须印花税、营业执照，甚至不用注册。同时，有力保障报业言论自由的宪章也不存在。法律允许公众针对官员进行的集会游行。例如，在19世纪末，武汉渡船工人集会抗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引入蒸汽船摆渡，排挤了他们赖以谋生的人力渡船，这场集会得到了官方许可。人们把招贴隐秘地贴在公共场所，甚至张贴在衙门围墙上，这是他们对某些无聊和腐败官员发泄不满的传统方式。关于版权，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条款。运用汉字的中国人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精神，他们认为在写作和出版行业根本就没有私有产权。当时中国没有专靠采写原创消息来谋生的职业，但抄写成为一个大行业。

帝国的统治阶层并非通过津贴、新闻审查或任何其他伎俩，而主要是通过控制公众对朝廷的信息需求这种更深入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权统治的，这成为中国新闻纸的特点。朝廷每天公布官报中的政事信息，以供给民间报纸之需，唯一的限定就是报纸必须逐字记录朝廷事宜并以规定的形式发行。公众对朝廷的即兴批评是不允许刊登的，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监察和报告行政违法的审查机构。都察院（明清后称御史台）御史的条陈成为公开出版的官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经常占据版面相当大的比例。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些报纸都有自己独特的印刷设备和各种印版，包括传统木版印刷、石膏泥版和黄蜡树脂蜡版[99]。泥版和蜡版原料都十分柔软、无纹理，比木版更容易雕刻，而且可以重复使用。而印刷时间和成本的节省是以降低印刷物的清晰度和美观为代价的。熟练的泥版刻工可以即期雕刻出反转汉字，不用在透明纸上备份，只是把版面倒贴在模板上即可[1]。凸版印刷术通常都是木雕版，可用来印制要求更高的邸报，也可用来印制各类缙绅录——季节修订官员名册。在19世纪，手抄新闻信依然大量存在，而且通常比印刷新闻纸的成本高。单页新闻纸通常由泥版或蜡版印刷，在特殊情况下，当预计大量销售或者需要印制套色插图单页报纸时，将使用耐久的木制版。印工们根据设计需要，将颜料轻敷在单独的模板上，印刷出不同颜色。

大众新闻印刷品叫新闻纸，即报纸。每当有价值的新闻出现时，新闻纸就在大城市出版发行。这些新闻纸被沿街叫卖，一两个铜币一份，有时候套印了彩图的报纸要卖5个铜币。这些报纸的内容局限于僵化的新闻，专门迎合愿意为新闻故事支付一小笔钱的读者，并且只有当这些新闻有趣时他们才阅读。中国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整天刊登单调新闻的报纸根本没有生存空间。每份单张报纸通常包含一个独立的故事，偶尔刊登可能由相关故事组成的系列新闻。这样的出版物尚未形成一种独立行业，只能成为印刷商的副产品，但在19世纪初的广州，它们却显示了企业化发展的良好前景：

该出版物刊登诸如地震、饥馑、外敌入侵或者战役、暴徒的不法行为或者类似事件（除了有关政治或者朝政的批评）。实际上，这些显著事件立刻就会刊登在一张小型单页新闻纸上，有时候带插图。在大街上，你突然听到有人高喊，可能就是报童在叫卖报纸……1828年，我们在广州听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法国领航“圣·阿罗门”（Saint-Rowman）号遭遇海盗袭击，就是依靠这些单张新闻纸获取的信息……英国船只“特拉沃顿”（Troughton）号于1835年1月在海南附近海域遇难的事情，也是这种新闻纸最先报道的。

亨德《旧中国杂记》，第216页

涉及官员的新闻将以轻快的笔调来采写。马礼逊（Robert Morrison）[4][8]翻译了新闻纸的一则故事，他认为该故事“可能是杜撰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穷困潦倒而卑劣的读书人曾经纠缠一个地方执法官，但由于他在公堂上即兴吟诗一首，证明了自己才华出众而被免除了处罚。很明显，可以获得的任何现成新闻故事都受到出版商的欢迎。例如，一位即将离任的巡抚创作了一首颂歌作为对广州臣民的道别，于是，这首歌就被新闻纸刊登并得以传播。有些新闻纸需要报道性业务，但分量很少，不足以形成一个收集和采写新闻的部门。新闻纸原始新闻故事的采写文体似乎一直很简单，可能有意识地为职员、艺人和商人而设计，因为这些人的职业涉足文字信息，而且定位于多数求学求官却半途而废的男性。这样的民众构成了大部分都市人口，其数量远远超过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口数量。新闻纸制作者似乎定位于这个较大的社会阶层。

有人可能会建议，应该设计带有插图的新闻纸，以便在文盲读者中销售。但是，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文本解释的插图新闻似乎从未被证明是可行的。中国的文盲习惯于从专业评书人那里获取一些新闻，间或从娱乐演艺者和历史教师那里获悉信息，而这些人乐于把最近发生的战事或者特大谋杀、行刑和火灾等融进其讲述中，以活跃气氛。描述1841年广州中英战争中英国“战争之人”式战舰的单页插图新闻纸带有大量的散文性解释文本，虽然有些夸大，但不难阅读。作为鸦片战争的序幕，这次中英战争被新闻纸的插图报道传播到大清帝国的大江南北。由于新闻中流行这种类似自欺欺人的做法，每个新闻事件都以中国人的胜利来报道，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不知晓真实情况，只是从报道中了解英国战败了。法国遣使会牧师秦噶哔（Joseph Gabet）[5]曾在华北发现带插图的新闻纸，描写了巡抚林则徐查禁鸦片的情况：

在中英之间充满敌意的时期，秦噶哔正在中国游历。据说，民间对战争有关情形，议论纷纷，但所得报道和消息与真实情况有相当差距。例如，他看到4幅图画，第一幅描绘了林则徐化装成鸦片商登上贩运鸦片的船只，经过讨价还价后买下了所有的鸦片。接下来的一幅图画描绘了林则徐带领卫队和随从登上鸦片船，上船的人都准备搬运购买的鸦片。而在下一幅图画中，这些上了船的人亮明身份，把船员全部抓了起来。最后的画面是林则徐坐在船上，审判这些犯人并监督销毁所有鸦片。这些图画都附有文字描述，在大街上以少许银两销售或者免费派送。

约翰斯顿（A.R.Johnston）[17]

新闻纸中也有旨在宣传而非传播信息的新闻，但这样的单页新闻纸很少，因为宣传活动也很稀少。一位佛教徒在新闻纸上刊登反对宰杀牲口用作肉食品的报道，报纸在广州街头叫卖，每份卖一个铜板。文字编排成一头公牛或者水牛的形状，文本诉求成为动物本身的言论。马礼逊在《中国风》（Horae Sinicae）[6]中翻译了这张新闻纸[7]，他相信这张新闻纸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亨德也翻译了这则报道。[16]一般情况下，政治性宣传在中国封建帝国是不可能的，而非政治性宣传也十分罕见。儒家和道家都不屑于布道，佛教徒也只对打坐参禅等佛法活动感兴趣。

当时，中国存在市场报告或者所谓的价格行情，但规模很小，正如一位名叫德卡（Deka）的“中国通”在1867年的记录[22]：

我已经看到了米行的市价，但价格行情却受行会的限制。任何重要新闻都印制在小的单页新闻纸上并在大街上兜售。很多单页新闻纸的内容都是猥亵的，有些是关于各种考试中榜上有名者的喜报，有些是重要公告。然而，它们并非定期出版，而且它们提供的所谓新闻几乎称不上“报纸”内容。

虽然京报不太像现代报纸而更接近新闻纸，但它却是定期出版物，而且发行量很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独立行业，尽管它们只是供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阅读。这些京报由不同出版商以各种名目发行，用各类纸张以各种版式来印刷，并以相应价格销售。但是，这些京报的共同点是，它们只刊登由内阁大学士发布的朝廷公告。各类京报在内容上的唯一差别就是它们所选取的文本不一样而已。对京报而言，内阁每天发布的大量消息远远超过其日发行的编辑版面的容量，这种现象在省城更为普遍。然而，中国的京报在版式和文本上都不同于1926年创刊于华盛顿的《美国日报》（The United States Daily），正如京报自身的描述：

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

不像英国的《伦敦公报》、法国的《政府公报》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新闻纸，京报不具备欧洲新闻纸的信息传播功能。然而，京报所刊登公文的版式实际上就代表着官方的权威性，很少刊登不正规的公文。由于其内容是从宫廷援引而来，并非出自大臣或者吏部官员之手，京报比欧洲国家的新闻纸具有较高的声誉。外国人经常把中国的京报误认为他们非常熟悉的政府公报，或者贬损它们不像政府报纸。正如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7]在1885年的一份电报中所言[27]：

京报是一个外来的空泛叫法，指代属于个体投资商所有的几家独立报纸，用来报道朝廷备忘录和公告复制本：京报并非政府公报，其内容很少包含真正重要的公文。公告或者布告必须由皇帝作出决定或者发出指令来颁布，通常由朝廷吏部进行记录。公告必须取得皇帝的授权才能予以发布和记录，而无须刊登在所谓的京报上面。

这封电报出现在1884—1885年中国和法国的敌对谈判中，纯属偶然。在这次谈判中，法国强迫中国政府彻底从北圻撤军。英国敦促中国司法当局公布1876年马嘉理（A.R.Margery）被杀案[8]相关的一些公文，此后，各国驻北京公使馆经常要求中国政府在京报上刊登道歉的公告，这逐渐成为普遍做法。直到1900年，在义和团“暴乱”之前，外国公使团要求中国政府在京报上刊登一条镇压义和团的公告，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方面自然不愿意报道丢人现眼的公文。与外国人相关的公告和备忘录在初期通常刊登在京报上，当时中国人仍然是自己国土的主人。由于1723年声讨福建的多明我会的所有公文被刊登，结果，除了几个天主教神甫被朝廷留下来进行科技方面的服务之外，其他的天主教神甫都被流放，龚当信[9]开始注意京报[2]。赫德所谓的“个体投资商”实际上是一大批成功的出版商，他们仅仅通过向内阁派遣誊字员就可以获悉“复制公文”，就像当代报纸编辑部一样的运作方式。有些誊字员服务于通过官方邮政系统发行京报的出版商，这些出版商把京报发送到遍布整个帝国的官员手上。这种发行渠道不仅得到官方允许，而且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传统上，新闻信总称邸报。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邸报等同于帝都报道或者都市报纸。但是，在汉朝和唐朝，邸是省级大臣出差到京城或者常驻京城的代理人的寓所或下榻之地。传统来讲，邸报因在这些地方传抄、编辑和发行新闻信而得名。“京报”的名字似乎在清朝早期流行起来，源于一家著名印刷房——荣禄堂使用这个名字作为新闻纸的名称。驿报和塘报特别指由驿站发行给大臣们的报纸，提塘掌管驿马。在所有这些名称中，“钞”或“抄”这个字眼可以与“报”交换使用。但是，如果加以区分的话，钞报可能是在各省府重新印刷或者复制的报纸（见图4），而不是在北京印制出版的。

廉价的京报有时候具有封面包装（见图1，6），但更常见的是淡黄色的封面和一个名称（见图4，8），或者是以根本就没有带图片的正文作为封面。只有为大臣们急速发送的京报才有封面，而且封面只是标明这些大臣的官职头衔。而有些面向公众销售的报纸具有更好的编辑版式，有时候会使用标题（见图2，3，9）。京报的出版作坊叫“报房”，报纸不同的名字和叫法有时候打印在封面上（见图1，6，8）。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0]于1865—1871年任驻北京总领事，他访问了北京城南的报房，并写道[25]：

约十余家报房，印制数千份报纸。报房把报纸发送给订阅者……或者成批地快递到不同省份。但是，报房都是私人所有，以售卖京报偿还债务或者争取利润。

个体邮政机构叫“信局”。在19世纪初，信局通常走水路把报纸运送到广州，比官方邮政系统——驿道的速度快得多[13]。在北京，信局的脚夫即邮递员快速传送报纸，有时候甚至跑步派送报纸[32]。报纸可以用相当于购买价的很小部分的费用来租用，信局的脚夫按照固定的线路收集待寄品，然后再把它们分发出去。廉价京报每份价格大约10个铜钱，每月订阅费25文钱。手抄报的价格可能高达每月5美元，而且由于手抄本字迹清晰，服务便捷，可能要添加额外的费用。最高价格的报纸直接在内阁报房印制出来。整个帝国的报纸发行量，包括各省重印的和所有的手抄报，肯定有数万份。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1]在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中有相关论述。再次长时间定居北京并在中国很多地方旅行之后，卫三畏于1883年重新修订《中国总论》并重申：

一般情况下，城市贵族和读书人阅读和讨论京报，他们想更多地了解统治者的性格和做事程序，这比罗马人通过新闻信了解统治阶层和元老院的情况更容易。在各省府，数千人被雇佣来誊写和编辑京报，供那些买不起京报的读者阅读。

《中国总论》[18]第1版，第328页；1883年版，第420页

清朝的《大清会典》规定：“各提塘公设护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抄录刷印转发各省。”（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三》）[26]实际上，在19世纪，朝廷提塘官只是让某个特定报房印制其预算支持的报纸。当时的报纸监管是松散的，如在1873年，新闻审查只是一个由朝廷批准的命令文案而已，要求印刷商每天印制的报刊至少在10张或者20页以上，所刊登的每个公文都必须完整地编排在同一期报纸上，而不是在几期报纸上连载，尤其不能省略免税的告知。比私自刊印官定本严重的是发布提塘官掌管的尚未公开的阁议内容。这种情况发生在1853年，也出现在此前的1836年，当时的情况促使道光皇帝发布一道谕旨，一般朝廷政务活动都可以自由而公开地发布，但事关国家机密的，朝廷必须保密。正如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2]的译文所言[14]：

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通例核覆之件毋庸抄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议定事件，皆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

在北京印制的全版京报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记载八旗军和边防军的边报露布、官员觐见、皇帝口谕、大臣离任空缺以及朝廷新近活动的告知（见图3，6）；第二，皇帝的政令、赦令，以及长篇诏书（见图2，4）；第三，各级官员呈给皇上的奏章（见图7）。奏章只有在呈示给朝廷之后才公布，而且可能伴随着实际生效的公告，即已经批复的诏书。第二部分的长篇诏书经常刊登在相应奏章的前面。第一部分即众所周知的“宫门钞”，是来自皇宫的副本，与欧洲王国的宫廷传单相似。在北京，宫门钞原本是独立发行的，在省府重新印刷或手抄报纸中，内容则经常有删减（见图4）。有关公众特殊利益的朝廷公告总是印制成单页新闻纸，并在大街上叫卖。

对于中国所有的外文报纸而言，翻译京报的文本是经常的事情，有些杂志也这样做，而且很多翻译文本往往结集出版（见参考文献，注释7、21、23等）。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3][15]和包克私（Ernest Box）[14][34]分析了京报的内容；很多作者，特别是英格里斯（Robert Inglis）[12]和威妥玛（Thomas F.Wade）[15][19]，则根据京报刊登的朝廷信息研究中国政情。由于中国传统体制下官员的行政责任十分宽泛，结果很大范围的行政事务都写进了官府文献，京报也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甚至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外国人总是强调京报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价值。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6][20]谈到波拿巴（Bonaparte）时期的《世界箴言报》（Moniteur Universal）时，评论说中国的京报实际上是监督者，通过刊登朝廷对官员的奖惩、贬职、罢免和迁升的消息对腐败官员进行警示，并对其善行加以鼓励。

从纯粹新闻价值的角度来看，京报是具有头等价值的报纸。整个朝野、高官大臣或者普通官吏的仕途、朝廷的法令和皇位的变迁构成读者真正感兴趣的新闻。京报中生动有趣的新闻是有关退休或者罢免官员和等待朝廷任命的状元、举人和秀才等各类考生的消息，以及大量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考生的逸事。离任、现任、待职和将来官员的所有分类消息构成中国上层读者阅读的主要内容。在贵族阶层，总是存在对京报感兴趣的忠实读者，他们一般不迷恋仕途和官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很多商人是京报的忠实读者，他们阅读报纸更多的是用来消遣。公众往往能够从皇子和政客的阴谋诡计中感受幽默感，并通过阅读京报来享受整个朝野的争斗。对于这个阅读群体而言，严肃的京报则成为喜剧性读物。

除了消息之外，京报还刊登很多评论。报纸的字里行间总是渗透着超越纯粹事实记录的观点或意见。在中国，这部分报纸内容充当着评论的作用或扮演着类似其他国家报纸中“舆论领袖”的角色。沿袭中国古代的做法，帝国的每一项公告都必须清晰地给出颁布的原因，尽管京报上的报道只是简单的事实叙述，但其编辑人员总是有所劝诫和陈情（见第八章摘录）。在国家社稷遭遇危机的时刻，朝廷经常命令总督或者巡抚呈递奏章来提出建议，而这些奏章就形成了朝廷上议论的主要话题。而监察御史充分利用其检察和汇报朝廷中存在的渎职和其他不良行为职能的权力，隐蔽或大胆地揭露和攻击腐败官员及其行为，这形成了中国独裁政治的一个惊人特点。有时批评的矛头直指皇帝本人，对于皇帝的批评言论也可以刊登在京报上。中国审查制度与政体及其执行者的特征决定了京报新闻的犀利和引人入胜的高水准。

中国古代朝廷发出的声音比其他帝国或者帝王的命令都要威严和可怕，因为中国朝廷集中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远非其他帝国可比。中国皇帝不仅是神圣的奥古斯都（Divus Augustus），还是皇家帝国的首领，作为“天子”和“罗马大祭司”，他拥有人世间的最高权力，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万物。由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朝廷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因此皇帝借此成为整个“御用文人”界的统治者。历代朝廷借助“上天指令”来维护其权威，他们把上帝指令解释为人民意志的体现，而朝廷鼎盛则是帝国大厦具有民主基础的表现。勤勉官员对朝廷的尊敬和贡献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奇迹，即使在朝廷微弱或者昏君当道的时候，这些清楚皇权实质的官员还是对皇帝充满敬畏，这样的例子在19世纪一再出现。

各省府有自己的地方报纸——类似京报的小型报纸，但是形式不太规范，基本上是在间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条件下印制的。当然，这种做法没有延伸到批评性言论。地方性省报通称“辕门报”或者“辕门钞”。“辕门”指某个高官的官府或者衙门，精确地讲是类似皇宫的宫门，指皇家的宫殿。广州的辕门钞是单页报纸，其宽度由当天发布的消息的长短来决定。每份单页报纸卖一个到两文铜钱[16]，由传送当地翻新京报或者复制品的报童定期发行，这些报纸或许是同一个作坊印制的。图5是一期比一般报纸形制小得多的广州辕门钞。裨治文这样描述广州的京报[13]：

单面报纸，蜡版印刷，字迹模糊……每日出版。刊载内容无须政府检查。每日黄昏时辰，报房派雇员至巡抚或者总督衙门，向值班的执事取得辕门钞，内中列述当日总督大人接见宾客及拜会活动。翌日清晨，辕门钞便行出版。

实际上，一位细心的观察者米怜（William Milne）[17]曾经讲到，广州的辕门钞形制不一。这就暗示了不同出版商印制不同版本的辕门钞。亨德[16]说，广州的辕门钞是木版印刷，这种说法可能是错误的。从广州辕门钞的内容来看，在衙门收集信息的雇员比北京内阁中的抄写员更像记者。但是，这些雇员通常在撰写中遵守同样的模式。新闻信的临时原文撰写者似乎已经接近现代记者，而辕门钞的地方制作者也接近于现代编辑。但是，即使这些人也不能胜任当代报纸的要求，记者须适应报道、编辑和评论写作类型的变化。当新型报纸出现时，就要求一个新的班底。中国新报纸并非从旧报纸脱胎而来。辕门钞是借鉴和吸纳旧报合理成分的新兴产物。

中国的旧式京报，无论大城市的还是地方性的，都是传播官府行为和思想的高度发达的传播系统。它主要服务于识字阶层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也服务于政治阶层，因为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官府有着天然的联系。由于中国朝廷的家族式传统，这种报纸攫取和垄断了大部分公众感兴趣的消息，只给大众报纸即民间小报留下很小的报道空间。京报已经演进为很快适应帝国公众和学士、官僚阶层的新闻价值取向要求的模式。作为帝国统治机器的一个要素，京报发挥着有力的作用，把一个分布广泛而多民族的民众，即孙中山巧妙地称之为生活于淡漠朝廷和缺乏国家意识的“一盘散沙”聚合为一个帝国。中国手工作坊印制的低价销售的传单式报纸缺乏技术性，没有广告和津贴，也没有任何商业性资助，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形成京报的社会本质和受众群体。构筑京报的是家族式文化，即由伦理道德支配的文化体系。“知足常乐”旨在追求某种意义上对于人际关系的规范和避免自然灾难的释怀，其终极目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大自然的控制，预示着一个大同社会，但缺乏自然科学。相反，西方年轻的新闻理念却沿袭着一条进步的唯物思想路径演变着，其目的是征服大自然，人们热衷于实证疑问、自然科学、进步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西方在制造复杂的机械并赋予独立性的个人以充分的社会自由，而中国长久以来选择了一个简单机械运作而伦理复杂的社会。

19世纪末，梁启超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探讨这些观点对报纸的影响。关于这篇文章本书第八章将作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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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用唐人孙樵《经维集·读开元杂报》的内容。——译注

[2]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又作迈耶斯，19世纪中期英国汉学家。曾任驻华外交官，1895年来华，著有《汉语指南》、《中外条约集》、《中国政府——名目手册》等。——译注

[3]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3），法国传教士。1710年来华，初驻广州，1711年进京，1731年回国。——译注

[4]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位基督教来华传教的英国传教士。他于1807年9月4日抵达澳门，7日到广州，1834年8月1日在广州病逝，在中国从事传教和文化传播活动达27年之久。他在华期间，借着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工作的机会，留居广州和澳门。及至1834年，东印度公司专利权被英国政府撤销，他受聘英国在华商务总监律老笑（Napier）的翻译秘书。马礼逊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了最早的中文报刊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随后开设中西文印刷局，出版大量中西文的宗教书刊。他一生共出版中文著作12部，英文著作19部，为中国基督教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教会。——译注

[5]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1853），法国遣使会牧师。1844—1846年间，秦噶哔与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e，1813—1860）一起在中国蒙古和藏族地区考察。著有《中国教会一览》。——译注

[6]《中国风》（Horae Sinicae）全称为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1812）。——译注

[7]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清末英帝国主义侵华代表人物之一。北爱尔兰人，被清政府尊奉为“客卿”。赫德于1854年（咸丰四年）来华，1854—1858年期间先后担任英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的翻译和助理；1859年，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从1863—1908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赫德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公使，未就。1908年，赫德休假回国，仍然挂职总税务司。1911年9月20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八），赫德病死于英白金汉郡；死后第二天，清王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译注

[8]马嘉理案（“云南事件”，“滇案”），1875年2月英国驻华翻译马嘉理（A.R.Margery）在未获中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率领一支200人的测路队，前往中国云南边境。1875年2月11日，马嘉理在允蛮附近被杀，此即为滇案。英国公使威妥玛趁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其中一条“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对滇案失察，遣使道歉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在京报上公布（见译署函稿卷四）”，李鸿章予以拒绝，因为政府无权干预报房何者该登，何者不登。英国又提出折中条件：有关该案的奏折及谕旨，须列入告示，张贴全国，以两年为期，开了将京报拉入外交交涉案的先例，为以后列强所效尤。——译注

[9]该事件的起因是福建两名多明我会教士和地方政府发生纠纷，福建总督满保上奏雍正帝请求全面禁教。雍正下旨将各省传教士遣送澳门，后经在京德耶稣会士多方周旋，所有天主教士被遣送到广州。龚当信发现对于他们至关重要的这次事件，其前后经过都刊登在京报上，遂开始留意京报。——译注

[10]阿礼国（阿利国）（Rutherford Alcock，1807—1897），英国人。曾任美国驻上海领事和驻北京总领事。——译注

[11]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4—1884），美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有美国“汉学之父”之称。1833年10月抵达广州，在华传教40年。著有《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拾级大成》（Eassy Lessons in Chinese）等，编过《中国丛报》。——译注

[12]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于1829年10月14日自纽约登船远航，绕过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国传教，是第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华工作30年，1861年11月，裨治文在上海逝世。1832，创办英文报刊《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他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汉学家，以真理和科学的智慧启迪中国社会。妻子伊丽莎（Eliza J.Gillett Bridgman）于1850年在上海创立裨文女塾，是中国第一所女校，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裨治文夫妇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造桥人”（Bridge-Man）。——译注

[13]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马礼逊的次子，出生于澳门，后与母亲、姐姐回英国。于1820年8月23日返回澳门，之后又回国接受教育。1826年5月1日由父亲带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之后主要从事商业和翻译。——译注

[14]包克私（Ernest Box，1862—1940），英国记者。——译注

[15]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英国驻清朝外交官。威妥玛以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创立威氏拼音法。——译注

[16]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1813—1860），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于1839年来华。著有《鞑靼西藏旅行记》。——译注

[17]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苏格兰来华传教士。1813年7月4日，米怜夫妇抵达澳门，是第二位来华传播基督新教的传教士。1815—1821年，在马六甲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著有《全地万国纪略》、《乡训五十二则》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