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论
中国人使用活字印刷术比德国美因茨的古登堡（Gutenburg）早了500年，而且当时中国官报（邸报）出版已有数百年之久，但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报纸却是用英文出版的。时至今日，中国两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都是由外国人创办的，即1845年在香港创办的《德臣报》（The China Mail）和1853年在香港创办的《孖剌报》（The Hongkong Daily Press或The Daily Press）[1]，后者也是中国第一份英文日报。
中国记者和出版商最引以为豪的两家报纸是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新闻报》号称日均发行量为150000份。据报告显示，1930年《申报》纯利润达600000美元。这些数据要是放在美国、日本或英国这样的国家或许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些国家的都市报的订阅者达到数千万人，一家普通报纸年纯利润达六位数或者更多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文盲率高、生活水平低、通信设施匮乏和政治局面动荡不安，《申报》和《新闻报》的记录很好地展示了两家报纸在编辑和经营方面的进取精神。
《申报》于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Major）兄弟创办。1912年，被后世誉为“中国报业大王”的史量才购买了这家报纸，并逐渐发展成今天中国的著名报纸。《申报》创刊大约20年后，即1893年，《新闻报》问世。尽管这家报纸由中国人蔡尔凯先生编辑，但是报纸所有权却归英国人，后来又转交到美国人福开森（John C.Ferguson）手上。大约两年前[2]，《新闻报》被中国人购买。
正如我在本书其他地方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外报，尤其是英语报刊对中国国内外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为分布在天津、北平、上海或者汉口的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或者日本报刊提供日常信息。出于职业需要，少数外国人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阅读本土报刊。即使他们阅读中国本土报刊，他们也总是反过来查看外国报刊，以核实一些重要事实。然而，无论在美国、法国、英国还是俄国，无论读者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只要阅读本土报刊就能够获悉当地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在巴黎也有版本发行，但其主要目的不过是给旅法美国人提供美国国内的新闻资讯。对法国人而言，该报对法国政治事件的评论显得无足轻重。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而出现这种独特情形的原因也很简单，汉语并非国际性语言。美国和英国的大学讲授德语和法语，一位旅行者只需会讲英语就能在欧洲不同国家间畅通无阻地旅行和交往。在中国，唯有传教士或者与外国使团和咨询有关的人才把学习汉语作为一项特殊任务。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并不学习汉语，他们只依赖外国报纸来获取新闻信息。
由于中国的外国社区聚集的大部分是商业老板和知识精英——这是一个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外国社区都更加“优秀”的精英群体，被他们阅读并影响其观念的报刊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一般情况下，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们总是不愿意学习被支配民族的语言，尽管从人口数量来看，支配者可能只是一个小族裔。中国就是这种情形。当然，也有很多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使用汉语，但大多数外国人根本不屑于学习汉语。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说所在国的语言。
中国的外报具有影响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报纸的外派通讯员和记者主要依赖其祖国在该外派国的通讯社来获取需要的信息资料。例如，中国境内的一家巴黎报纸派遣一位记者或者通讯员常驻上海。他可以轻松地通过上海的人际圈获得巴黎读者感兴趣的某些新闻。而某些新闻事件是不可能在上海得到第一手信息的，比如甘肃省发生的一场地震或者郑州发生的一次兵变等。毋庸置疑，诸如这样的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但并不值得前去实地采写，而且中国的交通设施非常差，从港口城市出发，很多地方几个礼拜都不能到达。当然，他可以从中文报纸中获取他所需要的信息，然后再求助于翻译人员。但这些翻译通常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译者没有受过记者采写培训，不太会判断事件的新闻价值。因此，驻华外国记者或通讯员的捷径就是从当地的外国报刊中获取所需要的邮件和传真资料，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了。
外报也是中国人获悉外国信息的唯一来源。因为中国的本土报刊或者通讯社都没有特派驻外记者。包括像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这样的大报也没有任何驻外记者或通讯员。《申报》于1930年派遣记者赴日本采访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在中国本土报业引起轰动。中文报纸通常从外国通讯社取得所需的世界新闻报道的信息——从路透社得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英国的新闻，从合众社得到美国新闻，从日本联合通讯社（Rengo）和日本电报通讯社（Nippon Dempo）得到日本新闻。中国的政府机关和商业机构不得不依赖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来获悉外国资金和金融市场的最新信息，这听起来似乎让人吃惊，但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
从上述事实来看，在中国创立一个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社是非常必要的。世界上各重要国家都建立了代表自己声音的新闻通讯社，以便传播国内外新闻并与其他主要外国通讯社交换新闻。今天，各个开明政府每年都在出版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并且令许多富有才智的人投身于此领域，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舆论力量的巨大。
在中国，巨大的资金被投放在所谓的宣传项目上。然而，这笔巨款被浪费掉了，因为这个工作没有落实到重点。中国既没有全国性通讯社来收集和发布新闻，也没有富有效率的新闻机构将中国的消息传送到国外。当一些新闻事件在中国“爆发”时，关于它们的报道总是来自伦敦、纽约、东京或莫斯科，并迅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组建富有效率的全国性通讯社并不困难。上海的大报在所有重要城市都设有大型编辑部，它们在南京的办公室每天就通过电报、无线电和长途电话传送10000～30000字的新闻，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是复制的。如果这些大报社组建起新闻通讯社来收集和发布日常新闻的话，将节省一大笔钱。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这样的新闻通讯社是能够组建起来的。通讯社一旦建立，就可以与世界上主要的通讯社结成同盟。中国国家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将自动通过路透社、哈瓦斯社、沃尔夫通讯社（Wolff Agency）、美联社、日本联合通讯社、塔斯社和其他通讯社发送到国外。
一般来说，全国性通讯社应该由训练有素的一流报人来经营，政府不应干预新闻的运作。将准确可靠的新闻通过通讯社发出去是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的。
中国外报应该支持这样的运动，因为国外记者来中国的目标是获取新闻。但由于语言障碍、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性等因素，国外记者很难通过新闻来报道和解读中国的事件。所以，外报的合作是该运动能够成功的必要基础。假如外报不相信中国人通过努力可以组建自己的全国性新闻通讯社，那么这场运动将被扼杀在摇篮里。时任美联社东京分社的经理服安（Miles W.Vaughn）先生这样评论道：
联合通讯社在中国的方针以为，关于中国的消息，应由中国新闻界组织的通讯社采访搜集，以供给中囯之各报纸。如此，联合通讯社便不必在南京采访新闻以供给上海、北平的报纸，或是在上海、北平采访新闻以供给南京的报纸。
联合通讯社不相信外人所办的通讯机关越俎以专访中国的新闻，能使中国的读者满意。换言之，若一国能自行组织通讯机关，以传递本国之消息，则可使国民最为满意。譬如某中国通讯社记载美国国会的会议记录，以供给美国旧金山的新闻读者，实为怪事！那么，如果美囯某通讯社采访南京政府的消息，以供给上海、北平的华文报纸，也是同样荒唐。
四年前[3]，上海组建了一个半官方的新闻通讯社——由卜罗门夫妇[4]于1927年创办的国民通讯社，后来随着国民党“鲍罗廷集团”被驱逐而解体。国民通讯社在李才[5]的直接指导下在上海组建，在极端困难的财政状况下运行，任何地方都没有指派访员（通讯员）。通讯社的工作包括翻译和编辑上海中文报纸上发表的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几乎完全通过国民通讯社发布新闻。中国政府组建的另外一家官方通讯社是众所周知的中央通讯社[6]。中央通讯社被公认为政府的喉舌，地址为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该社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直接监督下运行，曾任旧金山一家中文报纸编辑的留美学生刘路英先生为该部负责人，余微乙担任通讯社主编，多年来与北平国闻通讯社保持密切联系。目前，该社只用汉语发布信息，在外国报刊中享有盛名。中央社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和广州设有办事处或分社，同时几乎在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都派驻了通讯员。有人提议，中央通讯社应该在上海用英语发布新闻。然而，这项提议尚未形成具体的计划。
1931年4月13日，针对中国政府限制日本联合通讯社在中国进行新闻报道的做法，《大公报》发表题为“取缔外国通讯社问题”的社论，强烈呼吁政府组建一个全国性新闻社：
……外国通信社。在华采访。诸感困难。尤以关于政治者。正确消息。得之不易。抑人类恒情。重秘密而轻公开。故官方消息。每啓怀疑。道路流言。反易倾信。是以外社所传之不经消息。固有以恶意传播之谣言。亦有因判断错误而然者。然事实终为雄辩。谣言要之不久。该通信社终亦在其本国丧失信用。是以中国果有负责之通信机关。外社为避繁琐之故。未必不乐于受华社之供给消息。故此事解决。依理不难。所难者。此种国际通信机关。必须其组织与人才。能负此责任而已。
此外尚有政府须加注意者。取缔外国通信社在华传播消息。故属当然。惟各国大报。多另有驻华特派记者。此则任何国家所许。中国消息。固不能禁外国特派记者之采访。而在中国无国际通信机关以前。如联合路透等在华采访消息。供给外囯报纸。势亦不能根本禁止。是以一方应取缔谣传。一方应讲求如何待遇之之道。其道无他。欲禁止散播流言。则必须供以正确消息。其最简单办法。国府厅秘书外交部。宜每周定期接见外报记者。答复质问。倘有重大政治问题。外报记者欲谒见当局得负责谈话时。在可能范围内。当局宜不拒其谒见。倘虑其记载失真。则可检阅电稿。此外政府宜设有专员。常以非公式的方法。与在华有信用之外国记者。有交际之周旋。代谋其职务上之便利。此亦息谣之道。应为政府所留意者也……
电报价码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目前，从中国到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报刊电报价码过高，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交换新闻之前必须降下来，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彼此互相理解所需的必要新闻信息量。现在，报纸和通讯社要交付上海和伦敦或者上海和纽约之间的最低报刊电报费大约为每字20美分，返程一样收费。这个费用是欧洲各国和美国之间报刊电报费用的三倍，费用之高导致新闻传输量受到限制。因此，必须下调在中国和国外主要新闻中心之间电报来往的现行价码，这样各报社才能支付得起它们想获取的新闻量。
由上海发往美国各新闻中心城市的新闻电讯（1931年2月12日）的价码为：
至马尼拉：每字27生丁[7]；
至旧金山：每字62生丁；
至芝加哥：每字78生丁；
至纽约、华盛顿和波士顿：每字83生丁。
当时的国际汇率是每墨银一元兑换一个法郎。从上海到纽约的新闻无线电价码大约是每字金洋一角六分。
多年来，外国电报公司一直垄断着中国的对外传播渠道。由于近年来广播介入竞争，电报托拉斯已被迫降低伦敦和日本、伦敦和南非、伦敦和北美以及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之间的电报传输费用，但是未曾涉及中国和英国之间费用的降低。原因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所有信息传送必须经过两条电缆线，而这两条线都掌握在同一家公司的手中。因此，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信息传送没有竞争，而中国和美国、中国和法国、中国和德国之间的信息传送如今都已经存在着竞争。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电报费用过高，无论是商业信息传送还是报刊信息传送都是如此，这是个值得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
过高的电报费用使记者的报道仅限于叛乱、暴动和社区起义。这些事件的报道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生活中耸人听闻、消极负面的因素。下面是出现在1930年纽约报纸上有代表性的标题：
风雨欲来之北平恐怖时期（Reign of Terror Brewing in Peiping）
——《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
中国妇女加入盗匪（Chinese Women Take to Banditry）
——美联社（Association Press）
中国婴孩犹贩卖为奴（Chinese Babies Still Sold as Slaves）
——《纽约电讯报》（New York Telegram）
国外报纸的中国新闻栏目意味着某种投资。耸人听闻的爆炸性消息往往能够通过电报得以传送，因为人们觉得这样的新闻值得报道。由于战争、强盗、暴乱和绑架等惊人的消息持续不断，国外的普通报纸很少有资金支付电报费用以传送更加重要的新闻报道。
从已出版的9份美国主流报纸（近58年至近10年间）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分析中发现，70%以上是关于政治的，只有10%是关于文化的。而美国报刊中关于欧洲文化的新闻比例有时高达47%，甚至更多。当时的电报价码很高，以至于外国报刊记者不得不转向文字简约的煽情文稿，读者不能期望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给出公正的报道和评判。他们必须如此撰写文稿，国外的报刊才会以头条刊出该文稿。
今天，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新闻事业。现在，新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将来它的影响还会更大。新闻业成为对世界人民判断影响最大的机构。日报是受亿万人民喜爱的“大学”。在更好地理解或者“误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关系的所有影响要素中，新闻和评论的传播无疑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国家之间的界限固然会影响人们的交流，但它不应该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假如我们都能够各尽其责，营造世界各民族之间经济实惠的交流渠道，那么，我们就会创造一个比所有的国际关系会议都更加有效地减少误解的途径。一支强大的海军固然重要，但它不能保证消除战争；一支伟大的军队也很重要，但它同样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一艘战舰花费2000万美元，拿出其中的一半就可以创办一个像样的新闻传播系统，从而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并促进世界和平。新闻传播系统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比上千万元的军事装备投资更显著。
象征性的小额新闻价码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中心地区之间的新闻流动。我们估算新闻价码所发挥的作用时，要注意一点，只有几家外国报纸发展到了能够独立支付新闻服务的商业组织的规模，中国一家都没有。因此，如果只是为了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该国首都城市之间的新闻流动，只有收取小额的新闻价码才能让人满意。虽然海外对于中国新闻的需求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中文报刊同样也不可能大量刊登海外新闻，但毋庸置疑的是，收取小额的新闻价码将极大地刺激新闻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和传播，也将鼓励更多的报刊派驻海外记者，同时也加大了国家之间进行新闻封锁或新闻操控的难度。
数年前，当无线电还是单线传递信息的时候，收取较高的费用或许存在某些合理性。但在今天，科学已经表明，一家电报公司可以同时通过多渠道传递大量的信息——甚至通过无线电线路之间的其他频谱来传递，因此应该调整电缆费用，以利于新闻在世界各地之间的传播。英国新闻协会公开支持英国境内任意两地之间每字1便士的新闻价码，无论这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他们反对政府为报纸或者通讯社提供津贴，而且他们认为低价码制的建立并非是对于新闻的补贴，而是为整个国家的统一作出了贡献。当然，任何信息传送公司都不可能接受如此低的价码；此外，如果让国有企业在这么低的价码下运营，能否免受重大损失还有待商榷，这样的情况在其他服务业已有先例。然而，公共服务与商业利益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具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在世界各国之间邮递一封信件只收20美分，这样的邮政服务与通过衡量距离、计算运输成本和避免无利可图的操作来定价的服务截然不同。
目前，外报记者和通讯员把上海作为在华新闻总部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政治局势尚未稳定。尽管南京政府努力为中国创造一套堪与其他国家相媲美的法律和司法体系，但反对势力总是反对政府的这些做法。上海由于租界遍地而成为政治避难所，在上海滩不时有惊人的谣言广泛传播。此外，上海已经成为商业中心。上海的棉花交易市场和其他交易市场产生了很多投机商。这些市场波动总是被夸大，而任何耸人听闻的消息都会很快被捕捉到，并通过市场传播开来。
每当外国记者在上海听到一则新闻故事，他们都无法获得官方的证实，因为上海没有发布此类公告的最高政府机构。现代新闻界的竞争如此激烈，记者和通讯员几乎没有时间等待南京政府的审核和确认，一则新闻故事就在国外的报刊上报道了。如果发现并非事实，中国政府会发布更正声明，但不实报道的恶劣影响已经产生了。当然，正直的记者不会报道非官方的任何新闻，无论这些新闻多么耸人听闻。
外国记者没有把新闻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南京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国当时的首府南京缺乏现代化设备。两年前，从现代化设施来看，南京的条件并不比内地的小城镇好多少。道路狭窄且尘土飞扬，道路两边没有埋设流水管道，两旁路灯灯光微弱得像蜡烛。然而，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在中央建设委员会富有成效的管理之下，那里的发电站已经建立在一个坚实且商业化的基础上。就在一年前，南京装上了自动电话。南京市政府与巴黎材料技术部签署了用于建设首府最新水利工程的合同。大批房屋被拆除，腾出位置修建新公路；同时对旧公路进行拓宽，以满足日益增大的交通流量。
在一两年之内，南京将不再是一个在外国人看来不适宜居住的地方。在南京，外国记者每天都能够与中国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他们能够亲眼目睹中国政府的每项活动。他们获得的信息均为一手材料。他们也能够通过采访政府相应发言人来核实每一则流言。总而言之，他们能够迅速而准确地获得所需的信息。除此之外，外国记者和中国政府之间频繁的接触将促进双方加深友谊和理解。
毫无疑问，在这样有利的环境下，从中国发送到外国的新闻将是友好而富有建设性的。
新闻审查永远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极力反对政府新闻审查制度的记者必须明白：实际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在实施同样的新闻审查制度。没有人能够不经过政府官员的审查直接将消息通过电缆或者无线电传出日本、法国、意大利或俄国。政府的新闻审查官或许不会挂着“审查”这一受人指摘的头衔，但他履行着审查的职能，他的职权是让政府知道电报所传送的新闻信息内容。几年前，美国国会对国际传播形势的官方调查显示，英国贸易局能够对通过英国电报或广播传递到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加以审查。世界大战期间各军事强国都建立了这种“间谍式”的传播体系，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931年5月，国民政府首次设立了对所有发送电报进行新闻审查的制度。用文字或编码记录的信息都要接受审查；但审查规则规定，如果领事为某个公司担保，编码信息将不需解码检验即可通过。
为了促进国民政府颁布的新闻审查制度的落实，下面的限制条款必须实施：
（1）凡收发各电报，均须送交国民政府所派检查员检查。
（2）凡明码电报对于中国治安及中国法律有损害者，检查员得截留之，送呈交通部审查。
（3）凡中国著名商业公司送入之密码电报，必须盖有该公司之图章，并由该公司经理签字担保。此种图章及签字必须先制样张交电报局存案。但必要时，检查员仍可翻阅密码书。其他中国公司或个人密码之电报，均必须附有明文及所用之密码。
（4）凡外国政府之商业密码电报，必须由该公司所属国领事预先对于该公司来函担保，送交电报局存案，则密码电报无须领事签字。但在必要时，检查员仍可要求翻阅密码书。
（5）在必要时，检查员对于收到之商业密码电报，可按照来电地址，要求检查密码书。
（6）凡外国政府之电报，无论明码密码，均免检查。
上述官方公告于1931年5月19日由大北电报公司、远东电报公司和太平洋商业电报公司发布。
考虑到中国尚未解决的政治动乱状况，对军事信息的审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战争中的相关事项都是严肃的，如果信息落入敌人之手，其后果必然是严重的。所以，南京当局有权利也有义务对发布的消息实施严厉的审查，特别是要对与战场、军队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进行审查。所有相关新闻机构的管理者和记者都同意这种观点。而采写新闻的人会讨厌诸如此类的新闻审查制度。这些审查成了“不便”的代名词；审查就是让人“讨厌”，很多时候让记者们的目的彻底落空。即使是在今天，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新闻审查执行起来仍然显得十分严厉。但是，无论审查的原则制定得多么公正，如果执行起来不公正、不明智，就必然会引起公愤，激起报纸和通讯社记者的反对。最终，英明而谨慎的审查制度本来旨在保证和维持媒体与代理人之间和谐而自然的互动，现在只能落空了。
要让充满热情又历经风险、渴望全身心地为通讯社或者报纸工作的记者毫无怨言地接受新闻审查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我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定地区的新闻审查在执行时十分严厉。然而，报社记者必须体谅执法者这样的过失。记者不应该只是攻击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而应该倡导监控中国新闻的睿智方法。
中国新闻的未来尚不明晰。随着大众教育的发展，报纸数量必会激增。致力于恢复政权和完全独立的中国国民党需要现代化和高效的报人。世界各国的人们也想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为了对中国的未来报人进行适当的培训，使他们做好充分准备来履行其职责，我们应该创办现代化的新闻学院。仅从人力上讲，寥寥几个在国外接受过新闻学教育的中国人是很难担当起这项重要工作的。
作为远东地区最重要、设备最先进的现代化新闻学院之一，燕京大学新闻系由美国报业集团资助创建。密苏里大学校长威廉（Walter Williams）先生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促进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负责筹集5万美金的启动资金。这样，连续五年、每年1万美元的最低年度预算就有了保证。有人认为，如果将这段史实载入史册，永久性的资助就有了保证。超过五分之四的预算款由美国出版商及其他与报业相关的人士筹集而得。《芝加哥每日新闻报》（Chicago Daily News）的发行人斯特龙（Walter A.Strong）先生首先对此项活动进行了报道：“以鄙人所见，我们从事于教育工作，欲以最少的金钱，希望得最大的收获，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中国将来的发展，与美国关系之重大，实在是不可逆赌的。”
上海的大专院校也曾开设新闻学课程，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是中国第一所新闻院系。毋庸置疑，中国今天更需要训练有素的报人和现代报纸来帮助政府和人民建设强大的国家。
目前，中国只有很少的报人知晓西方的新闻训练。我们谨希望，在北平创建一所现代化新闻院系，这仅仅是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开端，其他大学将紧随其后。十年内，中国将出现足够多的训练有素的记者来创办报道新闻的机构。这样，世界各地就都能获取关于中国的客观准确的信息。
中国虽名为独立国家，但是其国外的宣传渠道却落在外国新闻通讯社和报纸手上。中国未被纳入世界出版联合会。中国的新闻是通过外国通讯社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中国并没有自己的新闻通讯社。只要政府不再纠缠于毫无意义的政治性口水仗，开始着手重建工作，一个全国性新闻通讯社就能创办起来。那么，在华外国通讯社的角色将变成合作者，而不再是支配者。
新闻的责任逐年变得重大，其任务就是把一个国家的人民介绍给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而这种诠释在很大程度上受诠释者的情感好恶所左右。哪怕是通过对新闻事件的筛选后作出客观的记录，一个记者都足以影响读者的认识。假如对某个国家的报道全是诸如绑架案和匪徒等事件，而对其他90%具有较高价值的新闻避而不谈，也就难怪世界其他国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已经沦为绑匪之流了。当报道有关政治和国际新闻时，报刊则更多地“保持”这个世界的和平。将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日常生活报道给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助于打破各民族之间的障碍，增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一步促进和平。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新闻记者在追寻真理并准确而客观地报道事件方面肩负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
[1]赵敏恒在《外人在华新闻事业》（中文版）第43页沿袭了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错误说法，混淆了《德臣报》（The China Mail）和《孖剌报》（The Daily Press）的中英文名称，即将The China Mail—译为《孖剌报》，将The Daily Press译为《德臣报》。——译注
[2]1929年。——译注
[3]1927年。——译注
[4]卜罗门夫妇（William Prohme和Rayna Prohme），《民众论坛》的编辑。——译注
[5]李才是国民通讯社首任社长，该社于1927年6月4日在上海成立，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驻沪交涉署创办的。——译注
[6]中央通讯社是中国国民党创办的官方通讯社，简称“中央社”（CAN）。1924年4月1日成立于广州，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主办，首任主任是梅恕曾，主要报道党务消息；1928年5月迁往南京；1932年春进行改组，独立经营，首任社长是萧同兹。在全国各地设分社及发稿电台，陆续取得外国在华通讯社的独家发稿权；1936年1月，总社扩大为编辑、采访等6部，并于当年6月设立第一个国外分社——东京分社；1939年1月，首任总编辑陈博生负责新闻采编业务；1946年4月中央社迁回南京，将人工发报机发稿改为自动发报机发稿，每天发稿量15000～20000字；1948年极盛时，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国内52处，国外25处，员工2653人；1949年11月迁往中国台北，现为台湾地区政府官方通讯社；1973年改为中央通讯社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社长分别为萧同兹、曾虚白、马星野、魏景蒙、潘焕昆、黄天才等。现任社长胡元辉，董事长黄肇松。——译注
[7]1瑞士法郎=100生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