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 4 个大岛和其他近 4 000 个小岛屿组成的 “千岛之国”，领土的陆地面积约 37.79 万平方公里，人口 1 亿 2 754 万人 (截至 2012 年 11 月 1 日)3。主要民族为大和族，北海道地区约有 2.5 万阿伊努族人。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在其近代国家体制确立前，对外实行 “锁国政策”4，禁止外国人进入日本。至德川幕府时代，也只允许在长崎同中国、荷兰通商。

1571 年，中国处于明朝中后期，明朝政府不允许国民出国，他们只能乘船秘密航渡。由于当时日本严格限制外国人进入，中日贸易也只限于长崎一地，长崎也就自然地成为日本华侨的发祥地。中村新太郎在《日本和朝鲜的两千年》一书中说:“就是在这种锁国时期，中国人与荷兰人也得到了例外，可以自由地进行贸易和人员往来。因为当时中国工业先进，生活水平高于日本，所以进行的贸易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砂糖、药品、生丝、皮革和其他原料。而日本向中国输出的只有金、银、铜，以取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备受欢迎，对日本经济产生很大影响。”5因此，当时日本华侨的经济地位较高。

1853 年发生 “黑船事件”6之后，日本与美国于 1854 年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又名《神奈川条约》) ，日本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箱馆 (函馆) 两个港口。1858 年日本政府实行 “安政开国”政策，相继在横滨、神户、新潟、函馆、长崎建立通商口岸，使这些港口成为同外国交往的重要门户，致使贸易盛行，来日的外国人逐渐增多。大批中国人也相继来到各开放港口城市从事商贸等活动，并在人数较多的聚居地逐步形成了稳定的华侨社会。

明末清初 (日本的江户时代) 赴日华侨与后期美国、加拿大、东南亚及其他地区以苦力出身的华侨完全不同，他们多数是具有经济实力并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商人，或者是具有专门技能的熟练手工技艺者，经营着诸如裁缝、理发、工艺、酿造、餐饮等行业。除此之外还有僧侣、船主、儒者、医者等文化人，整体素质较高。

日本学者山田信夫说:“日本 ‘安政开国’以来的 120 余年间日本华侨的最大特点是:华侨的大多数是由上层的贸易商、银行、商社买办和中下层的商贩、杂货业主等广义上的商人集团构成，即属于商人型移民类型。这与美国、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大不相同。”7

日本学者内田直作说:“日本华侨社会中，不存在因单纯劳动者的入境而产生的恶性低薪竞争、苦力船待遇、卫生条件恶化、苛刻的苦力工头制度等复杂的社会问题。由于日本华侨社会的主体是贸易商、杂业者等 ‘中产阶层’，故其发展比较平稳、健全。”8

正像以上两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日本华侨社会与其他国家的，特别是与东南亚华侨社会相比，无论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有很多不同。

一、经济发展起伏大，总体实力较东南亚华人薄弱

日本开港后，对外贸易盛行，来日的外国人包括中国人激增，一时间华商船只来往穿梭，络绎不绝。日本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也开始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开辟商埠以吸引外商。在开放的函馆、横滨、长崎、神户等通商口岸，华侨除了经营商贸业之外，也有很多人是跟随着欧美商人一同来日，受聘于欧美商社任司账、买办、翻译等职，还有人从事土木建筑业、印刷业、餐饮服务业等各种经济活动。

日本明治维新 (1868 年) 以后，随着神户、大阪、横滨等港口城市的开拓和发展，很多新来的和长崎的华侨来到这些港口，长崎港的窗口作用日趋下降，逐渐让位于大阪、神户、横滨。1871 年 7 月 29 日，《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两国正式建交。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的规定，清政府可以在日本各港口设贸易区，开展自由贸易。因此，日本华侨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华侨的人数明显增加，职业上也有所改变，以经商为目的的华侨开始大量移居日本，华侨的贸易商社在日本各地日渐增多，并掌握了日本对北美和南美的贸易以及日本对中国的贸易的实权。因当时中国工业生活水平高于落后的日本，中国产品很受欢迎。通过华侨进行的中日贸易，给日本人的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在神阪地区，仅1873年，华侨便占据日本对外贸易额 844.186 9 万日元中的 1/3。9直到 1896 年，日本对外输出额的 74.2%、输入额的 70% 仍为外商把持。而当时所谓外商，几乎全是居日华侨。10

随着人数的增多，华侨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按同乡和行业设立了很多的同乡会、宗亲会、中华会馆等社会互助性的各种社团组织，并在华侨居住比较集中的长崎、神户、横滨形成了中华街，近代华侨社会逐渐形成。在此期间，由各种社团组织、华侨同事之间协力，集资建造了具有精神依托作用的关帝庙，以及在异国他乡临时埋葬故去同胞 (以后准备回归故乡)的中华墓地等。

在此期间来日的华侨华人经济上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日本政府对外国侨民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近代以后，更针对中国侨民颁布了一系列的禁制规定，对华侨职业和经济严加打击与限制。仅自 1899 年颁布第 352 号敕令到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 30 年间，公开实施的限定就有十多种。例如，限制外国人参加制造业，因此日本华侨极少从事各类产品的生产经营事业，只能在贸易业 (小商业)和 “三把刀”(即饮食、理发、裁缝) 等极其有限的服务性行业中求生存。此外还有印刷、漆工、藤艺工业等，都是小规模的工商业。因此，洗衣业、饮食业、杂货业是近代早期日本华侨赖以生存的支柱行业。

由于华侨技术超群，很受日本人的欢迎，华侨经营的中华餐饮店、西服裁缝店、理发店等不断增多，华侨的 “三把刀”越来越发展壮大。然而，“二战”期间华侨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压迫，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华侨华人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主体经济结构之外。轻工业和重工业，或较重要的经济部门，华侨根本无法参与。因此，“二战”前日本的华侨经济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更难占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华侨都从事着传统的行业，与东南亚华商无法比拟。

“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中，日本华侨的社会环境与战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上升为战胜国国民的地位，获得驻日盟军的保护，在工商业方面获得了与世界各国自由贸易的一些特权和利益，华侨经济也开始复苏，人口不断增加，生活充裕，出现繁荣景象。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高科技迅速崛起的大形势下，华侨的传统经济受到严重挑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富裕起来的日本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和对娱乐美食的追求，华侨们调整了行业领域，在饮食业、旅馆业、娱乐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贸易业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经济比重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 世纪50 年代及60 年代初期，日本全国有大小华侨贸易商社 300 多家，在整个华侨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1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恢复和好转，特别是日本恢复主权国家身份后，可以直接和世界各国通商，华侨在经济上的优势渐渐衰落。现在日本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生活水准基本处于平民阶层。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被日本政府扶持的商社所垄断。商社拥有专业知识人才，经济基础雄厚。相反，华侨华人的事业不但得不到当地政府支持，反而受其政策影响徘徊不前。受日本政策限制和高税率影响，以及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老华侨的事业发展速度、企业扩张规模受到制约，没有出现华侨超级富豪，特别是华侨贸易商多为小型企业主，无法与经济实力雄厚的日商竞争。

然而，这时的东南亚华人企业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大增，已经形成强大的商业资本，在零售业占优势地位，在现代金融业、工矿和交通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当地经济支柱之一和亚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相比，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从事贸易的比较少，整体经济力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日本民族固守拒外的特性，他们经济处境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总体而言，日本华侨经济力量在日本并不显著，其生活水准在当地居民中并无突出之处，人均收入与日本国民相当，也没有像东南亚那样规模巨大的家族企业集团。

二、在日华侨华人受政治因素影响大

纵观日本华侨华人的历史，受中日两国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卷入政治纷争的情况比其他国家都要明显，几乎为世界各地华侨社会所罕见，因此，华侨华人的数量更是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善恶而增减。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日本被迫打开国门，长崎、神户和横滨这些港口城市成为同外国交往的重要门户。欧美商人从海上来日，华人亦相继来日经商。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来日谋生、定居的人逐渐增多。

表1－1 19 世纪 60 年代至 1920 年日本六大港口华侨人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罗晃潮:《日本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1 页。

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根据《中日修好条规》，日本华侨获得了在各开放城市通商和居住的合法地位，中国人亦相继来日经商，人数激增，尤其横滨地区最为显著。1859 年横滨开港时的中国人只有 40～50 人。到 1880 年，已达 2 172人，约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 3 739 人的 60%12，至 1893 年已达 3 325 人。日本政府把外国人划定在几个开港区居住和生活，因此，日本老一代华侨居住比较集中，主要在以上所述的港口大城市，并有稳定的华侨社会。横滨华侨主要居住在日本政府划定的 “居留地”，即今横滨山下町一带。随着在横滨山下町居留的中国人日渐增多和其自身经济的发展，华侨呈现出长期化、定居化的倾向，特别是经过华侨们辛勤的营建，逐渐形成了保持着较多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的集居地———横滨中华街。中华街的建立标志着横滨华侨社会的形成，而华侨社会的形成标志着华侨生活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平稳立足。

但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横滨有三分之一的华侨回国，中华街也随之萧条。战争结束后，华侨纷纷返回，同时又有新的中国人来到横滨，中华街逐渐恢复了生机。1898 年，华侨创办了中华学校，成为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华侨子女、培育侨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

1920 年，横滨华侨人数增加到 5 928 人，他们成立了商会，建立了省份不同的同乡会等组织。中华街上店铺林立，主要从事中华料理、理发等服务行业。

1923 年关东大地震，使横滨中华街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房屋倒塌、烧毁，人口流失，华侨人数跌至 1 726 人。13地震后，华侨们纷纷返回中华街，重整餐馆等店铺和公共设施。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日本政府出台反华、排华政策和发动 “九·一八” 事变 (1931 年) 以及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 年) ，中日两国关系恶化，多数华侨被迫返回了祖国，华侨人数大量减少，1940 年仅剩 20 284 人。14留在日本各地的华侨经营的事业大多陷于停顿，生活陷入困苦状态，过着悲惨生活。

纵观日本华侨社会的发展历程，清晰体现出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中日关系的冷暖，始终左右着日本华侨15社会的走向和发展。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海峡两岸相隔、对立，日本华侨卷入政治纷争的情况也特别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横滨华侨学校至今仍分裂成两所，即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横滨中华学院和与大陆关系密切的横滨山手中华学校。

中日之间不稳定的政治关系使得移居日本的华侨华人深受影响，正像池步洲所说:“日本华侨卷入政治纷争的情况特别显著，几乎为世界各地华侨社会所罕与其匹。”16中日两国之间每一次友好或交恶，都会使华侨人数骤然增减，生存状况发生重大的改变，引起 “华侨社会 ‘量’与 ‘质’的巨变”17。这些都给日本华侨社会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

三、对日本的文化认同及归化缓慢

早期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临时侨居者，他们大多为生计目的而留居日本，把赚来的钱带回或寄回家乡，供养家人。他们在日本打拼的目的是:挣钱并积蓄、还债、回中国与家人团聚、过安定和舒适的生活。老一代华侨华人出国时，考虑的是早晚要 “落叶归根”，期盼着在日本有所积蓄后有朝一日能够 “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就是说，他们的初衷是作为 “侨居者”，而不是 “定居者”留在日本。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形成的种种因素，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在日本安家定居。

日本政府不断制定种种政策和各种各样的国籍条款，严格限制外国人的进入国; 1951 年，日本又颁布《出入国管理令》，确定了对外国人实行出入国管理的基本政策为 “原则上不承认以永久居住为目的的外国人入境”18。日本的《国籍法》一贯奉行 “严格控制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的原则19，更限制了华人数量的增长。

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歧视政策和国民的 “岛国心态”根深蒂固，使外国人融入主流社会非常困难。其主要原因大体是:

第一，日本德川幕府实施的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使整个日本几乎与世隔绝，国民长期活动在日本各岛屿上，容易形成一种狭隘、保守、排外的 “岛国”性格。尽管日本自 19 世纪 60 年代结束了 “闭关锁国”状态，但由于土地面积狭小、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加上其所处的政治地理环境，容易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因此长期以来不愿意接受和吸收外国移民。

第二，长期以来，与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限制了日本与其他地区的人员往来，从而形成和保持了较高的单一民族特性。基本上是单一语言、单一信仰、单一民族的日本，以神道治国，通过对遍布全国的大小神社的祭拜，牢固地维系着民族的纯净和团结。对于其他民族，日本人都倾向于把他们同化，不能容忍日本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正如池步洲先生所说:“(日本) 对于异民族自始就是闭锁性的，害怕外族闯居其中，有碍于其社会的纯一性。”20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在 2005 年任内阁大臣时曾自豪地称赞日本为 “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与一个种族”。

因此，虽然华侨华人长期在日本居住，渐渐地熟悉了日本的文化、习俗、生活，但是日本政府长期的歧视政策，使大多数华侨与日本社会的接触很有限，他们的婚、丧、嫁、娶等生活和工作的地盘都在中华街和华人地方自治团体之中。

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政府在文化方面基本上实行强制的同化政策，不仅在殖民地国家中向被统治的民族进行奴化教育，实行强制措施，强迫他们接受日本文化政策的同时，在国内也排除异质要素，实施同质文化教育。例如，矫正各地方的方言，强制实施标准语教育等。正是由于长期、彻底地实行同化主义政策，日本成为世界上罕见的拥有高度统一的 “单一民族”、 “均质文化”的国家，多数日本人对 “日本国民都是日本人”这样的观念毫不怀疑地接受，并一直持续到20 世纪后半期。因此，直至 1979 年，来日本的各国留学生总数不到 6 000 人，到 1985 年，也只有 15 000 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全世界的 100 万留学生中，前往日本留学的仅占总数的1.6%，排名第12 位，这与当时经济位居世界第二的日本的地位极其不相称。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华侨华人急速当地化，纷纷加入所在国国籍。然而，日本华侨则不同，他们还处在试图融合于当地社会，并力图保持民族文化特征的状况之中。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在外国人归化入籍的问题上，既没有像东南亚国家那样采取强制的归化政策，也没有制订劝导归化的措施，因此与其他华人较多的国家相比，日本华侨的比例较大。

表1－2 中国人加入日本国籍的推移表

资料来源:［日］ 日本経済新聞社编:《華僑:商才民族の素顔と実力》(1981 年版) 。

由于历史、社会等各种因素，在日的外国人要加入日本国籍非常难。从表 1－2 中可以看出:至 1971 年，日本华侨加入日本国籍者，每年不过几十人至数百人; 1900—1952 年底的 50 多年中，在日中国人取得日本国籍者仅 181 人，其余都是华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数猛增。日本政府也改变了以往的政策和方针，开始较大幅度地批准华侨入籍，台湾侨胞加入日本国籍者也不断增多。如上表所示，1972 年 1 302 人、1973 年 7 338 人、1974 年 3 026人，这三年之和超过 1 万人，其中台湾侨胞占多数。其原因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台湾侨胞对大陆的侨务政策不了解，加之台湾当局制造谣言煽动和推波助澜，致使加入日本国籍者猛增。该情况自 1975 年便恢复了稳定，基本上每年是以 1 500 人左右的速度递增。华侨及在日中国人加入日本国籍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为了生活方便，工作上易于求职和升迁，出入国签证容易，以及心理上、认识上的认同，等等。

老华侨大多不愿融入日本主流社会、加入日本国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日本几次侵华战争和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老华侨华人自身也经历过战争期间的各种迫害，加之日语又不十分流利，不少华侨从感情上有着一种抵抗归化的心理。而且在日本的老华侨有很多是经营中华餐馆生意，入籍与否和生存状况关系不是很大。老华侨的后代虽然掌握了当地语言，但由于日本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歧视政策，使他们在社会上各方面都受到了排挤，特别是在就业上，虽然是大学毕业，但因为是外国人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找不到工作的现象频繁发生，这些情况都影响了他们在心理、社会、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社会认同。

日本的出入国管理法经历了从《出入国管理令》到《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及历次修订的发展完善过程。日本于 1951 年公布了第一个出入境管理法，即《出入国管理令》，第二年制定《外国人登记法》。1982 年公布了《外国人登录法》，并且再次修订了《出入境管理令》，将其更改为《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日本国内一般称为《入管法》) 。虽然和以前相比，日本政府对加入日本国籍的政策有所放宽，但是相对来说仍很严格，致使有些人申请几次都不被批准而成为 “无国籍者”。

直至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老华侨华人的总数是 49 280 人，22他们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来日本的华侨华人及其子孙构成。

在华文教育方面，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东南亚各国有数千所海外华侨学校，为了适应环境的需要或受到居住国限制，不是被强行废止，便是被纳入居住国的教育体系中，均经历了当地化过程。而日本的华侨学校却有所不同，至今仍保留着五所全日制华侨学校，即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横滨中华学院、大阪中华学校、东京中华学校。这五所学校以华侨华人子女为主要教育对象，以民族教育为宗旨，独立于日本的正规教育体系，实行全日制系统的全面教育，为华侨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因此直至今日，华侨社会存在的三大标志:华侨团体、华文媒体和华侨学校，仍在各方面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较多的民族性，中华传统的风俗习惯一直延续，很难被同化。这与东南亚华侨社会均已完成了华人化的转变相比，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情况，被公认为具有鲜明的华侨社会特征。

总之，从近代历史看，日本华侨的人数随着时代的不同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人数上也有较大的起伏变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除了个别年份，华人人数总的趋势是逐渐增长，而增长速度则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二战”后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是一个发展时期; 进入 60 年代，停滞不前; 80 年代末，则出现了一个飞跃。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