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通化坊的书法家

李芳瑶

隋朝都城大兴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整齐对称的城市结构著称，都城为唐朝继承，更名长安。位于皇城西南的通化坊是一个特殊的坊里，该坊因距离皇城较近，是官僚士大夫的聚居区。唐前期，居住于该坊的官僚文人多有南朝背景。有唐一代，该坊还居住着多位著名的书法家，其中包括唐前期的欧阳询、冯承素、殷仲容以及唐中期的颜真卿。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书法家居住于通化坊之中？他们之间有着怎么样的联系？书法这项艺术对于通化坊的士人和家族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下文将以通化坊为中心，考察居住于其中的书法艺术家们。

一、通化坊的地理位置

北周都城承袭西汉以来的长安故城，由于使用时间太长，宫室蠹坏，水卤严重，开皇二年（582）六月，隋文帝下令在原都城东南龙首原兴建新都，因自己大兴公之名，称之“大兴城”。隋文帝对新都有着整体的规划，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外郭城条》注云：

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象一年有闰。每坊皆开四门，中有十字街，四出趣门。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隋《三礼图》见有其像。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盖以在宫城直南，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1]

新都的规制十分严格规整，街衢网罗犹如棋盘（图1）。隋文帝对大兴城有整体规划性，《长安志》卷七《唐京城·唐皇城》注云：

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卫。（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辨，风俗齐肃，实隋文之新意也。）[2]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率文武百官迁都。大兴城修建时间仓促，迁入之际仅宫城皇城和一些重要建筑的主体工事完成。新都坊里街衢规划统一，又各有职能分配，皆出于隋文帝的用意。

隋唐都城在官员聚居区上经历了历史的变化。虽然隋大兴城在整体结构上是规整对称的格局，但是在最初入住之时，官僚士大夫在选择宅邸位置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重西轻东的倾向，根据韦述《两京新记》和宋敏求《长安志》统计，朱雀门大街以西的隋代部分高官贵戚有38处之多，相比之下，朱雀门大街以东仅有13处。[3]大兴城的营建者高颎便选择居住于城西的熙光坊。本文所关注的通化坊也是位于朱雀大街西的坊里，不仅符合隋朝时期的西城之便，而且此坊与皇城之间的距离亦极佳，就在皇城以南第二坊，十分便于官员往来皇城和宫城通勤，所以从隋初开始已有官员在此居住（图2）。皇城以南四排坊的形制与其他坊不同，由于隋文帝在风水上的讲究，为防止“气”冲北部的皇城宫城，皇城以南坊皆不开南北门，仅开东西门，之间以一横街连贯（图3）。

入唐以后，通化坊形成自己的族群和文化特征。宋敏求《长安志》卷九中将“通化坊”内容误系于位于城东南曲江附近的“敦化坊”之下，学者们进行了辨误校正[4]，正确的条目应为：

东门之北，都亭驿。南街之北，净影寺（隋文帝为沙门惠远立，寺额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题）。东南隅，行台左仆射郧国公殷开山宅（本隋蔡王智积宅）。西门之北，秘书监颜师古宅（贞观、永徽间，太常少卿欧阳询、著作郎沈越宾亦住此坊。殷颜即南朝旧族，欧阳与沈又江左士人，时人呼此坊为“吴儿坊”）。郑国夫人杨氏宅（武惠妃之母）。京兆尹韦武宅（元和人）。[5]

图1 隋大兴城示意图（《隋唐两京丛考》）

图2 隋大兴城权贵宅第分布示意图（《〈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

图3 通化坊坊里结构示意图（《韦述〈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

《长安志》唐长安坊里部分框架基本承袭自韦述《两京新记》，根据《两京新记》的体例和写作时间[6]，此条开元十二年（724）前的内容亦应出自《两京新记》（上引文下划线部分）。其中记载了欧阳询、殷开山、颜师古等人居住于此。通化坊中有大量南朝背景的士人居住，便于生活习惯相似的士人之间互相交流融合。由于数量较多，以及诸南朝士族出类拔萃，“吴儿坊”之名流传开来。

唐代中期之后，随着东内大明宫的使用和南内兴庆宫的兴建，长安城东部逐渐形成了相对比较密集的官僚住宅区，原来的西部则开始变成西域商人和下层庶民住宅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7]通化坊由于近得皇城地利之便，又有官员聚居区形成的良好环境作为基础，仍然是官员居住的重要选择之一。《唐代墓志汇编》载《大唐京兆府美原县丞元府君墓志铭并序》，墓主人元复业，“开元廿八年三月廿八日于长安通化里私第瞑目，春秋六十”。元复业为北魏皇族之后，“东西两魏，前后八帝，疏封四十七王，袭拜廿五公，族茂也”，“曾祖濬，皇随州刺史、左武卫大将军、袭云宁公；祖乾直，泗州刺史；父思庄，朝散大夫、右肃政台侍御史”，[8]视其家世，父祖应从唐初即任官，可能在其父元思庄时开始居于通化坊。唐中后期，通化坊中出现了一些河西背景的官员。《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翊府郎将上柱国曹府君墓版文》，墓主人曹惠琳“本望敦煌康氏也”，“立身干蛊，智策纵横，体刚毅之姿，出酋豪之右。未龆龀，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而奇之，毓为后嗣”，曹惠琳起家府兵别将，广德年间（763—764）开始宿卫京师，“敕以宿卫功劳，勤于扞御，特授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翊府郎将、赐紫金鱼袋、上柱国”，“载五十四，逾知命之秋，遘疾不救，薨于通化里之私第”。[9]《唐故国子监礼记博士赵公墓志铭》的情况也类似，墓主人赵君旨出天水赵氏，至父亲一辈仍“籍甚于乡里”，直到他本人“业既就，来上国，应三礼科，果得高等，因授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又历国子监助教及丞”，因科举之制得以留任京官。赵君旨家乡情结颇深，外任连州刺史之后，“既免郡，浩然有归故乡奉坟墓之志。无何，朝廷复古建官，立五经博士，咸以为非公无应其选者，拜国子监礼记博士，寻兼领立石经事”，最终“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寝疾，终于京师通化里，享年五十九”。[10]赵君旨任京官应已在贞元十年（794）之后，他和曹惠琳的经历类似，父辈在京师皆无基础，都以自身之力或任武将，或应科举，跻身京官行列。他们都选择居住于通化坊，显然此坊能提供他们较为熟悉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可能就是长安西城因地理之便与陇西、河西、西域联结形成的乡里社会网络。

二、欧阳询、欧阳通

欧阳询（557—641），生于南朝梁太平二年，初唐著名书法家，法书风格综合南北朝数家精髓。其父欧阳纥为南朝陈广州刺史，谋反被诛，欧阳询为父亲友人江总收养，“教以书计”。《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本传云：

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11]

刘《隋唐嘉话》卷中载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返，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旁，三日而后去”[12]。索靖为晋代号称“敦煌五龙”之一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是欧阳询的书学来源之一。窦臮《述书赋》还载欧阳询“书出于北齐三公郎中刘珉”[13]，是其书学又一来源。

隋平陈后，欧阳询随江总入关，隋炀帝大业年间出任太常博士，奉诏助杨素编纂《魏书》，因杨素卒而止。入唐后，欧阳询因与高祖旧识，授给事中，得到高祖信任，托付其为唐朝官方货币开元通宝制词及书，《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载：“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14]，“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15]。朱关田认为这时期欧阳询入居“敦化坊”[16]，此“敦化”即“通化”之误，考虑到南朝士人已经在通化坊形成聚居的情况，欧阳询入居通化的时间可能更早。武德五年（622），欧阳询与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奉诏撰《艺文类聚》，高祖赐帛两百段。又与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书》，后者历数年不就。武德九年（626），欧阳询上《帝德论》，“帝览之，称善”[17]。在唐初的政治格局中，欧阳询为高祖一派之人马，高祖下令进行的文艺事业多有其参与。

太宗即位后，尤爱书才，立即将欧阳询纳入专属的文艺机构弘文馆中，《唐会要》卷六四“弘文馆”记载：

太宗初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于殿侧置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18]

弘文馆既是唐太宗储备人才的文化机构，又具有太宗私人图书馆的性质。太宗下令购求的历代珍稀法书即收藏于弘文馆之中，成为教授学生的摹本教材，同上条“弘文馆”记载：“贞观元年敕，见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19]馆内学士各司其职，欧阳询的书法为太宗所重，自然承担了教授文馆学生楷法的职责。

或许是因为欧阳询并非太宗嫡亲派系，欧阳询曾被许敬宗、长孙无忌出言嘲讽。《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载：“（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缞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20]《太平广记》卷二四八“长孙无忌”篇引《国朝杂记》曰：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21]

《太平广记》卷四四四“欧阳纥”篇引自《续江氏传》，此故事的原型来自汉代以来“白猿传”故事传统中的“猿精劫持妇女”主题[22]，但是在唐代的传奇中被安置于在南方打仗的欧阳纥身上，言其妻子被猿精诱拐而去，欧阳纥设计打败猿精后救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补江总白猿传》一卷下注：“无名氏。欧阳纥者，询之父也。询貌类猕猿，盖尝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此传遂因其嘲，广之以实其事。托言江总，必无名子所为也。”[23]朱关田认为此传或许为许敬宗所作，“许敬宗史称‘才优行薄’，是假小说以施诬蔑者，盖与其人有关”[24]。

欧阳询子欧阳通亦有能书之名。《旧唐书·欧阳询传》称其：“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25]关于欧阳询书法作品的市场价值，有一事可佐证，《隋唐嘉话》卷中载：

褚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闻彼一字，直钱五万，官岂得若此？”曰：“何如欧阳询？”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26]

由此可知欧阳询书作是唐初书家中市场价值较高的艺术品。欧阳通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习书法，得欧阳询之神韵，与父有“大小欧阳”之称。高宗仪凤年间，以孝著名，“丁母忧，居丧过礼。起复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门外。直宿在省，则席地借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尝启齿。归家必衣缞绖，号恸无恒。自武德已来，起复后而能哀戚合礼者，无与通比。年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家人冬月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彻之”[27]。可见欧阳氏亦为礼法之家，体现了欧阳询贯通经史，又为太常博士的家学背景，与同居通化坊的颜氏和殷氏家族有相似之处。不过关于欧阳通“每入朝，必徒跣至皇城门外”，考虑到通化坊与皇城的距离，虽有难度但仍在可践行范围内。欧阳通曾在武则天时期为相，因在立武承嗣为太子问题上忤逆诸武意，被酷吏构陷诛杀，中宗神龙初追复官爵。

窦臮在《述书赋》中赞欧阳询父子“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父掌礼邦，子居庙堂，随运变化，为龙为光”[28]。《法书要录》卷八张怀瓘《书断》评欧阳询父子书法：

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亦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后，略无劲敌。唯永公特以训兵精练，议欲旗鼓相当。欧以猛锐长驱，永乃闭壁固守。以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子通，亦善书，瘦怯于父。薛纯陀亦效询草，伤于肥钝，乃通之亚也。[29]

是为唐代书家对欧阳询父子的评价。

三、冯承素

近年，太宗朝弘文馆书手冯承素墓志在西安市郊出土，2009年被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载《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冯承素墓志》）：“（志盖）铭文四行，行三字，阴刻篆书，四杀卷草纹。此志书法是极工整的楷书模板，冯承素是为唐太宗临兰亭序以送大臣的高手，他的墓志自应是书法家书写。”[30]其墓志曰：

公讳承素，字万寿，长安信都人也。……曾祖兴，周膳部下大夫，谦床义幕，经苑书仓，爰资彦辅之能，遂践阳元之任。祖伏，随益州通义县令。父英，皇朝左监门长史。……公爰自弱龄，尤工草隶，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眷，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由是鸾回妙迹，并究其精；狸骨仙方，必殚其美。张伯英之耽好，未可相俦；卫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龙扉清切，鹤禁凝严，综核之司，贤明是属。改授典书坊录事，纠察之智，誉满于苍闱；隐括之能，声融于碧题。纶庭务广，层掖事殷，永言管辖，寔归精裁。寻迁中书主书。在公以慎，奉上以贞，鸡树所以增晖，凤沼由其益浚。荣途显级，行照宠于当年。以咸亨三年十月五日，遘疾终于京城通化里第，春秋五十有六。[31]

太宗时期设立的弘文馆中，除了欧阳询、虞世南等书法大家，还网罗了精通摹写的书手，为太宗临摹他所喜爱的法书真迹，赐予近臣，以示荣宠。《法书要录》卷三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载“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乐毅论》虽只有一本，但太宗将冯承素的摹本分赐给长孙无忌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32]，由此可知冯承素摹作得其神韵。冯承素生于大业十三年（617），卒于咸亨三年（672），贞观十三年（639）摹写《乐毅论》时才二十二岁，可见其才能出众，与墓志所载“公爰自弱龄，尤工草隶，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眷，特蒙嗟赏”相符。冯承素摹《乐毅论》时为“将仕郎”，是从九品下的散官品阶。《冯承素墓志》言其授典书坊录事，典书坊不见于《唐六典》所载之唐代官署，应为唐初设立后取消的部门，其中的录事应同太常寺、光禄寺等部门的录事，为从九品上。他的最后职位为中书省主书，从七品上，从隋开皇年间开始为流外官署，“流外入累转为之”[33]，是流外官所能达到的最高品级。在唐朝官署数量众多的吏员中，冯承素的迁转经历殊为难得。冯承素以流外官起家，能达到流外的最高品级，去世之后有墓志入葬，且为书家所写，其一生迁转攀升以及社会联结，都与其书法才能紧密相关。

《冯承素墓志》云其为“长安信都人”，关中人士，“曾祖兴，周膳部下大夫”，“祖伏，随益州通义县令”，“父英，皇朝左监门长史”。观其家世，在他之前家族人物并无擅书之名，但是他所居的“京城通化里”却与书法有极深的渊源。在他之前，已有书家欧阳询，与他同时期的还有殷令名、殷仲容等人物居住于通化坊中，颜氏家族亦有擅书之名，只是名声不如殷家。在众书家中，冯承素与欧阳询的联结较深。两人都曾工作于弘文馆中。欧阳询于贞观初（627前后）入馆。贞观十三年（639），冯承素承担摹写《乐毅论》的任务时，欧阳询已八十二岁高龄，或许已不在馆中。不过欧阳询与冯承素同居住于通化坊之中，又曾同为弘文馆同事，完全有机会交流切磋。

除了弘文馆和通化坊，欧阳询与冯承素之间还有一个可能的联系，即太宗所收藏的《兰亭序》。关于帮助太宗获得《兰亭序》的人物，有萧翼和欧阳询两种说法。关于萧翼的说法，最著名者为开元年间何延之所著《兰亭记》，《法书要录》卷三收录。此文以传奇笔法记载太宗接受房玄龄的建议，遣梁元帝的曾孙萧翼前往辩才和尚处获取《兰亭序》的故事。《兰亭序》最终为太宗所得，“帝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34]。随后，又有《隋唐嘉话》转述此故事：

太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35]

但是关于这个故事，北宋时就有学者提出疑问，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六中对萧翼说予以辩驳：

按《唐书》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至德三年改采访为观察处置，太宗时，焉得有观察使？一谬也。又龙朔二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太宗时焉得有西台御史？二谬也。《三藏记》云：“玄奘法师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唐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文，凡六百五十部。”《心经》预焉，右军时焉得有《心经》？其谬三也。唐太宗一朝文字最为详备，所谓拜“献书侯”，与夫赐宅及百僚称贺等，不应史册不载，其谬四也。《兰亭》盖是右军适意书，他日别书之，终不及前，岂有白云先生、天台子真、守殿神告等事？其谬五也。萧翼为御史，焉得潜出关而朝野皆不知，至与僧为侍人？其谬六也。太宗开国之文君，不应赚脱一僧而取玩好，其谬七也。观其词有“赚取”“睨秀才”，皆浙人语，必是会稽人撰此以神其事，不可不知也。[36]

赵彦卫又引了宋人钱易《南部新书》新提供的材料，原文为：

《兰亭》者，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访求得之，始入于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拓两本，一送辩才，一王自收。嵩私拓一本。于时天才草创，秦王虽亲总戎，《兰亭》不离肘腋。及即位，学之不倦。至贞观二十三年，褚遂良请入昭陵。后但得其摹本耳。[37]

萩信雄找到三种宋元文献所引《隋唐嘉话》，其中都记载获取《兰亭序》者为欧阳询非萧翼。[38]在上文的讨论中，笔者认为欧阳询在唐初政治格局中为高祖人马，非秦府手下，但以欧阳询隋唐之际的声望，不排除太宗借他之力获得《兰亭序》的可能。且欧阳询与太宗之间的政治联系并不紧密，又传闻与太宗嫡派的长孙无忌有隙，这可能是欧阳询的功绩得不到宣传的原因。另外，萧翼计取《兰亭》的故事传奇色彩太浓，难以取信。比较诸方信息，本文暂从欧阳询说。如此，太宗钟爱之《兰亭》则由通化坊书家欧阳询帮助获得，后又由同出通化坊的书手冯承素摹拓。长安通化坊内的联系，在《兰亭》这等佳作上体现，亦为书法历史上一则逸趣典故。

据褚遂良《右军书目》，《兰亭序》列为王羲之行书中第一卷第一帖。太宗命冯承素、汤普彻以双钩填法摹勒，其中汤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39]。唐宋以来，《兰亭序》的摹本众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传为冯承素所摹的“神龙本”（图4），因上有“神龙”半字印，被认为是唐中宗神龙年号，故称为“神龙兰亭”，现为故宫博物院所藏。[40]

图4 故宫博物院藏传冯承素摹本“神龙兰亭”

四、殷氏家族

居住于通化坊的殷氏家族祖出南朝殷不害。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江陵陷落，不害“与王裒、庾信俱入长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见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还朝”。殷不害在北周建德四年（575）还陈，留其长子僧首在关中，开皇九年（589），陈陷落时僧首迎不害入关，不害中途病逝。[41]殷僧首子即太宗时期的名将殷开山。《旧唐书》卷五八《殷峤传》云：

殷峤，字开山，雍州鄠县人。陈司农卿不害孙也。其先本居陈郡，陈亡，徙关中。父僧首，隋秘书丞，有名于世。峤少以学行见称，尤工尺牍。仕隋太谷长，有治名。义兵起，召补大将军府掾，参预谋略，授心腹之寄，累以军功拜光禄大夫。从隐太子攻克西河，太宗为渭北道元帅，引为长史。……从太宗讨平王世充，以功进爵郧国公。复征刘黑闼，道病卒。太宗亲临丧，哭之甚恸，赠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谥曰节。贞观十四年，诏与赠司空、淮安王神通，赠司空、河间王孝恭，赠民部尚书刘政会，俱以佐命功配飨高祖庙庭。十七年，又与长孙无忌、唐俭、长孙顺德、刘弘基、刘政会、柴绍等二十四人，俱图其形于凌烟阁。永徽五年，追赠司空。

峤从祖弟闻礼，有文学，武德中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

闻礼子仲容，亦知名，则天深爱其才。官至申州刺史。[42]

可知殷开山亦有“工尺牍”的擅书之能，且有学行之名，只是隋末风云际会步入行伍，位登大将。《长安志》载通化坊“东南隅，行台左仆射郧国公殷开山宅（本隋蔡王智积宅）”，殷开山以隋藩王旧宅为宅邸，显然入居通化坊是在入唐以后，盖因其功绩，得皇帝赐宅。

殷开山的叔父殷英童、殷仲容一系亦居住于通化坊中。颜真卿撰《殷践猷墓碣铭》记载殷践猷“五世祖不害”，“高祖英童，周御正大夫、麟趾学士。曾祖闻礼，唐太子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43]可知殷英童亦仕于周。但是《元和姓纂》卷四记有“不占孙闻礼，太子中书舍人”，即关于殷英童之父为不害之弟不占。《陈书》卷三二《殷不害传》附不佞传记载“（不佞）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齐，并早亡”[44]，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推测不占早逝，不害以其子承嗣不占[45]，备为一说。《殷仲容墓志》记殷英童为北周“御史大夫”，实因时人已不熟悉北周职官所误。殷英童及其子殷闻礼皆有文名。《旧唐书·经籍志》记殷英童有文集三十卷流行于世，殷闻礼有文集十卷流行[46]，《殷闻礼集》至《新唐书·艺文志》时只存一卷。《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47]，结合《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殷闻礼参与修撰之史书当为魏史，非《旧唐书·殷峤传》所记载的梁史。陈尚君认为入唐以后，殷开山一支与殷英童一支交集已较少，考虑到两支都共同居住于通化坊之中，家族内部的联系应比史料所呈现的密切。[48]

除了能文，从殷英童开始，三代皆以能书善画出名。《历代名画记》卷九记殷英童“善画兼楷隶”，又载“殷令名，陈郡人，父不害，累代工书画”，此条显然有误，关于殷闻礼子为仲容子的记载也是错误的：

殷闻礼，字大端，书画妙过于父。武德初，为中书舍人、赵王友兼侍读、弘文馆学士。闻礼子仲容，天后任太仆秘书丞、工部郎中、申州刺史。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彩。[49]

殷英童的世系为殷不害（或不占）生英童，英童生闻礼，闻礼生令名、令德、令言、令威，令名生仲容。殷令名主要闻名于高宗之时。《长安志》卷九记安业坊，“东南隅，济度尼寺”，“隋太师申国公李穆之别宅，穆妻元氏立为修善僧寺。其济度尼寺本在崇德坊，永徽中置宫，乃徙于此。其额太子少詹事殷令名所题”。[50]高宗时将济度尼寺移往安业坊，新址寺名为殷令名所题。殷令名又曾为庄严寺和总持寺题门额。两寺位于长安城西南角，总占永阳坊一坊之地，庄严寺为隋文帝为独孤皇后所立，总持寺为隋炀帝为文帝所立，初名禅定寺，武德年间更名。殷令名作品传世的有《裴镜民碑》，贞观十一年（637），李百药撰，殷令名书，现存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裴氏祠堂内（图5）。《金石录》卷二三记《唐益州长史裴镜民碑》，“殷令名书。令名与其子仲容，皆以能书擅名一时，而令名遗迹，存者惟此碑耳。笔法精妙，不减欧虞，惜不多见”[51]。

图5 裴镜民碑（《初唐书法名家殷仲容》）

又，昭陵出土尉迟敬德墓，墓志盖为覆斗形，四面雕宝相花纹饰，“阴刻飞白书五行，行五字，共二十五字，文为‘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图6），志盖用飞白书，为昭陵陪葬陵中仅见。[52]殷令名曾参与尉迟敬德下葬事宜，颇疑此墓志盖为殷令名所书。《文苑英华》卷九一一载许敬宗撰《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载尉迟敬德去世之后，“皇上情切，宗臣痛深，国老举哀”，高宗特下令“给班剑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赠绢一千五百段，米粟一千五百石，陪葬昭陵。葬事所须并宜官给。并赐东园秘器，仪仗鼓吹，送至墓所，仍送还宅。并为立碑。仍令鸿胪卿琅琊郡开国公萧嗣业监护，光禄少卿殷令名为副使，务从优厚”[53]。殷令名既然协助负责尉迟敬德下葬事宜，飞白书写作的墓志盖文由其完成亦属自然。另昭陵陪葬墓中的《兰陵长公主李淑碑》载“敕卫尉卿阎立行、光禄卿殷令名为副，监护丧事。特给鼓吹，送墓往还”[54]，阎立行应为阎立本同辈兄弟，料想亦是善画之人，由精通书画之事的两人负责下葬事宜，或许与墓室、墓道、墓碑、墓志之制作皆为技艺之事有关。

图6 尉迟敬德墓志盖（《昭陵碑石》）

殷闻礼之孙，殷令德之子殷子慎墓志近年亦出，其中载：

曾祖英童，周御史大夫，随益州晋熙郡守。爰自江表，来仕关中。声第借甚，见重前代。祖闻礼，唐著作郎，中书舍人。父令德，唐右卫中郎将，太子左清道率。并德冠荀陈，学齐马郑。昔休琏、吉甫，代富文词；伯玉、巨山，世工篆籀。兼斯二美，独在一门。公汉浦珠胎，钟岩玉种。曜车十二，吐明月之光；蕴价十城，浮白虹之气。业优经艺，黄金匪珍；行洁冰雪，白珪无玷。词源海溢，铺锦绣于行间；笔阵云开，起鸿鸾于字杪。少以进士擢第，授嘉州玉津县主簿。[55]

可知殷子慎继承家学，“昔休琏、吉甫，代富文词；伯玉、巨山，世工篆籀。兼斯二美，独在一门”，既有文学之能，又善书籀之事。

殷令言一支亦有能人，即玄宗时期的集贤院学士殷践猷。《殷践猷墓碣铭》载：

祖令言，校书郎，淄川令。父子敬，太常博士，吴令，累叶皆以德行名义、儒学翰墨闻于前朝。君则吴县之元子，幼而聪悟绝伦，长而典礼不易。年十三日诵《左传》，二十五纸（只）读《稽圣传》一遍，亦诵之。博览群言，尤精《史记》《汉书》，百家氏族之说，至于阴阳、数术、医方、刑法之流，无不该洞焉。与贺知章、陆象先、我伯父元孙、韦述友善，贺呼君为“五总龟”，以龟千年五聚，无不知也。与闻礼、令名、仲容擅文词和书画不同，殷践猷以博学闻名。殷践猷“开元九年秋七月九日有叔父临黄尉子玄之丧，哀恸呕血，终于京师通化坊之私第”[56]，其中的临黄尉为殷令言子子玄。[57]自英童开始，殷氏一门就在通化坊内居住，遵守门风家礼，维持翰墨家学，门中各族以及姻亲颜氏互相支持抚养，实乃坊中特殊风貌。

五、殷仲容

殷家人物中书法最可称道者为殷令名子殷仲容。《历代名画记》卷九记其“善书画，工写貌及花鸟，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彩”[58]。《唐朝名画录》载仲容“工花鸟人物，亦边鸾之次也”[59]。仲容善题额，窦臮《述书赋》举武德至乾元之间“翰墨之妙，可入流品者”有仲容之名，又列举其曾题写之寺观匾额，“汴州安业寺额，京师褒义、开业、资圣寺，东京太仆寺，灵州神马观额，皆精妙旷古”[60]。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崇仁坊资圣寺条记载“寺额申州刺史殷仲容所题，楷法端妙，京邑所称”[61]。北宋朱长文《墨池篇》卷一一引《续书断》载：“又有殷仲容，陈郡人，善大书，精于题额，与王（知敬）齐名。天后尝诏二人者各题一榜。仲容资福寺，知敬清禅寺，俱为绝笔，行者莫不驻车观之。”[62]其题额声名出其父之右。

殷仲容两《唐书》无传，2004年，殷仲容与妻子颜颀墓在西安市南郊距唐长安城遗址约八公里处被发掘。两人墓志出土，为了解殷仲容生平和颜殷两家提供了重要史料。殷仲容墓志全称“大周故麟台丞殷府君墓志铭”，志盖和墓志铭文分别为其子殷损之和殷承业书，志文中见年、月、日、星、人、国、圣、载、初、天、授等武周新字，其中记载：

曾祖英童，周御史大夫、封建安县开国男。祖闻礼，唐太子中舍、袭建安县开国男。父令名，唐光禄卿、上柱国、袭建安县开国男。……府君承积庆之绪，必复其初。幼敏金声，长逾玉润。芝兰与化，金石共坚。业擅青箱，道凝玄牝。花飞八体，笔削五车。实羽仪之标格，珪璋之特秀也。贞观廿三年，唐文武圣皇帝挽郎。永徽五年，朝散郎、雍州参军。显庆五年，任左领军仓曹。龙朔二年，任左戎卫仓曹。乾封二年，加宣德郎、沛王府法曹。咸亨元年，袭建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垂拱元年，枉以亲累，左迁隆州长史。永昌元年，允归佥望，入除冬官郎中。载初元年，惟良所属，从太中大夫使持节检校申州刺史。如意元年，即正授申州刺史。长寿三年，滥冶长之非，左降施州司马。至圣历二年，以旧德被追麟台丞。久视元年，加通议大夫。公宇量澄清，风骨峻举。文史经国，儒墨自凝。日下无双，仙舟独泛。历官一十七政，律改五十余年。……粤以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四月廿九日，易箦于长安县通化坊之私第，春秋七十一。门人皆绖，唯听德水之音。冠盖里空，但见丰城之气。朝廷钦属，奏行吊祭礼。相府追念，赠物卌匹。呜呼！国之恺悌，列邦，挥涕。人之有良，行路悲伤。公才雄著述，及精图写，千载之外，独冠古今，皆成部帙，发挥别传。唐秘书大监颜师古，海内羽仪，人物宗匠。家有淑女，亲结其褵。玉树先摧，袿云绝影。仪凤二年三月十三日春秋卌有七，上归仙箓，奄绝好逑。孤剑一沉，春楼罢色。至永隆二年闰七月十三日迁窆于乾封县高阳之原。公以长安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庚申朔十七日景午与夫人合葬于旧茔，礼也。[63]

殷仲容生于贞观七年（633），卒于长安三年（703）。贞观二十三年（649），因太宗葬礼的挽郎入仕，是为世家子弟门荫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仲容咸亨元年（670）袭爵“建安县开国男”，其年应为其父令名去世的时间。咸亨三年（672），迁秘书郎，详正学士，此后一直任秘书省官，直到垂拱元年（685）左迁隆州长史，是符合其家学背景的清流官员。晚年之时在贬谪和归京之间奔波度过。[64]长寿三年（694），仲容在申州刺史任上时，“滥冶长之非，左降施州司马”，后“至圣历二年，以旧德被追，行麟台丞”，再任秘书省官，这应是得武则天恩赦的结果。

殷仲容入仕之后，法书之能很快得到高宗重视。《金石录》卷四记《唐凉国太夫人郁久闾氏碑》，“许敬宗撰，殷仲容八分书，显庆四年（659唐）十月”[65]，时已从挽郎升任雍州参军；《赵弘智碑》及碑额，“于志宁撰，殷仲容正书，麟德二年（665）”[66]，时任左戎卫仓曹；《唐郑国夫人武氏碑》，“李安期撰，殷仲容八分书，乾封二年（667）二月”[67]，当时可能仍在左戎卫仓曹任上，将升任沛王府法曹。郑国夫人为武后之妹，司卫卿贺兰安石之妻，这一时期殷仲容已开始得到武后重用。《唐大兴善寺舍利塔铭》，“李俨撰，殷仲容八分书，总章二年（669）”[68]，时任沛王府法曹；《唐马周碑》，“殷仲容八分书，许敬宗撰，上元元年（674）十月”[69]，时任秘书郎。《新唐书》卷九一《李嗣真传》说李嗣真“尝引工展器于廷，后奇其风度应对，召相王府参军阎玄静图之，吏部郎中杨志诚为赞，秘书郎殷仲容书，时以为宠”[70]，应为咸亨三年至仪凤二年（672—677）事。《流杯亭侍宴诗序》为文献所记载的殷仲容最后书作，《集古录》卷六记《唐流杯亭侍宴诗》刻石，“唐武后久视元年（700）幸临汝汤，留宴群臣应制诗也。李峤序，殷仲容书”[71]。

《集古录》卷七“唐重摹吴季子墓铭”转引张从绅言“旧石湮灭，开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拓其书以传”[72]，据《殷仲容墓志》，可知其去世在武则天长安三年，如何有开元年间法书之事？此说误也。又，《金石录》卷二三辨“唐昭陵六马赞”，“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世或以为殷仲容书，非是。至诸降将名氏，乃仲容书耳，今附于卷末云”，[73]此前有昭陵六骏文字为殷仲容书的说法，据《唐颖仲容墓志》，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下葬时才入仕，如何能有写昭陵六骏的机会？此说亦误，《金石录》是也。以及《宝刻类编》卷三著录《唐颍国公史继先墓志》，“殷仲容书额，建中元年（780）八月二十八日”[74]，建中元年距殷仲容去世已七十多年，此说又误。现存传世的被公认为殷仲容书迹的作品有《马周碑》和《褚亮碑》，皆存陕西省礼泉县昭陵博物馆，为昭陵陪葬陵的神道碑石。此外还有赵明诚所说的昭陵“诸降将名氏”，即昭陵“十四蕃君长像”上的题字（图7），可能也是殷仲容的作品。

图7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石像座题名（《昭陵碑石》）

六、颜氏家族

颜氏家族最早入仕关中的人物是颜之仪。颜之仪北周明帝时为麟趾学士、太子侍读，迁御正中大夫。杨坚辅政时之仪拒绝与其合作，被贬为外官。北周建德六年（577）平齐，颜之仪弟之推和其他北齐旧臣被迁入关。颜之推仕梁时已与殷姓联姻，《颜氏家训·后娶》载之推子思鲁有“从舅殷外臣”[75]，殷外臣见《陈书》卷一，梁太清二年（548）任行台选郎。从南朝后期开始，颜殷两家长期维持姻亲关系，历时两百多年。《历代名画记》卷八列举北齐书家画家，其中有“殷英童善画，兼楷隶”，殷英童似亦曾为北齐官，与颜之推已相识。之推入关后为子思鲁娶殷英童女，考虑到颜之仪和殷英童都曾为周御正大夫、麟趾学士，之仪或许在颜殷联姻中亦起到牵线作用。周大象末年，之推任御史上士，入隋后，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又奉敕与魏淡、辛德源撰《魏书》。开皇十一年（591），之仪卒，兄长的逝去使之推在新政权的不安全和疏离感加重，生发遗世之意，《颜氏家训·终制》此段应写于此：

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薄，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腼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傥然奄忽，岂求备礼乎？……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76]

开皇中，之推病逝。

颜家从入关第二代颜思鲁开始，居住于通化坊之中，时间应该在太宗朝。李渊父子起事时，颜思鲁及子颜师古为最早归附唐军的隋臣之一。《旧唐书》卷七三《颜籀传》载：“及起义，师古至长春宫谒见，授朝散大夫。从平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77]所以颜家在通化坊的宅邸很可能和殷开山类似，也因拥护有功得皇帝赐宅。《颜鲁公文集》卷五《颜氏家庙碑额阴记》云：

高祖记室君（思鲁）国初居此宅，虢州君（勤礼）、舍人君（育德）侍焉，堂今置庙地。高祖妣殷夫人居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秘书监君（师古）、礼部侍郎君（相时）侍焉。虢州君据后堂，华州君（昭甫）于堂中生焉。[78]

其中提到思鲁与殷夫人分居，勤礼、育德侍奉思鲁，师古、相时侍奉殷夫人。[79]颜思鲁宅后为颜真卿一系继承，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的《颜氏家庙碑》即在此宅之中。殷夫人居住的“十字街西北壁第一宅”位置就在上引《长安志》载颜师古宅所在的“西门之北”。皇城以南四坊之结构与其他坊里不同，其他坊大多有十字街，将坊分为四部分，皇城以南坊里“每坊但开东西二门，中有横街而已”，如此，则似乎没有十字街的设置。但是，如果不把十字街视作长安坊里结构中居中心地位的交叉街道的专有名词，而只是两条普通的横竖交叉的街道，则《家庙碑额阴记》中的“十字街”仍可理解。根据妹尾达彦皇城以南坊里结构示意图（图3），结合《长安志》《家庙碑额阴记》的相关记载，可以得到开元时期通化坊官人住宅分布图（图8）：

图8 开元时期通化坊官人住宅分布图

可惜没有关于殷家宅邸的相关史料，只能推测殷英童、殷闻礼宅邸就在殷开山宅邸处不远，大致位于通化坊东部。

颜之推、长子思鲁、次子愍楚、三子游秦、思鲁子勤礼、子师古，皆以经史之学闻名。早在迁入新都之前，颜之推就曾释读长安城附近出土的秦代铁权，《颜氏家训·书证》记载：

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书兼为古隶，余被敕写读之。与内史令李德林对，见此称权，今在官库。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丬”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80]

此后，颜氏子孙所任职官多与典籍整理有关。之推奉敕与魏淡、辛德源撰《魏书》，长子思鲁“隋司经校书，东宫学士”，愍楚“直内史省”，游秦“典校秘阁”，思鲁子勤礼“解褐校书郎”，育德“于司经校定经史”。[81]思鲁子师古为颜家入关后第三代的核心人物，对其祖父的经学、史学多有继承。《旧唐书》本传称其：

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干理闻。……从平京城，拜敦煌公府文学，转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于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

师古后因所任非人险遭太宗贬斥，“既负其才，又早见驱策，累被任用。及频有罪谴，意甚丧沮。自是阖门守静，杜绝宾客，放志园亭，葛巾野服，然搜求古迹及古器，耽好不已”[82]，《新唐书》本传称其“多藏古图画、器物、书帖，亦性所笃爱”[83]，这点可能是受到颜之推的影响。师古所搜求的“古迹”和“古器”使后辈受益颇多，《颜鲁公文集》卷七《晋侍中光禄大夫本州岛岛大中正西平靖侯颜公大宗碑铭》记载：“（昭甫）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书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识之。”[84]颜昭甫为颜真卿祖父，颜勤礼之子，颜师古侄。颜真卿《谢赠官表》述昭甫特为师古赏爱，“师古每有注释，未尝不参预焉”[85]，昭甫应该就是在玩阅师古所收藏的古物中积累的古文字学知识[86]。

颜家亦通书法之技。《法书要录》卷一收王僧虔《论书》言“颜腾之、贺道力并便尺牍”[87]，其中颜腾之为颜之推五世祖。《颜氏家庙碑》云颜腾之“善草隶，有风格，梁武帝《草书评》云颜腾之贺道力并便尺牍，少行于代”，又载之推四世祖炳之“以能书称”。《梁书·颜协传》载之推父协“工于草隶”[88]。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杂艺》讨论自幼所受书学：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余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89]

可知不仅颜家，所有南朝士族子弟皆须以书法为业。但是，之推一方面在《颜氏家训》中说明书法应为颜氏子弟熟习之技艺，另一方面又深诫子孙“此艺不须过精”，他进而论述：

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90]

对于之推而言，书法是士族的基本修养之一，子弟可习之玩之，却不可以之为业，以免为人所役使。这可能是之推以下的颜氏子孙选择以经史训诂为业，不以书家为名的原因。

颜殷两家族居于通化坊中，又世代联姻。之推、思鲁之后，颜勤礼又娶殷氏女，颜真卿撰《颜勤礼碑》云：“先夫人以陈郡殷氏洎柳夫人，同合祔焉，礼也。”颜师古女颜颀嫁殷仲容，其墓志写道：

曾祖之推，齐黄门侍郎。祖思鲁，皇朝霸府记室。父师古，秘书监，琅琊县开国子。……年十七，归殷氏。……以仪凤二年正月因向泾阳看女，至三月十三日遘疾，终于泾阳县城史氏女宅。旋殡与京通化里第。伉俪卅余，年春秋卌有七。

颜颀早逝于殷仲容，葬于高宗永隆二年（681）。[91]殷仲容之姊嫁颜真卿的祖父颜昭甫。颜真卿《谢赠祖官表》言：

窃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笃前烈，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特为伯父故秘书监先臣师古之所赏爱。师古每有注释，未尝不参预焉。又与学士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备顾问。有时无命，夭阏盛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臣元孙等，并褓襁苴麻，孩提未识，养于舅氏殷仲容，以至成立。臣堂兄故卫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即元孙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贻厥之训，遭遇明圣之朝，各以微诚，皆蒙殊奖。[92]

昭甫早逝，殷仲容以舅父的身份帮助抚养昭甫二子——颜元孙和颜惟贞，颜惟贞即颜真卿之父。殷仲容还著有《颜氏行状》一卷，可知殷颜两家亲密。和颜氏家学相比，颜元孙学习书法更可能是直接受到殷仲容的影响，颜真卿撰《朝议大夫守华州刺史上柱国赠秘书监颜君神道碑铭》（以下简称《颜元孙碑》）称：

君讳元孙，字聿修。京兆长安人。高祖讳推之，北齐给事中、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曾祖讳思鲁，隋太子校书、东宫学士、皇朝秦王记室。祖讳勤礼，著作郎，崇贤、弘文两馆学士。父讳昭甫，高宗侍读、曹王属、赠华州刺史。俱以德业才名，相望史册。君即华州之元子。少孤，养于舅殷仲容家。身长六尺二寸，聪锐绝伦，工词赋章奏，有史才，明吏事。……尤善草隶。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辄令代遣，得者欣然，莫之能辨。……（玄宗）因出诸家书迹数十卷，曰：“闻公能书，可为寡人定其真伪。”君分别以进上。玄宗大悦，因赐藤牋笔墨衣服等物。尝和游苑诗，御札八分批答云：“孔门入室，鲁国称贤。翰墨之妙，莫之与。”……文集三十卷，《干禄字书》一卷，并行于世，续祖父涉令光庭，注《后汉书》。[93]

殷仲容因能书之名常有人拜访，求取书迹，仲容令元孙代笔，请者竟然无法识别，可知其书学袭自舅氏。昭甫有女颜真定，即颜真卿之姑母，嫁殷令德之孙殷履直，颜真卿为颜真定撰写《杭州钱塘县丞殷府君夫人颜君神道碣铭》：

君号真定，琅琊临沂人。北齐黄门侍郎之推府君之玄孙。皇朝秦王记室思鲁府君之曾孙。著作郎、弘文馆崇贤学士勤礼府君之孙。皇曹王侍读、赠华州刺史昭甫府君之季女。钱塘丞殷履直之妻也。……天后当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选。召置左右，不遑顾复。二弟曰秘书监元孙，府君太子少保惟贞。府君藐焉始孩，顷隔怙恃。君躬自诲育，教之诗书，悉擅大名，皆君之力也。[94]

其中之“太夫人殷氏”即仲容之姊，颜昭甫之妻，因有才名被武则天诏入宫中为女史，无暇顾及二子，故殷氏之助外，颜真定亦帮助抚养教育二弟。之后，颜惟贞又娶殷践猷之妹。颜惟贞早逝，殷践猷又以舅氏抚育颜真卿兄弟，即颜真卿《殷践猷墓碣》载：“长妹兰陵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遗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训奖，皆究恩意，故能长而有立。”[95]结合《颜氏家训》《颜师古传》和《颜氏家庙碑》，颜家自入关以来经济拮据，至颜惟贞时仍“家贫无纸笔，与兄以黄土扫壁木石画而习之”[96]，虽是谦辞，但应也部分反映了真实情况。相比起来，《颜元孙碑》称“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殷氏之所以在家境上较优，在保全自身外还得以养育两代颜氏子孙，或许在于殷氏家族书法上的名望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应。

图9 颜氏、殷氏世系与婚姻示意图

七、颜真卿和《颜氏家庙碑》

颜真卿于中宗景龙三年（709）生于长安通化坊祖宅。四岁时父亲颜惟贞因伯姐御史大夫张知泰妻鲁郡夫人亡故，哀伤过度，得疾而卒，遗孤十人，得殷氏帮助抚养，先归舅氏殷践猷，后归外祖殷子敬。真卿开元二十二年（734）进士及第，时年二十六岁，在唐人及进士第人中属年轻者。经吏部铨选之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官，为家族前辈常走仕径。文献记载颜真卿最早存留法书应为《周太师蜀国公尉迟公庙碑铭》，开元二十五年（737）应相州刺史张嘉祐所作。在平原郡太守任上时，知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必反，状表玄宗，留禁中不报。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安禄山果反，安史之乱爆发，真卿于平原招募勇士，被饶阳太守、济南太守等推选为盟主，主掌军事。堂兄颜杲卿常州太守同月举义，河北诸郡响应，杲卿天宝十五载正月城陷被俘虏，其子季明、外甥卢逖及颜氏一门死者三十余人。其余颜氏殷氏家属避难于河北者数十，《殷亮墓志》记曰：“时陷贼中，家素贫匮，公同气四人，及从姊妹，并颜氏姑子廿余人，推厚居薄，率先励己，孜孜劝谕，无不欣从。”[97]至德三年（758），真卿命侄泉明于河北寻访战乱时失散流落的家族成员，当年写下传世书作《祭侄季明文》，其中追念颜季明之忠良，愤慨叛军之暴虐，悲愤哀思之意溢于纸上，被誉为仅次于王羲之《兰亭序》的行书作品。

此后因与代宗宰相元载不协，真卿长期谪守在外，留下书迹文章甚多。大历十二年（777）始奉诏归京，次年任吏部尚书，充礼仪使。建元元年（780），为德宗宰相杨炎所忌，除太子少师，仍充礼仪使。真卿自言“官阶勋爵并至二品，子侄八人受封”[98]，得在通化坊宅邸建家庙。建中三年（782），为卢杞所忌，又改太子太师，《颜真卿碑》言“上方倚以为相，为权臣所忌，迁太子太师，外示崇高，实以散地处之”[99]。建中四年（783），德宗在卢杞的建议下命真卿赴许州宣慰此前反叛的李希烈，《颜真卿行状》称：“朝廷诏公为淮宁军宣慰使，公乘驿驷至东京，河南尹郑叔则劝公曰：‘反状已然，去必陷祸，且须后命，不亦善乎？’公曰：‘君命也，焉避之？’”[100]真卿被李希烈拘于官舍中，其间“与诸子书，令严奉家庙恤诸孤而已”[101]，最终于贞元元年（785）遇害。德宗为之辍朝五日，谥“文忠”，赠司徒。次年十一月归藏葬长安万年县凤栖原祖茔，太子右庶子令狐峘撰碑，殷亮撰《颜真卿行状》。殷亮为殷践猷之孙，殷寅之子，与真卿行事亲近，真卿任荆南节度使时殷亮为其推官，为元载所贬斥吉州时殷亮又一路随行。颜杲卿传记和《颜真卿行状》皆为殷亮所撰写。

《颜氏家庙碑》（图10），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匡赠秘书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府君碑铭》，又称《赠太子少保颜惟贞庙碑》[102]，为颜真卿升任太子少师，官至二品后，以其父颜惟贞之名立。在颜真卿的各种书作之中，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立位置在颜氏家族所居住的通化坊宅邸之中。《颜氏家庙碑》之立，缘于颜氏家庙的建立。家庙源自西周时期的贵族制度，与宗法制和分封制紧密相连。秦汉以后，这种贵族制度被纳入国家礼制和法规之下，成为皇权控制分封郡国和官僚系统的手段之一。唐朝时期，家庙的设立必须完全依照国家律令的规定，五品以上的官人须有家庙，太宗时期王珪因“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祭于寝”[103]。但家庙的设置又须通过皇帝的批准，程序是先由符合资格的官员上表申请，皇帝准奏后下达礼部、太常等部门，礼司再令申请之家依式建立，如《李绅家庙碑》“斋沐祗栗，拜章上言，请立先庙以奉常祀。于是请于天子，承式于有司”[104]，以及《王涯家庙碑》“维长庆三年，前相国王公始卜庙于西京崇业里。公时镇剑南东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绶品俱第三，请如式以奉宗庙，制曰：可”[105]。家庙制度在唐朝时期已经完全变成官僚制度的一部分，而且须在首都长安设庙方能彰显身份，即朱熹所批评“唐大臣长安立庙，后世子孙，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庙，此其法不善也”[106]。当然对于节度使这些地方要员而言，允许他们于长安设立家庙有特殊的恩赏和羁縻意义。而在普遍意义上，在京师建立家庙对于官僚尤其是其家族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庙是展示世代官宦的仪式空间，外人从家庙的规模上判断庙主的官品地位；在举行祔庙及庙享仪式时，子孙借由神主的出场来感受祖先辉煌的往昔。[107]时人视立庙京师为身份的象征，只有累世高位者才能建庙，是官员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在家族中的延续。故唐中后期，有官员争相于长安交通熙攘之处设立家庙，以彰显门第的现象。如唐武宗在去往南郊社祀的途中见朱雀大街左右家庙设置太多，下令禁止在朱雀街旁以及皇城以南四坊设庙。颜氏家庙因设立较早，且又在家宅之中，不在禁止范围之内。

以颜氏之家规礼法，家庙设立之前必有祠堂，但规模应不大。《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规定：“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三品以上不须兼爵，四庙外有始封祖者，通祠五庙），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祭祖祢于正寝，用特牲（纵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孙牲）。”[108]颜真卿以颜勤礼曾居住、颜元孙所出生的后堂为神厨，颜惟贞所居之处为斋堂，厅屋为亚献、终献斋室，又亲自撰书《颜氏家庙碑》《碑后记》和《碑额阴记》，李阳冰篆额，立碑石于庙之前。颜氏家庙建立的时机，看似是颜氏子弟所至官职的最高峰，实际上作为家族之长的颜真卿正处于权臣构陷的危机之中，真卿设庙立碑之时必然已经意识到。被李希烈囚禁时，真卿知此行必死，“与诸子书，令严奉家庙恤诸孤而已”，可知在真卿心目中家庙是整个家族的维系，可以视为其人生最后的挂念。因此，彰示家族历史和精神的家庙碑所欲表达的内容，所欲影响的群体，就是十分值得讨论的内容。唐代存留家庙碑全文多方，内容除叙述家世来源、官宦背景之外，都将大量篇幅用于描述主祀者对于皇朝的功绩，以显示立庙之因，如《郭子仪家庙碑》同为颜真卿所撰，其中重点在于描述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中的功绩。《颜氏家庙碑》中，全文的重点在于叙述整个家族的官宦操行、学问品格，涉及人物上百人，其中既列举族人之文章，如颜之推之著述，“著《家训》廿篇，《冤魂志》三卷、《证俗音字》五卷、《文集》卅卷”。又有操行品德，如颜之仪“隋文辅政，不署矫诏，索玺又拒之，出为集州刺史，新野公。后朝朔望，引至御榻曰：‘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重，何以加卿’”，以及颜杲卿，“禄山反，擒其心手，开土门，拜卫尉卿兼中丞。城陷，杲卿叱詈之，遂被钩舌支解而终”。盖因颜氏子孙才行出众，或有经史之能，或有高洁之德，所以《颜氏家庙碑》一方面成为向外展示族人之翰墨文采和操守品行的媒介；另一方面，《颜氏家庙碑》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终制》篇的作用，是为颜真卿对子孙传承门风的遗训。

值得注意的还有颜真卿在《颜氏家庙碑》中对颜氏家族书学谱系的总结。颜真卿将谱系上溯到八世祖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梁武帝《草书评》云颜腾之、贺道力并便尺牍，少行于代”。此后隔代即有书学之才，如六世祖颜炳之“以能书称”，曾祖颜勤礼“工于篆籀”，祖昭甫“工篆籀草隶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过之”，父惟贞“以草隶擅名”，族兄曜卿“工诗书草隶”，旭卿“善草书”，兄允南“善草隶”，一直到侄颜“工小楷”。这种以书学作为家学之一的态度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的态度形成了极大的对比。上文曾引颜之推对于家族子弟练习书法的态度，“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慎勿以书自命”，“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109]十分清晰地表现出将书法视为技艺的轻视态度。实际上，不仅颜之推，此亦为魏晋以来士族子弟的基本态度。即使在上面所列举的各位通化坊的书法家中，也可见到他们各自传习之业为经史文章。欧阳询为太常博士，家内礼法整肃。殷氏虽以书法闻名，但其仍是兼通经史文辞的士族。殷英童、殷闻礼有文集传世。殷践猷以博学得为丽正殿和集贤院学士，其子殷寅、孙殷亮擅谱学，《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110]颜真卿《颜勤礼碑》提及殷寅著有《姓略》，《殷亮墓志》载“世传谱学，尤所谙练，著《家谱》二十五卷，分为五宗，美恶必书，以示惩劝”。只是在唐代重视书法的社会环境中，书法这项技能成了仕进的生存选择之一。除了《颜氏家庙碑》，颜真卿还在《颜勤礼碑》《大宗碑》中昭示了家族的书法技艺。从颜之推以经史为业，以书学为玩习，到颜真卿时，已将翰墨与经史、文辞并重，这其中的转变说明社会文化影响了士族内部的文化认同。在《颜氏家庙碑》中，他亦强调了殷仲容对元孙、惟贞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认可中，颜氏的姻亲殷氏家族的名望和地位更高。但是由于颜氏家族在中唐时期的代表人物颜真卿的政治地位和书法造诣的相互映照，又通过展示性的碑铭的书写，颜氏“书法世家”的谱系得以建立。随着《颜勤礼碑》和《颜氏家庙碑》在北宋的重新发现和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颜氏“书法世家”这一认识在后世得到了强化。

图10 颜氏家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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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56页。

[2]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七，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48页。

[3] 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2-33页。

[4] 福山敏男：《校注〈两京新记〉卷第三及び解说》，《美术研究》第一七〇号，1953年，第36页；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善和、通化与光禄、殖业四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0-31页。

[5]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九，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6] 荣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004年第2期，第37页；妹尾达彦：《韦述〈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7] 妹尾达彦：《長安の都市計劃》第三章第一节“宇宙の都から生活の都へ”，东京：讲谈社，2001年，第176-214页；妹尾达彦：《唐長安官の人居住地》，《東洋史研究》1997年第55卷第2号，第35-74页。

[8]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广德0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56页。

[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历0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20页。

[10]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8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58页。

[1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7页。

[12] 刘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13]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14]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4页。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95页。

[16] 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17]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三七“帝王部·颂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18]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16页。

[19] 王溥：《唐会要》卷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17页。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1页。

[21]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924页。

[22] 对于“白猿传”文学与图像的传统，可参考巫鸿：《汉代艺术中的“白猿传”画像：兼论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6-204页。

[23]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7页。

[24] 朱关田：《唐代书法家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2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7页。

[26] 刘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页。

[2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7页。

[28]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29]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八，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41-242页。

[30]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31]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32]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三，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31-132页。

[33]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7页。

[34]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三，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35] 刘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3-54页。

[36] 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07页。

[37] 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卷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页。

[38] 萩信雄：《文獻から見た蘭亭序の流轉》，《墨》148号（王羲之·蘭亭序專號），2001年，第49页。此外关于《兰亭序》的讨论甚多，可参考文物出版社编：《兰亭论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39]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三，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40] 另还有两件传世本为传虞世南摹本、传褚遂良摹本。

[41] 此部分与上引文皆出自姚思廉撰：《陈书》卷三二《殷不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25页。

[42] 刘昫等：《旧唐书》卷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11-2312页。

[43]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一《曹州司法参军秘书省丽正殿二学士殷君墓碣铭》，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8页。

[44] 姚思廉：《陈书》卷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26页。

[45]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定：《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6页。

[46] 刘昫等：《旧唐书》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72、2073页。

[4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48] 陈尚君：《〈殷亮墓志〉考镜》，《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3-258页。

[49] 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84-185页。

[50]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九，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

[51]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二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424页。

[52] 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第25页。

[53]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九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797页。

[54]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55] 《大周故嘉州玉津县主簿□□殷□君墓志铭并序》，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3页。

[56] 上引文及此段引自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一，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8-9页。

[57] 陈尚君：《〈殷亮墓志〉考镜》录《殷朏墓志》，《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8页。

[58] 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85页。

[59]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一），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68页。

[60]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六，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

[61] 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62] 朱长文：《墨池编》卷一一，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一），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63] 拓片和录文见刘呆运：《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第26-28页。

[64] 李明：《初唐书法名家殷仲容》，《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第96页。

[65]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四，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63页。

[66]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四，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64页。

[67]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四，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68]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四，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69]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四，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69页。

[70] 欧阳修撰：《新唐书》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97页。

[71] 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注释：《集古录跋尾》卷六，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72] 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注释：《集古录跋尾》卷八，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73]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二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424页。

[74] 〇1《宝刻类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7页上。

[75]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8页。

[76]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98-599页。

[7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4页。

[78]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五，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26页。

[79] 罗香林据颜思鲁与殷氏分居的情况判定夫妻两人感情不和，颜师古亦因劝谏不得见嫌于太宗。罗香林：《颜师古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6页。

[80]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5-456页。

[81]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七，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22-23页。

[82] 上引文及此段出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4—2595页。

[83]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九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2页。

[84]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七，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6页。《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碑铭》（以下简称《颜氏家庙碑》）亦述其事，较《大宗碑》精简。

[85]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8页。

[86] 史睿：《唐代长安通化坊江南士族的书学传承与法书收藏》，吕建中、胡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上），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页。

[87] 张彦远撰，武良成、周旭点校：《法书要录》卷一，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21页。

[88] 姚思廉：《梁书》卷五〇，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727页。

[89]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67页。

[90]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69-570页。

[91] 刘呆运：《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第29页。

[92]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8-9页。

[93]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九，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8页。

[94]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一，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1页。

[95]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一，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8页。

[96]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七，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23页。

[97] 殷亮墓志全称《唐故正议大夫使持节杭州诸军事守杭州刺史上骑都尉殷公墓志铭并序》，录文和研究见于陈尚君：《〈殷亮墓志〉考镜》，《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5-236页。

[98]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五，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36页。

[99]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四，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22页。

[100] 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一四，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14页。

[10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95页。

[102] 下引《颜氏家庙碑》文见颜真卿撰，黄本骥编：《颜鲁公文集》卷七，上海：中华书局重印三长物斋丛书本，1934—1936年，第19-25页。

[10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30页。

[104] 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七一《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90页。

[105] 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二《代郡开国公王氏先庙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106] 朱熹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〇《礼》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03页。

[107] 游自勇：《礼展奉先之敬》，荣新江编著：《唐研究》十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3-474页。

[108] 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109]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69-570页。

[110] 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