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个人概况

第一节　降生即为难民

1944年1月8日清晨6时许，我出生在柏林东郊的一个小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这个小镇没能幸免于难。苏联红军从柏林东部急速向西推进，将这座纳粹之都几乎夷为平地。[6]当然，婴儿记不住自己出生时的状况。母亲告诉我，我是在黎明破晓时分，在我家某位世交的宅邸里降生的。我自己加了点补充：迎接我的是东方震耳欲聋的重型火炮声，是西方九天惊雷般的炸弹爆炸声。

母亲生前没对我发过几次火，但只要一发火，她就用可怕的言辞，渲染生我时难产的情形。母亲的这些唬人之词，我从没当真过，但我深信当时的她非常害怕，深陷恐惧之中。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东西方大军都在向柏林进军，而苏联红军比西方盟军来得更快。

母亲的出生年份是个无解的谜。我们知道她的生日是8月31日，但她没说是哪一年。如果她报出的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那么几岁，哪怕有十岁之多，我也不会责怪她。在炮火纷飞的年代里，作为犹太难民，掩盖年龄实是明智之举。母亲是位富有魅力的女人。她离世的时间很清晰：1997年8月31日。就在她去世五个小时前，在法国巴黎阿尔玛桥隧道，戴安娜王妃因遭遇车祸香消玉殒，再觅不得。

母亲是在一家安养院离世的。病重后，她在那儿接受姑息照护[7]。从她住的那个护理间，可以看到风光如画的北海。每当我陪护的时候，她就坐在外面的堤坝上喝咖啡，里面兑着查尔特勒酒[8]。母亲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她沉默不语，只是眼望着北海出神。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波罗的海岸边度过的。母亲还能记起那些时光吗？我永远也无法知晓了。

1990年两德统一之前，我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几位朋友，去了波罗的海岸边的施图本卡默[9]，德国人称波罗的海为“东海”

（Ostsee）。我们在那儿停留了两周之久。我爱上了那个地方，根本不想挪动离开的步伐。这是因为我继承了母亲的潜在记忆吗？从电话中得知，母亲已卧病在床，来日无多，我立即动身去机场，在机场现买各段航程的机票。我一路花了三十六个小时，从台北经香港、孟买，转机到苏黎世，再从苏黎世开车——那个时代汽车不限速——火速奔赴母亲的床榻边。就在那个房间里，我紧握着母亲的手；意识到我来了，母亲含混地说了些什么，随即，再次陷入了昏迷。我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但我记得她非常轻、非常轻地按了一下我的手。

即便在半昏迷中，母亲身上所受的剧烈疼痛依然非常明显。我和医护人员商讨此事。他们告诉我，在办住院手续时，母亲就已亲笔写出（字迹很潦草）：她的治疗由我，且只能由我来决定；她把自己的老伴约斯明确排除在外。在当时的比利时，“尊严死”尚未通过立法，倘若患者处于私立姑息照护期间，这种方式是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和医护人员商讨后的四十八个小时里，母亲在监护中被注射了吗啡，剂量也在缓缓加大。日出之际，母亲于安睡中长揖世间。

医生允许我单独留在她的护理间。我戴上自己的圆顶小帽——犹太人遮盖头部的传统小帽，平时我不戴——对着母亲的遗体，毕恭毕敬地默哀良久之后，吟诵起犹太人为亡者而备的祈祷文《迦底什》。犹太圣典《塔木德》既没提到人死后如何，也没提到天堂和地狱，但我们犹太人总去教堂缅怀自己的先人。吟诵完《迦底什》，我立即登上了返家的长途之旅。母亲生前希望自己的葬礼按宗教仪式来办，无论什么宗教都行，约斯却置若罔闻。因他执意按自己的计划为母亲料理后事，我拒绝加入其中。

母亲的骨灰被他撒在草丛中，随风飘散。几个月后他才发现，母亲给我留过遗嘱：没有她的九名外孙的准许，她的房屋不能出卖；在这些孩子全都成为法定成年人之前，也不能出卖。而最小的那个孩子，再过十三年，才会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约斯始终没能攫获那套房子。后来，房子被变卖了，房款均分给了母亲的每一个外孙。每逢母亲的祭日，我们总为她念诵《迦底什》。

犹太后裔是按照母系传承确定的。所以，自出生起，我就是名犹太人。从种族上来说，我总认定自己为犹太人，但我的种族渊源也好，宗教信仰也罢，碍不着任何人的事，一点都碍不着。我尊重每个人信奉的宗教，只要你不把自己的宗教观点强加于我，那咱俩一定会聊得甚为开怀。我也不会挑战神灵，可我知道神的规矩是人制定的。

母亲和我都是犹太人，我们肯定也有自己的家人，但母亲既没有明着说起过他们，也没有暗地里提过。母亲仿佛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了。有几位长辈尽心地抚养过我，但他们和我们都没有血缘关系。这些长辈也是逃出德国纳粹魔掌的难民。我离开他们家后，年龄尚小，无法与他们保持联系。后来长大些了，语言知识也得到了拓展，我才意识到这些长辈有个共同点：他们都说德语、俄语和意第绪语。在犹太人的信仰中，有一些神圣的日子。在其中最神圣的一天——赎罪日[10]，这些长辈无一不斋戒。不过小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天是最神圣的日子，只知道我得饿一天肚子！

现在，为了避免错过赎罪日，我在电子日历上设置了提醒。在欧洲长大的人，都知道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希伯来语称之为“浩劫”。若赶上浩劫纪念日，我就不工作了，赎罪日亦是如此。可我不去犹太教堂参加纪念活动，那些活动太正式了，编排性太强了。

不过，在两种场合下，我仍去教堂。一是葬礼，如果哪位朋友的葬礼在教堂举行，不管他生前信奉什么宗教，我都会过去寄托哀思。二是婚礼，我会应邀出席在教堂举办的婚礼。婚礼总是欢快的，供给宾客的伏特加应有尽有，人们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比利时全境遭受过无数次战争，可谓国运多舛，民生多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比利时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1940年，全国约有830万居民。“二战”结束后，人口缩减了约40万；其中40 690人被遣送到纳粹德国，惨遭屠戮。这一数字，涵盖了比利时几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口。众多家庭自然饱受其害。我上小学时，学校里的诸多男孩子，只知道他们父亲的名字。那些父辈在纳粹德国“失踪”了，而“被杀”“死亡”之类的字眼，是不被社会接受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人不请自来，把比利时占领了，直到战争结束，德军方才撤了出去。“二战”期间，比利时再度遭此厄运。1944年12月，纳粹德国吞并了整个比利时，把它作为大德意志帝国的一方完整势力。1945年下半年，比利时全境才得以解放。

母亲和我是在什么时候离开柏林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搬到比利时海滨的？我也不知道。母亲从不谈论她的过去，而是把秘密带进了自己的坟墓里。在转到安养院之前，母亲销毁了她所有的文件、她个人所有的照片，以及我俩的全部合照。她把自己的过去一键清除了。

1968年，由于我要离开母亲两年之久，我就把自己的所有物品留给她保管，但母亲也把它们全部销毁了，我过去的痕迹也全部被抹去了。母亲是什么时候执行火刑的？约斯和她最好的朋友厮混到了一起，并且就在母亲的房子里行不忠之实。母亲很可能是在发现此事之后，在转去安养院之前，把我俩的物品全部销毁的。

离家独自生活的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那年，继父给我办理了成人手续。离开家的时候，母亲送给我两张狐皮，一张银色的，一张红色的。母亲告诉我，这是留给“我”的传家宝。传家之宝，自然是代代相传的。在纽约曼哈顿居住期间，我请到一位知名的俄罗斯皮货商，为这两张狐皮做鉴定。

他鉴定出，银色的那张是北极银狐皮，红色的那张是西伯利亚亚种狐狸皮。在西伯利亚北部地带的伊尔库茨克西部地区，这样的狐皮十分常见。这两张狐皮的鞣革，是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完成的。有了鞣革工艺，皮革能保存数百年之久。根据这位皮货商的估计，这两张狐皮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它们伴我一路辗转，从布鲁塞尔来到了上海。这两张传家宝是我与母亲、与母系宗亲之间唯一的一条联结纽带，一条美丽的缄默的纽带。我们家族的香火，将随着我的故去而灰飞烟灭。普鲁士有个传统：每个家族的最后一名成员在离世前，必须亲手焚烧掉最重要的祖传遗物。这个传统比较怪：假若最后一名成员还没来得及销毁，就已经撒手人寰了，那么传家宝又由谁来销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