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在脖子上的刀忽然被移开，杀身之祸就这样被解决了。对于真儿来说，幸运来的如此猝不及防，但她甚至顾不上为自己庆幸，因为真儿的关注点牢牢锁定在了“革/命烈士”四个字上。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真儿的心疼的厉害，像是也被炮火袭击过一样，她几乎是颤抖地问：“我的同志们，他，他们谁，谁成了烈士？”
中年干部微微皱眉，似乎想说，这是保密的事情，你不该问，也没有权限问。
但真儿经历多年等待，这些天又被精神摧残的厉害，神经实在已经撑不住了，“哇”地一声就在办公场所哭出来，撕心裂肺毫不作伪，磕磕绊绊地说：“我，我等了这么多年，杀头都不怕，就是为了......他们怎么就没了，你告诉我吧，到底是谁牺/牲了，我们都是一起经历了无数生死的战友啊!”
“这位同志，你知道吗？在魔窟里，真的只有那样扶持着，要不没法活......”
这种激烈而真挚的情绪，让中年干部似乎被感染了，声音中带了些悲悯，过了好一会儿，才叹息着说：“好吧，程真儿同志，你也不要这样悲伤。那位写出报告的同志，本身有严重的心肺疾病，活着一天就是痛苦一天。她也是好不容易才坚持住的。”顿了顿，又严肃起来，说：“我说这些，已经有些违反纪律了，别的你不要再问，问了我也不会说的。”
真儿怔住了，一时也忘了其他，知道这人说的，是孟荧。
明明是情感上最复杂的同志，却在最危险的时候救了她。而那年轻的小妹妹，已经成为烈士，化作尘土，所有恩怨，尽成浮尘。让她连个盼头也没了，一声“谢谢”也无处去说。
想到这里，她再次落泪，却是无声的，只是泪珠落地，为那辛苦的小妹妹，为她那奋斗无悔的青春岁月和永不能再见的其他战友，更为内心深处那无可言说的愧疚。
至于愧疚的到底是什么，只怕真儿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可是，程真儿越发沉默寡言，只有偶尔看到同事的孩子放学后在大院玩闹，才会静静出一会神。她想，自己是真的开始老了吧。
毕竟过了年，就三十岁了。
又过了几年，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大姐再次找了个下午和她谈话，那时候是冬天，窗外鹅毛大雪，天地一片晶莹好像还在东北的时候。真儿没有时间怀念她贫寒却快乐的同年，因为大姐本来是闲聊，聊着聊着就给她再次做起了媒，这次介绍的事一个带着孩子的鳏夫，是个转业干部，地区百货公司经理。大姐歉疚地说：“妹子，实在是，大姐没本事，我知道你还没结过婚，是太委屈你了。可我找到的未婚的都是些伤残老兵。我调查过了，这人虽然结过婚，但是原则性好，为人也算正直，同志们对他的评价都不错。他前头的也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个卫生员，可惜48年的时候遇上残兵了。他也是等着孩子上了学才想再找的。就凭这个，也能看出来是个有心的。”
大姐本来以为程真儿会委婉拒绝或者考虑考虑，没想到这一次她答应地格外爽快，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关系，结过婚怎么了？我也三十多了，还以为自己是个小姑娘吗？将就一下，说不定对谁都好。”
她的青春和激情早已经耗尽，也不敢再奢求爱情，她不配。但是好像，也缺少在这个茫茫世界里独自活下去的心力，有个什么寄托，哪怕是临时搭建的，也真的挺好的。
至少程真儿是这么想的。
于是，就这么将就着成了。她的丈夫很怀念原先的战争岁月，偶尔跟新娘追忆陕北的黄土高坡和朴实老乡，也想听听她的们历史，得到的无一不是沉默。
真儿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保密的东西就是保密的，何况那也是她最深的伤口，好不容易结痂，怎么想再被揭开？
但是她的丈夫不能理解，觉得妻子不重视他而很愤怒，吵了几架也吵不起来。因为真儿就是能坐在沙发上给孩子织毛衣听着他发火，一句话也不回嘴。那时候大家住的都是筒子楼，他那么大嗓门上级领导来劝架都以为他怎么欺负小程呢，不住口地说他。
他有苦说不出，愤愤只好算了，婚都结了，那就凑合着过呗，还能离咋的？这是那个年代人的大多数想法。
真儿也没觉得这样凑合着有什么不好，回忆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平静，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生育。但因祸得福，继子和她关系很不错，老夫八十年代去世后，她还曾去过继子家一段时间，照顾孩子。
后来大家日子越过越好，她也就回了鲁南那个工作了半辈子的地方，看看书，种种花，日子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
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能活，居然还活过了自己的继子和儿媳，活到了新世纪。他们家小孙女是搞艺术创作的，因为受她抚养，祖孙情深，很多事情解密后听说了祖母早年的工作性质，还给她拿了几部电视碟片来看，愉老人之心。
她想着反正无聊，就用家里的电视机播放——她是老干部，待遇不错。万没想到，这些片子里有一部《暗算》。
她用衰老的手调试着播放器，看了一天一夜，不熟悉的演员好像带她回了熟悉的岁月，忽然干涩了几十年的眼睛湿润了起来，让她再一次嚎啕大哭，哭到坐在了地上。
第二天，邻居发现，离休干部程真儿离世，经有关档案查证，享年85岁。
求推荐票、打赏和月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