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

王安忆

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茹志鹃，而我的父亲王啸平却极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从来对父亲是不了解的。小时候，我常常为父亲感到难为情，觉得他缺乏常识，且不合时宜。比如有邻家的男孩送我两条蝌蚪，我很珍贵地放在一个瓶子里，父亲看见却惊恐地叫道：脏死了！脏死了！从此，邻家的孩子看见我，就叫“脏死了”。他的口音还很古怪，是一种福建音很重的普通话，可一旦要他真正说福建话，他却又不会说了，他不会说也不会听上海话，这也使我为他并为我自己感到自卑，觉得因此我们都被排除于正常人群之外了。父亲离休以后，偶尔也写一些回忆过去的短文，比如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南洋与郁达夫、任光等人的接触，还有关于他童年的生活与变迁。我渐渐地知道，祖父本是南洋一家大橡胶厂的经理。因为与厂主意见不合辞职而家道中落，父亲便从少爷变成了学徒。我还渐渐地知道，父亲是在“五四”养育的一代启蒙者影响之下觉醒的青年，后来走上了归国的道路。父亲在这些年里，先后还写作有两部自传体长篇，前一部叫作《南洋悲歌》，后一部叫作《客自南洋来》。前一部写的是他在南洋参加救亡运动的故事，后一部写的则是他来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经历。在这一部书里，我又一次领会到我童年时所感觉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然而，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却包含有一种沉重的悲喜剧色彩。我仿佛看见一个纯洁积极的青年，如何努力地要与一个陌生的巨大人群融合，这个巨大人群与青年格格不入，犹如铜墙铁壁。而青年所以要全身心地去做这样一个痛苦的融合，则是因为这人群负着苦难中国的希望，负着使中国得救于是也使青年得救的力量。这人群在浴血奋战，他们必须将战斗者的思想与情感作一次彻底的简化，好轻装上阵；这人群还来自一个几千年的陈旧的中国，阴影笼罩在他们的头顶，在那个万众一心向着敌人的炮火的日子里，若要前进，就只有加入这人群，筑起血肉的长城。这是那一个时代里，一名热血青年别无选择的道路。我看见父亲做一名青年的时候，是如何克服着他的性情，去适应一个人事复杂且纪律严格的环境；他的交响曲式的革命图画在现实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对中国这一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开拓他的痛苦与感动的经验。

小时候，我听父亲的老战友戏谑地叫他作“马来哨”，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父亲走到哪里，总会留下一些笑话与别称，我从不深究。现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知道了“马来哨”的来由。原来是他上岗时忘了给枪上子弹，人们便这样叫他了。我想象年轻的父亲扛了一杆没有子弹的枪，神情庄严地在深夜里站岗的情景，心里总觉着好笑，却又有一种感动。由此我想起父亲的许多别样的笑话，关于这些，父亲曾经任职导演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调皮的演员们，经过收集加工，载入了人艺的口头文学大系。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里大多数的人群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有认真地去想，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以前也听父亲说过他到达根据地所目睹的第一个场面，便是枪毙逃兵。父亲非常震惊：一旦投身于革命，除去战斗与逃跑，就再没有第三条路了。我过去没有认真地想象过这个几乎类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的困境。因为我过去也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条道路的。而如今我也会惊异：一个人是如何会逼上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选择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想象着父亲乘着轮船，越过茫茫太平洋，船离码头时，千万条彩带纷纷飘落的景象，这是我十六岁那年离家去插队之前，父亲告诉我的，使我增添了豪迈的激情。而我很少知道，父亲离家之后经历了什么。由于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么，交谈也常常被盐咸茶淡的琐细淹没，于是，最近处的人有时倒会成为最隔膜的人。父亲的书，为我找到了一个了解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这是犹如寻根一样的好奇。就是说，继“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我又有了“父亲从哪里来”的问题。“客自南洋来”的这个“客”字，总觉用得不妥。因我父亲早已不再是个“客”了，他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经历了日本投降、全国解放、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个年轻调皮的同事开玩笑说：王导，你回来得太早啦，应当晚几十年回来，行情就走俏了。父亲对于这种问题，总是认真地回答：那时候不回来不行，政府在抓我。不过，父亲虽是早回来了几十年，如今倒还有一点点走俏，那就是当他以他那种怪异的样子走在街上，有些青年会走上前问：“有外汇券吗？”我父亲就严肃地回答：“没有。”

1991年

（录自《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