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明曾是传染病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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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社会的传染病

对文明诞生以前的人类而言，传染病是怎样一种存在？

小群体

耶鲁大学传染病学系以亚马孙流域原住民为对象，调查了两种传染病的流行情况。第一种是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第二种是麻疹、风疹、腮腺炎、流感等急性传染病。结果表明，第一种慢性传染病属于“地方病”，但没有像第二种急性传染病那样持续流行。可以通过抗体检查，确认传染病的有无。如果每个年龄组无一例外都存在抗体携带者，则可认为是地方性的传染病。相反，如果某个年龄组以上的大部分居民携带抗体，而低年龄组中没有抗体携带者，则表示处于分界线年龄的居民在出生时突发地出现了传染病，但之后则没有该传染病的流行。

这一结果支持了序言中所提出的假设，即急性传染病无法在被隔离的小规模群体中持续流行。不仅是这类传染病，根据一项研究，即便是可在体外存活数月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也无法在小规模群体中持续流行。

作为我们祖先的早期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当时的人类被认为生活在更小的群体中。那么早期人类的生活与健康状态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早期人类

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在非洲大陆上南北纵向的东非大裂谷非常活跃，在其周围形成了隆起带。从大西洋带来湿润空气的赤道西风带被这样的隆起带所遮挡，将东非大裂谷的东侧变成干燥的草原。在这些新兴的草原上出现了灵长类，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

对于在此之前一直生活在森林里的人类祖先而言，众多野生动物生息的草原，完全是别样的空间。早期人类与野生动物，特别是大型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骤然增多。其中，与动物残留的粪便或被粪便污染的水的接触，加大了人类被野生动物身上的寄生虫感染的机会。当然，这一时期，寄生虫发生人传人的机会，与很久之后人类开始定居式生活的社会相比，要少很多，但也正是这一时期，传染人类的寄生虫种类一下子扩大了很多。

另一方面，这一时代的人类祖先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也浓厚地保留了其他拥有共同祖先的灵长类动物的特征。比如早期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在小规模的群体中，以狩猎采集为生。在那样的小规模群体中，急性传染病无法维持流行。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存在能够引发流行的传染病。比如病原体在宿主体内能长期存活的，或是宿主为非人类的传染病。具体而言，有麻风（具有在宿主体内长期传染的能力）、疟疾和血吸虫病（拥有在宿主体外确保生存的媒介动物或中间宿主的人畜共通传染病）。早期人类一定也得过这些传染病。当然，其中一部分一定是受到了其他灵长类的传染。

即使是现在，野生的大猩猩或黑猩猩也都会得结核或疟疾等人畜共通传染病。疟疾，在早期人类之间作为一种传染病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高。据说，引起恶性疟疾的原虫很可能在距今500万～700万年前，就已经在黑猩猩与人类祖先之间进行了分化。

非洲锥虫病

当时，据说在东非大陆地区，大型野生动物的总量（单位土地面积的生物总量）比其他任何时代的环境都要高。那意味着人类祖先放弃树上生活，进军草原时，发现了这里有着大量前所未有的丰富食物。于是人类祖先对大型野生动物开始了大规模捕食活动。其结果便是许多大型野生动物遭到灭绝。然而，并非所有大型野生动物都遭遇了灭顶之灾。拯救危机的正是非洲锥虫病（非洲昏睡病）。

非洲锥虫病是由锥虫原虫引起的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即使是现在，这种病依旧给生活在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之间地区的人与牲畜带来巨大的损失。6 000万人有被传染的危险，每年新增50万感染者，约6万人死亡。因此，这片近40倍于日本面积的1 500万平方千米的地区，成了不宜饲养家畜的土地。

锥虫原虫，以广泛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舌蝇为媒介进行传播。这种原虫是在约3亿年前从其他锥虫原虫中分化出来，并在约3 500万年前通过舌蝇传染给非洲本土的哺乳动物的。它不会让鬣羚或羚羊等非洲本土的动物引发疾病，也许它们之间因为漫长的时间形成了某种适应性关系。

如果不存在非洲锥虫病，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早期人类可能已经占领了草原并灭绝了所有大型野生动物。若真如此，此后的人类史很可能与现在的大相径庭。

迁徙与定居

在坦噶尼喀湖北部，有一个总人口约800人、主要以迁徙为生的狩猎采集族群。他们每天靠打猎和采集获取日常食物，只要是抓得到的，连狒狒和鬣狗都吃。不过，他们不吃乌龟。出生时，他们用刀割断脐带，用煤和脂肪的混合物盖住伤口，再用动物的肌腱等绑住，直到结痂脱落为止。

科学家以该族群为对象，对其中62名儿童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很有趣。没有人表现出营养不良或蛀牙。4名儿童的粪便中发现了绦虫，3名有鞭毛虫，但没有发现蛔虫或钩虫（绦虫、鞭毛虫、蛔虫、钩虫都是肠道寄生虫）。许多人患有脚气，但无人患麻疹或风疹等传染病。儿童大约在10岁左右开始捕猎鸟类和小动物，然后一般都会离开父母，加入其他族群。

除了人口规模小之外，狩猎采集社会的另一特征是“迁徙”。据说狩猎采集的族群常常在迁徙过程中将重病的人弃之不顾。狩猎野兽、采集植物，他们这种依赖自然资源的生活使他们很难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因为定居会导致周边的自然资源枯竭，将族群逼入毁灭性的境遇。为了让周边的自然资源能够再生，他们一而再地迁徙。

与定居族群相比，迁徙的族群被粪便等再次感染的情况较少。也许是因为定居增加了人与粪便接触的机会。不难想象，若在一个地方长久居住，更容易接触到堆积在居住地边上的粪便，与粪便的接触会增加消化系统的感染或寄生虫感染，被污染的生活用水容易造成传染病的流行。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与迁移社会相比，定居社会会提供更多令传染病易于流行的土壤。

史前时代的寄生虫

科学家对美国内华达州的洞穴中发现的史前时代的人类粪便化石进行研究，发现了寄生虫病的痕迹。粪便化石，是动物或人类排泄物，即粪便变成的化石。通过分析花粉、寄生虫等粪便化石中的各项物质，可以推测出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粪便化石的研究在土壤酸度较低的美洲新大陆上发展了起来。相比之下，在日本这样的酸性土壤上，粪便化石这种有机物则很难残存下来。

在粪便化石中没有发现寄生虫卵或幼虫，进行调查的人类学家们得出结论：史前时代的族群可能过着与消化系统寄生虫病无缘的生活。

这项调查结果也让我们可以更大胆地推论，在肠道寄生虫中，钩虫、蛔虫和鞭毛虫只寄生于人。这些寄生虫，在土壤中孵化虫卵，幼虫发育后才具有传染性，而在土壤中发生虫卵孵化或幼虫发育则需要2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

内华达洞穴中的美洲原住民的祖先，被认为是在约25 000年前从南方来到西伯利亚的古蒙古人，穿越了在末次冰期变成陆地的白令海后到达新大陆；直到白令海变回大海的14 000年前为止，其间历经几个世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都是越过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南下美洲大陆的。问题是这些肠道寄生虫是否能够在西伯利亚或阿拉斯加等极寒地区维持传染周期。如果粪便中的寄生虫卵因为寒冷，不能在土壤中孵化或发育，那么寄生虫的传染周期就会在那里被切断。这意味着，有可能是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穿越北极圈的行为无意间驱除了寄生虫。

在美洲原住民中，红心藜是一种传统食物。这是一种生长于荒地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幼叶为红紫色，芽芯为红色，故得此名。因其具有寄生虫驱虫剂的作用而为人所知。即使是现在，有些地区依然将其用作驱虫剂。也许美洲原住民之间也曾经出现了寄生虫传染病吧。另一方面，这些例子表明，与疾病相关的人们的行为往往是具有适应性倾向的。据说还可以从黑猩猩和大猩猩身上看到同样的适应性行为。这些高等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对疾病的适应性行为，也许早在进化的远古时代就已经刻入人类的基因中了。

以前的人不健康吗

作为史前时代重要的传染病，除了寄生虫病外，还可以举出炭疽和肉毒杆菌这两种人畜共通传染病。

炭疽病由炭疽菌引起。人类的传染主要通过感染的动物毛皮和肉。最常见的是通过皮肤传播，但也可以通过吸食孢子或食用受污染的肉类而受到感染。皮肤炭疽症，是炭疽菌通过皮肤上的小伤口侵入身体后引起的，感染数日后出现丘疹，很快，丘疹破裂变成溃疡，形成黑色结痂；感染后会发高烧，如果不予治疗，病死率是10%～20%。肺炭疽症，则是因为吸入炭疽菌，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症状，如高烧、咳嗽和血痰。病死率超过90%。肠炭疽症，是炭疽菌作为食物被摄入体内所造成的，主要症状有高烧、呕吐、腹痛、腹水积液和腹泻；病死率为25%～50%。

肉毒杆菌症是由肉毒杆菌产生的毒素所引起的疾病。肉毒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因食用感染动物肉类而引起中毒。毒素会侵犯神经系统，症状包括四肢麻痹，严重时会引发呼吸肌麻痹，导致死亡。中毒者通常不会发热，到最后一刻都保持神志清楚。从1945年到1962年之间，居住在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中至少暴发了18次该疫情，共有52人受到感染，28人死亡，且每次疫情都与猎食肉类密切相关。没有人传人的情况，但这种菌可以以孢子状态存活数十年。这些特征使得这两种传染病一度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传染病。

除了上述的传染病，史前人类被认为过着相对良好且健康的生活。与现代人相比，由于其接触致癌化学物质和缺乏运动所导致的生活习惯病肯定很少。即使在对现代游牧民族进行的调查中，也几乎没有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生活习惯病的相关报告。唯一的例外是有报告说史前人类很多得过关节炎。挺过婴幼儿期事故和青少年期外伤的史前人类，其成人期的健康状况，可谓疾病种类少，算是比较良好的。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史前时代的人类在昏暗的洞穴中饱受传染病之苦、过着不卫生的生活—这种刻板印象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