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主体与管理的动态变革

安筱鹏：基础设施的定义与管理是动态调整的

技术本身的变化，会改变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原有体系。同时，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要求原来对基础设施管理的法律、政策跟着调整。我们可以通过通信基础设施的管理变革来认识这一问题。

英国电信有 100 多年的历史，原为英国国营的电信公用事业，由英国邮政总局管理，是政府直接控制的类似国有的机构。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兴起一场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撒切尔执政时，1981年英国电信脱离英国皇家邮政，变成独立的国营企业。此后，它不断地把自己的国有股份出售，1984年向市场出售50%公股，成为民营公司。它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把国有股份出售完了。在这场电信监管体制的变革中，英国做得最彻底，英国电信从政企不分到“混改”，最后到私有化，但英国电信始终是全英最大电信基础设施的营运者。

过去普遍认为电信网络是天然垄断。但技术的发展使互联网分层了，电信基础网络天然垄断的部分开始与它的服务部分分层，分层之后，整个电信市场也在不断地向外开放。这背后所反映的就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电信的管理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什么样的管理体系更高效，需要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变革，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所以，对基础设施的理解及管理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吕本富：基础设施运营的动态管理与理论创新

基础设施建设的运营体系和运营主体说起来就复杂了，这确实是经济学的问题。

基础设施运营，什么样的体制比较合适？我比较赞成中国信息社会50人论坛杨培芳教授反复提到的社会化企业的理念。他主张由社会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社会化企业实行社会协同治理。社会化企业的概念，不同于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传统意义上的企业概念，社会化企业运用商业手段，去实现社会目的。

现在已经证明，如果完全由国有企业来做，会存在效率问题。但是，完全不加以规制也不行，因为关系到民生，这是公共性问题。所以，一方面需要引入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网络规模越大，服务越好。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怎么在保证公共服务的情况下，冲破过去所有制的思路，需要在理论上创新。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化企业，它有社会公共服务的部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如果把这部分公共服务完全归为国有制运营，也是不行的。

1984 年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拆分 AT＆T，拆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 AT＆T 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贝尔七兄弟”），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但事后表明，AT＆T被拆分后，老百姓得到的电信服务的成本并没有降低，但是创新性急剧下降。事实上，不仅是国有和非国有的问题，即便在全私有的情况下，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动用绝对的手段。在法律的框架下，让企业向公共利益倾斜，更多采用一种柔性监管。

安筱鹏：电信运营商的主体因技术而变

说到 AT＆T 拆分，就不得不说贝尔实验室的变迁。贝尔实验室是AT＆T 创立和持股的，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实验室，是全球 ICT 最好的创新源头。伴随着 AT＆T 的拆分，贝尔实验室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AT＆T没有那么多资源投给贝尔实验室进行科研开发。这也是高强度监管带来的一个教训。

关于技术发展给管理带来的变革，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德国2019年年底给企业发了5G牌照，过去的2G、3G牌照都是发给电信运营商的。5G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物和物的连接，在于切片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物理世界的连接，而不仅是人与物的连接。德国政府把3.7～3.8GHz频段的5G牌照发给了工业企业西门子，博世也提交了5G牌照的申请，大众、戴姆勒-奔驰、宝马也有兴趣去申请。可见，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于什么是运营商这个概念也变了。当然，这样做传统的电信运营商会不满意，德国三大运营商猛烈押击5G牌照的开放，因为他们的市场被瓜分了。

刘松：数字基建的主体应是多元的

关于新基建的主体，我从知识角度提供一些分析。

有人认为基建就是修路、大建筑、大工程，然而，数字基建是看不到的但又是每天都在用的，如智能手机、通信网络。所以，数字基建背后是密集的知识的积累，包括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果，是有知识门槛的。从知识密集度上讲，新、旧基建在知识积累上是有很大差异的。

这体现了新基建的知识模型：知识破解及知识创新。5G的使用更多的是在城市和工厂，那么懂城市和懂工业的人更有垂直化的能力，更能把它运营好，所以给他牌照他能做出事来，而不是只解决一个普适的基础设施的服务。其实就是运营主体变化了，谁最有利于运营这部分知识，就交给谁。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是一个关键点，那么另一个关键点就是数据这种新的生产要素，它是在比特世界创造了一个数字空间，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用一个比喻，传统的不管是制造业还是 IT 行业，就像一棵封闭的大树。但是，整个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后，数据成为关键要素，具有孕育新生命的生养性。就像前些年出版的《未来是湿的》这本书说的，未来是湿的，互联网是一个生养型经济，可以不断孕育出新的有生命的东西。因此，正是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创新性、生养性，其运行主体肯定也是多元的，这样才更有利于新的有生命的东西不断地生长出来。

前面提到基础设施共同的特点，一个是超前投资，往往需要大资本，另一个就是公共性。但是，数字基础设施，其技术往往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专业性，同时也有其社会性，公司与公司之间形成一个生态，在生态中生长出更多新的东西，这比投资一个传统的东西更重要。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具有生养性，所以需要一个适度的成长环境。我认为，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管也应采用柔性监管。

吕本富：期望新基建助力经济结构调整

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有4万亿元资金的刺激计划。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也是做大基建去刺激经济，日本人仅北海道的水道就修了两个，对日本列岛进行改造，对物理世界改造。2008年我国的刺激计划现在看也没错，但有两个反思。

第一个反思是我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度提升。房地产是个持有资金最强的行业，所以带来利润提升，但是在就业上不行，道理也很简单：一业兴，百业不能凋敝；一业兴，百业就有压力。

所以这次新基建，经济学界也有人不建议搞大刺激。这次危机中哪些人受损了？服务业、外贸企业，以及低收入者，他们是这次疫情最大的受损者。所以，怎么能够精准地把政策惠及他们，而不一定是降低利息，不一定是财政补贴，不一定是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最后大企业一定是最大的受益者，大企业得到好处，就会使经济结构进一步畸形化。

第二个反思就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就已经说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说要调整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就是想调整过去不健康的经济结构。但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使得银行和房地产构成了两轮驱动。

要把新基建和旧基建分开，不是以大项目而论。如果这次依旧采取过去旧基建的套路，有没有作用呢？短期也许可以拉动很快，但是带来的经济结构不健康可能更甚。如果趁这个时候，我们能在经济下行时，把经济结构调整过来，这将是新基建巨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