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

从“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到谱系学方法的应用

一、前言

先秦属中国文化哲学之开创期，诸子抒发己见，偶而征引文献，仅仅意在见信于人并广开思路（如《庄子·天下》云：“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汉魏、宋明之后，属传承时代[1]，各家多藉“我注六经”的诠释方式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

中国历代哲学家多采经典诠释方式申论己说。自王弼开始“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者并用，藉解说古代经典而建立自己的玄学体系。

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大规模地诠释经典的活动，始于战国中后期《易传》各篇作者之诠释《易经》。而《易传》作者群皆不自觉性地使用“得意忘言”的诠释方法来牵经以伸己说。

《易传》作者群之牵经以伸己说，兹举《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为例，古经本义为大亨通，占问有利。经中之“贞”皆训为“占”，大量甲骨文出土可以为证，而《易传》则诠释为“正”。《易传》各传中《彖》传最早（当在孟、庄之后），《彖》传取老子“道生万物”说（见《老子》第四十二章、五十一章），而以乾元生物诠释卦辞“元”，并以自然界“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描述卦辞“亨”，末了由自然界的繁茂说到人间的昌盛（“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以释卦辞“利贞”。这段好似老庄思维模式的“道生万物”的生动景象，把古经的占辞的本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转化”。《文言》继《彖传》之后，对乾卦卦辞又作了“四德”的不同诠释（“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各传对古经的诠释，虽然没有提出一套诠释理论，如果我们从王弼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来察看，它们确符合于“得意忘言”的诠释旨义，差别在于王弼是自觉性地使用“得意忘言”的方法对各经典进行系统性的诠释[2]，而《易传》作者群则是不自觉地进行“得意忘言”的诠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