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科举制度从隋大业元年(605)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历时1300年之久。作为选官制度，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影响甚广甚深，而进士多为政治之菁英，文坛之翘楚，在政界和文坛颇具影响力。

隋人发明斯事，首创科举，惜国祚甚短，不足四十载，科举仅举行四五次，得进士十数人，对政坛文坛影响甚微。然隋代科举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开启了科举与文坛之关系，其中，进士起首要作用。

一是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坛上的地位。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类，明经科与进士科是常科中最重要的两种。然二者难度和录取人数相差很大。《通典·选举三·历代制下》载，“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然在唐代的重要官职中，进士科出身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甚至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据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统计，自宪宗至懿宗7朝中，共计有宰相133人，其中进士出身者104人，占了78%，在敬宗朝甚至占到了100%。北宋时期宰相共有71人，其中科举出身者65人，占92%；副宰相共有153人，其中科举出身者139人，占91%。南宋时期，科举出身的比例则更高。

政治地位时常决定了文坛地位。如唐进士韦处厚仕至宰相。其出守开州时有组诗《盛山十二景诗》，和者云集，“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慕而为者将日益多，则分为别卷”，韩愈为之序。韩愈、白居易都是进士出身，韩愈仕至礼部侍郎，白居易曾任翰林学士、秘书监（从三品），他们掀起的诗文运动在文学史上影响巨大。宋代翰林学士较之唐代进一步提高，为典型的文学之选，其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决定了其在当代文坛的影响力，欧阳修、苏轼莫不如此。万历三十五年(1607)叶向高（万历十一年进士）入主内阁，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提升了叶向高的文学地位与影响。在叶向高的倡导下，台阁体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翰林学士和上层文人的竞习对象。清代王士禛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入翰林，官至刑部尚书。借以居庙堂之高，名满天下，门生无数，成为诗坛盟主，其“神韵说”更是风行一时。

二是座师与门生形成文坛网络中最重要之伦理关系。科举考试中，考官为座师（座主），及第进士为门生。唐代的知贡举（主考官），权力甚大，取舍与名次甚至确定于一人，而座主的提携往往影响门生的命运。这在政治和文坛都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网络。大历八年(773)进士陆贽于贞元八年(792)以宰相身份知贡举，韩愈、欧阳詹、李观等二十三人登第，时称“龙虎榜”，誉为“天下第一”，陆贽自然成为韩愈等人的座师。欧阳修于嘉祐二年(1057)为知贡举，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人，这对“‘欧门’的组成，文风的改革乃至宋代文学的发展导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北宋“三入翰林”、四知贡举的范镇，更是“门生满天下，显贵者不可胜数”，其文章“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明代进士解缙、杨溥、杨荣、徐阶、张居正等都曾为主考官，尤其是张居正门生众多。清代会试主考官（清代称总裁）须从进士出身的大员中简选。王鸿绪、张廷玉、史贻直、翁同龢都曾为主考官，其中史贻直(1682—1763)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曾任两江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三任会试总裁，门生弟子，人才济济，多据显要。袁枚为其作贺寿联云：“南宫六一先生座，北面三千弟子行”。这种座主与门生的关系遂成为文坛最有影响的伦理关系，对文学思想和风气影响甚大。

三是科举实行之后，进士文学家渐成文坛主体。据龚延明《<中国历代登科总录>总序》，唐代举行268榜，录取秀才、进士、明经、孝廉、制举等约10200人；五代举行47榜，录取进士等1500人；两宋共举行118榜科举考试，各种科目登第人数11万人，可考录进士有4万人；明代举行89榜，进士24595人；清代112榜，进士26800余人。据各家研究，中国历代进士约有11万之众，再加上数百万之举人和难以计数之秀才，科举人数极为庞大。

因与科举考试内容相关，科举所取之士，多为文学之士（除了武举）。从隋代科举伊始，进士始入文坛，但无大影响。自唐至清，进士文学家在文坛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统计，在总数600人的唐代文学家中，由进士或诸科出身的有302人，占了一半以上。宋辽金文学家1170人，宋代进士文学家465人（北宋303，南宋162）；金代进士文学家81人；元代文学家594人，进士文学家44人。明清进士文学家的所占比例更高于唐宋。

进士文学家负有盛名者甚多，如唐之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高适、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宋之柳开、王禹偁、杨亿、范仲淹、张先、宋祁、梅尧臣、石介、柳永、文彦博、欧阳修、苏舜钦、韩琦、蔡襄、司马光、曾巩、文同、张载、王安石、李之仪、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汪藻、陈与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张孝祥；辽之杨佶、王鼎、王枢；金之蔡珪、王庭筠、王寂、党怀英、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明之解缙、杨荣、杨溥、吴宽、程敏政、李东阳、王鏊、王九思、王守仁、李梦阳、王廷相、边贡、徐祯卿、朱应登、何景明、杨慎、李开先、唐顺之、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王世贞；清之宋琬、曹尔堪、施闰章、王士禛、曹贞吉、高士奇、查慎行、纳兰性德、赵执信、方苞、沈德潜、彭端淑、袁枚、纪昀、蒋士铨、赵翼、姚鼐、翁方纲、李调元、洪亮吉、高鹗、石韫玉、张惠言、李兆洛、张维屏、龚自珍。这些进士文学家是一代文坛之菁英，甚至是文坛领袖，其中很多人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影响。显然，历朝进士文学家是文坛最具影响力的群体。

元开国建号，不足百年，元社即屋。自金亡灭(1234)，科举停废，士人遂失仕进之途，沉沦于驱役之列，奔命于穷困之中。耶律楚材推动之“戊戌选试”，有保护文士之功，因反对者力大，惜未能延续。到延祐二年(1315)科举始行，科举停止持续了八十年。以延祐二年为界，此前几十年，文坛以金宋遗民和世家子弟为主，如元好问、王鹗、王磐、姚燧、赵孟頫、张伯淳。

延祐科举之后，元进士逐渐成为文坛最重要的群体。

元代实行科举不足五十年，举行十六科，进士1139人。从录取的进士数量，远低于唐宋明清。从政治仕途看，也不如唐宋明清。但元代进士文学家在元代文坛也影响甚大。

本书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第一，进士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是大都文坛和江南文坛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

终有元一代，元代馆阁文人始终是大都文坛的主体。元中后期，尤其是延祐科举之后，仕于大都的元代进士多任职于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奎章阁、秘书监，成为馆阁文人的主要群体，当时文坛领袖和著名人物多在其中，在元代文坛极有影响。大都文坛的繁荣与元代进士文学家有直接的关系。

自延祐二年科举举行之后，元代文坛中，科举之士渐多，名家大家辈出。元代江南蒙古色目进士文学家如萨都剌、余阙、泰不华、偰逊、金哈剌、达溥化、月鲁不花、雅琥、三宝柱、张雄飞、哈八石；汉族进士如黄溍、干文传、汪泽民、胡行简、杨维桢、刘基、高明、黄清老、张以宁等等，都是当时文坛一代胜流。而以黄溍为盟主的婺州作家群，以杨维桢为首的吴越作家群，在元代文坛影响甚大。尤其是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诗派人数众多，风靡江南，进而波及大都，为元代最具影响力的诗人群体。元代江南文坛之所以能与大都文坛抗衡，杨维桢及其铁崖诗派，居功甚伟。

第二，汉族进士文学家是元代文坛的核心部分，在文坛具有领袖地位。

元代汉族进士文学家在元代文坛的意义有三：一是元代汉族进士是元中期之后文坛生力军，在创作实绩和文学思想都卓越于当时，地位和影响甚大。馆阁汉族进士文学家是大都文坛的主力，是盛世文风的创作主体，“二宋”、“谢宋”有名于当时，许有壬、欧阳玄、黄溍堪称大家，杨载与虞集、揭傒斯、范梈并称元诗四家，黄溍与虞集、揭傒斯、柳贯被誉为儒林四杰，他们文章道德，卓然名世，共同造就了元中期的盛世文风。二是汉族进士文学家强化了地域上的南北文坛格局，使大都文坛和江南文坛相互融通，又各自独立。三是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诗派发起的“古乐府运动”始补元诗古乐府之缺，使元代后期诗风为之一变，影响深远，不止在元代文坛，在明代犹有余音，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有重大意义。

第三，蒙古色目进士文学家异军突起，元代文坛的民族构成和文学生态自汉唐以来发生了明显变化。

元代色目进士文学家是色目文人中最为优秀的群体，在当时和后世评价甚高，影响甚大，他们的诗文创作是色目文学家的半壁江山，显示了色目文人对元代文坛贡献。色目进士文学家是汉族进士文学家之外人数最多的，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在元代文坛举足轻重。蒙古进士文学家在文坛的真正意义在于与其他元代蒙古族文学家一起，真正开启了蒙古族士人的汉文学创作，填补和充实了双语的蒙古文学史。元代文坛繁荣，蒙古、色目进士文学家的创作有很大功劳。

第四，高丽进士文学家是元代文坛另一支特殊的群体，虽然人数较少，但对元大一统的真正的多族文坛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高丽进士文学家进入元代文坛形成了一个囊括除日本之外的东亚文坛，在整个文学史上，前之汉唐宋，后之明清，均未出现，以此而论，这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元代进士文学家跨越了种族和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文学活动引领了时代风气，是元中后期文坛的核心和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有元一代文学创作的高峰和标志。因此，研究元代进士文学家就是研究元代最重要的多族文化士人圈的精英文学群体，是元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都需要开辟的领域，然元代进士与文坛关系研究此前少有论述。

首先，与历代的科举与文学研究比较看，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坛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元代进士文学家与元代文坛的研究更少。如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最多。前辈学者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是这方面研究的发轫之作。除了专著之外，研究论文至少有500余篇（以中国知网统计，下同）。宋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如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宋代科举与文学》，吴建辉《宋代试论与文学》，姚红、刘婷婷《两宋科举与文学研究》及大约60篇论文。金代的有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明代这方面的研究较多，最重要的是陈文新主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余来明《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郭万金《明代科举与文学》、朱焱炜《明代的苏州状元与文学》，论文约50篇。清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的论文约50篇。而关于元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仅有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许慈晖《元代科举与文学》（扬州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吴志坚《元代科举与士人文风研究》（南京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约10篇。上述研究，大都以科举与文学为研究对象，尚未集中研究元代进士文学家创作与元代文坛之关系，而从整个学术史看，尚无以元代进士文学家与元代文坛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其次，散见于通史、元代历史文化及文学的研究著作中。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是开山之作。是书从文学、儒学、佛老、美术、礼俗等各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渐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在当时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其中《文学篇》涉及了近20位元代色目进士出身的文学家。

继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之后最重要的研究西域文人的著作是杨镰先生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最具代表性。是书不局限于文学家及其作品，而是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考察西域诗人群体的人生经历、政治生涯、文学活动及两种文化冲撞之下对他们的影响，对于元代文坛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其中对部分色目进士文学家有深入的探讨。杨镰其他著作如《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元代文学及文献研究》，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等都涉及了元代进士文学家。

在通论性质的文学史中，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程千帆、吴志达《元代文学史》(2013)对元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有所论述，对元代进士文学家也有所涉及。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2013)、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2015)、赵其钧《透视元代文人精神文化》(2011)偶涉及元代少数进士的心态研究。

上述著作中涉及的元代进士文学家并非立足于元代进士文学创作的角度，也非立足于元代文坛研究的视角。

最后，元代进士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作为元代科举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元代进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最初对元代进士做过研究的专著是清代学者钱大昕《元进士考》。近年来，关于元代进士的研究中，陈高华、萧启庆、桂栖鹏、沈仁国、余来明及若干日本学者都取得重要的成就。

元代进士题名录较少，元代进士名单的考察至为重要。这方面的成果如楼占梅《<伊滨集>中的王征士诗》(1983)列举了与王沂同年的40位进士的名字。植松正《元代江南の地方官任用につぃて》(1997)考察了37人。陈高华《元泰定甲子科进士考》(2005)确定了泰定元年进士49人。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进一步对元代进士题名录进行了建构。这些成果为元代进士名录的全面整理提供了基础。

当前元代进士的研究中，以下三部著作引人注目：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2001)收录了《元代科举中的高丽进士》、《元代色目人进士考》、《元代的蒙古族进士》，提出了高丽、色目人、蒙古族进士的名单，不仅考察了元代进士的仕宦、政治素质与政治实践及在元末明初的动向，而且考察了元代进士的著述及文学艺术活动。这是当前第一部研究元代进士的专著，具有较强的开拓性和学术性，对研治元代的历史、文学和古代科举制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已故我国台湾学者萧启庆《元进士辑考》（2012年）对元代16次科举的进士名录进行了全面的复原，考知元代进士870人，占全部录取进士1319人的76.4%，元代进士的面貌最终呈现出来。萧启庆以四十年之功实现了重构元代进士录的夙愿，嘉惠后学，让人尊重。萧启庆的其他著作《蒙元史研究》、《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元朝史新探》等诸书对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蒙古色目进士的背景、社会网络及易代之际各族进士的政治抉择做了深入的研究，为元进士的文化和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和参考。

沈仁国《元朝进士集证》是关于元代进士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书重构元朝各科进士录，详细考订各科进士的生平事迹，较《元进士辑考》有所增益，对元朝科举制度的认识有参考价值，对元代文坛的研究也很有裨益。

在围绕元代科举的研究中，日本学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三浦秀一《元朝南人における科举と朱子学》(2003)讨论了恢复和科举对江南士人的影响。森田宪司在《元朝の科举资料につぃて》(2004)中对《宋元科举题名录》、《元统元年进士录》、《元进士考》、《三场文选》各自结构和内容进行了解说。樱井智美《元代カルルクの仕官と科举》(2009)是关于庆元路哈剌鲁的进士讨论。

总之，研究者对元代进士录的构建用功甚大，对元代文学和科举的研究也做了有益的探讨，但未有从元代科举考试中的特殊群体——进士去考察元代文坛之面貌。元代进士文学家与元代文坛的研究尚有许多空白。

近年来，相关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态势。本书的研究希望能为此做出一些贡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全元文》、《全元诗》、《全元词》、《全元戏曲》、《全元散曲》作家及作品统计，元代文学仍以诗文为主，而元进士少有曲作家，故本书论述以诗文为主。

另外，本书引文出自古代文献之今人整理本者，标点或偶有不同，系本人改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