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元代科举考试与元代进士文学家的民族

第一节 元代科举考试与元代进士

一个时代之文坛必有一代文学群体之产生。自科举制推行以来，科举之士便在文坛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士诗人和作家群体因科举而产生，文坛亦因科举而盛衰。但元代科举所处历史文化背景与唐宋明清迥异，故其面貌与影响自有所不同。虽然，元代进士文学群体在元代文坛地位与其他科举时代的文学颇有相同之处，但其时代之特征更为显著。

一 元代科举考试的背景

与前代王朝一样，元代社会也实行了科举取士的途径。然而，元代的科举与唐宋、明清都有所不同。“在中国科举史上，元代是一段明显的变异，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元代科举考试的实行并非一帆通顺，颇为颠簸。前期经过长期的争论，在实施过程中又曾被强行废弃和中断，后期则在战乱中勉强实行。

在正式实行科举考试之前，在窝阔台十年(1238)举行了“戊戌选试”。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识分子和科举》认为“戊戌选试”是“元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元史》卷八一《选举志·科目》：

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1237)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宜术忽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英）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戊戌选试”能够举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耶律楚材(1190—1244)等人的推动。

《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

丁酉(1237)，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守成者必用儒臣”，是历代举行科举的目的，也是耶律楚材请求举行考试的理由。

然而，宋子贞(1185—1266)《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云：

丁酉，汰三教，僧道试经通者，给牒受戒，许居寺观。儒人中选者，则复其家。公初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选试，至是始行之。

显然，耶律楚材推动“戊戌选试”的动机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政治上，为汉地草创的行政体系遴选适当的人才，并且为国储才。第二是救济儒士，使儒士在经济上取得与僧、道相等的特权，压抑日益膨胀的佛、道教团。而“三教”之中，“儒家本为一哲学体系，而非宗教。当时蒙古人对儒家哲学层次当无认识之可言，若说儒家为宗教，则是他们所能理解的”。故以“汰三教”为借口。这“恰以考试僧道的机会来考试儒生的，或许是继僧道之后而考试儒生的”。虽然《元史》所载“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但能够进入仕林的却在少数，仅许衡、张文谦、杨奂、雷膺、许辑、赵良弼等数人而已，故“戊戌之试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举拔官吏，而在于救济流离失所及陷入奴籍的儒士，使他们以‘儒户’的身份，取得优免赋役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戊戌之试不是一次科举考试”。

当时蒙元统治者“以为非便”，此类考试，遂复中止，没有成为经常的制度。然戊戌之试为元代科举考试的实行作了前期的舆论准备。

此后，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丞相史天泽(1202—1275)条具当行大事，曾经提到科举，但没有实行。至元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1190—1273)等请求推行科举取士，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序。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元裕宗（真金）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序以闻”。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谏言推行科举。科举虽未实行，但选举之制已经确立。

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始下诏开科取士，距戊戌选试已有七十五年。

元代科举考试长期停废，既有汉族士人对考试内容争议过大，争持不下，无法作出结论，及胥吏入仕制度取代和排挤了科举用人制度，更有“科举制度的精神与蒙元政治社会组织的中心原则大相抵牾”。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迁延数十年，元代的科举在千呼万唤中才得以实行。

但是，元仁宗虽然接受了自古“科目得人为盛”、“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的科举取士，但无意于改变“根脚”用人制度。因而，“科举取士在统治阶层中并无共识，仍不免常受攻击”，遂成为政权更替的牺牲品。在后至元元年(1335)，右丞相伯颜以“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为由废止科举。在伯颜被罢免，科举被废止六年之后，在至正元年(1341)才得以恢复。

元代科举从延祐二年(1315)首科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共五十二年，其中1335—1341的六年为中断期，实际举行四十六年。其间，元代科举共举行会试十六科，录取进士1139人。

元代科举考试与宋辽金明清各朝相比还有许多不同点。表1-1从五个方面比较了六个朝代的科举的“数字”。

从表1-1可以看出，除元代进士每榜平均数和年平均数仅高于辽代（仅中原东北一隅，与元地域广阔不能相提并论）之外，与北宋、南宋、辽、金、明、清相比，元代科举时间最短，榜数最少，录取进士人数也最少。显然，在这几个方面，元代的科举规模大为逊色。

元代科举考试规模不如其他各朝，其根本原因是元朝当政者并未把科举当做选材取士的主要手段，无意也不愿改变“根脚”用人制度，遂使元代科举考试“规模狭隘，作用有限”。所谓“作用有限”，指的是元代科举由于“规模小，录取人数少，对元代官僚构成成分之影响自然不大”。在1139名进士中，仕至三品以上的显宦不过一百五十一人次，占进士总数的12.5%，无人任中书、行省左、右丞相，任平章者仅一二人。从三品以上的右榜进士，基本上都是掌握实权的要职，历任文学闲职的人次极少。而汉人，尤其是南人进士备受歧视，即使升至高位，也多为“无实权的文学闲职”。故元末人称，元代科举“不过粉饰太平之具”。

所谓“无实权的文学闲职”即为文学侍从之类。如欧阳玄，历任太常礼仪院事、任翰林直学士、国子监祭酒（从三品）、翰林侍讲学士（从二品）、翰林学士（正二品）、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黄溍，历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国子博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事。杨宗瑞，任翰林侍讲学士，翰林学士（正二品）。汪泽民，集贤直学士（从三品）。岑良卿，奎章阁学士（正二品）。谢端，翰林直学士（从三品）。张以宁，翰林侍讲学士（从三品）。林泉生，翰林直学士（从三品）。曾坚，翰林直学士（从三品）。显然，上述诸人在元代虽为“显官”，却没有实际的权力。

虽然，汉人南人进士及少数蒙古色目进士多为无实权的文学闲职，但对于元代文坛却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和影响。

二 元代科举考试的程序

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颁布《科举条制》，制定考试程序：

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

元代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特色是族群配额，其原意是保障蒙古、色目人的仕进特权。从考试内容上，左榜（汉人、南人）明显难于右榜（蒙古、色目）。从录取名额上，乡试各族群七十五名，共三百名。会试、御试录取亦按族群平均分配。仅占全国人口3%的蒙古色目人和97%的汉人南人的人数比例看，这一族群配额的不公平亦显而易见。

三 元代科举考试的贡士和进士

延祐开科之时，元代乡试名额已经确定，在元代的整个科举考试中都未曾改变。

按《元史·选举志》，元代乡试在全国分十七个考区，即行省一十一：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宣慰司二：河东、山东。直隶省部路分四：真定、东平、大都、上都。每次乡试共录取乡贡进士300人赴京城参加会试，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75人（见表1-2）。在其中录取进士100人，四大族群平均分配，各25人。

自延祐二年开科，至至正二十六年元代科举结束，元代共举行16次会试，17次乡试。据文献所载，元代的进士的数量为1139人。《元史·选举一·科目》记载：“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以17次乡试名额统计，每次300人，共有5100个乡贡进士。然历科乡贡进士不足，以“三取一”取进士的标准计算，即1139×3=3417人，即最多有3417名乡贡进士参加会试，除去1139名进士（见表1-3），有2278未中进士。

元统元年科之前，“知举官泥条制之文，止凭赴会试数中三取一，故累举中选者恒不及百。沿袭至是举，会试进士亦不及三百。公（宋本）持论坚请，取中选者百人，实自公举始。”由于元统元年科知贡举宋本的争取，元统元年会试者不足三百，仍中选者百人。当然，由于大部分科次的乡贡进士都未能足额，除元统元年进士科录取百人外，其他十五科均不及百。从历次会试的人数看，延祐二年参加会试135人，录取56人，录取率为41%，也并未严格执行“三取一”即33%的取进士的标准，而延祐五年会试150人取50，则合乎“三取一”标准。故元代未中进士的贡士未有如上面的统计数字。元代乡贡进士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金亡之后八十年始恢复科举，士人大量减少，考生不多，合格者更少。苏天爵《燕南乡贡进士题名记》：“其始也，或阖郡不荐一人”，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元代1139名进士和2000多名乡贡进士是元中后期文坛的主要群体。元代进士出身的著名文学家汉族如欧阳玄、许有壬、黄溍、汪泽民、杨载、宋本、宋褧、吴师道、李黼、张以宁、杨维祯、李祁、李齐、宇文公凉、刘基、李国凤、刘丞直、鲁渊、程国儒、朱梦炎、陈高、曾坚、李延兴、宋讷、高明；蒙古族如泰不华、月鲁不花、达溥化；色目人如马祖常、萨都剌、金哈剌、余阙；高丽人如崔瀣、李仁复、李榖、李穑。他们或是元代中后期文坛的领袖，或是影响一时的人物。

总之，元代科举考试是在元朝建立数十年之后才得以举行，相比较历代王朝，元代科举时间短，录取少，中间又经废止，考试难度及族群配额对汉族士人（汉人、南人）极不公平，而汉族及第者多在馆阁之中，为文学闲职，有实权者寥寥。虽然如此，元代科举一方面因科举产生了许多颇负盛名进士文学家。元中后期馆阁文臣大多是进士出身，他们是大都文坛的核心，在元代文坛最具声望。另一方面，族群配额和考试难度，对蒙古色目人颇为有利，元代文坛因此出现一大批蒙古色目进士文学家，对元代文坛多族格局的形成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