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篇，献给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客家先民
“牵狗上广东——”小时候，每当爸爸牵着我的小手上屋后那个山坡时，常会念起这句话。小小的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把狗牵上广东，只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我会故意赖着不走，甚至往后退，让爸爸用力拉。爸爸越用力拉，我念得就越起劲。长大一点后，我常拉着弟弟妹妹做“牵狗上广东”的游戏，就像拔河，玩得不亦乐乎。又常听大人说“牵狗不上滩”，大意是说人和狗向相反的方向用力，牵不动，比喻一伙人做事心不齐，没有凝聚力。儿时的记忆里，似乎“牵狗”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我不明白，这狗自由自在的，干嘛要牵它。
近几年，奶奶已经九十多了，她劳碌一生，终于清闲下来。清闲下来的老人都喜欢回忆往事，奶奶也不例外。奶奶的回忆絮絮叨叨，不是很连贯，有些内容常常重复：“那个时候做米卖啊，半夜三更还在用米碓子打米。”“挑不起哟，跌一跤，膝头盖跌烂了，回家还要挨大人的骂哟。”“哥哥挑鸡上广东，鸡得了瘟病，一路走一路死，走得手软脚怠哟。”“哥哥打肩担回来，一袋子铜钱倒在桌子上，一家人围着看，哗啦哗啦地数啊。”“阿哥出门半个月哟，老妹想你十五天。”从奶奶的回忆里，我第一次听到“打肩担”这个词。农村有句老话：“世上三样苦，挑担打碓挖坪土。”奶奶的记忆里，挑担的苦，无疑是刻骨铭心的。
后来，我在同其他一些老人的聊天中，又多次听到“打肩担”一词，他们说起打肩担，含着很复杂的感情，怀念、自豪、苦涩、叹惜……我非常好奇，打肩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
查阅史料后，我了解到打肩担是以前山区货物流通的主要方式。兴国是一个客家人聚居的山区贫困县，农民可供耕种的土地少得可怜，生活非常艰难。民国初期，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在地主的盘剥下，兴国人民“上无片瓦下无片土，家无立锥之地”。当时，很多青壮年被迫无奈出远门，靠打肩担谋生。肩担路上有江湖义气、奇闻趣事，一些肩担客走了好运发了财；但更多的是江湖险恶、天灾人祸，很多肩担客落下伤病丢了命。土地革命后，在革命进步思想的引领下，肩担客纷纷投奔红军，参加革命。
渐渐的，我有一股冲动——我要记下打肩担的历史。
然而，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毕竟是陌生的，要搜集素材，必须大量采访。有人告诉我，邻村有个101岁的老红军，他年轻的时候去打过肩担，叫我尽早去采访，早一天是一天，这么老的人，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我立即起程，买了水果点心，在爸爸的带领下，找到了刘明均老红军。那天正好中秋节，老红军的儿子孙子重孙都在家，很热闹，听我们说明来意后，热情地招待了我们，并一定要留我们吃午饭。
老红军耳朵有点背，得凑到他耳边大声说话才能听到。他的牙齿全掉了，口齿不清，很多内容得他儿子在一边翻译补充。尽管如此，我还是采访到很多珍贵的资料。老红军十四岁开始跟父亲打肩担上广东，一年里，走了九个来回。他告诉我上广东经过的地方：北斗山、于都、门岭、牛头江、嘉应州、平源、吉潭、梓山、盘古隘。（这些地名他并没有按顺序说，有的说的还是老地名，我凭感觉记下来，回家后，仔细对照地图，又向其他人求证，才理出从兴国上广东的肩担路线：兴国——于都北斗山——梓山——会昌庄口——周田——筠门岭——盘古隘——寻乌澄江——吉潭——南桥——广东平远——梅州。）老红军说，他第一次去广东，住伙店，要出去买东西，认不到路，就以一个卖蒜子的妇女为记号，买了东西回来，卖蒜子的却走了，他找不到伙店，沿街一路哭，大半夜，父亲找到他。一次，他牵的五只狗被当地老表打散了，他哭着牵着剩下的两只狗继续往广东挑盐，回到家后，却看见走散的狗先回家了，真是高兴啊。一次，父子俩挑的鸡到筠门岭全死了，全靠同伙们的帮助才顺利回家。一次，他在梅州遇见土匪，一个嘴角有颗黑痣的土匪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叫他“放下担子，拿出钱来，不然杀掉。”他老老实实交出身上的三个大洋。后来，他同父亲去找兴国同乡会，会长出面帮他要回了钱，他千恩万谢。老红军说，打肩担太苦，他吃不消，打了一年肩担，再不肯去。正赶上兴国来了红军，他就报名参加红军，那时，他穿着草鞋，敲锣打鼓送得去，发一支驳壳枪，几发子弹，他不会用，哗啦哗啦一下就打光了。后来，他参加长征，在湘江战役中负伤并与队伍失散，沿路乞讨问路，一年多后，辗转走到广东，遇见兴国的肩担客，才带他一起回家。回家后，他只能重操旧业。
我还想向老红军了解更多细节，可是吃过午饭，老红军开始犯困，要睡午觉，我们不便多打搅，只得告辞。
我整合采访所得，写了两万多字的短篇《肩担客》。一些文友看过后，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题材，几乎没有人写过，好好挖掘打造，写成长篇，定能一鸣惊人。我大受鼓舞，决定重振旗鼓，再次出发。
要重新创作，就要继续采访。我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刘明均老红军。可是，当我们再次来到老红军家里时，老红军已经卧床不起，他目光混浊，没有牙齿的嘴巴一直张着，仿佛一个幽深的山洞，上下嘴唇包着萎缩的牙龈，呼哧呼哧的气息从嘴巴里出入，拉风箱一般。家属说，老人一个星期前摔倒了，一直就这么躺着，吊着一口气，恐怕是没几天了。我已不能再说采访的事，留下慰问品，遗憾离去。
爸爸说，邻村的廖乐兰很会聊天，带我去找他。廖乐兰的腿不是很方便，但很健谈，他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听到过的打肩担的故事。他大伯打肩担，走到北斗山，饿了，走不动，就去挖地里的红薯吃，再到沟里喝两口冷水，挑着担子打钉子肩撑到了家。有个叫罗嘞的肩担客，力气大，有武功，过渡船的时候，按担子收费，他把两个人的担子合成一担挑上船，省下了一担的过渡钱。廖乐兰一边说，还要瘸着脚一边演，真是生动。他又告诉我们，他大伯的事他堂哥廖乐通或许更清楚，我们可以去问问。
我们去找廖乐通，他不在家。令人感动的是，下午，廖乐通老人亲自到我们家里来了。他说，肩担路上有很多劫匪，肩担客们都是结伙上路的，走到危险地带，小团伙会停下来，等到其他团伙再一起通过。他父亲打肩担都是跟一个叫罗嘞的人同去，罗嘞有功夫，能保护大家。一次，他父亲卖鸡，一个老板看他父亲年轻，出几块钱定金，等到散市后，伸头在鸡笼里东挑西捡，压价钱。兴国的肩担客看见，一哄而上，压住那老板，要那老板出高价收购所有的鸡。他给我们唱肩担客的山歌：哥哥出门上广东，一走走到北斗岽，北斗岽是拜一拜，保护哥哥冇病痛。我问老人，“罗嘞”是谁。他说，罗嘞是东口村的，大名鼎鼎的肩担客，前几年才去逝，活了九十六岁，罗嘞的亲人，肯定知道更多的事，不妨去找找看。
爸爸又带我去东口村，一打听，发现罗嘞的侄子就是爸爸的老同事黄廷升老师。黄老师告诉我们，罗嘞两百多斤，一餐能吃下三斤猪肉，能挑三百多斤的担子，有武功，五六个人近不了他的身。罗嘞后来当了红军，半路打摆子，留在地方医院，没跟上大部队，回家后又去打肩担。黄老师还说，他的爷爷，也就是罗嘞的叔叔，是郎中，常带着祖传的七心丹、九药丸和罗嘞一起上路。他爷爷有一面小鼓，一路走一路摇，老土匪知道是他叔侄俩，一般不敢抢。有一次，叔侄俩从广东挑盐回来，经过一条小路，树林里窜出五六个蒙面人，把叔侄俩套住，爷爷说：“把你们的灯笼抬高一点。”但那几个是新出道的土匪，听不懂，仍动手抢。罗嘞拿起扁担，毫不客气地横扫过去，转眼间就把五六个土匪打得跪地求饶。
一次，我与均村中学的谢海明老师聊起打肩担的事，他告诉我他的一个亲戚郑远祯老人曾去打过肩担，可以带我去采访。谢老师亲自开车带我去找郑老伯。正好在一家小店里遇见郑老伯和四五个老人在聊天。我们说明来意后，店主很热情地摆好桌子泡好茶让我们坐着慢慢聊。郑老伯说，牵狗很麻烦，有的伙店嫌脏，不肯接，狗也吃饭，算一个人的饭钱，狗天热时不肯走，得一个人在前面牵，一个人在后面赶，绳子要是搅在一块，解开很费劲，一不小心还会被狗咬着。有的人从梅州挑很多盐回来，到路上发货脚，请沿路的妇女挑一程。兴国人出门都很团结，兄弟一样，一人有难，全体支援，有的县就不团结，各顾各的，现在我们说某个人是“打铁佬”，说的就是他不顾大伙只顾自己。
采访中，胡源清老人对我的帮助特别大。胡老是退休老干部，记忆力好，很健谈，他的父亲、爷爷都是老肩担客，跟他讲过很多打肩担的事情。胡老说他老家有一根撑棍，是他爷爷打肩担时留下的，他告诉我撑棍长什么样子，有什么作用，并找来一根棍子亲自演示。胡老还告诉我打肩担的其他装备长什么样，稍脚类似箩筐，有大空隙，轻便；油篓用竹篾编成，内贴油纸，用桐油糊住，不漏油，很轻便。胡老说，他父亲18岁开始打肩担，三十多岁就累出了气管炎，长年卧床，英年早逝。肩担路上有很多土匪，这些土匪平时是农民，遇上机会就蒙上面当土匪，路上常能看见血迹伤员病号甚至尸体。胡老村里有个肩担客，路遇土匪，抢得只剩裤子，吓得魂都没了，回到家后，没几天就死了。
社富乡同乡会会长谢秀松知道我写肩担客的事，主动打电话说他的父亲打过肩担，可以去采访。谢善登老人告诉我：肩担路上，一个咸蛋要吃近十天；受伤了，就往伤口上撒盐；每次回家，妻子都能心有灵犀地在离家三十多里的地方接上他。
非常感谢那些被采访的热心人提供的那么多素材，有了这些素材，肩担路上的一个个人物渐渐在我脑子里活起来，他们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们在肩担路上走着、说着、笑着、哭着，汗流浃背、步履沉重。我多想同他们一起挑着担子从兴国出发，走到广东，再从广东回来。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勇气，没有时间，没有人同行，即使走，也找不到原来的路，物非人也非，走也白走。那就找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象征性地走走吧。
第一次寻访由我家先生开车陪同，目的地是于都梓山和会昌筠门岭。
几次迷路，终于来到梓山镇，茫然地停下车吃早餐，趁着等待的时间，我突兀地问年轻的老板娘：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去打过肩担的老人家？老板娘不知道什么是打肩担，但她说老人家倒是有，房东家就有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奶奶。我冒然走到后院，果然看见一个老奶奶拄着拐杖坐在墙角里晒太阳，我问她是否知道打肩担的事，说了半天，她只是摇头，是听不见我说的话还是听不懂或者是不知道？反倒是另一个房客走上前来告诉我说，她妈妈就打过肩担。我非常高兴，赶紧请她带我去找，但她有事，走不开。她告诉我她妈妈名叫段香发，住在五里多远的机木岭村、叫我们自己去找。按照她的提示，我们果然找到了正在铁路边砍柴的段香发老人。老人88岁，十五岁开始，从梓山挑盐去兴国，都是帮老板挑的，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有，一趟得80个铜壳子脚力钱。他们吃不饱，没力气，过北斗山的时候，脚发软，求老板给顿饱饭吃，老板就请伙店里煮了一甑红薯丝拌饭，让他们饱餐了一顿。晚上没床睡，她坐在别人床边挨到天亮，冻得缩成一团。我问老人，有没有去广东打过肩担。老人说，没有，那么远的路，女人哪受得了，说着，老人无限感慨地唱起歌来：“广东挑盐实在难，路又崎岖人又蛮。上岽当得楼梯子，树叶泡茶要钱买。”我又问老人，当年跟她一起打过肩担的还有健在的吗？老人感叹道：都不在了，就剩她一个了。不过，老人说，河对面有个观老板，他们家几辈人都在梓山河边开伙店，见过很多肩担客，可以去找一找。
我们几经周折，真又在河对面找到了观老板。但观老板说，开伙店是他父亲时候的事，他家的伙店早拆了，现在盖了新楼房，儿子儿媳在经营服装生意。看到我们有些失望，观老板说，可以带我们去河边看看，那里还有一些老房子没有拆。走在梓山的古街上，两边的房子大都已无人居住，年久失修，都快要倒塌了。我们走进一家保存尚完好的房子，主人说那是曾经的伙店，进门是一个大厅，厅后一个木楼梯通往二楼，楼梯后面是厨房，厨房后面是一个小院子，有几排低矮的小平房，是茅厕和关狗关鸡的地方。二楼都是客房，大间小间，都用木板隔开，房间里已经不见床，都堆满杂物。观老板又带我们到河边，指给我们看梓山河的上、中、下三个码头，他说，当年，这些码头可繁荣了，每天的商船来来往往，货物装上卸下，人群挤挤挨挨，现在，都荒废了。
离开梓山前往会昌筠门岭，先生的一个同学介绍我们去找周田村的王书记，说他会给我们安排好采访对象。果然，等我们到达时，王书记已经找好一个打过肩担的人，87岁的王秀祯老人。老人15岁开始打肩担，从周田挑鸡牵狗去梅州，从梅州挑盐回筠门岭，来回10天。一路上，有很多“打短棍”（打劫）的，都蒙着面，只露出两只眼睛。路上有很多死鸡死狗，得了病，没死的也扔掉。快到梅州城的时候，很多妇女来接脚，大部分接脚的人是为了挣几个苦力钱，也有商铺来捞货的，或是伙店来拉客的。
采访完王秀祯老人，王书记又带我们到筠门岭老街上参观。筠门岭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明代起便一直是赣粤闽商品运转的重要埠岸和枢纽，它是一座因河而生因盐而兴的历史名镇。繁荣时期，穿镇而过的贡江河边同时拥有十几座盐仓，油、盐、米、豆、杂货、熟食等商铺比比皆是，每天有成百上千的肩担客往来穿梭。密布河岸的客栈遗存，是筠门岭商贸繁荣的历史见证，只不过如今大都已是破败不堪，断壁残垣。
第二次寻访，我只身坐火车前往梅州。到达梅州时，是凌晨五点多钟，天还没有全亮，我走出火车站，一伙摩的司机围着我，问我要去哪里。我哪里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说，我想找老人，老房子，了解以前打肩担的事情。听我这么说，一些司机无趣地走开，只剩一个上了年纪的司机，说他听过打肩担的事，可以带我到江北的公园里找晨练的老人了解情况。公园里果然有很多晨练的老人，我鼓起勇气向他们打听打肩担的事，大部分人被突然问起，觉得莫名其妙，不太愿意或是不太知道怎么回答，少部分人被问道，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我。有的说，他知道一条古道，是原先江西人挑盐走的路；有的说，他知道一家旅店，现在还在，叫广宾旅店，以前很多打肩担的人在那里住宿；有的说，梅州的盐是从潮州经松口镇运过来的，松口镇现在还有很多老盐仓呢；有的说，他的太爷爷挑盐去江西，在路上捡回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带大后，成为了他奶奶。有一个退休的老公安正好晨练完毕，他说可以带我到老城区去看看，他家就在那个广宾旅店旁边。
我跟着老公安去老城区，走在狭窄破旧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历史，回到了那个远去的年代。广宾旅店真的还在，只是现在已改做仓库。在老城里，到处可见“客家”字样，客家包点、客家美食、客家服饰、客家手饰，连语言也都是大同小异的客家方言，天下客家是一家，走在梅州老城里，真的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
漫无目的地游走老城区，信步走到一个摩的司机面前，请他带我去客家博物院。司机姓吴。路上，他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去客家博物院。我说明来意，他马上说，他妈妈就去打过肩担，可以带我去家里采访。我高兴得不得了，真是太巧了，有句时髦的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真的信了。我买了些水果，去拜访吴司机的老母亲。老人家叫宋菊英，今年89岁，回顾起打肩担的往事，她眼泪汪汪，不停感叹“那时苦啊，真是太苦了！”老人家十六七岁挑盐去筠门岭，没钱吃饭，就吃巴蕉蔸，吃得全身浮肿，没钱住店，就蹲在伙店门口的墙角里露宿，冻得浑身发抖。路上打肩担的人很多，来来往往，像赶集一样，都穿草鞋，用烂布做肩垫，路上死人也很多，没人埋，等到发烂发臭了，义务善社的人才会草草掩埋。我和老人聊天的同时，吴司机忙着在厨房煮肉丸，他说这是梅州的特色肉丸，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么新鲜的梅州肉丸。我无限感激地端起满满一碗肉丸，吃在嘴里，果然特别鲜美。
从吴司机家里出来，他又送我到客家博物院，我要给他车钱，他不肯要。我一再坚持，他才收下50元。临走时，他留下电话，说有事可随时找他，他还告诉我，他们村还有一个打过肩担的老人，现住在敬老院，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带我去找她。目送着吴司机骑着摩托车冲进瓢泼大雨中，我心里特别温暖，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带给我的由衷的感动。我在客家博物院整整参观了一个下午，了解到客家人的历史变迁，生活习俗，认识了很多客家名人，深为客家人团结合作、坚毅不拔、勤俭创业、冒险乐观的精神品质而骄傲。
第二天一早，吴司机发来短信，问我要不要去找敬老院的那个老人。我感觉疲倦，不想再走，没有同去，这让我辜负了吴司机的一片好心，更成为此次梅州之行的一大遗憾。现在想弥补，又怕像刘明均老人一样，已经来不及，不敢再去触碰。
第三次寻访由兴国县作协的刘惠龙和陈玉桃两位帅哥陪同，前往于都的北斗山。用手机导航，老是带错地方，问了好些人，终于找到北斗山。水泥公路直通山顶，但弯曲陡峭的盘山公路仍然让我们走得胆颤心惊。站在北斗山顶上，四处崇山峻岭如汹涌的波涛，一层层直涌到天边。遥想当年，肩担客们挑着重担，翻越一座座高山，走过一道道横排，何等辛苦！公路两旁，偶尔能见到一段段没有被修路时挖去的残缺的石阶古道，现在的人，连空着手走路的都难找几个了，又到哪里去寻觅肩担客的身影？山坳里，还有一排完全倒塌了的老伙店的残砖断瓦，落寞地诉说着当年那一段艰苦的岁月。
第四次寻访尤其令我感动。我想接着走完从筠门岭到梅州的那一段路程，临行前，我试着向周田的王书记打电话，看他能不能给我在盘古隘找个向导，没想到王书记竟爽快地答应亲自同去。我到达筠门岭的时候，王书记已安排好午饭，并派人在车站接我。吃完午饭，王书记又安排车把我带到盘古隘，他的一个朋友王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王老板带我到盘古隘的街上转悠，说这条街原先两边都是伙店，可繁华了。盘古隘上没有河，没有湖，用水全靠两口井，这两口井很神奇，常年不干也不溢，一口井里养不活鱼，但做的豆腐特别鲜嫩，一口井里小青蛙小鱼儿活蹦乱跳，酿的酒特别香醇，以前打肩担的人路过，都要喝喝井里的水，防病祛灾。王老板又带我到生佛寺，给我讲生佛寺的传说以及它的一些灵异事件。王老板的伯母在生佛寺里做事，九十多岁的老人家，身体依然硬朗，慈眉善目，不停地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她也曾打过三年肩担，后来被土匪抢光了，回到家里哭了好几天，再不敢去了。王书记在盘古隘安排了丰盛的晚饭，吃过晚饭后，又叫人开车带我过寻乌。离开时，我能说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何以如此热情地帮助我，我只能解释为这是人本性中的善良。
下一站要重点寻访的是一个叫玉水的古村。从寻乌坐班车去梅州，路上有好几处堵车，司机不得不改变路线，走了一条偏远的小路。四个多小时的颠簸，加上妊娠反应，让我一路昏昏沉沉闭目养神。快到梅州城的时候，我突然睁开眼睛看外面，一眼就看到公路边“玉水古村”的牌子，真是神助我也！我激动地跳起来，让司机停车。路边有一家小餐馆，门前闲坐着几个人，我向他们打听玉水村，他们说，离玉水村还有十五六里的乡道，不通汽车。我请他们用摩托车送我进去，他们就推举了一个满头黄毛，一身泥巴的小青年来送。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摩托车沿着乡道往里走，越走越荒凉，我开始有些紧张，不知道那小青年将把我带向何方，他会不会起害人之心，万一出点什么事，我连一点线索都没给家人留下，我甚至不敢掏出手机打电话，怕反而激怒了他。既然上了“贼”车，就硬着头皮住里走吧。总算顺利来到玉水村！玉水村群山环抱，林木苍翠，古屋、古桥、古榕、古道、古客栈错落其中，好一派田园风光。玉水村是以前梅州至江西的重要通道，走在村里的石砌古道上，耳边仿佛还萦绕着肩担客辛酸凄美的山歌声：“挑担阿妹苦难言，一步唔得一步前，挑得重来挑唔起，挑得轻来又没钱。”“穷人日子苦难堪，跳远迢迢来挑担。食多食少也爱去，脚盘血水流脚踵。”村中住着的大多是老人，我问见到的几个老人，知不知道当年打肩担的事。他们指着门前的石砌古道说，怎么会不知道，在以前，这就是省道，每天挑担经过的人像蚂蚁牵线一样，接连不断。小青年饶有兴致地陪我一起参观，他是搞花木场的，对村中的古榕古桂花树很感兴趣，他很惊讶还有打肩担一说，听到我想要写小说，更是惊讶，言语中还充满期待，似乎是他带我来采访的，这小说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看到他那单纯的样子，我为之前对他的怀疑感到惭愧。从玉水村出来，小青年叫我去他的花木场里看一看，我没有拒绝。走进他的“花开富贵”花木场，才知道这小青年其实也是个小老总，替他哥哥管理着几个大型花木场，生意做得很大。在他的花木场里，我第一次见识了树葡萄，并亲口尝了，酸酸甜甜，很好的味道。我要付他车费，他坚决不收，说就当是他也参观了一回。我之前还担心他会狠狠宰我呢，看来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除了感谢，我还能说什么呢？临走时，我特意问了他的名字——黄裕达。
这两年里，为着搜集肩担客的素材，我走了很多路，见了很多人，了解了很多事情，一路走，一路收获，一路感动。肩担客作为一种职业，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他们贫穷、辛苦、危险的生活状态，勤劳、坚韧、团结的精神品质深深地震憾了我，我要记下这一段历史，以此激励后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我采访中遇到的那些人，他们的热情、朴实、真诚给了我巨大的帮助，让我相信人间处处有真情，只要勇敢去闯，路就在脚下，我要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以表达我内心深处最诚挚的感激。
第二次动笔，我写成了十五万字的小长篇。小说以肩担客们的谋生、抗争、觉醒为主线，并融入了客家人的历史变迁、民风民俗、精神品质，以此向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客家先贤献礼。之后的五六年里，我又陆续修改了十余次，想起贾岛的“推敲”，想起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想起曹雪芹的“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感触特别深。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小说一直未正式出版。去年五月份，县文化馆原馆长潘毓祥去梅州出差，他说，来到梅州就想起了《肩担客》，催我要赶紧出版。是啊，这几年，我都生出两个小孩来了，《肩担客》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怀了那么久，要让它出来见世面了！潘馆长不但催促我，还逐字逐句审阅、补充、修改文稿，并协同县红土地研究会主席刘开连联系出版事宜。潘馆长和刘主席的这份恩情，我终生难忘。
《肩担客》，我的孩子，带着对一段历史的敬意，带着对所有关爱的感恩，小说终于要与世人见面了！我希望他是可爱的、阳光的、充满活力的；我更希望他能被读者接纳、珍爱，捧在手心里细细品读，久久回味。
廖晓云
2021年5月29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