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

从15世纪开始，关于自然的新发现挑战了古老的权威。例如，新大陆上有着古代手稿或《圣经》（Bible）中没有提及的族群和生物。为了应对此类挑战，一些人通过精心策划论点、调整证据来适应现有的“正统”观念。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例如“科学方法之父”、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他认为，自然哲学家必须条理清晰地持怀疑态度，并愿意放弃代代相传的权威。培根的科学推理方法不是采用未经证实的假设和从一般到具体的推理来检验经验观察的结果，而是从具体观察开始，从而得出可能的一般假设19。

收集证据的新手段有助于建立科学方法，志同道合的组织会促进思想的传播和确立。在他未完成的乌托邦幻想《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lantis, 1627）中，弗朗西斯·培根描述了本萨勒姆（Bensalem）。这是一个以“慷慨与开明、尊严与辉煌、虔诚与公共精神”为特征的组织机构，由智慧的、自封的精英以科学原则为基础进行治理。这个组织机构的核心是所罗门宫，它是一个纯粹的应用研究机构，配备了包括“两个非常长且漂亮的展览廊”在内的一系列设施。其中包括发明家的雕像，以及“各种相当罕见和优秀的发明的图案和样品”。20所罗门宫还包括一个理想的植物园：

广大而多样的果园和花园，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尊重美丽，不如说是看重适合各种树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的各种各样的土壤；还有一些非常宽敞的地方，种植树木和浆果……在这些地方，我们同样实践了嫁接的所有结论，以及对野生树木和果树的接种，从而产生了许多结果。我们通过技术可以提前或推迟……树木和花朵的生长季节，并且比自然生长的速度更快地生长和结出果实；我们还通过技术使它们比原本更大，它们的果实更大更甜，味道、气味、颜色和形状与它们原本的属性不同；其中许多可以入药使用。21

1660年，当皇家学会在伦敦格雷舍姆学院（Gresham College）成立时，“所罗门宫”的理想似乎实现了。22培根“新哲学”的核心是实验，而这个核心也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其中包括牛津大学瓦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的院长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所认可的。尽管他们相信客观证据对于认知世界的重要性，但学会成员与普通民众一样，持有源自宗教、神话和神秘主义的多种信仰。23

皇家学会很快认识到确保其理念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性。在其成立后的五年内，它出版了第一本主要出版物——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显微图谱，或放大镜观察微小物体的一些生理描述》（Micrographia,or,Some Physi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Minute Bodies Made by Magnifying Glasses,1665），并随之进行了观察和调查。24这本科学畅销书激发了人们使用显微镜探索自然并推测世界如何运作的灵感。1668年，牛津大学在谢尔登剧院（Sheldonian Theatre）的内部建立了一个印刷车间，并学习了运用印刷的力量来控制思想传播，甚至可能还能赚钱。25

现有观点的支持者自然会感到来自新哲学的威胁。26例如，在1667年，基督教会未来的牧师罗伯特·索斯（Robert South）在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宣讲道：

看到一群猥琐的、浅薄的暴怒者，把无神论和对宗教的蔑视视为智慧、勇敢和真正谨慎的唯一标志和特征……谴责所有古代的智慧，嘲笑所有的虔诚，以及可以说是对整个世界的新构建，这不能不引起所有有识之士的义愤。27

两年后，一位大学的公共演说家代表官方，在谢尔登剧院开幕时重申了自己的观点：“（索斯的布道）很长，并且不乏一些对皇家学会作为大学的幕后黑手的恶意和不体面的批评，而这是非常愚蠢和没有事实根据的。”28他的听众包括皇家学会中的有影响力的成员，如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他的藏品是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的基础]、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瓦德姆学院的前任院长和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谢尔登剧院的建筑师和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作家、学者和园丁）。

到了20世纪中叶，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观念再次发生了转变。客观检验假设的价值体现在“可证伪性”的概念中。一个关于世界的理论必须提出能够被检验和证伪的假设。一个理论被接受，直到由它产生的假设被拒绝。今天，科学家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工作，但他们工作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原则，即通过观察、假设、实验、评估和重新测试的互动过程来理解自然世界。29科学是流动的，它不断发展和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因为新的事实被纳入现有的想法或不受事实支持的想法被抛弃。例如，两个基本的生物学思想，达尔文进化论和孟德尔遗传学，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30随着这些想法在20世纪早期成熟，它们改变了我们对生物、我们自己和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的看法。31

如上所述，科学家不是孤立地工作的，他们受到前辈、同行以及所生活的地点、时代和社会的影响。32以前，植物知识在思考植物的学者和与植物打交道的工匠（例如园丁、林务员和农民）之间是分开的。现代科学家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区分，因为他们通过成像、化学或分子技术，或者计算和数学的力量揭示了关于生命的更微妙的细节。

政治冲突、欧洲帝国的商业需求以及奎宁（金鸡纳树）和橡胶（橡胶树）等植物的药用和经济潜力的发现等全球性事件，一直是植物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33

然而，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一些地区性的、内部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牛津大学对植物学的贡献。

大学教授在任职期间对植物学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34那些担任教授职务的人，同时承担起临时的管理和领导的责任，从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主要体现在从平庸到非凡，从专制到民主，从自私自利到大公无私的各种角色上。

牛津大学间歇性的植物学研究归因于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文科大学”对科学的明显敌意；另一方面是牛津与伦敦（18世纪）和工业创新中心（19世纪）的距离，以及它作为“绅士之子的精修学校”的作用。35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一些来自牛津以外的教授，带着伟大的变革想法来到这里，最终被学校的现实所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