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杨汀博士在她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后呈现给大家的，这是一部以我国“入世”后融资租赁业真实发展状况为选题的专著。除了我本人的博士毕业论文《融资租赁及其宏观经济效应》于2004年出版，并获得当年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外，我后来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合作的博士后中，共有11位同学以融资租赁为选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但最终成书出版的仅此一部。在此，祝贺著作的问世！

第一，我与杨汀因融资租赁而结师生缘。

杨汀对融资租赁这一金融工具的热爱，成就了我和她之间的师生缘分。依稀记得是2012年，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专业的本科生，杨汀获得贸大保研的资格，她来联系我做她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因为她并没有选修过我给本科生讲授的融资租赁课程，我非常好奇地问她请我当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原因。她给我的回复是，她觉得融资租赁是非常好的金融工具，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她觉得这个金融工具对经济的发展特别有意义等；鉴于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积淀云云，她特别希望我当她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就这样成了杨汀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二年杨汀参加直博选拔成功，进而进入博士学习的通道，我又转成了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过去十年，我们其实是跌跌撞撞一起走过来的，可以说我们成就了彼此。杨汀天资聪颖、英语基础好，而且特别勤奋努力、自律性强，是个自我驱动型的学生。然而，她当时的一个显著弱点是，缺少一种作为科研人员所需要的自主创新的原动力。相比较而言，作为博士生导师，我的强项是对中外融资租赁的认知非常通透，我的头脑中储存着大量关于融资租赁不同方面的选题。然而，我的显著短板是没有经历过欧美博士的系统学习，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掌握，缺乏现代经济学所需要的数学研究方法的积累。尽管这些短板有我个人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在过去10多年间，在我国经济学研究方法由原来的纯文字表述的逻辑分析向数学分析方法转变的过程中，我的这些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对博士研究生的全方位指导。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杨汀开始博士学习的前两年，我们并没有特别充分、有效地进入博士研究的轨道。我在等着她来找我探讨她的研究与问题，而她却像在过去的本科硕士学习时那样，等着我这个导师来给她“布置作业”。这种错位导致我们浪费了博士学习前两年的时间，等到我们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时，我们都感觉挺遗憾的。非常幸运的是，大约到了杨汀博士学习第二年的下半学期，我们同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从此，我们开始进入比较好的沟通状态，我的指导开始一点一滴地渗入她的成长过程。在指导她为Euromoney撰写“World Leasing Yearbook”中国分报告时，我帮她理解怎样有逻辑地组织文字；在我们一起研究横向课题“国外租赁公司与厂商合作模式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提高了对融资租赁作为促进设备制造商扩大销售的金融工具的认知，特别是在她伦敦交换学习期间，我作为她的导师也到伦敦进行了20天的导师随访。我们一起与她的外导交流，一起在大英博物馆聆听“World Leasing Yearbook”重要的参与者、White Clarke Group 的创始人之一Ed White 先生给我们讲述他怎样意外地进入租赁领域从业的人生经历：20世纪70年代初，当他从剑桥大学空间物理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后，却无法在伦敦找到对口的工作，意外地遇到了Clarke先生，应邀给当时的巴克莱银行租赁公司开发租金计算软件，当他们成功地将当时刚刚问世的计算机应用在租赁领域推广第一单后，他们合办了 White Clarke公司，并发展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租赁IT公司；他与Clarke先生合作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租赁的书Leasing，并且，在他们的书出版后不久，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外贸学院（贸大的前身）的罗真耑老师，那时正在英国进行学术交流，主动到他们公司，请求Clarke先生允许她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图书（而这部中文版的《租赁》，恰恰是我在80年代末开始研究融资租赁时的启蒙著作之一）。

在我们共同讨论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几乎每两周，她都会提出若干个问题，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为她梳理方向，提供答案，交流难点、疑点……每一次，两三小时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回顾我与杨汀近10年的师生合作过程，我的感触是，因为对融资租赁这一金融工具的积极作用的认知与热爱，见证我们的共同成长。老师能遇到真正热爱老师研究领域的学生，学生能遇到感兴趣研究主题的老师，这对彼此是一件幸事。

第二，我们挖掘论点的过程以及对最终结果的无奈与遗憾。

首先，关于融资租赁的认知，与国际上的普遍共识不同，我国至今仍存在认知偏差。

从世界融资、各国融资租赁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国际上的普遍共识是，融资租赁交易是各种融资租赁机构为新设备的使用者，通过租赁的方式来提供中长期的融资，这也是融资租赁的本源。融资租赁从其产生之初到如今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一直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或者说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核心特征，使得它在已经十分成熟完善的欧美金融市场获得存在的必要性。

从中长期资金提供者的角度来观察，银行的中长期贷款、资本市场上企业发行债券与票据，都是中长期融资的金融工具。作为中长期资金提供者的各类融资租赁机构而言，作为债权人，其在开展业务时，以设备本身作为管理和控制承租人信用风险的抓手，重点关注作为债务人的承租企业设备使用所产生的现金流，以此为基础来安排租期与租金的偿还。这是各国融资租赁市场上租赁融资展现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基于这一特征，在公司金融的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推论是，与银行贷款相比较，租赁融资具有较强的债务治理效应。

然而，在我国“入世”后，特别是2007年我国放开银行系金融租赁公司设立后这10多年的融资租赁业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现实实践以及由此得到的认知，与国际共识是有偏差的。一方面，因为“入世”谈判过程中欧美谈判代表的推动，吸引我国众多投资人对融资租赁机构产生广泛关注；另一方面，由于监管的放松，我国融资（金融）租赁公司等融资租赁机构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以回租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年投放额，在2010年前后，使我国年租赁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

可是，作为一名持续研究中外融资租赁发展的学者，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欣喜，而是隐隐地担忧。尽管回租的大规模发展，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性，但却不能代表我国融资租赁发展方向的“正确性”与“可持续性”。

回租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我国融资（金融）租赁机构的增多，需要具备融资租赁机构经营管理能力的管理者无法在短期内具备。于是，众多擅长银行信贷的银行管理者成为融资租赁机构的管理者。直接具有类信贷特征的回租方式成了大家的一个“聪明”的选择。另一方面，在我国经济领域，长期信贷性质的资金，需求量大、供给不足。于是，我国各类融资租赁机构与承租人的供求双方一拍即合，这是我国融资租赁市场回租方式占据统治地位的合理性所在。

通过回租方式提供的大规模资金，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它为客户提供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可得的中长期融资方式。而这种中长期的融资，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一种融资方式，特别是其满足了我国民营经济的长期资金需要，以及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出现后的长期建设性资金的需要。

可以说，回租方式，特别是以旧设备，甚至凑出来的设备、收益权等为基础实现回租交易，并没有体现融资租赁这一金融工具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我国融资租赁业经历10多年发展，与国际共识的偏差所在。

其次，我们确定研究选题的初衷与最终落笔的无奈。

影子银行是国内外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国际上，学者对影子银行的认知是中性的，而我国监管部门对影子银行的认知比较偏向负面。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过程中，我曾建议从影子银行的角度来探讨融资租赁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基于我30年来关于中外融资租赁业发展的观察与研究，我的直觉结论是，作为具备租赁本源特征的融资租赁业务，可以成为我国的“好”影子银行；反之，如果仅仅发挥了融资业务的作用，但却没有发挥出以新设备为基础的融资租赁业务的作用，那就是我国的“坏”影子银行了。

在开始讨论具体选题的时候，我的初衷是怎样证明融资租赁在我国发挥了“好”影子银行的作用。我非常希望从正面的角度去研究融资租赁对我国经济可以贡献的力量或者作用是什么。按照我多年的研究经验，我一直认为，融资租赁是支持实体经济最有效的金融手段。无论从金融供给侧的角度还是从金融需求侧的角度去观察，融资租赁都是一个特别迫切需要发展和完善的金融工具。我特别希望，能以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指导我国融资租赁实践的理论基础。

显然，好与坏，并不是经济学的表达方式。要实现“好”影子银行这个角度的研究，我们需要找到支持“好”影子银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还要有相应充分的数据来支撑我们的实证研究。囿于我经济学理论基础薄弱，更由于我国“入世”后融资租赁业的真实发展状况，当我们试图搜集数据来支撑我们关于租赁本源的正面作用的分析时，我们几乎找不到上市公司新设备租赁的相应数据。与此相对，我们搜集到大量的上市公司以回租方式融资的数据，我们不得不做了关于我国融资租赁“坏”影子银行的研究。

我们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即使是“坏”影子银行，以类信贷为主要特征的回租业务，也为我国经济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提供了一种长期资金来源，这是回租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是，由于回租交易中没有新设备做基础，使得其债务治理效应大幅度减弱；而去产能企业利用监管部门没有限制融资租赁机构的为其融资的政策纰漏，利用回租方式获得大量融资，达到监管政策套利目的。这两个研究结论都属于融资租赁的负面作用，这也是我们感到无奈与遗憾之处。

第三，对未来的期许与展望。

2017年，中央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后，我国金融监管的格局与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对融资租赁业的监管随之规范和严格。同时，我国经济转型中对制造业的关注再次提高，特别是将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这些融资租赁业的相关法规措施和融资租赁业发展基础的变化，给我国融资租赁业回归本源的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我国融资租赁业能否最终实现回归本源的发展，除了这些外部环境的完善外，更为根本的是，我国各类出租人，即我国的融资（金融）租赁公司，能否“修炼内功”，能否熟悉新设备融资租赁的业务流程，让自身真正具备设备资产租赁融资交易下的风险管理能力等，使我国的融资（金融）租赁公司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不可或缺的一类金融机构，使融资租赁工具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独具风险管理特征的一种金融工具，像国际上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样，使融资租赁能够成为帮助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扩大销售的有效金融手段。

我国融资租赁的未来可期。更期待，杨汀博士能够持续跟踪中外融资租赁发展，不断精进研究成果。

史燕平

2021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