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舒适感——过犹不及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做某件事不好，却还是停不下来？答案：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舒适感上了瘾。

“为什么我总是做一些会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的事情，而不是那些对我来说更有帮助和更有建设性的事情？”绝大多数人都在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不断陷入内心的挣扎和煎熬。

“为什么我的生活一团糟，健康饮食计划也半途而废？”“为什么我原本计划去健身房，却发现自己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为什么我明明知道耐心的教育会更有效，却还是忍不住对孩子大发雷霆？”“为什么我已经下决心要果敢一些，却依然缩手缩脚？”“我明明每个月都只负担得起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度，为什么还忍不住网购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为什么我总是在需要学习的时候沉迷社交媒体不能自拔？”“为什么身边的人似乎都不像我这样，经常担忧自己的健康？”“为什么每天下班回家我都会忍不住喝上一两杯酒，不然就浑身难受？”“为什么我总是担心这操心那？”“为什么在面对生活中的同一件事时，我会倾向于看到好的一面，而我丈夫的看法总是比我悲观？”“为什么我总在逃避那些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而沉湎于那些我不希望自己做的事？”

为什么？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这些问题，一个我们已经求证多年的新理论可以给出明确且实用的答案。用最简单直白的话来说，这个理论假定人类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发展出了两种应对事物的模式，基因和遗传是它们的本源，大脑的化学特性是它们的基础，而压力则是触发它们的条件。这两种模式既为我们平添了某些宝贵的特质，又给我们带来了可以预见的挑战。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拥有先见之明，以及用复杂的方式预测未来的能力——我们用这种能力指导自己的决策。想象一下，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舞台，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快速地排演各种各样的情景。研究显示，在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凡事都可以有迥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和结局，我们可以通过与其互动，积极地影响结果的走向。实际上，每个人都是预言家，也是偶然性的制造者。如果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事情就真有可能变成这样或那样。我们在脑海中设想不同的情景是为了模拟可能的结果，这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基本的依据。我们会在脑海中给设想的情景添加不同的“滤镜”，每一种都会产生对应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积累造就了我们的行为。这些滤镜包括：过往的经历留下的记忆，耳濡目染的文化，家庭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和态度，对身边人的感情，想象的能力，需求和欲望，在特定情况下受到的物理限制，以及独特的脑化学反应。其中，最后一种滤镜隐藏得很深，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想弄明白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它是我们理论的核心，也是本书的主题。

合著的缘起

我们两个是在几十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虽然各自的专业不同，但我们很快便开始热火朝天地探讨双方交叉领域的问题，着实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戴维是一名临床医生，他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医治患者的任务中，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患者的身体出了“什么”异样的问题上；康奈尔是一位心理学家，更关心事物“为什么以及怎么”发生。戴维当然知道，在他接诊的患者中，很多症状都源于患者的心理，而康奈尔也目睹过前来求助的患者，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都因为难以自持的悲伤和忧虑，而产生切肤刻骨般的生理反应。我们的看法时而有分歧，时而又一致，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每次都能从对方身上学到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一直认为，对一种疾病来说，“什么”和“为什么”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两个都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压力。无论是积极的压力，还是消极的压力，都是不好的压力。它就像阴险小人，时不时冒出来搞破坏。结识之后，我们曾经为压力是不是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诱因而争论不休。有一次，戴维挖苦说：“你的理论没有依据，听得我都快得胃溃疡了。”当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82年，科学家证实消化性溃疡主要是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

由于对不同的写作题材感兴趣，我们曾各自埋头于自己的创作。戴维喜欢探讨成瘾的机制和大脑的生化反应，而康奈尔则写了几本有关感情问题的书，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讨论压力与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今回首，40年的对话与合作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同舟共济，目睹过对方的痛苦与低潮，也见证过对方的喜悦与风光——庆生会、父母过世、在炎热的夏夜一起看洛杉矶道奇队的棒球比赛，更不必说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喝几杯啤酒了。我们的脾性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都对工作充满热情，对生活充满热爱；我们都对事物背后的机制和原理抱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非常关心自己的朋友、家人和患者。虽然我们的相似之处有很多，但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戴维是个擅长社交又外向的人，相比之下，康奈尔要安静和深沉得多。如果说戴维是个凡事都习惯看到光明一面的人，康奈尔就是一个对事物的阴暗面极富洞察力的人。我们两个分则缺点明显，合则优势互补。

我们在经年累月的职业生涯中亲自见证了美国社会越发激烈的竞争、日益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爆发式增长的压力。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情绪问题加剧了患者的生理不适，反之亦然。通过分享和谈论各自遇到的病例，我们得以深入探究情绪与生理之间的关联。渐渐地，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压力——以及患者应对压力的方式——成为影响个人总体的满足感（或者说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与寿命长短的最重要的因素。有的患者摸索出了一套辨别和化解压力的方法，而有的患者始终不明白兹事体大，固执地对压力视而不见。接诊患者的同时，我们也在剖析自己，并关注压力对自己生活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压力其实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对压力源（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强加给我们的不适感“做出的反应”。后者才是认识压力的关键所在，它是我们的认知普遍缺失的那块拼图。

随着我们（以及我们的患者）逐渐变老，我们对新兴的生物老年学越发感兴趣。确切地说，吸引我们的是导致人体衰老的核心原因，以及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加速或延缓衰老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应激和压力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五脏六腑的功能、微生物组的构成、患病的风险、睡眠模式、锻炼的意愿、饮食习惯，以及情绪状态。压力和寿命显然是一对相关因素，而我们正在尝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联。

我们为衡量人体衰老的速度提出了一种量化方法。本质上，它其实是一份详尽的问卷，由此收集的信息可以计算出寿命商数（longevity quotient），简称寿商（LQ，它与衰老的速度呈负相关关系，LQ越高，代表衰老的速度就越慢）。这份问卷的分值与智商测试相似，LQ的平均值被设定为100。我们给这份量表取名为“寿命量表”。遗憾的是，这种测量方法有其内在的缺陷。问卷里有近400个项目需要患者向他们的医生求助，才能获取相应的信息，这个测试的烦琐可见一斑。尽管如此，但它仍让我们有了按年龄和性别比较患者情况的宝贵途径。数据是有了，可如何诠释这些数据又成了问题，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有的患者得分更高，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帮助得分较低的患者稳定地提升分数，说来说去还是基因好坏那一套。但我们有一系列明确且有用的信息可以与患者分享。让患者明白有哪些举措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只是绝大多数人都对我们提供的信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想让他们付诸行动简直难如登天。

关于压力和压力对人体及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我们翻阅过大量文献。但看得越多，我们就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认知瓶颈。虽然我们抱着十分开放的心态，但目之所及，却看不到更为深刻的洞见，大多都是换汤不换药或东拼西凑的陈词滥调。我们想不通为什么患者总是明知故犯、无力做出改变，更不要说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了。

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能够引起与衰老相关的疾病、加速或减缓衰老的行为，但我们的发现更为深刻。我们看到的行为并不是直接与衰老相关，而是与唤起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程度有关。那些遇事表现得情绪稳定的人，与那些情绪不稳的人十分不同。我们的行为与神经递质的分布有关，行为是中枢神经系统应对压力的外显。应对压力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基因中，以神经化学的形式代代相传。只要从成堆的研究和论文中抬起头，我们便可以在自己的家人、朋友、父母，当然还有我们自己身上，看到类似的机制。它是如此简单，又如此精妙：压力让我们遵循特定的模式采取行动，而理解这些行为需要我们认识自主神经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之所以被冠名为“自主”，是因为它不需要主观意识的参与，就能控制那些生死攸关的生理系统。比如，心脏的搏动，呼吸，血压随体位的改变而改变，大脑的自净能力并可以在睡眠期间删除或储存特定的记忆，以及我们在感受到压力时做出的反射性行为。在我们的患者中，有些试图寻求内心平静的人最终却沾染上不良习惯，乃至演变为疾病的症状和表现（必须抽一支烟，必须吃一块巧克力蛋糕，或再喝一杯酒）；而有些人却为无法通过刺激神经系统获取满足感而苦恼，无论做什么都觉得索然无味（买自己不需要但十分昂贵的商品，对同事大发雷霆，将大把的时间花在电子游戏上）。答案让我们震惊：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或多或少都是减少或增加刺激，只为了让我们感觉更良好。自主神经系统的硬件条件是由先天因素决定的，大脑中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应当怎么分泌、分泌多少，都由亲爱的老妈老爸说了算。而我们所做的，只是遵循这些化学物质的引导，构建自己的生活，培养自己的个性和习惯。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有迹可循的倾向都隐藏在行为动机的背后，不会被我们注意到。但在面对压力或需要做出决策时，它们就会走到台前，对我们施加实实在在的影响。

这种全新的认识催生出一种与压力应对有关的新兴理论，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我们已经完整地阐释并证实了该理论。借助神经递质的微妙偏差，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两种迥异的压力应对模式。这难道是无意为之？我们认为并非如此。相反，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在面对不同的情景和压力源时，它们带来的生存优势不可相互替代。倘若其中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更具优势，那么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过程，我们只需要选择更好的那一种即可，而不必费事地保留另一种。

我们还有一个格外惊人的发现：在应对压力时，人类并不是唯一“诡计多端”的动物。放眼整个动物界，有的以攻为守，有的以守为攻；有的大胆冒进，有的小心谨慎。我们来看下面几个例子。

有两只猴子分别被关在相邻的两个笼子里，而且它们能看到对方。平时，它们都可以得到一份黄瓜片作为零食。两只猴子对黄瓜片都很满意，直到其中一只猴子像往常一样得到了黄瓜片，另一只却得到了一串硕大、圆润的葡萄。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意思了。显然，人类并不是唯一具有公平意识的物种。在这个压力诱导实验中，得到黄瓜片的猴子很快就发现，住在隔壁的同伴拿到了不一样的零食，待遇比自己好。这种公然的区别对待让两只猴子都感到不舒服（但还没有严重到让得到葡萄的那只猴子觉得应该与另一只猴子分享美食），相较之下，得到黄瓜片的猴子感受到的压力更大。事实上，零食相对寒酸的猴子会生气，它们要么把黄瓜片丢回给实验人员，要么背过身去，拒绝接受（猴子在生闷气）。研究人员针对很多组不同的猴子做了这个实验，它们都做出了相似的反应。没有得到葡萄的猴子应对这种压力的反应只有两种：要么暴跳如雷，要么默不作声，显得自己毫不在意。我们姑且称这种反应模式为“剑盾式防御”：愤懑不平的猴子面对不公正的待遇，要么拔剑相向，要么举盾自卫。这就是我们在猴子的压力诱导实验中看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模式。

还有一个例子也能反映出动物有两种应对压力的行为模式。大山雀是一种体形不大但性情凶猛的鸟，分布在欧洲和亚洲大陆，喜欢在林地、公园和花园里筑巢。相对来说，大山雀可以算得上孔武有力，它们的喙能啄开榛子、橡子，甚至还能敲开猎物的脑袋。尽管这种小鸟凶猛好斗，但在天敌面前也只能束手就擒——它们的天敌是更强大的雀鹰。为了针对这种动物开展压力诱导实验，科学家在4月初到6月底之间，向12个正处于繁殖期的大山雀种群播放雀鹰捕猎的音频。通常情况下，多数大山雀的繁殖时间都在繁殖季的后期。可是，显而易见的天敌威胁打乱了它们的节奏，一些英勇无畏的大山雀把繁殖时间提前了，而另一些没这么勇敢的同类则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延后了繁殖时间。无论是提前还是延后繁殖时间，对繁殖的成功率都没有显著影响。在听到天敌雀鹰的叫声后，有些大山雀决定铤而走险，在繁殖季开始后不久就进行繁殖；而面对同样的压力，其他同类则选择观望，繁殖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应对策略，与我们在猴子和葡萄的实验里看到的如出一辙。科尔·波特（Cole Porter）曾极富远见地写道：“鸟类是这样，蜜蜂是这样……”他所说的“这样”，很可能指的就是动物应对压力的两种行为模式，我们人类也是“这样”。我们本想把书名定为“猴子、大山雀和你”，但为了避免歧义，最后只得作罢。

下面，我们来说说你吧。在展开深入探讨之前，我们希望你能做一个简短的测试。请遵照简单的说明和指示计算你的最终成绩，尽量靠直觉回答每个问题。这个测试可以反映出你属于哪一种行为模式，尤其是在面对充满压力的局面时，你是更有可能雷霆出击，还是提高警惕、步步为营？你是生闷气的猴子，还是早繁殖早解脱的大山雀？让我们来看看吧。

个人大脑类型问卷

记分方式

参照下面两个大脑图形，将选“是”的问题对应编号的圆圈涂上颜色。这里有两种类型的大脑——剑型和盾型，哪一边涂色的圆圈数量较多，你就属于哪一种类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两边都有一些圆圈被你涂了色，这是因为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剑型脑和盾型脑。如你所见，剑型脑也具有盾型脑的某些特征，反之亦然。

尽管如此，两种类型仍有主次之分，相对“强势”的那种类型更有可能决定你在面对压力时将做何反应，以及会选择什么方法去应对不适感。

恭喜你，你现在已经知道自己的大脑究竟是剑型还是盾型了，这两种类型代表你在面对和处理压力时更有可能表现出怎样的行为模式。如果你在盾型脑里涂色的圆圈更多，你的侵略性就相对低，在对抗压力的战斗中，你会选择带上一面盾牌；如果你在剑型脑里涂色的圆圈更多，那就赶紧拿起你的利剑，学习如何挥舞吧！

现在，你应该已经看出端倪了。在人性的两面中，一面为剑，它对外界的刺激、新鲜事物和奖励特别敏感；另一面为盾，它更注重如何躲避伤害和危险。两种模式各有所长，落到行为层面上也各有短板。看看下面的行为条目，是否与你的剑型或盾型行为模式相符。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某些行为落在了另一种模式的范畴里，没关系，因为前文已经说过并不存在纯粹的行为模式，这与我们的认知相符。

大脑的类型与行为模式

人类在应对压力时会采取许多无法溯源的行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模式让这些行动的意义变得明朗起来。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无力应对生活压力的患者，基于大脑类型的干预方案可以让不同的行为模式重新发挥它们在应对压力中的作用，而且这种治疗方法被证实是有效的。

两种人

这种二元人格的理论并非拔新领异。还记得A型和B型人格的理论吗？1974年的畅销书《A型行为与你的心脏》（Type A Behavior and Your Heart）让A型和B型人格深入人心，这种理论认为，A型人格的人往往心高气傲，咄咄逼人，他们比相对随和的B型人格更容易患心脏病。但这种理论最后未经得起科学的推敲：该书的两位作者分别是心脏病学家迈耶·弗里德曼（Meyer Friedman）和雷·罗森曼（Ray H.Rosenman），除了心脏病发病率之外，他们无法解释A型人格的其他特征，比如嗜酒、嗜烟和爱吃油腻食品。但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认识符合A型人格特点的人——大吼大叫的上司，脾气火暴的父亲，或者精力充沛的工作狂和运动狂——再加上这个理论的内容相当接地气，它仿佛让我们洞悉了终日奔波的生活方式和压力如何让我们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所以直到今天它依然受到一部分人的欢迎。

就迈耶·弗里德曼个人而言，他后来越来越反对人们将他的理论说成是人格理论，因为“人格”给人一种先天决定的印象，意味着我们无法主宰自己的健康。弗里德曼曾试图把该理论的重心转到行为上，他提出了一种方案，用来降低A型人格者患心脏病的风险。弗里德曼说，经过努力，他本人已经从A型人格变成了B型人格。科学发展到今天，与弗里德曼的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可以被分为两大类的概念却是准确无误的。

神经递质的失衡

从呱呱坠地开始，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如何存活下去的压力。时间的洪流无可阻挡，如何在有限的人生里应对这种不可抗力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之处。有些人事业有成，亲友相伴，身体健康；而另一些人正好相反，他们一无所成，家庭不睦，身体羸弱。为什么有些人大胆冒进，而有些人谨小慎微？为什么有些人一生气就大发雷霆，而有些人只会闷在心里，或者责备自己？为什么有些人能轻易做到延迟满足，而有些人会因为奖励来得不够及时而急不可耐？为什么有些人僵化死板，而有些人机动灵活？为什么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对有些人来说更困难？为什么在生活中，有些人动不动就紧张焦虑，而有些人却处变不惊？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事，它们并不由我们的意志决定。这些倾向是我们体内神经化学反应的表现，它们被绘制在我们的DNA （脱氧核糖核酸）蓝图里，然后被翻译成日常行为，用来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是哪个身体部位决定了这两种类型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和你想的不一样，不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故事要从小肠深处说起，那里有一片不大但新奇的区域。一群寂寂无闻的细胞散布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它们携带的编码掌控着化学物质（神经递质）的分配，深远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在自主神经系统的指挥下，由这些细胞分泌的神经递质合奏了一曲交响乐，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大脑类型。

自主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依赖两个强大的神经系统分支。第一个分支是交感神经系统，它的功能是使人兴奋，产生唤起和动机。第二个分支是副交感神经系统，它起到相反的作用，使人放松、平静和失去动力。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神经系统这两个分支系统的相互较劲。能够激活这两种系统的神经递质时刻在为维持机体的内稳态（或者说平衡）而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它们的目的是恢复舒适的感受，也就是安全的感觉。一旦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就会做出反应，使机体平静下来，重新回到平衡点。“稳定”在大脑中对应的感觉信号正是舒适，这与眼下是否产生舒适感或做出某个决定是否对自己有好处并无关系！

遗憾的是，没有人的神经递质能在唤起和平静之间维持完美的平衡。在各种遗传、表观遗传（告诉基因开启表达或继续保持沉默的分子机制）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们的神经递质总会倾向于两个方向中的一个。我们认为这种微妙的不平衡是推动进化过程的副产物，它是现代人类得以存续的重要依仗。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每个人的神经系统都处于神经递质失衡的状态（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其中的某些脑内化学物质不足），要么倾向于兴奋（容易激动），要么倾向于抑制（容易平静）。占优势的一方将获得主导权，但无论平衡偏向哪一方，它的目标都是不遗余力地维持舒适感。失衡的状态取决于两种神经递质，一种是多巴胺（兴奋系统的老大），另一种是血清素（抑制系统的首席）。

多巴胺的麾下还有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谷氨酸和乙酰胆碱，它们都能使神经系统变得兴奋，并且都在针对威胁的或战或逃反应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两种选择是人类面对危险时最基本的反应，它们分别与大脑的两种类型相对应，这并不是巧合）。多巴胺还控制着我们的动机、愉悦的感受和大脑中的奖赏回路。每一封充满爱意的情书都浸满了多巴胺，还有赌桌上的每一个筹码、每一个抱负和每一段即将开始的探险之旅。

血清素阵营的神经递质还包括γ-氨基丁酸，它的作用是驾驭焦虑、低落的情绪和强迫症，或者抑制与此相反的反应——开明的心态和健康的自我感觉，让过度兴奋的大脑平静下来。每当你提起戒心、压抑冲动、选择延迟满足或者按兵不动，其背后的推手都是血清素。

我们的大脑会把不同种类的神经递质组合转化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这正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剑型脑和盾型脑。脑内化学物质的失衡度影响着决策和行为的倾向，一旦形成失衡，大脑皮质的活动水平和兴奋程度将趋于稳定。剑型脑在唤起不足时起效，而盾型脑则在唤起过度时发挥作用。这种相对稳定的兴奋性波动造就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和倾向。但凡事都有例外，会不会有人属于剑型或盾型，却做出符合另一种类型特点的决定或行为？简单的回答是，当然会有。总有些时候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反串一把。

大脑皮质唤起程度的基准点或水平不仅因人而异，而且有一定的浮动范围。它们会根据具体的情景影响唤起水平的改变。比如，盾型脑的人并不总是小心谨慎、畏首畏尾的，只要感觉安全无虞，他们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大胆。安全的信号能够抑制唤起（只是暂时的），促成更为大胆的决定。只要充分给盾型脑的人安全感，你就会看到他们抽出平时藏起的利刃。

任何高涨的情绪都会导致大脑皮质的唤起水平上升。相比盾型脑，剑型脑并不喜欢水平过高的唤起。愤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愤怒是一种被压抑的唤起，因此剑型脑的人更倾向于通过责备他人等外显的形式，寻找情绪的宣泄口（抑制唤起）。面对相同水平的过度唤起，盾型脑的人则更容易将负能量指向自己来缓解不适感。

也就是说，安全感是盾型人格的人展现剑型倾向的保险，而不安全感则是剑型人格的人表现出盾型倾向的开关。为什么会这样？一切还是和唤起有关。比如，一个人正在等待医疗诊断结果，情况看起来似乎不太乐观。在这样的恐慌下，剑型人格的人可能会做出典型的盾型行为。焦虑、强迫症、抑郁都是盾型色彩更浓的表现，但在感受到威胁时，强烈的唤起会让剑型人格的人产生同样的反应。因为盾型人格的人本就缺少能使大脑平静下来的血清素，所以盾型人格总是处于强烈的唤起状态中。但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剑型人格的人也可能处于强烈的唤起中。威胁——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会引起脑内化学物质的剧烈涨潮，这让剑型人格的人感到痛苦、焦虑和不安全。面对这种大脑高度唤起的状态，剑型人格的人同样需要设法降低神经系统的兴奋度。如果是情感上的威胁，他们倾向于向外释放，表达愤怒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式。而如果是肉体上的威胁，比如上文中医疗诊断结果可能不好的例子，剑型人格的人就会做出与盾型人格的人一样的内部补偿行为，比如焦虑地原地转圈或小题大做。

一言以蔽之，盾型和剑型人格的人都不喜欢过度或不足的唤起，这让他们感觉不舒服。显然，大脑皮质的唤起也有金发女孩效应——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最好是刚刚好。

压力与舒适感的关系

压力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到世上走一遭却不知道压力的滋味，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那么，压力究竟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压力是人体内在的平衡感遭到破坏时所产生的感受。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天生就具备应对压力和威胁的本领，而且相当在行。不过，我们抵御压力攻击的第一层护甲只能用来应付短期事件，它的目的是以最快的速度避开威胁。当眼角的余光瞥到一辆汽车飞驰而来时，我们会立刻闪躲到路旁。无须等到厘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杏仁核就向下丘脑发送了信息。下丘脑是大脑的调度和控制中心，它一收到信号便启动了释放化学物质的级联反应，同时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的这套分支随即把信号传递给肾上腺，命令它将肾上腺素源源不断地泵入血液。你肯定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掌心出汗，心跳加速。随着肺部的气道扩张，更多的氧气得以进入身体；感官变得更敏锐；血糖和脂肪被调动起来，涌入心血管系统，用作短时爆发的能量补给。接下来，下丘脑将触发压力应对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这个神经内分泌网络的功能是让交感神经系统维持兴奋的状态。如果大脑依旧感受到威胁的存在，我们的身体就会动用压力激素皮质醇，让身体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但只要我们发现自己安全了，在人行道上缓一缓，好好地喘口气，就轮到神经系统的刹停机制发挥作用了，即向全身发出“危机已解除”的信号。我们都能得心应手地应对类似的压力性事件，这种应对方式也不会对身体造成长久的伤害。

但持久且强度不大的慢性压力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新冠肺炎疫情或许让我们每个人都体验到了慢性焦虑的感觉，那种如鲠在喉却又不可名状的压力，催生了更多的家庭暴力、酗酒行为和精神健康问题。这种压力不易察觉，却又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很快就会对它习以为常。但我们的身体却做不到对它视而不见。压力不仅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体验，随着越来越普遍的慢性化和长期化，它对身体的危害也日益凸显。如果准妈妈们整日忧心忡忡，她们的孩子在滑过产道时就会沾上母亲的微生物组，这种过早接触压力激素的机会将使人体的免疫系统发生永久性的负面改变，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传染病乃至一些慢性疾病有不同的免疫或抵抗力。

压力甚至能够重塑大脑，研究显示，压力激素去甲肾上腺素（在压力性事件中分泌）能对包括神经元在内的大脑细胞造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这些器质性变化改变了大脑的功能，进而引发焦虑、抑郁和药物成瘾。压力，以及我们如何应对它给健康造成的不良后果，是所有衰老相关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和痴呆。在压力的影响下，端粒会缩短，人的寿命也一样。

尽管医学技术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却在连年下降。寿命曲线令人难过的下行大多出于一个原因：美国人不知道如何用健康的方式应对压力。肝脏疾病、药物滥用和自杀事件的增加，这些基本上都可以被看作压力激增的表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美国社会的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是如何学会应对压力的

每个人都在同生活中数不清的压力源抗争，直觉告诉我们，压力是危险的，这是因为压力让人感觉不舒服。压力会造成情绪上的失衡，而我们的天性则是努力回到平衡和稳定的状态。无论是剑型人格还是盾型人格，都自带一张预测平衡和舒适走向的晴雨表，用来规避不愉悦的感受。远古人类在向世界各地迁徙时就已经深谙此道，如果以能否维持相对稳定的舒适感作为评价标准，那这种手段还是成功的。

虽然追求舒适感是一种强大的动机，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总是指向有益健康的方向。许多时候，我们天生的、受舒适感驱使的应对手段会将我们推上歧途。相对明智的做法常常是抑制自己的欲望，摆脱贪图安逸的想法。但谁都有松懈的时候，沉湎于舒适感会伤害我们，贪图眼前的安逸而牺牲长远的幸福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我们在前文说过，慢性压力会触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活动和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充斥着皮质醇的神经系统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剑型脑和盾型脑对皮质醇的存在有着不同的反应。盾型脑因为缺少起镇静作用的血清素，所以时刻保持着戒备状态，仿佛威胁始终存在而焦虑持续不断。这种低水平压力造成的结果是，盾型人格的人越来越依赖自我保护模式，尽可能地逃避任何有潜在压力的情况和活动。相较之下，皮质醇对剑型脑来说则意味着火上浇油或激惹。压力引起的不适感会让这种类型的人想方设法地舒缓紧张情绪，通常是以发火的形式。不要忘记，剑型脑缺少的是刺激大脑奖励中枢的多巴胺。相比对伤害十分提防的盾型脑，剑型脑更在乎如何获取更多的奖励。皮质醇的存在对放松和愉悦等天然的感受有抑制效果，这让剑型脑越发渴望多巴胺的滋润，而越发无法忍受延迟满足，也更难控制自己的冲动。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必须明白唤起对你的意义。唤起不是一种能被简单量化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计量表，也没有测量仪，更没有实验室检测手段，每个人都只能从主观角度衡量唤起的程度。对于不易唤起的剑型脑，最熟悉的感受往往是无聊、容易分心、烦躁不安和愤怒；而对于容易过度唤起的盾型脑，最常见的感受则是隐隐的压力、紧张和焦虑。如果我们有一种魔法变阻器可以随心所欲地调高或调低唤起的程度，就不至于因为感觉不舒服而挖空心思地寻求或规避刺激。

简言之，我们总是在无意识地寻找增加或减少刺激的方式。剑型脑的人和盾型脑的人拥有不同的舒适阈值。盾型脑的人很容易感到刺激过强，正因为如此，他们总在无意识地做出降低唤起的行为，以减少不适感，让自己重获安逸、回归正常状态。剑型脑的人缺少多巴胺，因为感到刺激不足，所以总想通过增强躯体感受和增加唤起来纠正问题。

压力使人身心俱疲。想象一个两岁的孩子手中死死抓着一件玩具，然后被你强抢过去之后躺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撒泼打滚的情景。周围的人都看着呢，你必须做点儿什么。这就到了体现习惯的价值的时候。如我们所知，习惯是熟悉的事物带给我们的舒适感，它是我们的经验之谈，是过往的成功经历。而维系这种习惯性反应的正是大脑中的化学失衡。

我们都是受习惯支配的动物。说到习惯，它使我们具有绝佳的判断力和非凡的智慧，让我们相信月亮是一块挂在夜空中的球形芝士。[1]有多少人会在下班回到家后，给自己倒上一杯马提尼酒，把双腿高高地架在咖啡桌上，然后开始看晚间新闻？“那包薯片哪儿去了？我不可能把整包都吃完了！”你可能正在对着孩子大吼大叫，或者因为怀疑另一半出轨而怒气冲天。你可能打算闭目冥想，结果没过几分钟，你就被手机通知的提示音分走了注意力。你可能因为经不住诱惑而掀开一品脱[2]薄荷巧克力脆皮冰激凌的盖子，你会告诉自己，今天过得很辛苦，这是你应得的奖励。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都是让大脑的唤起程度回到可接受的水平，也就是让你重获舒适感。

习惯是盲目的，只追求即时性。一旦感受到压力源的存在，我们就会想要恢复到“常态”，随即翻出并执行一套又一套的习惯。多数情况下，我们与解脱仅差一个习惯性反射的距离。

借力打力是让生活有条理的重要手段。我们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感受，假装自己才是情绪的主人。可是事与愿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在遵照各自的习惯，盲目地行动。诚然，压力是令人难受的，而生活中注定会有压力和不快。除非你能明白自己脑内的化学物质被设置成了怎样的压力反应模式，不然压力会一直揪着你的后脖颈，将你拎来搡去。

本书旨在深入挖掘两种类型的大脑应对压力的方式，向你展示这些动态的心理机制是如何帮助或阻碍你的。但本书不只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层面上，还涉及各种潜在的可能性。我们相信存在更健康且更具建设性的压力应对方式，而且我们将向你展示如何才能把它们融入你的生活。健康地生活并非易事，通过认识自己的本能和倾向，你可以巧妙地控制和利用自己的动机，这不仅会让艰难的决定变得容易一些，也会让你更坚持对你有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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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Moon is made of green cheese”（月亮是用绿芝士做的）是一句英语俗语，用来讽刺人们容易上当受骗或无知。——译者注

[2]1品脱约合0.5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