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萧焜焘
关于“人生”，不管你对它有无深思熟虑，或浑浑噩噩了此一生，它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客观进程。如何驾驭这一进程，从而将自己导向人生光辉的顶点，而不误入歧途，这就是“人生哲学”要回答的问题。宋希仁教授的这本书，从哲学的高度，深入剖析了现实人生的各个层面，回答了人生是什么，人生应当是什么，人生能够成为什么这样三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人生的真、善、美。他认为，真、善、美三者以及各个发展环节的内在联系，将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他的书便提供了这样一个体系。
一
人生，对任何人来说似乎都是不言而喻的，但认真想来，它又是难以定义的。关于人生的常识性的感受，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什么“人生如梦幻”“人生如演戏”“人生当及时行乐”“人生应奋进不已”等等诸如此类的个人感受，虽也能触及到人生的某一方面，但都不能确切概括出人生的真谛。
必须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精神现象进行辩证的分析，然后从整体上予以把握，才能深入领悟人生的意义，从而丰富自己，造福人类。人类之所以能从动物之中脱颖而出，就在于他通过劳动，并在此基础上，经历了世世代代的教化而获得某种精神品格，才成为万物之灵。因此，柏拉图认为，人“是驯化的或开明的动物；不过他得到了正确的指导和幸运的环境，因而在一切动物中，他成为最神圣的最开明的；但是，倘若他受到的教育不足或不好，他会是地球上最粗野的动物”[1]。人的自然身体在很多方面是不如其他动物的，他没有鹰隼锐利的眼睛，没有狮虎凶狠的爪牙，但是他有日益精进的思想意识与精神世界，从而使他自觉其生活的意义，而不致浑浑噩噩虚度一生。那位年轻早逝的帕斯卡尔深刻指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2]正由于人有了思想，才能以弱胜强，才能使自在的宇宙变成自为的宇宙，才能使本然的东西变成应然的东西，才能使宇宙人生具有意义。因此，帕斯卡尔认为人比宇宙的一切高贵得多。“人生”必须予以哲学的把握，才能透析其本质，庶几终其一生可以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正是人生哲学研究的必要性之所在。
本书的卓越之处就在于，超越了常识浅见，从哲学上整体地把握了人生的真谛。作者从自然生命、社会生活、精神状态之间的辩证联系，揭示了人生的发展过程性。动态的发育的观点，物质的进化的观点，使作者达到了对人生的整体性的认识。
自然生命是人生的物质基础，对生命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了解其客观必然性，是研究人生问题的依据。然而人之所以为人而有别于其他动植物，并不完全取决于生理的异同，而如先哲们分别指出，他是群体中的一员，他受过教育与训练，他有发达的思维能力，他能改造自然使之服从自己生存的……这一切便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状态。本书的第一部分包括的三章，即人生的寿律、人生的阶段、人生的实存，就是论述从自然生命，经过社会生活的中介，达到人类有别于宇宙一切的精神状态的萌生。作者指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是能过精神生活的动物。”但理性、精神不是天赋的、主观自生的，而是自然生命发展到产生了复杂而又精巧的大脑神经系统的结果。大脑神经系统的形成与完善，不单纯是生理机能的突变，人类生产劳动与技术社会活动也深刻地影响着生理机制的变化。社会生活参与了生理机制的改变，孕育了人类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功能，但这种功能尚处于潜在状态，当它充分实现而具有现实内容，形成精神状态时，人类社会生活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了。一个身处荒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孤老，与一个处于高度发展、丰富多彩的社会之中的学者，其精神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孤老与学者的遗传基因是没有区别的。可见生理机制对精神状态差异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可以略而不计。作者指出：人生的本质包含在人的生活之中，这就是劳动、创造、奋斗、追求、拼搏，就是真、善、美同假、恶、丑的斗争。很显然，这里所称的人生的本质，就是社会因素与精神因素。因此，通过社会实践而升华的精神状态才是人生的本质之所在。
关于人生本质的探讨，是人生哲学的基础与出发点的揭示，即对人生问题作出本体论的论证。本书有鲜明的唯物立场：自然生命是其基础与出发点。但如若停留在这一点上，无疑势必将重蹈庸俗唯物论的覆辙。作者论证了因自然生命的发展而产生了人类及其社会。这个人类社会生活诸客观条件，形成了“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才是人生的直接基础与出发点。但如若停留在这一点上，无疑地，势必将重蹈经济决定论的覆辙。因此，作者突出了在自然物质、社会物质的基础上产生的理性思维与精神状态的作用，认为只有归结到这一点上才能完全显现人生的本质与价值。此种从物质到精神、从自然到社会、从存在到意识的辩证运动，归结起来就是“自然生命、社会生活、精神状态”的圆圈形运动。它全面地、生动地、如实地刻画了人生的发展过程性，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人生之“真理”。
二
作者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构成生命的主要成分并非事实和事件，它主要的成分是思想的风暴。”我认为，这里强调的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在人生中的主动性与开创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的主动性与开创性也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行为目的性。这样人就不单纯凭本能适应生活，而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根据自己的意愿与目标安排自己的生活。于是，人在客观上进入社会伦理领域，在主观上进入意志行为领域。“社会伦理”“意志行为”构成人生进程的核心。人面对客观自然界与社会群体，认识它、顺应它，既仰给依赖于它，又力图征服它，使之服务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目的。这样就构成人生的理想，从而选择人生的道路，显现人生的价值。作者所写的第二部分中的三章正是这样展开的。作者指出，人生理想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人生目的问题。理想就是对未来目的和目标的合乎规律和需要的想象。目标、目的、理想是相通的，所以，作者用目标与目的来规定理想。但是，我们从辩证过渡、概念推移的角度来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看到它们是属于不同层次的，而且有层次递进的特点。作者提出了具体的“生活目标”“价值目标”“理想目标”等等，旨在说明目标有不同层次。如果我们不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把目标、目的、理想看成是同义的，可以彼此规定的，而从概念的推移而言，它们恰好代表了三个层次。“目标”表示眼前的具体的行动方向；“目的”表示长远的一般的生活追求；“理想”则是个人向往与社会需求一致而形成的人生价值的体现。它们不是并列的、同义异词的，而是后者包容前者、滚雪球式的。于是，目标就成了理想实现的步骤；目的就成了理想不断筛选不断精进的现实内容；理想则全面地体现了目标行为与目的追求的价值。我认为第二部分反复论述的正是“目标、目的、理想”如何推移过渡而臻于人生价值实现的。
如果说，目标行为与目的追求归结到“人生理想”，那么，人生理想的展开就是一个从潜在到实现的过程。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所论述的人生的理想、人生的道路、人生的价值。理想、道路、价值的辩证圆圈运动，是从目标到理想的推移而形成的小圆圈的展开。小圆圈动态地论述了理想的确立；大圆圈则结合知与行阐明理想的实现，即价值的实现。理想确立并表明它并非空想、幻想，如作者所宣称的“必然通过生活实践”来完成。在客观的人生的行程中，理想实现的道路是荆棘丛生、崎岖不平的。人生是矛盾的复合体，在矛盾斗争的旋涡中，有人壮志未酬身先死；有人踌躇满志上青云。诸如此类，事有必然，但亦不无际遇。我们常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林则徐站在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内遭权臣之重压，外受英帝之强攻，他却迎难而上，如他自己豪迈地吟咏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内外交困的逆境中，林则徐不惟无功，反被远戍。际遇之不平，令人浩叹，但他的理想与志行，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因此，实现自己的理想，有时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要经受各种磨难自不必说了。而一个伟大的理想，则往往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所能实现的，它需要几代人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才能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便是如此。
作者从个人成长、社会关系等方面辩证地揭示了人生道路中的各种对立面，不但有理论的阐释，而且富于生活的情趣。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指出，作为个人的社会特质和内在倾向，人格始终是人生自立的脊梁；个人要有对社会和个人一生负责任的危机感。个人作为社会成员，归根到底必须受社会制约，但又绝不是消极无为完全听任外界摆布的。自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恰当的彼此照应，是理想实现、事业成功之路。因此，理想绝不是个人的主观梦想，事业绝不是个人的名利追求。理想只能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事业只能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行动。个人只有自觉地“自融”于社会群体之中，才能使自己卓然自立，才能忠于自己的理想，促进事业的成功。人生价值程度的测定，取决于自融的程度。17岁的中学生马克思便已领悟到“为人类福利而劳动”是幸福的、高尚的。马克思也看到了“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他”[3]。人生价值的评定，不在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一生事业的成败，而在于对自融于其中的伟大的社会理想的执著的追求，以及对人类福利事业的忘我的不懈的努力。一个临阵脱逃的将军，其价值远远低于浴血奋战的士兵。
因此，“人生理想、人生道路、人生价值”的辩证运动，是由理想的确立到理想的实现的过程。如果说，理想是生活智慧的结晶，道路是生活实践的轨迹，那么价值则是生活智慧与生活实践统一而体现出来的“生活意义”。于是上述三段式的内在实质就是“生活智慧、生活实践、生活意义”。
人生价值的追求，旨在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人生能够成为什么”就是看你用你一生的思想和实践赋予人生以一种什么样的意义。
三
如果说，人生的实存是人生的自在状态，人生的价值是人生的自为状态，那么，人生的意义便是人生的自在自为状态。自在自为是人生行程的统一复归阶段，它不停留在人生的本然状态，即“活着就是”的状态；又扬弃了人生的应然状态，即“活着应是”的状态；它将“应是”的指令，通过行动使之见于客观了。因此，它是一个客观、主观、主客观统一的过程。这人生的意义是对整个人生行程反思的结果，它表明人生的内涵的揭示与确信。人生的实存自在状态，就其本身而言，并无意义可言，但人可通过自己社会经验的积累与生活智慧的领悟，从中启示出一种意义，要言之，那就是“纯朴真诚”。纯朴真诚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它是人类自觉的生活向往，是对人类社会滋生的虚骄暴戾、污言秽行的抗议。当人们回顾到那童贞未凿、天真烂漫的时代，深深体会到其中包含的“纯朴真诚”的深意。老子提倡“返璞归真”，向往那“沌池兮，如婴儿之未孩”[4]的意境，并不是叫人回到原始蒙昧的野蛮状态中去，而是要求人生达到一种精神意境，即“生之朦胧”的状态。“‘朦胧’不同于浑墨，它体现生机初开、方兴未艾和生命躁动的状态。”因此，纯朴真诚是人类在对其自然生命的反思中而领悟出来的“人生第一要义。”
人生的理想自为状态，虽具有道德意识的自觉，但尚未能从整体上达到“社会伦理实体”的高度。如果说，我们对人生的实存自在状态的“自然客观性”赋予主观性灵所颖悟的意义，那么，对人生的理想自为状态的“主体自觉性”则提升到社会伦理实体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普遍的社会客观性。于是，前者从自在到自为，后者从自为到自在，二者便成为自在自为的人生行程的统一复归阶段的起点与中介。作为中介的“社会伦理实体”是崇高伟大的社会理想。大凡明哲、英雄、天才、圣人，他们之所以不同于流俗者，就在于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在道德状态中，能支配这一切力量，表现出无私无畏的浩然之气”。他们澄清玉宇，扫尽妖氛，开拓人生；他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拯救黎民。他们追求崇高伟大的社会理想，锲而不舍，惟道是从。于是他们本身就成了“崇高伟大”的化身。崇高伟大是人生理想的最高典范，是社会伦理实体的内在特征。
当人的自我修养达到这样一个最高道德水准时，他就已完全融于社会整体的无限发展之中，从而获得“永生”。于是，人生的统一复归阶段，从“纯朴真诚”开始，进入“崇高伟大”，归于“不朽永生”。不朽永生超脱了自然生谬的生死大限，在有限中实现了无限；从必然中获得了自由；在生命的燃烧中达到了人生的不朽。人的肉身虽然终归一死，但他的纯朴真诚的情怀，崇高伟大的人格，彪炳千古的事功，使他顶天立地，永世长存。
作者对人生归宿的描述，是令人感奋不已、肃然起敬的。
[1]《法篇》，《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66页。
[2]［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页。
[4]《道德经》第二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