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那年，我和奶奶坐在院畔的槐树下，听奶奶讲着古经（地方语，故事）时，一个人在坡口吆喝道：“方家奶奶，秀秀爹从堡子上掉下去了，赶快去救人啊！”
奶奶大吃一惊：“从堡子上掉下了？啥时候？”
这个人喊道：“刚才来，我听见旺子村人在吆喝，赶快来给你报信。”
送话的人叫邹维福，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虽不是我们村上人，可是一个公社的。我们这个公社叫彭阳公社。他是彭阳公社解家沟人，和我们青龙村隔了两条大沟。如果转塬走，大约得走二十几里路。虽然隔着村，但我们经常能见到他。一是他喜欢到我们青龙村来跟集，在集市上摆个小摊，配钥匙，卖火石等日用品，人都称呼他为“邹货郎”；二是他还能演节目，当个老头、说个快板什么的。一次，他在公社参加演出，那晚人山人海，邹维福可能见场面太大了，在说快板时竟忘了台词，摔打着快板在戏台上来回走动，一句也说不上来。转了三个来回后，他突然说道：
解家沟这个邹维福，
平时精灵紧时笨，
遇到大家来看戏，
东抓西挖难出声。
咳！忘掉词，演不成，
老婆娃娃蹲屁股，
心里骂着眼睛盯，
老邹我——
脑壳冒烟头发晕……
他这样一说，看节目的人哄堂大笑。当时我在戏台前面和奶奶坐着。奶奶说：“这个小伙不一般。”
从此，这个在奶奶眼里不一般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候，我们在去学校的路上碰见他骑着自行车过来，娃娃们就学他：“咳！忘掉词，演不成，老婆娃娃蹲屁股，心里骂着眼睛盯，老邹我——脑壳冒烟头发晕……”
我们高声学着他，说完就大笑，惹得邹维福频频回头看我们，不是冲我们笑，就是冲我们扮鬼脸。
现在，就是这个人给我们送话了。奶奶大叫一声：“天哟……”
我们青龙村坐落在半山腰，坐北，朝南，左面是旺子村、柳树村，右面是新庄村、南湾村，后面是几座女人胸脯似的大山，前面是层层片片的绕山田，再下面就是一条东西横跨的河道。这条河名叫周家河。它时穿山，时越岭，弯弯曲曲地向前伸去。河水且深且浅，深的地方，可见三四米高的岩石；浅的地方，则一览无余。河面也是宽窄不一，宽的地方，可乘拉拉地方语，指一种简易的木船。渡过；窄的地方，人就沿着独木桥走过去。那清澈的水不知流淌了多少年了，总是在太阳下泛着白悠悠的光。河道的对面，又是起伏绵延、高低不平的大山。站在山畔上看，我们这五个村庄简直被群山大洼包围着，似乎我们没有了生存的地方，就一户驮一户，一户架一户，一户携一户地蜗居在半山腰，并且大多数住的是窑洞，只有个别人在山台上、或者窑洞前的院子里盖了几间房厦，显示出来一点不甘钻窑的意识，因此看上去我们这些庄户高低不一，左右不齐，这家高，那家低。这家的路插在了那家的庄子前，那家的庄子上越过这家的路。不经意间，这家人能看见那家人吃饭，那家人能看见这家人铡草。家家关联，户户相通。五个村子的几千人就蜗居在这个半山腰里，被杂七杂八的树木笼罩着。如果遇到跟集，五个村子的人都集中到青龙村的集市上，或释放心情，或购买山货。如果需要上塬进镇子，就得上坡翻山；如果要吃水，就得下河去挑；如果需要到新庄村或南湾村等地方去，就顺着河道上桥，过河，然后钻山……
从我们这里朝上空望，天像个蝎子。早上，太阳从蝎子头上升起了；晚上就从蝎子的尾巴上滑下去了。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这个山沟里蹦跶，有时遇到刮风下雨，前后山上的黄土就朝我们灌了下来，动辄掩盖了我们的视线。
而真正干扰我们视线的就是横在河对面的那个堡子。它像长蛇似的爬在山间，头前头后是高低不一的群山，左右则是深山和河流，远远看去，像一条将穿越山顶的巨龙。堡子头是一个高高的土堆，像哨兵似的立在那里，远远看去像龙头在跃起。土堆下面有一个明显的崾崄，仿佛人从脖子处给砍了一刀，难怪“巨龙”被卡在那里不动了。临河的这面，“巨龙”的肚部泡在水里，从那七八米高的青黑的岩石上，可以看出日月磨砺的痕迹。“巨龙”的半身处，也就是面向河道的这一侧，还有一溜儿悬在空中的窑洞。只是那窑洞由于塌陷，险乎乎地挂在那里，看上去像个半张的青蛙嘴。
就这样一个奇形怪状的堡子，和我们青龙村遥遥相对。平时只要走到院畔，就能看见它。从我能想来事的时候起，我就不止一次地盯着堡子呆想：为啥堡子山的形状和其他山不一样？那窑洞是怎么修在悬崖峭壁的？窑洞里曾经都住过啥人？这些悬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奶奶和村上的老人，他们都有各自的说法。最多的说法是，这个堡子上曾死过不少人。有人还为此编了不少与堡子有关的鬼故事，吓得一般娃娃都不敢上堡子，说堡子山上有鬼。
但是有一次，我萌生了上堡子山的念头。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替父亲去放羊，联合我的好友王根梅和村上的娃娃将羊赶下了山，越过河，拐到了堡子山的那一侧，将羊打进深沟里，我们又沿着那陡峭的山路，一鼓作气地上了堡子山。我喜欢放羊，喜欢听山崖那清亮的回声。一有空，我就主动替父亲去放羊。我和根梅赶着羊，拿着绳子和镰刀，打算在放羊之际，给猪割割草。
堡子头上的那个崾崄处，远看去不太深，但走近一看，是很深的，距离也宽。相反，衬托得堡子头像个堡垒似的耸立在那里，硬生生地将身子隔开了，显得挺拔，危险。难怪村里很少有娃娃下到堡子山上玩，这里确实是个人不易下去的地方。即使那些胆大的娃娃来这里玩，也只能在堡子头上玩。只有善于爬高走陡的山羊，才有胆量下到堡子下面吃草。因此，一般放山羊的人才敢将羊赶到堡子上去放。
见到这情景，我吓住了，坐在堡子头上观看。根梅说：“咱们下去玩吧！”
我说：“不敢，太深了，吓人哩。”
根梅说：“怕啥？表叔（地方称呼，这里指的是秀秀爹）不是经常在堡子上放羊吗？有时候还听见他在堡子上拉二胡呢。”
父亲是喜欢拉二胡，特别喜欢坐在堡子头拉。有时候，他带着二胡，将山羊赶到堡子山上，让羊在山下面吃草，他则坐到山头上拉二胡。那悠扬的二胡声，通过空气，通过山崖，悠悠扬扬地传进了人们的耳朵，连村里的老鼠都习惯了父亲的二胡声。
“我爹是在这里拉二胡，可没见他下去过啊。”
“大人没下去过，就不能说咱们不能下去。咱们不会试试？”根梅说。
我的另一个伙伴说：“不敢下去，有鬼哩。”
根梅说：“我才不信有鬼。”
根梅的说法正合我意。我即说：“也行，先把我吊下去吧。你们先把我吊下去。”
我仔细察看了地形，尽管墙崖上有人攀登过的脚窝之类的痕迹，但没有绳子，确实很危险。必须用绳子将人吊下去才行。
“要下咱俩一块下。”根梅即说。
其他娃娃见状，纷纷叫嚷着要下去。我说：“得要吊几个人啊。先把我和根梅吊下去，我们上来了，再吊你们下去。咱们换着下去看看。”
我的建议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于是，我们将两条绳子挽在一起，一头绑在腰里，一头由几个娃娃拉着。我们四个先将根梅吊了下去。接着，剩下三个娃娃将我往下吊。我一手抓着绳子，一手按着山崖，配合他们往下沉。尽管我上堡子心切，觉着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当我真正被吊在空中时，不由得心跳了。我紧紧地抓着绳，闭着眼，顺着凹凸不平的崖往下溜，我的身子被蹭得生疼，土直往嘴里钻。我怕绳子断或者他们拉不牢，溜了绳，把我摔死。但再一想，电影《红牡丹》中的红牡丹从那么高的绣楼上跳到楼下的马背上，不仅没摔下去，还能策马而去。就是把我摔下去，只要我把腿蹬直，是不会摔死的。
她们三人毕竟是小女孩，把我吊得忽快忽慢。为了增强凝聚力，她们不时在上面吆喝着，一个叮咛一个要捉牢绳子。我被一截一截地往下沉着。眼看就要落地了，一束白鸡婆草挂住了我的衣服。我在挣脱之际，绳子断了，我一个仰身倒了下去。
扑腾一声，我掉在了地上。我以为掉下万丈深沟了，但是没有，我就掉在了“巨龙”的咽喉处。这里是个小小的平台。也由于接近地面的缘故，我安然无恙。如果从高处掉下来，没准儿被弹下沟里。
我觉得头好像炸了，静静地躺了会儿，才睁开眼，发现天很蓝，白云很柔，我只听到根梅她们在大呼小叫着。我站起，感觉屁股之外，头还很疼。我对她们说：“别吆喝了，我好着哩。”
原来，是我们把绳子没挽牢，那个结开了。
经历这次意外，我还是和根梅下了堡子。
一到堡子梁上，我就有种被架在空中的感觉。对面的家，家门前那棵老槐树，山下那明晃晃的河道，河道上面那绿油油的麦田，都近在咫尺，可我感觉好像被隔于千里。堡子是这么的窄，这么的长！旁边的沟是这么的深！山崖皱褶嶙峋，像被千刀万剐了似的，露出了黄色的土质，整个是一个昏黄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傲立着，风邪恶地抖动着我的头发，有种刁钻的味道。面目狰狞的山崖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使我心里瞬间产生了一种恐怖的感觉。那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草东倒西歪绊搭着我的脚，使我跨一步都比较困难。但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沿着堡子梁往下走着。我想瞧瞧那些挂在堡子侧身的大大小小的窑洞，它们的窑口有多大，离沟底有多深，可我一个也瞧不见。根梅说崖边土质松散，草滑，不能靠近崖边。我也怕自己掉下万丈深沟，就不敢再往沟沿边挪了。我和根梅就往堡子的尾巴处走，看它到底有多长。
越走，堡子越窄，越走，堡子的尾巴越细。虽然走得很小心，但也不停地东张西望着。冷不丁，我被脚下的草滑倒了，身不由己地沿着坡往下溜，我感觉就要溜下万丈深沟，将像野生的石榴一样掉下山旮旯里，在瞬间爆裂。在这危急的时刻，我本能地乱抓，拼命地抓。终于，我抓住了一撮羊角草。这束又柔又硬的羊角草挽救了我。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右手被石子划破了，血在汩汩地流着。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才站起。感觉风更邪乎了，企图想把我推倒。我感觉一种力量控制了我，使我的胆量逐渐在缩小。我对强大的堡子有种畏惧的心理。所以，我和根梅妥协了，我俩很快返上了“巨龙”的脖子处，央求伙伴叫家人来，用绳子吊我们上去。
很快，父亲和根梅的爹来了。用他们带来的绳子将我俩吊了上去。回到家里后，母亲用笤帚疙瘩将我打了又打：“谁叫你上堡子的？”
我说：“没有谁，是我要上的。”
“女娃娃，咋想起上堡子来？”
我不吭声了。
“以后还上不上？”
“不上了。”
“再上堡子，我就打断你的腿！”
母亲打毕，走了，奶奶将我拉进了她的窑里，边给我擦脸边说道：“看你们两个像个蚂蚱似的猫在堡子上，我真正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你吓死我呀你！”
如果不是亲自上了堡子，还体会不到堡子的险恶。那陡峭的地势，那邪恶的风，那被架在空中的感觉，使每个强壮的生命都在这里显得渺小而脆弱。没想到，在这个强悍的地方，小如芸豆的父亲竟带着他的二胡从堡子上掉下去了。
“快去叫人，把你妈和你姐姐叫回来！”奶奶说着，就扭动着那双被缠了个半拉子的解放脚（晚清被缠了脚的女孩子，辛亥革命后革命军号召强迫被缠了脚的妇女放开了，这些女人的脚虽然被缠过，但却又不太小，相当于十岁儿童脚的大小，故当地人称这样的脚为解放脚）小跑了起来。
“堡子啊，你不会要了爹的命吧？你千万别要了爹的命啊！”我望着那个静卧的堡子，撕心裂肺地想道。
我曾听奶奶讲过古经，知道那个堡子的很多传说，其中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抱娃的女人从堡子上跳下去命却保住了，父亲的命能保住吗？
我边跑脑子边飞速地想道。母亲和姐姐正在生产队出工，从羊圈里往外挑着羊粪。那粪一担一担地从羊圈里挑出，堆放到一处，然后再用架子车拉到田地里。正当母亲和姐姐跟着全队社员蚂蚁似的用筐运输着羊粪时，我跑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妈，不得了了，爹从堡子上掉下去了！”
工地上立时像炸开了锅，人们都扔掉粪担子，拔腿就跑。全队人翻山越岭地搞起了营救工作。当人们在沟底寻找父亲时，邹维福在堡子半崖处的一个山台上瞧见了父亲。于是，几个人爬上山台，将父亲抬了下来。
由于山台与沟底的深度是堡子的一半，如果掉下沟底，父亲必死无疑。恰恰是这个山台保住了父亲的命。父亲在人们的呼唤中睁开了眼睛，艰难地用手指了指腰，又昏迷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