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与结论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说，“实际上没有群众，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那种看法……实际上，我们根据某种方便的公式把他们聚集成群并加以诠释。在它的条件之中，这公式是成立的。但是，我们真正应该检验的是这个公式，而不是群众”。度量社会背景下，热搜日益成为民意的重要载体，然而我们很少反思热搜所提供的数据的性质，热搜如何获取权威，以及为何它在公共话语中承担如此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倾向于将热搜视为民意的合法来源，而缺乏对“公式”的检验与审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质疑与批评声音逐年减少，“热搜”最常与“冲上”“第一”搭配使用，这种量化测量使得某些价值顺序（orders of worth）制度化，并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看待、评估事物的基准和正当理由[27]。“上热搜”日益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并在公共话语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分量，这与大众媒体扮演的助推作用是分不开的。通过对集体化热点算法合法性话语建构过程的研究，本文有助于补充和修正已有研究结论：官方媒体对算法持批判性态度[20-21]的结论仅仅适用于个性化推荐系统算法。

学者张自力、樊猛在《质疑民意调查报道》一文中曾指出，媒体在进行民意调查报道前应主动自问几个问题：“调查者是谁？调查方法是怎样的？抽样方法和样本大小是否合适？调查结果的呈现是否科学[28]？”与此相应的，当热搜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民意基础设施，大众媒体在采纳时也应当自问以下问题：热搜的上榜规则是怎样的？“可信”用户又是如何界定的？热搜既然不是随机的、有代表性的，那么多数主义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民意？微博热搜的民意表达中，是否存在算法偏见或歧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数据量足够庞大，就忽视背后的方法论问题、不透明和不平等。

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当下，缺少以动态、发展的视角看待社交媒体作为民意基础设施的历时性变化。社交媒体的“社交”功能——公开的人际交往与连接——受到了学界较多关注，而搜索功能对人们私下意见的聚合未受到足够重视

正如吉莱斯皮所指出的，热点话题和民意调查、街头访谈、投票机制等一样，仅仅是声称能够代表民意的众多信息实践中的一种[12]。除了本文讨论的微博热搜之外，未来研究可以继续考察其他数字平台是如何声称能够代表民意的，声称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如众包原则、量化逻辑），背后又体现了怎样的价值观念。例如，豆瓣声称其评分“一直以中立地还原大众的平均看法为目标”[29]。面对种种声称代表民意的信息实践，大众媒体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民意的合法来源，而应对之做出审议与校正[4]。本文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这种趋势，即大众媒体日益认可和接纳热搜背后的热点算法逻辑，然而对于其背后的动机则无从探知。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深度访谈或民族志的方法，深入探索记者编辑采纳热搜的原因，以及观测热搜是否成为新闻编辑部的工作常规（routine）。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仅检索到了2018年至今的热搜相关报道，因此，无法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大众媒体看待和阐释热搜的方式及其演变，尤其缺少热搜2014年问世初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