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我七岁。
我生长在江西的一个山村里，庄名叫柳溪。我五岁那年，听大人们说，闹革命了。我爹也是个闹革命的，还是个队长。闹革命是什么意思呢？我人小，不大明白。一天，见我爹带着一些提着大刀和红缨枪的人到了地主胡汉三家里，把胡汉三抓了出来，给他糊了一个高高的纸帽子戴上，用绳子把他拴起来，拉着他游乡。后来又听大人说，把地主的田也分了，以后穷人有田种，可以吃饱饭了。噢，我当时知道闹革命就是把田分给穷人种，让地主戴高帽子游乡。
我爹的名字叫潘行义，个子不很高，但身体很结实。他会打拳，还会耍大刀。他耍起大刀来，嗖嗖的，大刀光一闪一闪，就好像几条味味放光的白带子把他裹起来一样。爹原来是个种田的庄稼人，他闹革命，是修竹哥指引的。
记得一天中午，我蹲在田头的树下看爹耕田，大路上走来了修竹哥。修竹哥姓吴，是在荆山教书的，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他来到田头，见我爹累得满身大汗，便喊了声：“行义叔，歇歇吧！”爹说：“不行啊，牛是借人家的，吃饭前得赶着把田耕出来。”说着，又弓着腰，扶着犁向前耕。修竹哥说：“行义叔，你停停，我有事和你说。”爹听说有事，只好来到了田边：“什么事呀？”
修竹哥说：“荆山那儿办起了一个农民夜校，你上那儿去上学吧！”
“嘿，上学！”爹连脚也没停，转身又往田里走；一边走，一边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还上学，我当什么事呢！”
修竹哥走过去拉住我爹：“行义叔，你听我说完呀，这个夜校，不光念书识字，还有人给我们讲天下大事哩！去听听吧，净讲些对种田人有好处的事。”
听了这些话，爹停下脚来关心地问：“能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么？”“就是为了让种田人不再受罪。”修竹哥说着把两只手翻动了一下，“要让种田的、做工的都起来，把天地变个样。”
“是要换个光景了。”爹直了直腰，擦擦额上的汗，“耕田没有牛，房子破了没钱修，不到五月里，地里的青谷就押给地主了，日子不能老这么过啊！”
“对呀！”修竹哥说，“毛委员派人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这里也要跟山南边学，要打土豪，分田地了。晚上一定去啊！”
爹听说毛委员派人到这里来了，脸上露出高兴的神色，说：“好，晚上我去。”说罢又耕田去了。
晚上，爹和修竹哥一起上农民夜校去了。从那以后，爹每天晚上都去，不久，就学会讲很多革命道理，还学会了耍大刀使快枪。又过了一阵子，便领着头在我们庄子里成立了赤卫队，当了赤卫队队长，领着头打土豪分田地了。
爹当了赤卫队队长之后，人变得更好了，不大声大气地向妈妈说话，也不大向别人发脾气了。爹本来是不爱说话的，现在要是左右邻居谁家里有了什么事，他也去说说劝劝。妈妈整天脸上带着笑，爹叫她去做这做那，她都高兴地去做，天天跑来跑去的，实在是忙哩。妈妈上哪去，我都要跟着，妈妈嫌我赘脚，就向我说：“莫跟着我，到隔壁找椿伢子玩去。”椿伢子是修竹哥的侄子，同我一样大，我俩常在一起玩的。
一天，妈妈又出去叫人做军鞋去了，我又去找椿伢子玩。我俩玩了一会儿，又唱起歌来，歌是跟大人们学的：
太阳出来红艳艳，
井冈山来了毛委员，
带领工农闹革命，
劳苦大众把身翻。
打倒土豪分田地，
家家户户笑开颜。
唱着唱着，我想起那天给地主胡汉三戴高帽子游乡的事情来了。歌里不是有“打倒土豪分田地”吗，我就向椿伢子说：“你当土豪，我来打你，把你拴起来游乡吧！”
“把你拴起来游乡！”椿伢子不愿意当土豪。
我说：“你当土豪，我拿绳子来拴你。”说着我真的到家里拿了根小绳子出来，抓住椿伢子的手要拴他。
“我不当土豪，我不当土豪！”椿伢子一个劲地摇晃着手，并且抓起绳子的一头来拴我。我见他不愿当土豪还要来拴我，就猛一推，把他推倒了。他哭了起来，爬起来就向家里走，大声地喊着“妈妈！”。我知道把事做错了，爹是不许我欺负人的。就在这会儿，我爹来了，他从地上把椿伢子抱起来，给他擦了擦眼泪，问他：“怎么把你摆弄哭了？”椿伢子说：“他叫我当土豪，我不当。”爹笑了起来，又问：“你为啥不当土豪哩？”椿伢子说：“土豪是坏种！”爹哈哈地笑起来，说：“对啦，土豪是坏种！”正在这时，修竹哥来了。他的脸色沉沉的，走到我爹跟前说：“胡汉三跑了！”
“跑了？”爹的眼瞪得老大，忙把椿伢子放下，抽出他腰间的盒子枪：“往哪儿跑去了？我把他追回来！”
修竹哥摇了摇头：“看样子是夜间跑的，说不定是跑县城去了。”爹气得直跺脚，说：“早把他崩了就好了，他这跑了，可是个后患呀！”
爹说的意思我懂一些。听大人们说，胡汉三有好几百亩田，他家里的粮食，都是穷人从田里收的，够他家吃几十年都吃不完。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当白狗子，是个最坏最坏的大土豪。要是上一回叫他游乡之后，把他枪崩了多好，怎么叫他跑了呢？我看看修竹哥，修竹哥对爹说：“唉，怨我们不小心，放走了一只狼。”爹拨弄了一下枪说：“不论他跑哪去，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说着转身要走。修竹哥拉了他下说：“现在顾不得抓他了，白鬼子进攻彭岗，上级要我们赤卫队到桂溪去牵制敌人。”说着他递给爹一张纸条。爹看了看纸条，说：“好吧，我们马上出动。”再没顾我和椿伢子，就直奔赤卫队队部去了。
在我们柳溪就能听到彭岗那边传来的枪声。我一听到一声枪响，就问妈妈：“这一枪是我爹放的吧？”妈点头说：“是的。”我听到这些枪声，心里很高兴，心想，爹一定能打死很多很多白狗子。妈这两天也特别忙，她和一些妇女们照顾那些从前方抬下来的受伤的红军叔叔，给他们喂饭呀，喂开水呀，夜里都不回家。
第三天早上，我和妈妈正在家里吃饭，忽然西院的吴三姑走来，在妈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妈丢下饭碗就向外走。我喊妈，妈也没理我。我也丢下饭碗跟着跑了出来。妈直奔胡家大院，我想，一定是有动手术的了，红军的医生就在那里。
我跟着妈妈跑进大院的东屋一看，见架起的门板上躺着一个人，那正是我爹。爹见我们来，一折身坐了起来。我见他一下子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了。妈急促地问：“你受伤了？”爹点点头：“没什么，左腿上钻进去个子弹。”说着他把身子翻了一下，把左腿向上搬了搬，这时我才见到他的左面裤腿全让血染红了。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爹见我哭，有点烦，说：“哭什么，别哭，再哭就出去！”我想不哭，可是又止不住，便偎在妈妈的身边，嘤嘤地哭着，怕爹撵我出去。妈妈轻轻地卷起爹的裤腿，我见爹的小腿上缠着纱布，纱布也让血染红了。这时，一个红军医生走了进来。他和妈一起把爹腿上的纱布解下来，然后看了看受伤的地方，又摸了摸，向爹说：“潘队长，你腿里的这颗子弹要取出来呀！”爹说：“取嘛，在里面又不能生崽。”说着还笑了笑。医生让妈妈站开了点，他就动手给爹洗伤口，要取出那颗钻在腿里的子弹。我躲在妈妈的身后，又想看，又不敢看。
医生替爹洗干净了伤口，就要动手取子弹了。这时隔壁又抬来一个受伤的叔叔，接着就听那个叔叔叫了两声。替爹洗伤口的医生去隔壁看了下，又走了回来。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有个同志受了伤，就要动手术。爹说：“没有给他打麻药吗？”医生摇摇头说：“从救护队带来的麻药就剩下一针了”说着拿起一小瓶药看了看，准备给爹打针。
爹一见几乎要站起来，摇着手说：“我的伤没什么！我不要用麻药，快把麻药拿给他用！”这时隔壁又传来一声叫痛声，医生犹豫了一下说：“潘队长，你手术时间要比他长，这针药还是给你用。”我爹大瞪着眼：“你这人好死板嘛，你不看我的身体多壮实，手术时间长点怕啥！快给送过去。”医生转脸看看我妈。我妈什么也没说，把脸转到一边去。爹瞪着眼向妈说：“喂，你说，叫他们把麻药拿过去。”妈看了看爹，向医生点了点头：“拿过去吧！”医生只好拿了麻药走到隔壁去。
麻药给了那个叔叔用了，没有多大会儿，那边的叔叔就不作声了。等医生再进到这边屋里来的时候，爹向妈说：“你带冬子出去吧。”妈妈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出了屋子，就在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站着。停了一会儿，听到屋里有些动静，妈向我说：“冬子，你在这儿站着，我进去看看。”说着她又进了屋子。我不敢进屋子，可是又想看看，脚不由得就向屋子跟前挪了挪，慢慢地就挨近了屋门口。门是半开着的，正好看见医生从爹腿里向外取子弹。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又哭了出来，可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中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他招招手，要我过去。我怯怯地往前走了走，忽然听到当啷一声，见一颗子弹头落在一个瓷盘子里。爹笑了，他问医生：“取出来啦？”
医生高兴地说：“取出来了！”他握起爹的手，“潘队长，你真行，一声都不响，一动都不动！”
爹说：“把那个子弹头给我吧。”
医生拿起瓷盘子里的子弹头，想擦去上面的血迹。爹忙说：“别擦，我就要带血的。”医生就把那颗带血的子弹头递到爹的手上，然后替爹裹好了腿上的伤口，就出去了。
爹叫妈把我抱到床板上，坐在爹的身边。他把那颗子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里，说：“冬子，你知道这颗子弹头是哪里来的吗？”我说：“是白狗子打的。”爹点点头，又问：“隔壁那个叔叔的伤是怎么来的？”我说：“也是白狗子打的。”爹看了看那颗子弹头，又看了看我，说：“白狗子要我们流了这么多血，该怎么办他们呢？”我说：“也用枪来打，叫他们也淌血！”
“好！”爹拍了下我的头说，“记住，等你长大了，要是白狗子还没打完，你可要接着去打白狗子。”
我小心地捧着那颗子弹头，那上边的血鲜红鲜红的，这是我爹流的血啊！我仰头问爹：“刚才向外拿这个子弹头时，你不痛吗？”爹说：“痛啊。”我又问：“打了麻药还痛不痛？”爹说：“打了麻药就不大痛了。”我说：“为什么你不打，又让给那个叔叔呢？”爹说：“冬子，我和他是阶级兄弟，他身上痛就跟我身上痛一样。”爹的话我只能朦朦胧胧地懂一点。我又问爹：“刚才那么痛，你为啥不叫唤哩？”
爹说：“我叫唤，它也是要痛的嘛，我硬是不叫，它就怕我哩，就不痛啦！”我听爹的话很有意思：痛的时候硬是不怕，痛就会怕你，也就不痛了！能真是这样吗？妈见我缠着爹只顾问这问那，便把我抱下来，说：“别东问西问的啦，让你爹歇歇吧。”这时修竹哥来了。修竹哥一来，爹就要下来，修竹哥忙拦住爹，问他：“你要干什么？”爹说：“子弹取出来了，我得上去！”修竹哥说：“你上哪去？”爹说：“打仗去呀！”修竹哥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你别去了，你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爹问：“什么任务？”
修竹哥说：“红军要离开根据地！”
“为什么？”爹不大明白，问了一句。
修竹哥想继续说下去，见我和妈妈在一边，又不说了。爹让我和妈妈走开，接着就听他和修竹哥激烈地说起话来：“有人不按毛主席的办法打，必然要打败仗！”
“是呀，按毛主席的办法打，敌人的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可这一次打了好几个月，越打越糟！”
“我们都有意见！”
我问妈妈：“他们说什么呀？”妈妈不理我，拉着我走出院子。
爹养了一些日子的伤，能和平时一样走路了。又过了几天，任务来了。什么任务呢？原来爹要编到红军主力里去，随红军一起去打仗。妈妈这几天显得特别忙碌。晚上，她一个劲地赶着做鞋，已经做了三双。白天，做早饭时，她总要煮上几个鸡蛋，等到第二天，看爹没走，就把鸡蛋给我吃了，到下顿饭时，她再煮上几个。这样，她已经煮上四次了。我呢，觉得很新鲜。心想爹这次要出去很远很远，打一个大仗吧，要不，妈妈为什么准备那么多鞋呢？
一天夜间，我已经睡熟了，忽被一阵说话声搅醒，我听是爹和妈的声音。爹已经有好几夜没回家睡了，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呢？就听妈说：“你这次出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爹说：“很难说，听说要去和兄弟部队会师，也有的说要北上抗日，要等打完日本鬼子才能回来呢。”
“要是我去也能帮着做点事，”妈妈说，“我和冬子也跟着去吧！”
“不行，那是大部队长途行军，要天天打仗的。”
“你们走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像过去一样嘛，该支前还支前，该斗争还斗争。”爹问妈：“你和那几家家属谈得怎么样？她们的思想都通了吧？”
妈说：“都通了。”
“往后更要很好地把大家都团结起来。”
妈说：“是的。你们红军在的时候，大家心里都踏实，如今你们一走，有的人觉得心里没着没落的。”
“红军走了，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还在，照样闹革命嘛！”爹稍停了下又说：“当然了，环境变了，革命的形式也要跟着变。”
妈说：“大家也都有准备了。”
停了一会儿，爹说：“你入党的事，我已经向修竹说了，他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修竹不走吗？”
“他不走，他负责我们这一片党的工作。”
“只要有党在，大家的心里还是会很踏实的。”妈又问爹：“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以后也好注意改。”
爹说：“以后斗争性要强些。红军北上了，斗争的环境可能要艰苦得多，残酷得多，你一定要更坚强一些才行。”
妈说：“我一定要刚强。一年多了，我一直想入党，总觉得不够条件，从小就是个绵性子。”
“入了党，就不能按一般人要求自己了。”爹的声音是那样地坚定，“等你成了党员之后，你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一个战士了。”
妈激动地说：“以后我是党的人了，党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还有冬子，”爹提到了我，“我很疼这孩子，以后怕要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你得好好教育他。”
妈说：“这你就放心吧，我会教他好好成人的。”
“要是工农民主政府还存在，要是能念书，就送他上列宁小学。”爹说到这里，大概是挪了下油灯，照了照我，又轻声地向妈说：“等冬子长到我这么大的时候，也许要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了。”爹的大手在我的脸上抚摸了一下，他的手是宽厚的，粗糙的，有力的，温暖的。然后爹又说：“我在冬子这么大的时候，连今天这样光景也没见过呀！今天有工农民主政权，有赤卫队，有共产党和红军。”
“是呀！”妈妈说，“你们要是不走，能保住这个光景，也就是个好日子了。”
“不，真正的好日子是社会主义。”爹说，“等到了共产主义，那日子就更好啦！”
“还能怎么个好法呀？”妈妈似乎不大明白。
爹深情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呀，所有的土豪劣绅全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种田的、做工的，全都为集体劳动。劳动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孩子全能上学……”妈妈轻轻地嗯了一声，爹又接着说：“好日子还要靠我们去战斗啊！”我听着听着，又睡着了。好像我真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啊，那学校是青砖青瓦盖的，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小学生啊，全穿着新衣裳。
早晨，我被锣鼓声惊醒。我睁开眼，见爹和妈都已经起来出去了。我忙穿好衣服向外跑，一看，啊，东头场上集着那么多人啊！锣鼓敲得震天响，还有人喊着口号。我挤到跟前一看，是欢送队伍的。我心想，这准是欢送红军的吧。我到处找爹，找不着。忽然，我被人拉了一下，我回身一看，是妈妈。妈说：“冬子，快回家，你爹就要走了。”我跟妈回到了家，见爹穿得整整齐齐的，身上背着干粮袋、斗笠，还有妈给他做的鞋。爹见我进来，一下子把我抱起，亲了下我的腮帮，说：“冬子，爹要打白狗子去了，你在家要好好听妈妈的话。”我搂着爹的脖子，说：“爹，你走吧，你去打白狗子，多多打白狗子！”爹笑笑，又亲亲我，把我放下。他从桌上拿过一本书放在我手里，说：“冬子，这是一本列宁小学课本，是我从学校里给你要来的。”
我看看课本，见封面上有个红五星，还有一把锤子和一把镰刀，上面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我问爹：“我什么时候上学啊？”
爹说：“再开学的时候，妈妈送你去。”随后爹又低声和妈妈说了些什么，妈妈点点头，把她煮好的鸡蛋装在爹的挎包里，便和爹一起向外走。我一下子扯住爹的衣襟说：“爹，你打了胜仗就回来啊！”爹回头看了下我，把我的手拉起来，问我：“冬子，我上回给你的那个子弹头，你丢了没有？”我说：“放在床头上了，没丢。”爹想了一下，从他的挎包上撕下一个红五星，递给了我，说：“冬子，我再给你个红五星。”我接过红五星，问爹：“给我这个做什么呀？”爹说：“我这次出去时间很长，你要是想我了，你就看看这红五星，看见这红五星，就和看见我一样。”我把红五星紧紧地握在手里，又看看爹，爹说：“还有那个子弹头，你也别丢了，你见了它，就会想到红军、赤卫队为打白狗子流过血。长大了，你要去打白狗子！”说罢爹又拍拍我的头，就向东场大步走去了。那边正响着锣鼓声和口号声。爹出发打白狗子去了，我跑着去送他，心想：爹打了胜仗就会回来的。